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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藏书，历史悠久，肇始春秋时之孔子，绵延数千年至现代，传承典籍文化，弘扬华夏文明，厥功至伟。
历史上藏书者多是嗜读者，藏与读相互促进，在我国此类人众多，或为王公贵族，或系布衣士人，其藏书量或汗牛充栋，或与官藏相埒，有的专藏经史，有的专弆子集，还有的专藏说部，不一而足。他们穷毕生精力藏书研读、校雠刊布、育化后学、乐此不疲。限于古人对死后“灵魂不灭”的认知，许多藏书爱好者生前身后亦祈望能够继续藏书读书，故常有人死后将生前宝爱之书带入坟墓。一般来讲，凡随葬书籍者，生前皆好读书。据传说，唐太宗因对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爱不释手，故其死后随葬墓中，永绝于世，成为人间一大憾事；还有蒲松龄也隨葬了《醒世姻缘传》；今人霍英东先生生前甚爱《红楼梦》和《莎士比亚》等书，故亦随而葬之。
我国早在以简帛图书为文化载体的时代，上至嗜读的王侯显贵，下迄酷好学习的士大夫，考古发掘常见其棺墓中随葬古书，这种现象既见于文献记载，也在古墓中时有出现。据《太平御览·冢墓四》引《皇览·冢墓》记载：东汉明帝符节令宋元说，“臣闻秦昭王与不韦好书，皆以书葬……臣愿发昭王、不韦冢，视未烧《诗》《书》”。这是在东汉时期一位名叫宋元的大臣上书明帝，他听说秦昭王和吕不韦生前皆喜好书籍，故死后以书陪葬，请求挖出二人坟墓中的儒家经书，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五经”进行核实。又《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记道：
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盗以把火自照，后人有得十余简，以示抚军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书《考工记》。
这是南朝萧齐时代有关先秦楚王墓被盗发出土古书的记载。可见早在先秦时代，就有君王和士大夫死后随葬宝爱书籍之事。另据《后汉书·戴封传》记载：太学生石敬平卒后，“书物皆在棺中”。同书《周磐传》亦载：周磐临终嘱其子，“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由此说明，秦汉时期承袭了这种传统。
王公贵族祈盼永久统治天下、隶使臣民，需要读书学习，以借鉴历史、掌握御民之术；士大夫欲不断进取，博得世代富贵，并冀将文化传其子孙，故也需要持续藏读。所谓“士大夫”，是我国古代对士人和官吏的统称，始于战国，士大夫既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同时又是社会上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绝大多数的士大夫把从政当作人生的第一要务，而其文化素养也决定了他们是文学、文献、书法、绘画、篆刻、古董收藏等文化的承传者和创造者。
古今特别是现代，于古墓中不断发掘出随葬书籍。历史上有过两次颇具影响的较大规模的竹简书出土，一次是“孔壁藏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武帝末（按：当为“景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从而引发今古文经学之争，持续了2000多年。另一次是“汲冢竹书”的发现，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河南汲郡人盗发战国魏襄王墓，出土了一大批竹书，上有十余万字，皆用六国文字（俗称科斗文）书写，竹书出土时已近散乱，因年深岁久埋于地下而韦断简朽，加之盗墓者弄乱了简策次序，并点燃竹简照明，使这些珍贵古书损坏严重。《晋书·束皙传》有所记述，道：“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西晋政府遣人收缴整理，其中之《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流传至今，《纪年》内容主要是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之史事，多与传世文献记载相异，订正了一些远古历史。“孔壁藏书”乃孔子后人为避秦火所藏，目的自不必说；而“汲冢竹书”之发现，既体现了墓主地位和身份，亦有世人“事死如事生”传统观念之固持，还可以说明魏襄王是一位生前喜好藏读、死后亦祈盼能够继续藏读的嗜学之君。
