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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历程，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1978-1992年，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从学习中起步;1993-2002年，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进入扩大发展阶段;2003-2012年，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迈入主动谋划、持续发力的快速发展阶段;2013年至今，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步入提质增效、迈向领跑的新时代。在发展历程中，体现出交流与合作的主体及对象由政府间向多元化发展，交流与合作的领域、范围由单一向多层次、全方位发展，交流与合作的形式更加多样化，在内容上，由“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四大特征。展望未来，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形式将更加多元，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交流机制将更加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人才规格及认证的国际化将成为特色，职业教育“走出去”内容将更加丰富，中国将成为职业教育世界命运共同体的积极推动者。
关键词 改革开放40年;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历程;特征;展望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8）21-0006-09
改革开放40年来，在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中，我国坚定不移地推进教育对外开放，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发展之路，使中国的教育逐渐走向世界教育中心。
40年来，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进程中，我国积极、主动地与世界各国、各组织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对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践证明，积极、主动开展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中国职业教育取得快速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
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回顾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历程，二是对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中表现出来的特征进行总结，三是对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未来进行展望。
一、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历程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获得了较大发展：基本建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完善与丰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取得较大成效，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能力不断增强。这一方面受益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受益于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相关经验。
回顾4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历程，我们以时间为序，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不是完全独立的关系，而是包含与顺承的关系。
（一）1978-1992年，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从学习中起步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职业教育学习借鉴的是苏联模式，在教育体制上，取消专科，大力发展中专和技校，并把中专划归高等教育部管理[1]。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职业教育也扩大了学习交流的范围。在这一阶段，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从学习中起步，表现出明显的“热眼向洋”趋势，主要是学习职业教育先进国家的经验，以引入理念和资源为主，实现初步对外开放。
1.考察、交流、互访，达成合作意向
在国际交流与合作初期，考察、交流、互访是最主要的方式。1980年4月30日至6月4日，以袁宝华为团长的国家经委、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代表团应欧洲管理论坛邀请，访问了瑞士、联邦德国和奥地利。1980年5月4-30日，代表团的一个小组应联邦德国杜依斯贝尔协会邀请赴联邦德国，以职业教育、职工培训为重点，从企业、学校、工会、工商联合会、雇主协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有关部门等多个方面了解了联邦德国职业教育的概貌。考察组先后考察了9个不同类型的职业学校、学院和培训中心，以及7个企业、1个银行、1个经济研究所、11个政府有关部门，共29个单位。代表团回国后于6月20日向国务院提交了报告。报告认为，西德职业教育很有特色，在职业教育的内容、教育培训的多样化和教学的方法上，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报告建议，改革我国的中等教育制度和学徒工制度，借鉴联邦德国的经验，进行“双元制”试点。双轨制比单纯在企业培训有许多优点，从我国情况看，一下推广有难度，但可以在少数地区选择几个有条件的企业进行试点，国务院负责同志对此作了“同意试点”的批示[2]。这是我国职业教育学习德国经验的开端，以此为标志，中国开启了职业教育学习之路。
1980年5月15日至6月20日 ，教育部部长蒋南翔访问了联邦德国、法国和美国，主要是了解三国的教育体系、学习三国的有益教育经验和调查我国留学生的情况。在联邦德国，蒋南翔与巴伐利亚州文教部部长迈尔教授和总司长卡尔伯克等进行了会谈。此后，蒋南翔指派专家赴德国考察职业教育并开辟合作途径[3]。1981年8月，联邦德国教科部部长比约尔恩·恩霍尔姆一行13人访问我国，考察了北京、西安、上海部分高等学校和上海机器制造学校，着重了解了我国职业教育方面的情况，表示愿为中德两国职业教育的合作努力[4]。在双方的交流与促进下，中国与德国的职业教育合作开始起步。此后，中国与美国、丹麦、澳大利亚、瑞士、加拿大、巴西等国家开始了考察、交流与互访，迈出了广泛合作的步伐。
2.政府间合作建立具体项目
考察、交流、互访，所产生的成果就是达成相关协议，政府间建立具体合作项目。1982年4月，教育部转发经国务院批准的教育部和外交部于1982年3月12日提交的《关于接受西德巴伐利亚州资助我国建立职业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和德语中心建设的请示》。《请示》指出，西德巴伐利亚向中国教育部提出三个合作项目的建议，一是协助我国建立一个培养建筑方面技工、技师和工程师的职业学校;二是建立一所培训中小学教师的师范中心;三是为解决前两项任务中赴德学习、考察人员培训德语之需，建立一个德语中心，这些项目由汉斯赛德尔基金会资助。1982年12月，《南京建筑职业教育中心与西德巴伐利亚州教育代表团就落实建筑职业教育中心的具体事宜在南京会谈情况报告》印发，要求各单位根据各自的分工，抓紧教育中心的建设。这一文件的印发，标志着南京建筑职业教育中心項目正式启动，使中德职业教育的交流与合作从代表团互访转变到了援助与合作发展阶段，揭开了中德职业教育实质性交流与合作的序幕。 1983年3月，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主席佩尔克访华，教育部副部长张文松同佩尔克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合作协议》以及为执行该协议的补充协议，决定建立南京建筑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上海师资培训中心和北京大学德语中心。1983年10月，中国和联邦德国签订职业教育合作备忘录，确认联邦德国教科部将和经济合作部共同研究，为今后在中国建立职业教育师资培训中心提供资助;同联邦德国的巴伐利亚州、下萨克森州和北威州，就帮助我国建立3所高等专科学校和1所企业管理培训中心，达成意向性协议。1985年5月，中德两国政府签署了《职业教育合作协议》。此后，中国陆续与丹麦、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国签署相关协议，开展不同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在接受他国援助的同时，中国也开始援助其他不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代表性国家是阿拉伯也门共和国。1980年10月，中国教学组第一批人员到达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塔兹中等工业技术学校，按照中也双方政府的协议，开始承担这所新建学校的教学工作。1985年，中国政府决定向阿拉伯也门共和国萨那中等工业技术学校提供1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款，作为更新设备之用。1986年2月，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教育合作议定书》，协定我国政府继续向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提供援助，为萨那中等技术学校增添和更新教学仪器设备。
3.合作办学，建立职业学校和培训中心
在初期的交流与合作中，双方合作办学，共建职业学校和培训中心是一个重要的成果。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重点是中等职业教育，而高等职业教育处于试点阶段，因此，这一阶段的合作办学以中等层次的职业教育合作办学为主，合作的主要内容是按照国外职业教育模式和课程模式办学[5]。1983年3月，教育部与汉斯·赛德尔基金会签订合作协议，在南京建设一个职业教育中心，德方派专家驻校咨询，1986年和1987年，两届毕业生约331人，基本达到培养要求[6] 。
1983年10月，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和联邦德国教科部部长维尔姆斯签署中德教育合作备忘录，决定由德国技术合作公司执行天津中德现代工业技术培训中心项目，由赛德尔基金会执行上海电子工业学校、武汉湖北啤酒学校和湖北十堰汽车技工学校项目。东风汽车公司高级技工学校1985年开始引入德国双元制一级（技术工人）培训模式，1990年引进德国职业教育二级培训，即车间主任、工段长等中层一线管理人员的培训[7]。1985年，广东粮食局和美国小麦协会联合成立了“华美烘焙技术培训中心”，这些中心由“对方提供部分资金、教学设备、派专家咨询，中方负责办学，一切决定权在中国方面”[8]。可以说，合作办学是初期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成果，为以后交流与合作的扩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4.引进资金发展职业教育
