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这样描述书画鉴藏的起源：“汉武创置秘阁，以聚图书，汉明（帝）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已创立鸿都学，以集奇异，天下之奇异云集。及董卓之乱，山阳西迁，图画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七十余乘……”这也许是有关书画、文玩收藏的最早文献记载。自此以后，鉴藏一道，便成为达官贵人、风雅之士玩物遣兴之余兴，长盛不衰。20世纪以来，这种“余兴”之外，又多了一种投资理财之功能。随着一件件作品以超出人们想象力的天价不断刷新拍卖纪录，以及一个个类似神话的、收藏获取厚利的故事广为传播，人们对于“鉴藏”的概念可能越来越集中于藏品带来的经济利益，或者那种以捡漏心态所获取的心理快感。
　　在现今甚嚣尘上的收藏界，鉴藏的本真随着专家和媒体的推波助澜，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商业化的运作成为现代收藏的主要模式。事实上，“鉴藏”的本义是先“鉴”后“藏”。明代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鉴以定其真伪。”在真赝无疑的前提下，然后再纳入书斋中，谓之“藏”。而“藏”的目的在于“赏”，“赏以定其高下”，品其优劣，然后修身养性，陶冶性情。从魏晋时期的梁武帝萧衍、隋朝的妙楷台、宝迹台，唐朝的李世民，两宋的米芾、赵令畤、贾似道，元代的郭天锡、鲜于枢、柯九思，明清以来的大鉴藏家如华夏、文征明、项元汴、黄琳、高士奇、梁清标、安岐、孙承泽、吴荣光、孔广陶、顾文彬、庞莱臣、张伯驹、吴湖帆等人莫不如斯。当然，以收藏炫富者偶亦有之，如海山仙馆主人潘仕成；以藏画牟利者也不乏其人，如明代的张泰阶、20世纪以来的书画鉴藏及商贾等。但究其鉴藏之主流，仍然是以“悦目”与“养心”为本能。张彦远曾说：“有收藏而未能鉴识，鉴识而不善阅玩者……此皆好事之病也。”这是对疏离收藏本真的“好事之病”的质疑。
　　而如今，这种“好事之病”可谓蔓延泛滥，远离收藏本真的现象似有愈演愈烈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今天一样使书画比其他任何文玩更具商业性，也没有任何时代的书画像今天一样价值不菲。不断刷新的拍卖纪录使书画不再成为文人雅士们的案头清供，书画再也不是文人墨客们的专享，更不是骚人墨客间互相唱酬的清玩雅物。无论是否真的喜欢书畫，或者是否真的读懂书画，只要有足够的货币和胆识，便可成为新的书画鉴藏者。富甲天下的书画收藏家不断更新，此起彼伏的竞价浪潮催生一个个富豪级收藏家。很显然，书画鉴藏的本真已经渐行渐远，原来那种传统文人所追求的消夏、清玩、怡神已经退居其次。取而代之的是，书画和其他商品如房产、股票、期货、黄金一样成为不断升值的媒介。人们甚至称之为“挂在墙上的股票”，其商品价值高踞于艺术价值之上。
　　如同其他任何商品能给投资者带来喜和悲一样，书画的商业性能已被前所未有地无限放大，不断刺激着收藏者的神经，带来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热闹局面。而在书画收藏界，衡量一个书画家的成就及其影响力，不再将艺术价值作为主要的考量标准，而往往以其市场价位的高低作为重要指标。一时间，古不如新，老师不如弟子，艺术水平高而淡泊处世者不如水准不高而善于炒作者，比比皆是。各种反传统的怪状层出不穷。价高者艺术水准平平、价低者不乏精品力作的现象不时出现在书画鉴藏界。书画鉴藏的主流正在被商业化的市场规律逐渐侵蚀。