1949年以来，从秦汉古墓中出土大量珍贵的古籍文献，尤以汉代简牍为多，数量最为集中，内容亦最为丰富，填补、修正了传世文献所记载的许多史实，这些墓主人或已考出其姓名，或尚不知，他们应该皆是早期的藏读爱好者。
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了4942枚竹简，另有一些残片，内容多为古佚书，有《孙子兵法》以及4篇佚文、《孙膑兵法》16篇、《尉缭子》5篇、《六韬》14组、《晏子》16章、《守法守令十三篇》10篇、论政论兵之类50篇、阴阳时令占候之类12篇、其他类13篇。这些古籍均为西汉时手写书，是较早的写本，对于研究我国历史、哲学、古代兵法、古文字学、简册制度和书法艺术等，都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遗憾的是墓主人不知为谁，有学者根据随葬佚书内容判断应是一位统兵的将军，可墓中未发现任何可显示将军身份的豪奢物和装饰品，故或认为应是一位喜藏兵书的士大夫，因为一个普通士人没有能力庋藏这么多简策书籍。不管墓主人是谁、属何种身份，我们按照秦汉礼仪风俗推断，其既然让亲属为之随葬这些书籍，说明他生前喜好藏读、身后祈盼继续藏读当无问题。
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秦代竹简，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秦简，总计1155枝（残片80片）。出土时，这些散乱竹简或堆于墓主人身旁，或覆盖其骸骨之上，或压在其骸骨之下，这些简书是与其生前职守相关的藏书，入殓时一捆捆置于墓主人周围。
据《编年纪》所记，墓主人名喜（佚姓，前262—约前217），秦始皇时，历任安陆（今湖北安陆一带）御史（掌监察）和令史（管文书）、鄢（今湖北宜城东南）令史和狱吏。出土的《编年纪》和这些法律、文书，正反映了喜的生平经历，可证其是一位生前卒后皆祈盼持续藏读并深谙秦法的士大夫。当时秦始皇尚未实行“焚坑”政策，亦未颁布禁绝私人藏书的“挟（藏）书律”，所以喜得以将其平日所藏读之书带入墓中。
还有汉初人利苍（？—前187），也是一位渴望生前身后持续藏读的士大夫，在《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和《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有其简历，记述他是湖北荆州人，早年跟随刘邦征天下，待天下平定后，其官拜长沙相（汉初长沙为封国，即长沙王之丞相）。惠帝时，封轪侯。他生前嗜藏读，所藏不仅数量多，而且弥足珍贵。 1973年，利苍一家茔墓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被发现，出土了大量的古佚书，包括简书、帛书和帛画，以帛书为主，帛书的质地是生丝织成的细绢，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出土的早期帛书，令世人大开眼界。
简书有《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四种，皆为医书，写在200枚竹简上。帛书种类较多，内容十分丰富，湖南省博物馆陈松长先生在其《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按照班固《汉书·艺文志》体例，以单篇作为计数单位，将其分为6大类44种：一、六艺类有《周易》《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丧服图》等。二、诸子类有《老子》乙甲本、《五行》《九主》《明君》《德圣》《经法》《道原》等篇。三、兵书类有《刑德》甲乙丙篇。四、术数类有《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阴阳五行》甲乙篇、《出行占》《木人占》《相马经》《太一将行图》等篇。五、方技类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等篇。六、其他有《地形图》《驻军图》。总共有12万余字，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诸多方面，对研究战国至西汉历史文化极具参考价值，从书籍史角度讲，其意义亦非常重大。