在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第一个阶段，引进资金发展中国的职业教育，是一个重要成果。在我国职业教育为数众多的对外合作项目中，外方的“援助项目”占据着很大比重。其中最主要的，当属与世界银行的合作。我国与世界银行的合作项目是，利用贷款来改善职业教育的办学条件。1990年，我国政府同世界银行签订《中国职业技术教育项目贷款协定》，第一期项目自1990年8月开始，至1996年底结束，历时6年多。一期项目结束后，二期项目随即启动，共利用世界银行贷款8000万美元，我国也投入了相关的配套经费。此外，1991年，我国还与加拿大合作了“高中后职业技术教育合作项目”，加方共为我国提供750万加元的援助，协助我国发展高中后职业技术教育。引进资金的项目取得了很大成效，项目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办学理念得到了更新，对于我国当时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1993-2002年，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进入扩大發展阶段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进一步扩大教育开放，加强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发展和管理教育的成功经验”。这一文件的出台，推动了我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步伐，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进入扩大发展阶段。此阶段，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从资源引入到多元互动，中国开始探索本土化路径。
1.开展职业教育师资培训
在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第二个阶段，职业教育师资培训被提到重要位置。1993年11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科尔访华，其间在与中国领导人就广泛的国际和双边问题达成不少一致看法的同时，双方就加强两国在职业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达成了共识。1994年7月，国务院总理李鹏率代表团对德国进行了回访。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加强职业教育领域合作的联合声明》，这一协议的签署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我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就职业教育问题签署的第一个双边协议，是中德两国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成果的直接体现，也是两国在职业教育领域进一步交流与合作的纲领性文件，还是我国职业教育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和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成果[9]。协议中，将职业教育师资培训作为一个重点，并在以后的合作中得到了落实。1997年，职业教育师资培养项目在上海同济大学设置职业教育师资培养专业，以提高职教师资的专业教学水平。这一项目改善了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职业学校的师资质量。1998年，中德两国政府启动了“职业学校校长培训与进修”项目，在辽宁省、吉林省对万名职业学校校长进行了相关培训。
2.开展职业资格证书合作项目
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广泛深入的开展，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步伐，在引进国外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基础上，我国开始引入国际职业资格证书，积极探索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模与认证同国际接轨的方式。
1994年，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开展“中英职业资格证书合作项目”，以支持我国建立一个以职业能力标准为导向的具有国际水平的职业技能鉴定体系[10]。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我国积极学习英国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质量保障体系的经验，颁发了相关文件，确定试点单位，试点单位实施督考制度并对参加培训和通过考核者颁发相应的资格证书[11]。 1999年，我国与德国技术公司合作，启动中德职业资格证书合作项目。项目选择7个试点地区，在7个职业领域中开发了相应的职业标准、教学大纲及教材，向考核合格者颁发了相应的职业技能证书。通过这些合作，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格认证机制得到完善与发展。
3.初步输出中国职业教育模式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职业教育开始对外输出，但在这一阶段，输出的规模不大，输出形式主要是课程、师资培训、留学生培养等，输出对象多为亚非国家。进入21世纪，我国开始对埃塞俄比亚的职业教育提供长期支持和帮助。2001年，两国政府相关部门签署了《埃塞俄比亚共和国教育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合作的协议》，根据协议，我国先后派出专家50多人次，对埃提供职业教育援助。
受教育部委托，2002年8月，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派出2名职业教育教师赴非洲埃塞俄比亚任教3个月。后来又完成第二批长期赴埃任教教师的选拔工作，20名中方教师入选。为保障合作的顺利实施和可持续发展，2003年，教育部在天津工程师范学院揭牌“教育部教育援外基地”。据统计，该基地作为我国第一个教育援助非洲基地，为发展中国家教育官员引进职业教育管理培训，共培训非洲教育官员87人，为非洲、西亚、东欧34个国家培训职教师资251人，派出教师赴埃塞俄比亚、也门80人次，参与培训学生8000余人[12]。
（三）2003-2012年，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迈入主动谋划、持续发力的快速发展阶段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让各国都认识到了人力资源的重要性，优先发展教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战略定位。2003年，我国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提出“国家鼓励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的中外合作办学”，并提倡合作举办职业学校或培训机构和拓展毕业生国外就业市场。2004年，国务院印发《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加强全方位、高层次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明确教育对外开放的策略及行动举措。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进一步把教育对外开放作为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举措，明确提出面向世界，进一步加强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在这一阶段，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不再局限于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与模式，而是开始迈向主动谋划、持续发力的快速发展阶段。在此阶段，我国加入世界技能组织并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尝试探索同国际接轨，共同开发人才培养标准及体系的认证工作。
1.加入世界技能组织，参加世界技能大赛
世界技能组织成立于1950年。2010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技能组织，成为该组织的第53个成员。截至2018年1月，世界技能组织已有78个正式国家和地区成员。它的工作职责是：通过技能竞赛、教育培训、技能推广、研究、职业发展与国际合作，把行业、政府和教育培训机构联系起来，以推动国际性的技能发展;向青年人及他们的教师、教练和雇主提出挑战，激励他们达到商业、服务业和工业各领域世界一流水平，促进技工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发展。
加入世界技能组织，对中国职业教育与技能人才培养来说，是学习、发展的机遇，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技能人才培养成效的机遇。加入世界技能组织后，中国开始参与世界技能大赛，首次参与第41届世界技能大赛，获得1枚银牌、5项优胜奖;第42届世界技能大赛上，获得1枚银牌、3枚铜牌、13个项目的优胜奖;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上，获得5枚金牌、6枚银牌、3枚铜牌、12项优胜奖;2017年，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选手以15枚金牌位列金牌榜首。
另外，2017年，中國取得了世界技能大赛的承办权，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2021年在中国上海举办，中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发展水平，成为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名片。
2.开发人才培养标准及认证体系
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是职业教育适应工作世界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加快，构建相应的人才培养标准及认证体系，成为各国职业教育与国际接轨的重要内容。
2012年，教育部下发《关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开展职业教育部分专业教学标准开发试点工作的通知》，组织上海市和天津市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开展部分专业教学标准开发工作。以上海为例，在人才培养标准及认证体系开发方面，上海取得了相对成熟的经验。通过将国际行业技能标准融入专业课程内容，鼓励学校将国际行业标准融入相关专业的教学过程，扩大资源共享范畴、推进国际间教学标准互认等举措，推动了我国职业教育国际水平的专业教学标准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专业教学标准互通互认[13]。“十二五”期间，上海开发了52个国际水平专业教学标准，有24个国际水平的专业教学标准在实施;3638名学生分别获取了22类国外权威职业资格证书[14]。
