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原:泛艺术语境下的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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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原,1991至1995年,茁壮成长于第四画室。80年代的信仰缺失已经弥补,80年代末期艺术界的“拨乱反正”也已成暗涌,90年代所开启的是一个相对丰富的时代,它的名字或称为:打开。社会发展的拐弯转向和知识、经验、认同标准的未确立,给了艺术家更广维度,孙原,恰逢其时。
  曾任第四画室主任的葛鹏仁老师这样评价孙原在校的状态:他不太爱说话,但能让人看出他是在想事儿。葛老师还说,孙原自己选择来四画室,他很高兴,因为他知道孙原扎实的基本功,但后来让葛老师吃惊的却是他的文笔。
  孙原和彭禹(毕业于第三画室)的早期作品,大体上呈现出生猛、冷峻之感,以生死、抗争,向秩序和权力发问,并表达面对社会问题所持有的个体感受。之后的作品有陷入深思之境,以讽刺或反讽方式呈现思考命题,但不予诠释。近些时,作品中不经意间多了几丝平静,即使身边小事也被做足了文章。在被问及2009年画廊博览会上的一件小作品《洒地上了》出于什么想法,孙原诙谐地说“我曾经打翻了一锅八宝粥,里面什么好东西都有,捞起来吃也不是倒了又心疼,很尴尬,于是就拿它参加博览会了。”观念的变化来源于生活状态,多了几份宠辱不惊,颇有桥上远眺的旁观气质。他们始终秉持着一种宽广的视角,像处在银河系中,无边界感。剑走偏锋的创意和独到的火候,往往出奇制胜;对不同材料性质的掌握,对事态心理的洞察,使他们在国内外饱获知音。
  梁爽:在90年代那个开始不断走向多元的时间段,又处在求学阶段的你,有深刻影响你的艺术风格或艺术家么?你觉得处在那个时间状态下的青年,有所谓的时代感么?
  孙原:现在回过头去看,风格多到喜欢不过来了,今儿喜欢这个,明儿喜欢那个,都不知道该受谁的影响好。但有一个印象,在学校主要是受画册影响,画册里有谁,就受谁的影响,那就是一种对信息的接收方式。所谓时代感,就是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时代里的你真的很二,而当年你的看法正相反。基本上,大家都躲不过年代的模版。
  梁爽:《89中国现代艺术展》时,你还在附中,此事件对当时的你有何影响?当时一些从事油画的艺术家纷纷感到“油画在现代的展览上,是拼不过装置的”,结果你就真的走上了装置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有引导你的人么?
  孙原:虽然没有直接影响,但我认为还是会有影响。比如画的没什么意思的时候,突然想起还有帮人在那儿不知道试验什么呢。从他们的话看得出来,这倒是当时的人的真实感受,就像现在的人也经常感到,在销售上,装置是拼不过绘画的。这种艺术的探索道路哪能像当国家领导人,不但有人给你“扶上马”,而且还能“送一程”。俺们都是自弹自唱,自选自助,自作自受,自生自灭。
  梁爽:第四工作室介绍中写到:“以中国艺术的现代化为理想,以现代艺术教育思想为核心,以新的传授机制为保障,以中国绘画传统为根基,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发展现代的,中国的,有创造性的油画艺术。”在你上学阶段,老师们是具体怎么激发学生的创造性的呢?
  孙原:你说的这一段内容我还是头一回听说,上学的时候老师们也没给我们说过这么官方的台词。不过,激发绝对是有的。我记得葛鹏仁老师曾经嫌我不用功,说你得减肥,你这么年轻不能这么胖。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说服力,但我发现画画也减不了肥,就天天打篮球,这个倒是很有效的,虽然画画没长进,但落了个好身体。我觉得这才是葛老师的风格,他当时要是说你非得画得怎样不可,那就不是葛老师了,而且也不会对我有什么帮助。我后来也没画画,倒是经常锻炼的。
  梁爽:葛鹏仁老师还在那些方面影响了你?
  孙原:葛老师从初中上考前班就对我影响很大。我第一次见到他,觉得他的形象很特别,发型独树一帜:大鹏展翅,在当时绝对很狂野,后来我发现全中国也只有他和王怀庆是这种发型。他说话也很独特、直接、从不拐弯抹角,而且什么都敢说。再有,就是他说艺术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而且他也教不了我什么,这样的话我只听他说过,在此之前,任何一个学院里的老师都不会对学生这么直白。我想好的教学,大概就是从敢说真话开始的。另外还有一种影响,就是他几次流露过对艺术的失落感,也是那么直言不讳,这种无奈也很真实,让我领略到艺术行业的实质是什么。这是我的其他老师所不曾给予的。尽管葛老师后来一直说他没教过我什么东西,但我一直认为他教我的东西很重要。
  梁爽:98年的时候,你的装置作品就开始受到好评,你觉得油画的科班学习对你后来做的事情作用大么?
  孙原:我觉得跟学油画没什么关系,但当事者迷,我说了也不算。
  梁爽:奠定思维方式或者形成人生观的过程,还是在大学中潜移默化的时时进行着的。那么,如果你有机会再上一次大学,你会学什么?
  孙原:现在要说如果,那就是假设,我可以吹牛胡说。我可以选物理或者生物,因为我觉的我学得了,也喜欢。再就学军事,但这个最好不要在国内学。或者学哲学,虽然没那么喜欢,但吵架管用。学舞蹈,就属于纯挑战了。也可以学体育,不知有没有运动生理学之类的学科。
  梁爽:《从现代出发》展览的同时,你在英国做个展,能否介绍一下这个展览?
  孙原:这个展览是Hayward Gallery做的一个群展,我拿的是参加五月份Art Hong Kong的计划,是现成的作品。也有老作品,像《文明柱》和一些录像。
  梁爽:“从现代出发”这个展览题目,不禁引发我们的太多思考。我认为重提它,在于它切中了当下这个主题,这也是艺术创作的来源。谈到现代,就不可规避古代和当代。抛去文化时代上的“现代”概念,艺术上的“现代”界定又一直成为问题,不乏有学者用“非现代的”来与之区别。作为艺术家,您个人是如何看待这个展览题目的?如果不考虑任何技术原因,你想用你们的哪(几)件作品,参加展览?
  孙原:目前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显然不如你。我猜测一下,现代之前是工具认识世界,现代是工具就是世界,当代就是……其实呢,既然是出发,就不管他从哪出发,就想想去哪,怎么去,或者连这也不用管,又不是什么不归路,所以无论是你挑着担,还是我牵着马,师徒一行,尽管走起来就是。
  我用什么参展都行,这个展览主要是把这些人的目前的状态呈现出来,对具体作品不用那么纠结。
  梁爽:有批评家指出,四画室早期的创作实践,其实是对学院主义的反对,您怎么认为?你对“学院派”有什么看法?
  孙原:这个我同意,早期肯定带有反叛的意味,一种精神性,反的呢应该叫保守学院派。现在学院派已经可以叫开明学院派,四画室的历史使命早已结束,早已并入学院派的大盘了。对学院派,我就像《桃花源记》里去过桃花源的人,对外人还是不要说吧。
  梁爽:如果说,从现代出发,不再是学院的反叛,而是坚守现代性的追求,立足于现实的经验,对当下自由理解。四画室此次参展的15位艺术家,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整体,您认为这个群体的现代性是如何体现的呢?
  孙原: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如果对当下是自由理解的,那这15个人所呈现的倒不应该是一种整体性或群体性;如果所有人已经能够各自为战,甚至独挡一面,那才幸甚,可以咏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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