我们常见先秦、秦汉传世文献中有“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晏子》外篇）、“越王以册书帛”（《国语·越语》）、“书之竹帛，藏之府库”（《墨子·天志下》）、“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墨子·明鬼》）、“先王寄理于竹帛”（《韩非子·安危》）等语句，仅知其意是将重大历史事件记录在竹简和帛书上，可谁也没见过真正的帛书。又《史记·孝文本纪》有“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应劭《风俗通》“佚文”中有：“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这里的“上素”，就是抄写在缣帛上。还有《后汉书·儒林传序》记董卓之乱时，“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缣帛图书”即帛书。显然，帛书作为当时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先秦、秦汉时期广为盛行，但帛书因其质地为丝织品，故极昂贵，《后汉书·蔡伦传》上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由此可见，帛书——普通文化人是弆藏不起的。常识告诉我们，随葬地下二千多年的帛书以及其他丝织品极易腐爛，能够较完整出土几不可能，所以在马王堆帛书出土之前，今人仅见于文献记载，谁也没见过先秦、秦汉的帛书，这便是马王堆帛书在内容、形制与材质上极其珍贵之原因所在。
这些帛书折叠放置一长方形漆奁中，帛分整幅和半幅，整幅折叠成长方形，半幅卷在竹木条上；帛用墨、朱砂画好上下栏，再用朱砂画出直行格（即后世所说的“乌丝栏”或“朱丝栏”），有的未画，是仿竹木简形状，横放右起竖写，写满后向左再写下一行，整幅每行七十余字，半幅三十余字，多为墨书。字体为篆、隶和篆隶间之草篆，或秀丽，或洒脱，或潦草，显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帛书长短不一，长帛不剪断，故一幅长帛上写几种书，短的仅写一种。体例多不一致，首行或有标记或无，章节有分有不分，有标题的写于文章末尾，并记字数。从字体、体例上判断，这些帛书抄写者既不同时亦非一人。
利苍官至王国相，酷爱读书，学识渊博，而且有能力大量藏书，幸亏其死后随葬了这些简帛，才使今人能够见到这些珍贵的帛书。
再有夏侯灶（？—前165年），其父名夏侯婴，夏侯婴乃刘邦重臣，随刘邦灭秦亡楚被封汝阴侯，夏侯婴去世后，夏侯灶继承了汝阴侯爵位，为第二代汝阴侯，在位七年卒。
1977年在安徽省阜阳市城西南双古堆，发现了夏侯灶坟墓，出土了大批竹简，有6000余枚，内容非常丰富，经过整理，有《诗经》残简100余枚、《周易》残简凡300余枚、《仓颉篇》残简上有541字、《年表》与《大事记》残简近200枚、《万物》残简凡50余枚、《作务员程》残简近百枚、《行气》残简数枚、《相狗经》残简数枚、《楚辞》残简数枚、《刑德》与《日书》残简凡数百枚，还有一些干支残片，多系亡佚千年之秦末汉初的珍贵书籍。通过这些随葬书籍，可以说明夏侯灶是一位好学者，与大多数早期的藏书爱好者一样，他祈望卒后将这些藏书随葬，以便能够继续藏读学习。
1983年末，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发现一座西汉初年古墓，出土了一大批竹简，这批竹简总数约1000余枚，据专家推测，竹简原先应是分卷放置的，经两千年地下浸泡腐烂散乱。整理后竹简所含古书有九部分，各篇多有篇题：有多种“汉律”及《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日书》《历谱》《遣册》等。其内容以汉代法律史料为主，汉律和《奏谳书》两部分竹简约七百余枚。《奏谳书》是汉代司法机构讨论疑难案件的案例汇编。目前墓主人尚不知为谁。
另有刘贺（前92—前59），汉武帝之孙，嗣父位为第二代昌邑王，《汉书》中有其事迹。汉昭帝死后，权臣霍光立之为帝，在位27天便被废黜。宣帝时封之为海昏侯。
海昏侯陵墓于2011年发现，经过多年考古发掘，出土了数量庞大、价值连城的宝物，其中有5000多枚竹简置于漆笥中和60多版木牍，这些简牍包括多种古代文献，是中国简牍发现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简牍古书目前由专家正在整理，还没有完全整理出来。据报道，简牍古书有与《诗经》《礼记》《论语》《春秋》经传以及《孝经》等儒家经书相关的内容，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及暂时定名的《葬赋》等文学作品，有术数类即阴阳五行生克制化之书和方技类即医学药方等科技方面之书，具体包括哪些古籍，尚需时日揭晓。刘贺被废后，获得大量金银赏赐，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整日聚书读书，以消除寂寞和烦闷，打发时光。
还有刘循（？—前55，一作刘修），汉景帝之后，为第六代中山怀王，其事迹不可考。