在高职教育方面，一些高职院校积极鼓励教师在国外组织担任职务，参与有关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订，开发具有国际水平的课程资源。开发国外认可的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数1806个。如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梳理了系列技术标准和职业标准，组建团队，编写教材，精选设备，组织赞比亚教师考取建筑架子工、焊工等职业资格证，探索出“技术标准引领职业标准、职业标准引领职业教育标准”的中国标准“走出去”路径[15]。
（四）2013年至今，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步入提质增效、迈向领跑的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迈向追求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全面对外开放新时代。这一阶段，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基础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国家开放发展新战略为教育对外开放注入新动力，教育对外开放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新格局，开始步入提质增效、迈向领跑的新时代，推动中国教育走向世界教育的中心，中国职业教育由“热眼向洋”到“走向世界”，更有自信、更有能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2013年，习近平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中重点合作内容与职业教育直接相关，为我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一个广阔平台。此阶段，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步入提质增效、迈向领跑的新时代，以资源输出为标志，达到标准、质量和模式的国际融合。
1.有色金属行业走出去试点
在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迈向新阶段的背景下，国务院于2015年颁布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快职业教育“走出去”步伐。2015年12月25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同意在有色金属行业开展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的函》（教职成厅函〔2015〕55号），同意依托全国有色金属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中国有色集团作为试点企业在赞比亚开展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工作，这是我国第一个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
经沟通和遴选，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确定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8所职业学校作为首批试点项目学校，共同开展试点工作。在顶层路径设计上，明确了配套企业和职业教育的参与方式，同时启动了学历教育准备工作，以经赞比亚职业教育主管部门认证注册的卢安夏技工学校为基础，通过整合现有资源、增开专业、加强师资力量等手段，升级卢安夏技工学校为三级资质。
中赞双方平等互信、合作共赢，在有色金属产业对接和产能合作中，文化冲突调和需要以文化交流为基础。为此，试点工作推动国家开放大學、中南大学和中国有色集团在赞企业共同向国家汉办申请孔子学院，将工业汉语作为基础课程，提升中国有色集团在赞比亚企业当地雇员的汉语语言水平，在彼此文化理解中，促进中赞双方共生共荣，降低企业境外经营管理成本，同时也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急需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持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助力中国企业在海外深度发展，在赞比亚打造中国职业教育品牌，推进职业教育“走出去”常态化发展[16]。
2.创办境外办学机构，将优秀职业教育成果输出国门
境外办学是职业教育“走出去，树品牌”的重要路径，对中国职业教育走向世界意义深远。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探索设立“鲁班工坊”、海外分校、与企业合作建立培训中心等多种办学形式，主动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为周边国家培养培训本土化的技术技能人才，扩大了国际影响力。数据显示，2017年，专任教师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外指导时间超过10人日的高职院校达到353所，在校生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外实习时间超过10人日的有284所，分别比2016年增加191所和97所[17]。
如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与俄罗斯国立旅游与服务大学合作建立中俄两国首个在旅游职业教育领域设立的合作办学机构——中俄旅游学院，输出中国旅游教育标准，包括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教材等，为俄罗斯培养既懂中文、又了解中国的紧缺型旅游专业人才。
在输出职业教育的项目中，由天津教育委员会推动的“鲁班工坊”正在成为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新品牌。2016年3月，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大城府大城学院共同建立了首个“鲁班工坊”，正式启动把天津市的优秀职业教育成果输出国门与世界分享计划。在此基础上，与英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合作设立的“鲁班工坊”先后运行。另外，柬埔寨、巴基斯坦等国和面向非洲的“鲁班工坊”项目正式启动。这些项目结合中国职业教育的资源，开设数控技术、新能源技术、物联网、3D打印等专业，服务当地企业升级和经济发展，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技术技能人才支撑。这些项目将结合我国的输出产品和输出服务，采取多种方式，在输入地开展职业教育和技术技能培养培训，提高当地的技术服务水平，促进我国企业的服务输出和产品输出[18]。
二、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特征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零星到频繁发展的阶段。目前，我们已经与全球五大洲的30多个国家建立了合作与交流关系，由最初的单向引进职业教育资源，到国外经验的本土化，再到输出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实践了先进的理念，改革了发展的方式方法，扩大了我国职业教育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从4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历程中，可以总结出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特征。
（一）交流与合作的主体及对象由政府间向多元化发展
我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起点，源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在改革开放初期，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表现出明显的政府行为，最普遍的方式就是两国政府间的考察、交流、互访，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签订相关合作协议，进行一些项目的建设，比如与德国的合作，首先是两国政府间的行为。但是，随着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程度加深，合作的主体与对象表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以政府间的合作为主体，发展为各种职业教育的相关团体、各个地区、各个学校，都积极拓宽合作渠道，与国外的相应组织、地区、学校合作，或者是引进相关模式，或者是开展联合办学，或者是师资互派交流等。
一是与国际组织的合作。40年来，我国同一些国际组织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比如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计划发展署、国际劳工组织等。同这些组织的合作丰富了我国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内容，比如与世界银行的合作，我国政府分别于1990年和1996年同世界银行签订贷款协议，共利用世界银行贷款8000万美元，用于改善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软硬件条件，取得显著成效。
二是国别方面的合作。在国别方面，我国与很多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比如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等等。在合作的过程中，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无论是合作前的磋商，还是合作后的协作与配合，都是全力支持。比如与德国的职业教育合作，是合作项目最多、合作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合作。合作时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是学习德国“双元制”的相关经验，发展到后来，合作领域越来越多元，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两国之间的主要成果，是1994年中德两国政府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加强职业教育领域合作的联合声明》，它是我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就职业教育发展签署的第一个双边协议，是我国职业教育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成果，也是我国职业教育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 三是学校层面的合作。学校层面的合作是一种最主要的形式，在这一层面，一些学校积极与国外职业学校合作，洽谈项目合作形式，共同统筹项目启动与开展的具体事宜，形成了沟通交流的机制。比如湖北啤酒学校通过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与德国慕尼黑理工大学以及武汉工业学院签订合作协议，在中国培训啤酒酿造和饮料技术本科生。学生在武汉工业学院完成2年的基础学习后，再到湖北啤酒学校学习专业课，第三学年结束时，如果通过德语语言测试和资格考试，就可以到慕尼黑理工大学继续深造并获得德国的学士学位。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与28个国家和地区举办高职高专层次的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达960个，占高等教育总数的41.8%[19]。