　　当然，对于新型的鉴藏者来说，这种非传统性的目的实在是无可厚非。事实上，自古以来的书画鉴藏，多分为养心性与投资性。以往书画鉴藏，养心性强，而投资性弱；而现今书画鉴藏，则刚好相反。很显然，这是世风使然。本人所要表达的是，当书画作为高端的奢侈品，其“本能”已被鉴藏者越来越淡化的今天，其早先所具有的怡情养性与美感教化功能不应被淡忘，在小众中应该再次被人提及。近世书画鉴藏家顾麟士（1865—1930）在《过云楼续书画记》中说：“东邻之子好礼，西邻之子好武，询其由然，家藏互异：一多清庙之遗，一多兵库之选。前人之藏也无心，而后人无心焉好之，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熏习濡染有不期然而然者。”这也正道出了鉴藏的根本意义所在。所谓鉴藏，其本能应该在于陶冶性情，熔铸性格。在潜移默化中，在润物细无声的春风化雨中，达到“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今天各种媒体和各种声音所高扬的书画鉴藏，似乎正与此背道而驰。
　　笔者无意呼吁扭转这种局面。任何存在的现象，总有其生存的理由。本人只是试图通过微薄之力，让更多的人在喧嚣的市场背后，能充分认识到书画鉴藏最核心的价值。很显然，这又要回到我的老本行。
　　笔者以二十余年来的书画鉴藏经历，在博物馆库房中摩挲书画，把玩品评。书画的投资与本职工作没有丝毫关系，真正能享受到古人所谓的悦目养神、挥麈消闲的乐趣。每有所得，辄手自笔录，诉诸笔端。日积月累，集腋成裘，以至于有《书画鉴考与美术史研究》《书画的鉴藏与市场》《岭南金石书法论丛》《岭南近代画史丛稿》《明清广东画史研究》《居巢居廉研究》《销夏与清玩——以书画鉴藏史为中心》等多部论著问世。诸书多为品评鉴考，或考其真赝，或定其得失，再或者钩稽史料，或品其次第，均有感而发；亦有史论相参、条分缕析之文。而新近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梓行的《书画鉴真与辨伪》则是在此基础上，针对书画鉴藏中的“鉴真”与“辨伪”，现身说法，让更多书画鉴藏者能领悟书画的真谛与意义。
　　很显然，本书的重中之重是讲书画鉴定。书画鉴定是一门兼具实用性和学术性的学问，需要一定的书画阅历、文史和艺术方面的知识。在现代的文物鉴定中，书画鉴定又是唯一一种不能以科技手段完全替代目鉴的文物门类。科技鉴定在书画中，只能证伪，而不能证真。比如一件标榜为宋代米芾的书画，通过仪器检测纸张、墨迹、印泥等材料是宋代的，也不能确定这件作品就是米芾的，还需进行书画风格的比对、时代气息的考量和个人笔性的研究等，因为宋代以后的人也可以用宋代的材质创作书画；但如果检测纸质等材料是宋代以后，则可断定此作为伪作。而要证明一件作品是真迹，除了材质必须到代外，还必须对书画家的个性风格、印鉴款识了然于心，有时候还需要借助大量的文献考据来做辅助证明。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据，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书画鉴定仍然需要依靠专家的经验来进行判断。既然主要取决于经验，就难免会受到很多主观因素的制约，因而也就使书画鉴定成为所有文物鉴定中最难也是争议最多的一门学问。 　　书画鉴定中，最难的莫过于“鉴真”而不是“鉴伪”。所谓的“鉴伪”，就是依据某些瑕疵将作品断定为赝品。在大多数时候，这种判断是有道理的。但有时候也不尽然。谢稚柳就曾说，书画家有时候可能会因为创作的环境、心情或其他因素，而在作品中表现出和一贯风格不一样的地方。相信很多从事书画创作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据此就断定作品是伪作或存疑，显然是不科学的。
