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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清代古文,不可避免要遇到桐城派的文章,也就不可避免要遇到姚鼐这个桐城派的真正高峰,他继承了方苞、刘大櫆的衣钵,又自创了很多独具特色的理论,讲究义理、考据、文章融為一炉。因为重考据,他的《惜抱轩文集》所收录内容和诸多笔记文章多是考证。姚鼐的散文气清而文畅,他的考据也是干净利落,但相较之下,考据文章不如写景抒情叙物吸引人,所以姚鼐为人识大都是因为他的散文,如《游媚笔泉记》《登泰山记》之类,气势宏阔,意境清新。
比起大部分人的科场不顺、仕途坎坷来,姚鼐可是顺利得多,他的祖父清初任刑部尚书,祖父是知县,父亲虽无甚名气,但待他甚厚的伯父是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且在经学方面颇有造诣。姚鼐从小受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受到伯父的至交们提携,三十出头得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又在兵部、礼部任职,随后累迁至刑部郎中,记名御史。后以大臣名义被推荐去修订《四库全书》,姚鼐只修订了一年有余,便乞病归养。从辞官归养至其八十五岁去世,四十年的时间,姚鼐大部分生活在桐城和南京,历任梅花、紫阳、钟山等书院讲席,受他影响,很多年轻人加入了桐城派古文的创作队伍。姚鼐不仅学识渊博、治学态度严谨,而且处事态度超然,于名利无所求,束脩资财大多分赠给贫苦之人,因此受到了大家的敬重。
姚鼐有一个好朋友,大姚鼐十几岁,叫袁枚。袁枚也是大才子、饱学之士,中了进士,入了庶常馆,散馆之后做官小有成就,但他又个性独立不羁,不走寻常路,他宣扬性情至上,肯定情欲合理,于风雅之事样样皆通。三十多岁就辞官隐居南京、经营随园、收了一大群女弟子,印书卖书收入颇丰。袁枚这样特立独行的狂狼之人经常被正统知识分子鄙视,而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姚鼐的伯父姚範却与袁枚颇有交情,姚鼐也欣赏袁枚的才气和他的“性灵说”,在南京任讲席的十年间与袁枚交往甚密。及至袁枚身故,姚鼐执意为其做墓志,很多正统文人出面劝阻,而姚鼐却力排众议为老友写下了墓志。
这一篇《袁随园君墓志铭》是很规范的墓志铭文体,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用散文记述死者的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以示悼念。很多古代文学研究者认为墓志铭的文学性大于其史料价值,因为墓志铭一般是为已逝的关系亲近之人所作,也有受人之托为他人已逝亲友撰写的,其中肯定不会出现任何贬低性的话语,甚至为了逝者及其宗族的面子还要为其掩饰遮盖。我们看到的墓志都是溢美之词,男性端方中正、女性温婉慈爱,很难客观地看到逝者生前的真实面貌。如果姚鼐为袁枚写了墓志铭,可想而知,由出自清廉律己的桐城派泰斗笔下不写缺点的文章,必定会使很多鄙视袁枚的人心生不满。但姚鼐一力为袁枚辩解:“随园正朱毛一例耳。其文采风流有可取,亦何害于作志?”这里的“朱毛”,指的是朱彝尊和毛大可,可见姚鼐对袁枚的肯定。
姚鼐在志里将袁枚的生平娓娓道来,生于贫寒之家的袁枚在探访做幕僚的叔父时,被巡抚慧眼赏识,荐入博学鸿词科,虽未中,但随后不久科举得中进士,入庶常馆。以袁枚学识本应留翰林院授编修或在京中任职,但是无依无靠的袁枚在长江沿线做了好几任知县,是以姚鼐引用杜甫诗“倚江柟树草堂前”的意境,写袁枚“载官倚江”。而后再遇赏识之人,迁陕西,可是未及任所其父去世,按惯例须丁忧,四十余岁的袁枚在为父亲居丧结束后,也没有重返朝堂的想法,而是开始了他离经叛道、优哉游哉的后半生。