1973年5月，于河北定县八角廊村40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竹简，因为久遭被盗被焚，已经碳化成块，残碎极其严重。经专家整理，可辨识的部分古书内容有《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传》《太公》《文子》《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日书·占卜》等，还有多种无法辨认。据学者考证，墓主人应为刘循。从这些出土的古籍推断，刘循也应是一位生前藏书富赡并祈盼死后能继续藏读之人。
从上述数人坟墓中发掘出古书来看，这恐怕只揭示出了封建贵族、士大夫随葬书籍的冰上一角，可以肯定，历史上许多士大夫死后在其随葬品中，多有生前喜读之书，这些人应皆是藏书爱好者，那时藏读既显示身份尊贵，还可以进取，亦能修身养性，故其死后皆祈盼能够继续藏读，只不过目前或尚未发现其茔墓，或发现后随葬之书早已腐烂，或经盗墓者毁掉等等。我们相信，今后还会有封建士大夫随葬书籍被发现，以丰富、填补和修正我国历史。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以勤劳、勇敢、智慧、好学著称，自从进入文明社会就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等记录极为重视，对流传下来的典籍文献的保藏有一种天然自觉，从而形成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院藏书和书院藏书四大藏书系统，使浩如烟海的古籍保存至今，这些古籍记录着众多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伟大人物，记录着我们的先人诸多先进的发明和创造，记录着广大劳动人民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行，记录着社会不断前进的步伐，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我国五千年的历史记录从未间断，唯有我们的典籍文献传承下来的最为丰富，唯有我们对书籍文化的探究最为全面深刻，所获成果也最多。在此过程中，私藏爱好者贡献特别巨大，他们与官藏薪火递传，生前身后体现着永恒的好学进取精神，使中华文明如日月经天，永放光芒。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壹
历史上藏书者多是嗜读者，藏与读相互促进，在我国此类人众多，或为王公贵族，或系布衣士人，其藏书量或汗牛充栋，或与官藏相埒，有的专藏经史，有的专弆子集，还有的专藏说部，不一而足。他们穷毕生精力藏书研读、校雠刊布、育化后学、乐此不疲。限于古人对死后“灵魂不灭”的认知，许多藏书爱好者生前身后亦祈望能够继续藏书读书，故常有人死后将生前宝爱之书带入坟墓。一般来讲，凡随葬书籍者，生前皆好读书。据传说，唐太宗因对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爱不释手，故其死后随葬墓中，永绝于世，成为人间一大憾事；还有蒲松龄也隨葬了《醒世姻缘传》；今人霍英东先生生前甚爱《红楼梦》和《莎士比亚》等书，故亦随而葬之。
我国早在以简帛图书为文化载体的时代，上至嗜读的王侯显贵，下迄酷好学习的士大夫，考古发掘常见其棺墓中随葬古书，这种现象既见于文献记载，也在古墓中时有出现。据《太平御览·冢墓四》引《皇览·冢墓》记载：东汉明帝符节令宋元说，“臣闻秦昭王与不韦好书，皆以书葬……臣愿发昭王、不韦冢，视未烧《诗》《书》”。这是在东汉时期一位名叫宋元的大臣上书明帝，他听说秦昭王和吕不韦生前皆喜好书籍，故死后以书陪葬，请求挖出二人坟墓中的儒家经书，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五经”进行核实。又《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记道：
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盗以把火自照，后人有得十余简，以示抚军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书《考工记》。
这是南朝萧齐时代有关先秦楚王墓被盗发出土古书的记载。可见早在先秦时代，就有君王和士大夫死后随葬宝爱书籍之事。另据《后汉书·戴封传》记载：太学生石敬平卒后，“书物皆在棺中”。同书《周磐传》亦载：周磐临终嘱其子，“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由此说明，秦汉时期承袭了这种传统。