四是学生层次的合作。在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中，联合培养、出国深造、资格认定等是重点项目。在高等教育领域，由于开放办学的持续深化，国外留学生数量持续增长。2017年，招收全日制国外留学生11500人，比2016年增长了65.2%。江苏、浙江、山东、云南、北京、广东、海南、贵州8个省份留学生均超过400人[20]。
（二）交流与合作的领域、范围由单一向多层次、全方位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形式主要是向发达国家学习，学习发达国家的办学模式、课程设置等。如1989年，作为中德两国政府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航空技工学校引入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实行学校与企业联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突出实践技能的教学模式，教师业务素质高，学生教师比例小，“原汁原味”特点明显[21]。
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向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国家学习发展职业教育的经验，在学习中研究，在学习中借鉴，借鉴他国职业教育成功的经验。随着交流与合作的程度不断深化，合作领域越来越宽泛，既涉及学历教育，也涉及非学历教育与培训。比如与德国的合作，包括农业、建筑、纺织、机械、轻工、电气等多领域;与澳大利亚的合作，涉及建筑、汽车、旅游、商务、电子等多种行业。通过交流与合作，我国的职业教育理念得到更新，管理机制得到创新，课程设置与教材开发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与行业企业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
（三）交流与合作的形式更加多样化
我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效果也比较明显。
在科学研究方面，中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建立职业教育科研机构，提升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在同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过程中，我国派出相关的科研人員出国，进行考察、学习，在一些科研项目方面进行合作。
在教学方面，合作双方共同开展职业教育的学科建设，我国职业院校积极引进外国专家到校进行讲学，开展专业知识技能或教育教学的相关培训。合作双方共同编制教学大纲，改革既有的教学模式，制定相关的考核机制。同时，我国也鼓励职业院校教师走出国门，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学习活动，提升国际化教学能力。2017年，我国177所高职院校的专任教师，在国外组织担任职务人数为876人[22]。
在实践方面，我国接受其他国家提供的先进资源设备，帮助中国学生搭建相关平台，为学生提供在外企或合资企业工作实习的机会。同时，我国也向其他发展相对贫困的国家提供支持与援助，如援建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埃塞俄比亚等。同时，我国的职业学校通过多种形式吸纳境外优质师资和教学资源，与境外办学机构共同开展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教师培训，提高学生和教师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国际视野。
此外，在交流与合作中，还有其他相关项目，比如为我国下岗失业人员提供相应的培训。1999年，中国与德国合作，在南京启动下岗失业妇女再就业项目，进行了技能培训、职业咨询、就业安置、人员租赁以及创业促进等多方面内容的合作。此后，辽宁、江西等地，也启动了相似的合作项目。2008 年，中德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亚洲区域合作平台项目启动，两国共同对东南亚国家的职教师资进行培训[23]。
（四）在内容上，由“引进来”到“走出去”
中国职业教育打开国门，是一个渐次发展的过程。其中，经历了简单照抄照搬，再到借鉴学习，然后是本土化，最后是总结中国特色向外输出的过程。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职业教育学习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与经验，最主要的就是“照抄照搬”。初期，我们引进国际社会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主要引进了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世界劳工组织的MES模式、加拿大的CBE模式、北美的能力本位模式。21世纪初，又引了澳大利亚的TAFE模式、英国的BTEC模式和德国的学习领域课程。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引进的模式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其间也存在一些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让我们认识到，盲目的照抄照搬并不可取，要在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将合理的成份吸收进来，做到取长补短，为我所用，这就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随着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职业教育开始对外输出，但输出的规模都不大，输出对象多为亚非国家，输出形式主要是课程、师资培训、留学生培养等。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发展程度加深，我国职业教育在学习借鉴国际社会发展职业教育的经验过程中，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验，比如“集团化办学”“示范校建设”等等。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一批重大工程和国际产能合作项目相继在沿线国家落地和发展，为职业教育“走出去”提供了平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加大了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步伐，比如“鲁班工坊”的建立，就是职业教育走出去的一张闪亮名片。还有有色金属行业走出去试点，也是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又一个推动力量。
三、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前景展望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实现“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世界范围新技术革命和经济转型发展，中国在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这些为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形式将更加多元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同国家、不同产业之间有了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国际性产业对人才的需求出现了新的趋势和变化。在全球范围内，职业教育的培训逐渐超越国别限制，促动了各国之间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的程度加强。顺应发展趋势，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形式将更加多元。
一是提升职业教育领域双边、多边政策的沟通能力，提升中国职业教育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的能力。中国一直致力于促进职教领域对外开放，努力成为国际职教合作和交流的中心。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论坛或峰会，在唐山召开的国际职教大会，等等，都奠定了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基础。
二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我国职业教育的认同度。“一带一路”倡议始于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作为职业教育大国的中国，应当具有一定的责任、使命与担当。在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过程中，未来，要积极对接相关国家对人力资源的诉求，规划好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为相关国家提供理论等智力支持和技术技能人才支持，提升沿线国家对中国职业教育的认同度。
（二）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交流机制将更加完善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壮大，职业教育的发展速度也越来越快，在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相关的机制将更加完善。
一是打造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品牌。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有能力发展、输送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经验。近些年来，通过承办高层次的国际职业教育会议，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程度已为世界大多数国家认可。未来，需要加大品牌的创设力度，通过举办高层次的会议、国际交流周等，打造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职业教育交流平台。依托发展有特色的学校和机构，举办国际性的特色交流活动，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认可度。
二是加大与国外同类院校、国际行业企业的互动。在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既应当与发达国家的职业院校结对，吸引其优质的教育资源与发展经验，同时也要与经济不发达国家职业院校结对，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共同提升教育质量。
（三）职业教育与培训人才规格及认证的国际化将成为特色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积极参与制定职业教育国际标准，开发与国际先进标准对接的专业标准和课程标准”。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共有156所高职院校开发了1806个境外认可的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24]，而2016年，全国共有100所高职院校开发了283个境外认可的行业或专业教学标准[25]。
专业标准走出国门，需要职业院校不断提升教学能力，提高专业标准体系的整体水平，未来的日子里，中国要加快制订国际认可的专业教学与课程标准，以标准来引领和提高人才培养的总体质量。要加大资源倾斜和统筹力度，联合行业企业合作开发国际认可的高水平专业教学标准，推动中国职业教育走向世界舞台。