袁枚是个好官吗?姚鼐做出了回答,他客观地写出了连袁枚父亲都担心自己的儿子能不能做好一方父母官,老父亲也是个品格端方之人,害怕儿子不能执掌一县,初到儿子的任所,索性埋名来个调查,却意外得知袁枚能力出众、口碑甚好,很是欣慰。这一段可见姚鼐的心胸和他看人的角度,他不纠结于袁枚个人的生活作风,也不批评他痴迷于“怪力乱神”、沉迷于赚钱享乐,他从袁枚贫穷到做幕僚而依旧关心民生的父亲的角度,肯定了袁枚家庭渊源上的、本质上的儒生特质,十分客观。
诗文是中国诗坛的正统文体,千百年来都是主流,袁枚的诗文十分优秀,国人皆知其贵重,甚至海外异邦都来求取,其思想必深邃,文采必斐然。袁枚的审美能力十分之强,经营能力也不遑多让,用现在的话说,袁枚的随园就是社会上层人士必须打卡的低调奢华有内涵之地,贵而不俗,是袁枚经营成功的秘诀。
墓志对袁枚家庭和他日常行止的叙述非常少,但强调了他为原配夫人过继堂兄家儿子的事情,虽有妾室和无数红颜知己,袁枚还是对自己的家庭正统非常维护。而且他要求在死后与父母合葬,也是传统孝道的一种体现。
《论语》有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姚鼐与袁枚在精神深处是有惺惺相惜之情的,虽然姚鼐的端方和袁枚的狂浪看似大不一样,但是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底线是一致的。二人的相互欣赏,恰恰是“和而不同”,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君子之交,宛如高山流水。
读完姚鼐的墓志,仿佛开启了另外看待袁枚的角度,我们可以不像他那样做,但是我们也能安静地看着他神采飞扬地生活。最后以铭文做结:“粤有耆庞,才博以丰。出不可穷,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蔼如其冲,其产越中。载官倚江,以老以终。两世阡同,铭是幽宫。”四十八字而已,却勾勒出袁枚一生的闪光点,有如此挚友,袁枚该是有多么欣慰;看到这篇墓志铭的后人,又有多么地幸运。
比起大部分人的科场不顺、仕途坎坷来,姚鼐可是顺利得多,他的祖父清初任刑部尚书,祖父是知县,父亲虽无甚名气,但待他甚厚的伯父是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且在经学方面颇有造诣。姚鼐从小受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受到伯父的至交们提携,三十出头得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又在兵部、礼部任职,随后累迁至刑部郎中,记名御史。后以大臣名义被推荐去修订《四库全书》,姚鼐只修订了一年有余,便乞病归养。从辞官归养至其八十五岁去世,四十年的时间,姚鼐大部分生活在桐城和南京,历任梅花、紫阳、钟山等书院讲席,受他影响,很多年轻人加入了桐城派古文的创作队伍。姚鼐不仅学识渊博、治学态度严谨,而且处事态度超然,于名利无所求,束脩资财大多分赠给贫苦之人,因此受到了大家的敬重。
姚鼐有一个好朋友,大姚鼐十几岁,叫袁枚。袁枚也是大才子、饱学之士,中了进士,入了庶常馆,散馆之后做官小有成就,但他又个性独立不羁,不走寻常路,他宣扬性情至上,肯定情欲合理,于风雅之事样样皆通。三十多岁就辞官隐居南京、经营随园、收了一大群女弟子,印书卖书收入颇丰。袁枚这样特立独行的狂狼之人经常被正统知识分子鄙视,而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姚鼐的伯父姚範却与袁枚颇有交情,姚鼐也欣赏袁枚的才气和他的“性灵说”,在南京任讲席的十年间与袁枚交往甚密。及至袁枚身故,姚鼐执意为其做墓志,很多正统文人出面劝阻,而姚鼐却力排众议为老友写下了墓志。