王公贵族祈盼永久统治天下、隶使臣民，需要读书学习，以借鉴历史、掌握御民之术；士大夫欲不断进取，博得世代富贵，并冀将文化传其子孙，故也需要持续藏读。所谓“士大夫”，是我国古代对士人和官吏的统称，始于战国，士大夫既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同时又是社会上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绝大多数的士大夫把从政当作人生的第一要务，而其文化素养也决定了他们是文学、文献、书法、绘画、篆刻、古董收藏等文化的承传者和创造者。
古今特别是现代，于古墓中不断发掘出随葬书籍。历史上有过两次颇具影响的较大规模的竹简书出土，一次是“孔壁藏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武帝末（按：当为“景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从而引发今古文经学之争，持续了2000多年。另一次是“汲冢竹书”的发现，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河南汲郡人盗发战国魏襄王墓，出土了一大批竹书，上有十余万字，皆用六国文字（俗称科斗文）书写，竹书出土时已近散乱，因年深岁久埋于地下而韦断简朽，加之盗墓者弄乱了简策次序，并点燃竹简照明，使这些珍贵古书损坏严重。《晋书·束皙传》有所记述，道：“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西晋政府遣人收缴整理，其中之《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流传至今，《纪年》内容主要是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之史事，多与传世文献记载相异，订正了一些远古历史。“孔壁藏书”乃孔子后人为避秦火所藏，目的自不必说；而“汲冢竹书”之发现，既体现了墓主地位和身份，亦有世人“事死如事生”传统观念之固持，还可以说明魏襄王是一位生前喜好藏读、死后亦祈盼能够继续藏读的嗜学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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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从秦汉古墓中出土大量珍贵的古籍文献，尤以汉代简牍为多，数量最为集中，内容亦最为丰富，填补、修正了传世文献所记载的许多史实，这些墓主人或已考出其姓名，或尚不知，他们应该皆是早期的藏读爱好者。
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了4942枚竹简，另有一些残片，内容多为古佚书，有《孙子兵法》以及4篇佚文、《孙膑兵法》16篇、《尉缭子》5篇、《六韬》14组、《晏子》16章、《守法守令十三篇》10篇、论政论兵之类50篇、阴阳时令占候之类12篇、其他类13篇。这些古籍均为西汉时手写书，是较早的写本，对于研究我国历史、哲学、古代兵法、古文字学、简册制度和书法艺术等，都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遗憾的是墓主人不知为谁，有学者根据随葬佚书内容判断应是一位统兵的将军，可墓中未发现任何可显示将军身份的豪奢物和装饰品，故或认为应是一位喜藏兵书的士大夫，因为一个普通士人没有能力庋藏这么多简策书籍。不管墓主人是谁、属何种身份，我们按照秦汉礼仪风俗推断，其既然让亲属为之随葬这些书籍，说明他生前喜好藏读、身后祈盼继续藏读当无问题。
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秦代竹简，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秦简，总计1155枝（残片80片）。出土时，这些散乱竹简或堆于墓主人身旁，或覆盖其骸骨之上，或压在其骸骨之下，这些简书是与其生前职守相关的藏书，入殓时一捆捆置于墓主人周围。
据《编年纪》所记，墓主人名喜（佚姓，前262—约前217），秦始皇时，历任安陆（今湖北安陆一带）御史（掌监察）和令史（管文书）、鄢（今湖北宜城东南）令史和狱吏。出土的《编年纪》和这些法律、文书，正反映了喜的生平经历，可证其是一位生前卒后皆祈盼持续藏读并深谙秦法的士大夫。当时秦始皇尚未实行“焚坑”政策，亦未颁布禁绝私人藏书的“挟（藏）书律”，所以喜得以将其平日所藏读之书带入墓中。