（四）职业教育“走出去”内容将更加丰富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和广泛支持，截至2017年9月，共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26]。它契合了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愿望，符合世界各国的发展利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器”，成为持续助推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助推器”。
在现阶段，中国职业教育不仅适度接收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学习者来中国接受职业教育，同时也积极践行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战略。有色金属行业走出去试点，若干个“鲁班工坊”建立，中国在对外输出职业教育优秀资源与发展经验方面，已经迈出了成功的一步。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内容将更加丰富，形式将更加多样。
（五）中国将成为职业教育世界命运共同体的积极推动者
“共同体”是近些年国际社会上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广泛应用。中国最早提出“命运共同体”是在2011年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其中强调：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首次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决议。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其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反映了中国步入世界舞台中心的现实反映和责任担当。
在中国职业教育走向国际化、走向世界舞台的进程中，坚持“立足国内，放眼世界”的职业教育发展观念，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国际间的往来，以全球化的视野，规划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构建职业教育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中国将成为积极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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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Learning from Foreign Countries to Going to the World
——On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Past 40 Year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Meng Fanhua， Zhou Jing， Dong Yanmei
Abstract
关键词 改革开放40年;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历程;特征;展望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8）21-0006-09
改革开放40年来，在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中，我国坚定不移地推进教育对外开放，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发展之路，使中国的教育逐渐走向世界教育中心。
40年来，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进程中，我国积极、主动地与世界各国、各组织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对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践证明，积极、主动开展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中国职业教育取得快速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
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回顾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历程，二是对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中表现出来的特征进行总结，三是对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未来进行展望。
一、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历程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获得了较大发展：基本建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完善与丰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取得较大成效，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能力不断增强。这一方面受益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受益于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相关经验。
回顾4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历程，我们以时间为序，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不是完全独立的关系，而是包含与顺承的关系。
（一）1978-1992年，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从学习中起步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职业教育学习借鉴的是苏联模式，在教育体制上，取消专科，大力发展中专和技校，并把中专划归高等教育部管理[1]。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职业教育也扩大了学习交流的范围。在这一阶段，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从学习中起步，表现出明显的“热眼向洋”趋势，主要是学习职业教育先进国家的经验，以引入理念和资源为主，实现初步对外开放。
1.考察、交流、互访，达成合作意向
在国际交流与合作初期，考察、交流、互访是最主要的方式。1980年4月30日至6月4日，以袁宝华为团长的国家经委、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代表团应欧洲管理论坛邀请，访问了瑞士、联邦德国和奥地利。1980年5月4-30日，代表团的一个小组应联邦德国杜依斯贝尔协会邀请赴联邦德国，以职业教育、职工培训为重点，从企业、学校、工会、工商联合会、雇主协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有关部门等多个方面了解了联邦德国职业教育的概貌。考察组先后考察了9个不同类型的职业学校、学院和培训中心，以及7个企业、1个银行、1个经济研究所、11个政府有关部门，共29个单位。代表团回国后于6月20日向国务院提交了报告。报告认为，西德职业教育很有特色，在职业教育的内容、教育培训的多样化和教学的方法上，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报告建议，改革我国的中等教育制度和学徒工制度，借鉴联邦德国的经验，进行“双元制”试点。双轨制比单纯在企业培训有许多优点，从我国情况看，一下推广有难度，但可以在少数地区选择几个有条件的企业进行试点，国务院负责同志对此作了“同意试点”的批示[2]。这是我国职业教育学习德国经验的开端，以此为标志，中国开启了职业教育学习之路。
1980年5月15日至6月20日 ，教育部部长蒋南翔访问了联邦德国、法国和美国，主要是了解三国的教育体系、学习三国的有益教育经验和调查我国留学生的情况。在联邦德国，蒋南翔与巴伐利亚州文教部部长迈尔教授和总司长卡尔伯克等进行了会谈。此后，蒋南翔指派专家赴德国考察职业教育并开辟合作途径[3]。1981年8月，联邦德国教科部部长比约尔恩·恩霍尔姆一行13人访问我国，考察了北京、西安、上海部分高等学校和上海机器制造学校，着重了解了我国职业教育方面的情况，表示愿为中德两国职业教育的合作努力[4]。在双方的交流与促进下，中国与德国的职业教育合作开始起步。此后，中国与美国、丹麦、澳大利亚、瑞士、加拿大、巴西等国家开始了考察、交流与互访，迈出了广泛合作的步伐。
2.政府间合作建立具体项目
考察、交流、互访，所产生的成果就是达成相关协议，政府间建立具体合作项目。1982年4月，教育部转发经国务院批准的教育部和外交部于1982年3月12日提交的《关于接受西德巴伐利亚州资助我国建立职业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和德语中心建设的请示》。《请示》指出，西德巴伐利亚向中国教育部提出三个合作项目的建议，一是协助我国建立一个培养建筑方面技工、技师和工程师的职业学校;二是建立一所培训中小学教师的师范中心;三是为解决前两项任务中赴德学习、考察人员培训德语之需，建立一个德语中心，这些项目由汉斯赛德尔基金会资助。1982年12月，《南京建筑职业教育中心与西德巴伐利亚州教育代表团就落实建筑职业教育中心的具体事宜在南京会谈情况报告》印发，要求各单位根据各自的分工，抓紧教育中心的建设。这一文件的印发，标志着南京建筑职业教育中心項目正式启动，使中德职业教育的交流与合作从代表团互访转变到了援助与合作发展阶段，揭开了中德职业教育实质性交流与合作的序幕。 1983年3月，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主席佩尔克访华，教育部副部长张文松同佩尔克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合作协议》以及为执行该协议的补充协议，决定建立南京建筑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上海师资培训中心和北京大学德语中心。1983年10月，中国和联邦德国签订职业教育合作备忘录，确认联邦德国教科部将和经济合作部共同研究，为今后在中国建立职业教育师资培训中心提供资助;同联邦德国的巴伐利亚州、下萨克森州和北威州，就帮助我国建立3所高等专科学校和1所企业管理培训中心，达成意向性协议。1985年5月，中德两国政府签署了《职业教育合作协议》。此后，中国陆续与丹麦、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国签署相关协议，开展不同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在接受他国援助的同时，中国也开始援助其他不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代表性国家是阿拉伯也门共和国。1980年10月，中国教学组第一批人员到达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塔兹中等工业技术学校，按照中也双方政府的协议，开始承担这所新建学校的教学工作。1985年，中国政府决定向阿拉伯也门共和国萨那中等工业技术学校提供1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款，作为更新设备之用。1986年2月，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教育合作议定书》，协定我国政府继续向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提供援助，为萨那中等技术学校增添和更新教学仪器设备。