　　有的人动辄将作品看假，有时即使是真品，但略有瑕疵，也会因为“慎重”而把作品断为伪作。若发现此类鉴定“失误”，真正追究起来，他可以说是自己眼力较严，两手一甩，毫不干事，人们也会因为他的“把关严”而理解、原谅他。笔者就曾遇到过多次这样的例子。记得某次为博物馆征集作品时，有一件作品是开门见山的改琦的人物画，无论笔墨风格，还是时代气息、鉴藏印章，都无懈可击，而且流传有序。但在最后签署鉴定意见时，其中有个专家在仔细鉴定之后，虽然并未挑出其显而易见的毛病，但却认为，改琦所绘的仕女的裙摆有些僵硬，像改琦这样知名的画家，不太可能出现这种状况。就因为这样一句“不太可能”，就把此作打入冷宫，定为“存疑”。事实上，这件作品虽然后来无缘入藏公库，但却在拍卖场上受到众多藏家的追捧。这就说明，作品的真伪自有公论。那种因为书画家的非典型风格或人为的“挑刺”而轻易定作品为赝品或存疑的做法，在现今书画鉴定界似有愈演愈烈之势，也使书画鉴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很多收藏家因此倍感困扰。
　　但是，在真正的高水平鑒定家看来，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多也就是书画鉴定的初级阶段。在书画鉴定中，真正考验是否具有“法眼”的，是“鉴真”而非“鉴伪”。所谓“鉴真”，是在别人“鉴伪”中被打入另册的“伪作”或不留意的作品中发现“仙丹”，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大家所熟知的张伯驹、韩慎先、张珩、吴湖帆、王季迁、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刘九庵、杨仁恺、苏庚春、傅熹年等著名书画鉴定专家都有这个本事。启功、谢稚柳等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的成员在全国巡回鉴定时，就发现了大量的不为人所知的真迹。在这些鉴定大家中，都有过慧眼识宝的经历：比如徐邦达发现了怀素的《食鱼帖》、黄公望的《雪夜访戴图》，谢稚柳发现了徐熙的《雪竹图》、北宋人的《群峰晴雪图》，启功发现了众多董其昌的代笔人，刘九庵发现了祝枝山的代笔人吴应卯和宋人《柳荫群盲图》、元颜辉《山水》轴、元赵孟頫《行书五言诗》轴，杨仁恺发现了《清明上河图》等。而苏庚春也曾为广东省博物馆征集过被人定为“赝品”的明代陈录的《推蓬春意图》和边文进的《雪梅双鹤图》。前者是从被定为普通工艺品的出口商品中发现，后者则是从古籍书店包裹线装书的故纸堆中发现。这两件作品后来成为广东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全国书画鉴定小组的专家们一致认为是该画家的精品之作，成就了一段书画鉴藏史上的佳话。
　　关于书画鉴定中“鉴真”与“鉴伪”的话题，徐建融在一篇题为《鉴定眼界的严与宽》的文中谈道：“在书画鉴定中，一种是以鉴定家的‘自我’为中心，一种是以待鉴定的作品为中心。”他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不是眼睛宽和眼睛紧的问题，而是人品的问题。撇开开门见山的真和假，对于可真可假的情况，当它与鉴定者没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客居美国的书画鉴定家王季迁先生就曾对人说过：“某甲心胸宽阔，所以一律看真，某乙心胸偏狭，所以一律看假。”这虽然有些上纲上线，但细想起来，似乎不无道理。当然，这又涉及书画鉴定的另一个层面了。
　　而对于书画鉴定中常见的有争议的作品，老一辈的书画鉴定家并不急于下结论。谢稚柳在这方面为后学者做了一个表率。他曾说：“别人都说我看画时看得比较宽，其实不是我有意如此。对一件古人作品的真伪，如果采取严的态度，说它是假货，是伪作，那是很容易的事；要看真，要肯定它，是很费功夫的。特别是有争议的作品，更不能轻率地把它否定，打入冷宫。有时不妨多看几遍，多想一想，有的画我是看了思索了若干年才决定的。有些画这一代人决定不了，让后来人再看。对画就像对人一样，要持慎重态度。”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现今很多有争议的书画作品，自然也就会少了很多争拗。
　　或许这便是本人撰写《书画鉴真与辨伪》的初衷所在。
　　（此文为《书画鉴真与辩伪》一书的札记，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