还有汉初人利苍（？—前187），也是一位渴望生前身后持续藏读的士大夫，在《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和《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有其简历，记述他是湖北荆州人，早年跟随刘邦征天下，待天下平定后，其官拜长沙相（汉初长沙为封国，即长沙王之丞相）。惠帝时，封轪侯。他生前嗜藏读，所藏不仅数量多，而且弥足珍贵。 1973年，利苍一家茔墓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被发现，出土了大量的古佚书，包括简书、帛书和帛画，以帛书为主，帛书的质地是生丝织成的细绢，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出土的早期帛书，令世人大开眼界。
简书有《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四种，皆为医书，写在200枚竹简上。帛书种类较多，内容十分丰富，湖南省博物馆陈松长先生在其《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按照班固《汉书·艺文志》体例，以单篇作为计数单位，将其分为6大类44种：一、六艺类有《周易》《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丧服图》等。二、诸子类有《老子》乙甲本、《五行》《九主》《明君》《德圣》《经法》《道原》等篇。三、兵书类有《刑德》甲乙丙篇。四、术数类有《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阴阳五行》甲乙篇、《出行占》《木人占》《相马经》《太一将行图》等篇。五、方技类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等篇。六、其他有《地形图》《驻军图》。总共有12万余字，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诸多方面，对研究战国至西汉历史文化极具参考价值，从书籍史角度讲，其意义亦非常重大。
我们常见先秦、秦汉传世文献中有“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晏子》外篇）、“越王以册书帛”（《国语·越语》）、“书之竹帛，藏之府库”（《墨子·天志下》）、“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墨子·明鬼》）、“先王寄理于竹帛”（《韩非子·安危》）等语句，仅知其意是将重大历史事件记录在竹简和帛书上，可谁也没见过真正的帛书。又《史记·孝文本纪》有“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应劭《风俗通》“佚文”中有：“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这里的“上素”，就是抄写在缣帛上。还有《后汉书·儒林传序》记董卓之乱时，“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缣帛图书”即帛书。显然，帛书作为当时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先秦、秦汉时期广为盛行，但帛书因其质地为丝织品，故极昂贵，《后汉书·蔡伦传》上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由此可见，帛书——普通文化人是弆藏不起的。常识告诉我们，随葬地下二千多年的帛书以及其他丝织品极易腐爛，能够较完整出土几不可能，所以在马王堆帛书出土之前，今人仅见于文献记载，谁也没见过先秦、秦汉的帛书，这便是马王堆帛书在内容、形制与材质上极其珍贵之原因所在。
这些帛书折叠放置一长方形漆奁中，帛分整幅和半幅，整幅折叠成长方形，半幅卷在竹木条上；帛用墨、朱砂画好上下栏，再用朱砂画出直行格（即后世所说的“乌丝栏”或“朱丝栏”），有的未画，是仿竹木简形状，横放右起竖写，写满后向左再写下一行，整幅每行七十余字，半幅三十余字，多为墨书。字体为篆、隶和篆隶间之草篆，或秀丽，或洒脱，或潦草，显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帛书长短不一，长帛不剪断，故一幅长帛上写几种书，短的仅写一种。体例多不一致，首行或有标记或无，章节有分有不分，有标题的写于文章末尾，并记字数。从字体、体例上判断，这些帛书抄写者既不同时亦非一人。
利苍官至王国相，酷爱读书，学识渊博，而且有能力大量藏书，幸亏其死后随葬了这些简帛，才使今人能够见到这些珍贵的帛书。
再有夏侯灶（？—前165年），其父名夏侯婴，夏侯婴乃刘邦重臣，随刘邦灭秦亡楚被封汝阴侯，夏侯婴去世后，夏侯灶继承了汝阴侯爵位，为第二代汝阴侯，在位七年卒。