3.合作办学，建立职业学校和培训中心
在初期的交流与合作中，双方合作办学，共建职业学校和培训中心是一个重要的成果。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重点是中等职业教育，而高等职业教育处于试点阶段，因此，这一阶段的合作办学以中等层次的职业教育合作办学为主，合作的主要内容是按照国外职业教育模式和课程模式办学[5]。1983年3月，教育部与汉斯·赛德尔基金会签订合作协议，在南京建设一个职业教育中心，德方派专家驻校咨询，1986年和1987年，两届毕业生约331人，基本达到培养要求[6] 。
1983年10月，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和联邦德国教科部部长维尔姆斯签署中德教育合作备忘录，决定由德国技术合作公司执行天津中德现代工业技术培训中心项目，由赛德尔基金会执行上海电子工业学校、武汉湖北啤酒学校和湖北十堰汽车技工学校项目。东风汽车公司高级技工学校1985年开始引入德国双元制一级（技术工人）培训模式，1990年引进德国职业教育二级培训，即车间主任、工段长等中层一线管理人员的培训[7]。1985年，广东粮食局和美国小麦协会联合成立了“华美烘焙技术培训中心”，这些中心由“对方提供部分资金、教学设备、派专家咨询，中方负责办学，一切决定权在中国方面”[8]。可以说，合作办学是初期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成果，为以后交流与合作的扩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4.引进资金发展职业教育
在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第一个阶段，引进资金发展中国的职业教育，是一个重要成果。在我国职业教育为数众多的对外合作项目中，外方的“援助项目”占据着很大比重。其中最主要的，当属与世界银行的合作。我国与世界银行的合作项目是，利用贷款来改善职业教育的办学条件。1990年，我国政府同世界银行签订《中国职业技术教育项目贷款协定》，第一期项目自1990年8月开始，至1996年底结束，历时6年多。一期项目结束后，二期项目随即启动，共利用世界银行贷款8000万美元，我国也投入了相关的配套经费。此外，1991年，我国还与加拿大合作了“高中后职业技术教育合作项目”，加方共为我国提供750万加元的援助，协助我国发展高中后职业技术教育。引进资金的项目取得了很大成效，项目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办学理念得到了更新，对于我国当时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1993-2002年，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进入扩大發展阶段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进一步扩大教育开放，加强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发展和管理教育的成功经验”。这一文件的出台，推动了我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步伐，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进入扩大发展阶段。此阶段，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从资源引入到多元互动，中国开始探索本土化路径。
1.开展职业教育师资培训
在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第二个阶段，职业教育师资培训被提到重要位置。1993年11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科尔访华，其间在与中国领导人就广泛的国际和双边问题达成不少一致看法的同时，双方就加强两国在职业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达成了共识。1994年7月，国务院总理李鹏率代表团对德国进行了回访。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加强职业教育领域合作的联合声明》，这一协议的签署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我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就职业教育问题签署的第一个双边协议，是中德两国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成果的直接体现，也是两国在职业教育领域进一步交流与合作的纲领性文件，还是我国职业教育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和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成果[9]。协议中，将职业教育师资培训作为一个重点，并在以后的合作中得到了落实。1997年，职业教育师资培养项目在上海同济大学设置职业教育师资培养专业，以提高职教师资的专业教学水平。这一项目改善了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职业学校的师资质量。1998年，中德两国政府启动了“职业学校校长培训与进修”项目，在辽宁省、吉林省对万名职业学校校长进行了相关培训。
2.开展职业资格证书合作项目
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广泛深入的开展，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步伐，在引进国外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基础上，我国开始引入国际职业资格证书，积极探索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模与认证同国际接轨的方式。
1994年，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开展“中英职业资格证书合作项目”，以支持我国建立一个以职业能力标准为导向的具有国际水平的职业技能鉴定体系[10]。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我国积极学习英国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质量保障体系的经验，颁发了相关文件，确定试点单位，试点单位实施督考制度并对参加培训和通过考核者颁发相应的资格证书[11]。 1999年，我国与德国技术公司合作，启动中德职业资格证书合作项目。项目选择7个试点地区，在7个职业领域中开发了相应的职业标准、教学大纲及教材，向考核合格者颁发了相应的职业技能证书。通过这些合作，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格认证机制得到完善与发展。
3.初步输出中国职业教育模式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职业教育开始对外输出，但在这一阶段，输出的规模不大，输出形式主要是课程、师资培训、留学生培养等，输出对象多为亚非国家。进入21世纪，我国开始对埃塞俄比亚的职业教育提供长期支持和帮助。2001年，两国政府相关部门签署了《埃塞俄比亚共和国教育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合作的协议》，根据协议，我国先后派出专家50多人次，对埃提供职业教育援助。
受教育部委托，2002年8月，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派出2名职业教育教师赴非洲埃塞俄比亚任教3个月。后来又完成第二批长期赴埃任教教师的选拔工作，20名中方教师入选。为保障合作的顺利实施和可持续发展，2003年，教育部在天津工程师范学院揭牌“教育部教育援外基地”。据统计，该基地作为我国第一个教育援助非洲基地，为发展中国家教育官员引进职业教育管理培训，共培训非洲教育官员87人，为非洲、西亚、东欧34个国家培训职教师资251人，派出教师赴埃塞俄比亚、也门80人次，参与培训学生8000余人[12]。
（三）2003-2012年，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迈入主动谋划、持续发力的快速发展阶段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让各国都认识到了人力资源的重要性，优先发展教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战略定位。2003年，我国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提出“国家鼓励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的中外合作办学”，并提倡合作举办职业学校或培训机构和拓展毕业生国外就业市场。2004年，国务院印发《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加强全方位、高层次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明确教育对外开放的策略及行动举措。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进一步把教育对外开放作为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举措，明确提出面向世界，进一步加强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在这一阶段，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不再局限于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与模式，而是开始迈向主动谋划、持续发力的快速发展阶段。在此阶段，我国加入世界技能组织并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尝试探索同国际接轨，共同开发人才培养标准及体系的认证工作。
1.加入世界技能组织，参加世界技能大赛
世界技能组织成立于1950年。2010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技能组织，成为该组织的第53个成员。截至2018年1月，世界技能组织已有78个正式国家和地区成员。它的工作职责是：通过技能竞赛、教育培训、技能推广、研究、职业发展与国际合作，把行业、政府和教育培训机构联系起来，以推动国际性的技能发展;向青年人及他们的教师、教练和雇主提出挑战，激励他们达到商业、服务业和工业各领域世界一流水平，促进技工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发展。
加入世界技能组织，对中国职业教育与技能人才培养来说，是学习、发展的机遇，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技能人才培养成效的机遇。加入世界技能组织后，中国开始参与世界技能大赛，首次参与第41届世界技能大赛，获得1枚银牌、5项优胜奖;第42届世界技能大赛上，获得1枚银牌、3枚铜牌、13个项目的优胜奖;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上，获得5枚金牌、6枚银牌、3枚铜牌、12项优胜奖;2017年，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选手以15枚金牌位列金牌榜首。
另外，2017年，中國取得了世界技能大赛的承办权，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2021年在中国上海举办，中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发展水平，成为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名片。