这一篇《袁随园君墓志铭》是很规范的墓志铭文体,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用散文记述死者的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以示悼念。很多古代文学研究者认为墓志铭的文学性大于其史料价值,因为墓志铭一般是为已逝的关系亲近之人所作,也有受人之托为他人已逝亲友撰写的,其中肯定不会出现任何贬低性的话语,甚至为了逝者及其宗族的面子还要为其掩饰遮盖。我们看到的墓志都是溢美之词,男性端方中正、女性温婉慈爱,很难客观地看到逝者生前的真实面貌。如果姚鼐为袁枚写了墓志铭,可想而知,由出自清廉律己的桐城派泰斗笔下不写缺点的文章,必定会使很多鄙视袁枚的人心生不满。但姚鼐一力为袁枚辩解:“随园正朱毛一例耳。其文采风流有可取,亦何害于作志?”这里的“朱毛”,指的是朱彝尊和毛大可,可见姚鼐对袁枚的肯定。
姚鼐在志里将袁枚的生平娓娓道来,生于贫寒之家的袁枚在探访做幕僚的叔父时,被巡抚慧眼赏识,荐入博学鸿词科,虽未中,但随后不久科举得中进士,入庶常馆。以袁枚学识本应留翰林院授编修或在京中任职,但是无依无靠的袁枚在长江沿线做了好几任知县,是以姚鼐引用杜甫诗“倚江柟树草堂前”的意境,写袁枚“载官倚江”。而后再遇赏识之人,迁陕西,可是未及任所其父去世,按惯例须丁忧,四十余岁的袁枚在为父亲居丧结束后,也没有重返朝堂的想法,而是开始了他离经叛道、优哉游哉的后半生。
袁枚是个好官吗?姚鼐做出了回答,他客观地写出了连袁枚父亲都担心自己的儿子能不能做好一方父母官,老父亲也是个品格端方之人,害怕儿子不能执掌一县,初到儿子的任所,索性埋名来个调查,却意外得知袁枚能力出众、口碑甚好,很是欣慰。这一段可见姚鼐的心胸和他看人的角度,他不纠结于袁枚个人的生活作风,也不批评他痴迷于“怪力乱神”、沉迷于赚钱享乐,他从袁枚贫穷到做幕僚而依旧关心民生的父亲的角度,肯定了袁枚家庭渊源上的、本质上的儒生特质,十分客观。
诗文是中国诗坛的正统文体,千百年来都是主流,袁枚的诗文十分优秀,国人皆知其贵重,甚至海外异邦都来求取,其思想必深邃,文采必斐然。袁枚的审美能力十分之强,经营能力也不遑多让,用现在的话说,袁枚的随园就是社会上层人士必须打卡的低调奢华有内涵之地,贵而不俗,是袁枚经营成功的秘诀。
墓志对袁枚家庭和他日常行止的叙述非常少,但强调了他为原配夫人过继堂兄家儿子的事情,虽有妾室和无数红颜知己,袁枚还是对自己的家庭正统非常维护。而且他要求在死后与父母合葬,也是传统孝道的一种体现。
《论语》有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姚鼐与袁枚在精神深处是有惺惺相惜之情的,虽然姚鼐的端方和袁枚的狂浪看似大不一样,但是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底线是一致的。二人的相互欣赏,恰恰是“和而不同”,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君子之交,宛如高山流水。
读完姚鼐的墓志,仿佛开启了另外看待袁枚的角度,我们可以不像他那样做,但是我们也能安静地看着他神采飞扬地生活。最后以铭文做结:“粤有耆庞,才博以丰。出不可穷,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蔼如其冲,其产越中。载官倚江,以老以终。两世阡同,铭是幽宫。”四十八字而已,却勾勒出袁枚一生的闪光点,有如此挚友,袁枚该是有多么欣慰;看到这篇墓志铭的后人,又有多么地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