1977年在安徽省阜阳市城西南双古堆，发现了夏侯灶坟墓，出土了大批竹简，有6000余枚，内容非常丰富，经过整理，有《诗经》残简100余枚、《周易》残简凡300余枚、《仓颉篇》残简上有541字、《年表》与《大事记》残简近200枚、《万物》残简凡50余枚、《作务员程》残简近百枚、《行气》残简数枚、《相狗经》残简数枚、《楚辞》残简数枚、《刑德》与《日书》残简凡数百枚，还有一些干支残片，多系亡佚千年之秦末汉初的珍贵书籍。通过这些随葬书籍，可以说明夏侯灶是一位好学者，与大多数早期的藏书爱好者一样，他祈望卒后将这些藏书随葬，以便能够继续藏读学习。
1983年末，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发现一座西汉初年古墓，出土了一大批竹简，这批竹简总数约1000余枚，据专家推测，竹简原先应是分卷放置的，经两千年地下浸泡腐烂散乱。整理后竹简所含古书有九部分，各篇多有篇题：有多种“汉律”及《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日书》《历谱》《遣册》等。其内容以汉代法律史料为主，汉律和《奏谳书》两部分竹简约七百余枚。《奏谳书》是汉代司法机构讨论疑难案件的案例汇编。目前墓主人尚不知为谁。
另有刘贺（前92—前59），汉武帝之孙，嗣父位为第二代昌邑王，《汉书》中有其事迹。汉昭帝死后，权臣霍光立之为帝，在位27天便被废黜。宣帝时封之为海昏侯。
海昏侯陵墓于2011年发现，经过多年考古发掘，出土了数量庞大、价值连城的宝物，其中有5000多枚竹简置于漆笥中和60多版木牍，这些简牍包括多种古代文献，是中国简牍发现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简牍古书目前由专家正在整理，还没有完全整理出来。据报道，简牍古书有与《诗经》《礼记》《论语》《春秋》经传以及《孝经》等儒家经书相关的内容，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及暂时定名的《葬赋》等文学作品，有术数类即阴阳五行生克制化之书和方技类即医学药方等科技方面之书，具体包括哪些古籍，尚需时日揭晓。刘贺被废后，获得大量金银赏赐，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整日聚书读书，以消除寂寞和烦闷，打发时光。
还有刘循（？—前55，一作刘修），汉景帝之后，为第六代中山怀王，其事迹不可考。
1973年5月，于河北定县八角廊村40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竹简，因为久遭被盗被焚，已经碳化成块，残碎极其严重。经专家整理，可辨识的部分古书内容有《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传》《太公》《文子》《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日书·占卜》等，还有多种无法辨认。据学者考证，墓主人应为刘循。从这些出土的古籍推断，刘循也应是一位生前藏书富赡并祈盼死后能继续藏读之人。
叁
从上述数人坟墓中发掘出古书来看，这恐怕只揭示出了封建贵族、士大夫随葬书籍的冰上一角，可以肯定，历史上许多士大夫死后在其随葬品中，多有生前喜读之书，这些人应皆是藏书爱好者，那时藏读既显示身份尊贵，还可以进取，亦能修身养性，故其死后皆祈盼能够继续藏读，只不过目前或尚未发现其茔墓，或发现后随葬之书早已腐烂，或经盗墓者毁掉等等。我们相信，今后还会有封建士大夫随葬书籍被发现，以丰富、填补和修正我国历史。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以勤劳、勇敢、智慧、好学著称，自从进入文明社会就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等记录极为重视，对流传下来的典籍文献的保藏有一种天然自觉，从而形成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院藏书和书院藏书四大藏书系统，使浩如烟海的古籍保存至今，这些古籍记录着众多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伟大人物，记录着我们的先人诸多先进的发明和创造，记录着广大劳动人民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行，记录着社会不断前进的步伐，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我国五千年的历史记录从未间断，唯有我们的典籍文献传承下来的最为丰富，唯有我们对书籍文化的探究最为全面深刻，所获成果也最多。在此过程中，私藏爱好者贡献特别巨大，他们与官藏薪火递传，生前身后体现着永恒的好学进取精神，使中华文明如日月经天，永放光芒。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