2.开发人才培养标准及认证体系
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是职业教育适应工作世界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加快，构建相应的人才培养标准及认证体系，成为各国职业教育与国际接轨的重要内容。
2012年，教育部下发《关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开展职业教育部分专业教学标准开发试点工作的通知》，组织上海市和天津市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开展部分专业教学标准开发工作。以上海为例，在人才培养标准及认证体系开发方面，上海取得了相对成熟的经验。通过将国际行业技能标准融入专业课程内容，鼓励学校将国际行业标准融入相关专业的教学过程，扩大资源共享范畴、推进国际间教学标准互认等举措，推动了我国职业教育国际水平的专业教学标准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专业教学标准互通互认[13]。“十二五”期间，上海开发了52个国际水平专业教学标准，有24个国际水平的专业教学标准在实施;3638名学生分别获取了22类国外权威职业资格证书[14]。
在高职教育方面，一些高职院校积极鼓励教师在国外组织担任职务，参与有关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订，开发具有国际水平的课程资源。开发国外认可的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数1806个。如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梳理了系列技术标准和职业标准，组建团队，编写教材，精选设备，组织赞比亚教师考取建筑架子工、焊工等职业资格证，探索出“技术标准引领职业标准、职业标准引领职业教育标准”的中国标准“走出去”路径[15]。
（四）2013年至今，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步入提质增效、迈向领跑的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迈向追求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全面对外开放新时代。这一阶段，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基础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国家开放发展新战略为教育对外开放注入新动力，教育对外开放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新格局，开始步入提质增效、迈向领跑的新时代，推动中国教育走向世界教育的中心，中国职业教育由“热眼向洋”到“走向世界”，更有自信、更有能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2013年，习近平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中重点合作内容与职业教育直接相关，为我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一个广阔平台。此阶段，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步入提质增效、迈向领跑的新时代，以资源输出为标志，达到标准、质量和模式的国际融合。
1.有色金属行业走出去试点
在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迈向新阶段的背景下，国务院于2015年颁布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快职业教育“走出去”步伐。2015年12月25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同意在有色金属行业开展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的函》（教职成厅函〔2015〕55号），同意依托全国有色金属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中国有色集团作为试点企业在赞比亚开展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工作，这是我国第一个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
经沟通和遴选，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确定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8所职业学校作为首批试点项目学校，共同开展试点工作。在顶层路径设计上，明确了配套企业和职业教育的参与方式，同时启动了学历教育准备工作，以经赞比亚职业教育主管部门认证注册的卢安夏技工学校为基础，通过整合现有资源、增开专业、加强师资力量等手段，升级卢安夏技工学校为三级资质。
中赞双方平等互信、合作共赢，在有色金属产业对接和产能合作中，文化冲突调和需要以文化交流为基础。为此，试点工作推动国家开放大學、中南大学和中国有色集团在赞企业共同向国家汉办申请孔子学院，将工业汉语作为基础课程，提升中国有色集团在赞比亚企业当地雇员的汉语语言水平，在彼此文化理解中，促进中赞双方共生共荣，降低企业境外经营管理成本，同时也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急需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持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助力中国企业在海外深度发展，在赞比亚打造中国职业教育品牌，推进职业教育“走出去”常态化发展[16]。
2.创办境外办学机构，将优秀职业教育成果输出国门
境外办学是职业教育“走出去，树品牌”的重要路径，对中国职业教育走向世界意义深远。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探索设立“鲁班工坊”、海外分校、与企业合作建立培训中心等多种办学形式，主动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为周边国家培养培训本土化的技术技能人才，扩大了国际影响力。数据显示，2017年，专任教师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外指导时间超过10人日的高职院校达到353所，在校生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外实习时间超过10人日的有284所，分别比2016年增加191所和97所[17]。
如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与俄罗斯国立旅游与服务大学合作建立中俄两国首个在旅游职业教育领域设立的合作办学机构——中俄旅游学院，输出中国旅游教育标准，包括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教材等，为俄罗斯培养既懂中文、又了解中国的紧缺型旅游专业人才。
在输出职业教育的项目中，由天津教育委员会推动的“鲁班工坊”正在成为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新品牌。2016年3月，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大城府大城学院共同建立了首个“鲁班工坊”，正式启动把天津市的优秀职业教育成果输出国门与世界分享计划。在此基础上，与英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合作设立的“鲁班工坊”先后运行。另外，柬埔寨、巴基斯坦等国和面向非洲的“鲁班工坊”项目正式启动。这些项目结合中国职业教育的资源，开设数控技术、新能源技术、物联网、3D打印等专业，服务当地企业升级和经济发展，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技术技能人才支撑。这些项目将结合我国的输出产品和输出服务，采取多种方式，在输入地开展职业教育和技术技能培养培训，提高当地的技术服务水平，促进我国企业的服务输出和产品输出[18]。
二、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特征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零星到频繁发展的阶段。目前，我们已经与全球五大洲的30多个国家建立了合作与交流关系，由最初的单向引进职业教育资源，到国外经验的本土化，再到输出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实践了先进的理念，改革了发展的方式方法，扩大了我国职业教育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从4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历程中，可以总结出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特征。
（一）交流与合作的主体及对象由政府间向多元化发展
我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起点，源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在改革开放初期，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表现出明显的政府行为，最普遍的方式就是两国政府间的考察、交流、互访，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签订相关合作协议，进行一些项目的建设，比如与德国的合作，首先是两国政府间的行为。但是，随着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程度加深，合作的主体与对象表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以政府间的合作为主体，发展为各种职业教育的相关团体、各个地区、各个学校，都积极拓宽合作渠道，与国外的相应组织、地区、学校合作，或者是引进相关模式，或者是开展联合办学，或者是师资互派交流等。
一是与国际组织的合作。40年来，我国同一些国际组织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比如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计划发展署、国际劳工组织等。同这些组织的合作丰富了我国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内容，比如与世界银行的合作，我国政府分别于1990年和1996年同世界银行签订贷款协议，共利用世界银行贷款8000万美元，用于改善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软硬件条件，取得显著成效。
二是国别方面的合作。在国别方面，我国与很多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比如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等等。在合作的过程中，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无论是合作前的磋商，还是合作后的协作与配合，都是全力支持。比如与德国的职业教育合作，是合作项目最多、合作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合作。合作时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是学习德国“双元制”的相关经验，发展到后来，合作领域越来越多元，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两国之间的主要成果，是1994年中德两国政府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加强职业教育领域合作的联合声明》，它是我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就职业教育发展签署的第一个双边协议，是我国职业教育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成果，也是我国职业教育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 三是学校层面的合作。学校层面的合作是一种最主要的形式，在这一层面，一些学校积极与国外职业学校合作，洽谈项目合作形式，共同统筹项目启动与开展的具体事宜，形成了沟通交流的机制。比如湖北啤酒学校通过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与德国慕尼黑理工大学以及武汉工业学院签订合作协议，在中国培训啤酒酿造和饮料技术本科生。学生在武汉工业学院完成2年的基础学习后，再到湖北啤酒学校学习专业课，第三学年结束时，如果通过德语语言测试和资格考试，就可以到慕尼黑理工大学继续深造并获得德国的学士学位。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与28个国家和地区举办高职高专层次的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达960个，占高等教育总数的41.8%[19]。
四是学生层次的合作。在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中，联合培养、出国深造、资格认定等是重点项目。在高等教育领域，由于开放办学的持续深化，国外留学生数量持续增长。2017年，招收全日制国外留学生11500人，比2016年增长了65.2%。江苏、浙江、山东、云南、北京、广东、海南、贵州8个省份留学生均超过400人[20]。
（二）交流与合作的领域、范围由单一向多层次、全方位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形式主要是向发达国家学习，学习发达国家的办学模式、课程设置等。如1989年，作为中德两国政府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航空技工学校引入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实行学校与企业联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突出实践技能的教学模式，教师业务素质高，学生教师比例小，“原汁原味”特点明显[21]。
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向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国家学习发展职业教育的经验，在学习中研究，在学习中借鉴，借鉴他国职业教育成功的经验。随着交流与合作的程度不断深化，合作领域越来越宽泛，既涉及学历教育，也涉及非学历教育与培训。比如与德国的合作，包括农业、建筑、纺织、机械、轻工、电气等多领域;与澳大利亚的合作，涉及建筑、汽车、旅游、商务、电子等多种行业。通过交流与合作，我国的职业教育理念得到更新，管理机制得到创新，课程设置与教材开发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与行业企业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
（三）交流与合作的形式更加多样化
我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效果也比较明显。
在科学研究方面，中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建立职业教育科研机构，提升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在同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过程中，我国派出相关的科研人員出国，进行考察、学习，在一些科研项目方面进行合作。
在教学方面，合作双方共同开展职业教育的学科建设，我国职业院校积极引进外国专家到校进行讲学，开展专业知识技能或教育教学的相关培训。合作双方共同编制教学大纲，改革既有的教学模式，制定相关的考核机制。同时，我国也鼓励职业院校教师走出国门，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学习活动，提升国际化教学能力。2017年，我国177所高职院校的专任教师，在国外组织担任职务人数为876人[22]。
在实践方面，我国接受其他国家提供的先进资源设备，帮助中国学生搭建相关平台，为学生提供在外企或合资企业工作实习的机会。同时，我国也向其他发展相对贫困的国家提供支持与援助，如援建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埃塞俄比亚等。同时，我国的职业学校通过多种形式吸纳境外优质师资和教学资源，与境外办学机构共同开展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教师培训，提高学生和教师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国际视野。
此外，在交流与合作中，还有其他相关项目，比如为我国下岗失业人员提供相应的培训。1999年，中国与德国合作，在南京启动下岗失业妇女再就业项目，进行了技能培训、职业咨询、就业安置、人员租赁以及创业促进等多方面内容的合作。此后，辽宁、江西等地，也启动了相似的合作项目。2008 年，中德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亚洲区域合作平台项目启动，两国共同对东南亚国家的职教师资进行培训[23]。
（四）在内容上，由“引进来”到“走出去”
中国职业教育打开国门，是一个渐次发展的过程。其中，经历了简单照抄照搬，再到借鉴学习，然后是本土化，最后是总结中国特色向外输出的过程。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职业教育学习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与经验，最主要的就是“照抄照搬”。初期，我们引进国际社会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主要引进了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世界劳工组织的MES模式、加拿大的CBE模式、北美的能力本位模式。21世纪初，又引了澳大利亚的TAFE模式、英国的BTEC模式和德国的学习领域课程。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引进的模式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其间也存在一些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让我们认识到，盲目的照抄照搬并不可取，要在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将合理的成份吸收进来，做到取长补短，为我所用，这就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随着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职业教育开始对外输出，但输出的规模都不大，输出对象多为亚非国家，输出形式主要是课程、师资培训、留学生培养等。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发展程度加深，我国职业教育在学习借鉴国际社会发展职业教育的经验过程中，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验，比如“集团化办学”“示范校建设”等等。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一批重大工程和国际产能合作项目相继在沿线国家落地和发展，为职业教育“走出去”提供了平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加大了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步伐，比如“鲁班工坊”的建立，就是职业教育走出去的一张闪亮名片。还有有色金属行业走出去试点，也是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又一个推动力量。
三、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前景展望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实现“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世界范围新技术革命和经济转型发展，中国在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这些为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形式将更加多元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同国家、不同产业之间有了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国际性产业对人才的需求出现了新的趋势和变化。在全球范围内，职业教育的培训逐渐超越国别限制，促动了各国之间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的程度加强。顺应发展趋势，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形式将更加多元。
一是提升职业教育领域双边、多边政策的沟通能力，提升中国职业教育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的能力。中国一直致力于促进职教领域对外开放，努力成为国际职教合作和交流的中心。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论坛或峰会，在唐山召开的国际职教大会，等等，都奠定了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基础。
二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我国职业教育的认同度。“一带一路”倡议始于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作为职业教育大国的中国，应当具有一定的责任、使命与担当。在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过程中，未来，要积极对接相关国家对人力资源的诉求，规划好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为相关国家提供理论等智力支持和技术技能人才支持，提升沿线国家对中国职业教育的认同度。
（二）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交流机制将更加完善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壮大，职业教育的发展速度也越来越快，在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相关的机制将更加完善。
一是打造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品牌。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有能力发展、输送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经验。近些年来，通过承办高层次的国际职业教育会议，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程度已为世界大多数国家认可。未来，需要加大品牌的创设力度，通过举办高层次的会议、国际交流周等，打造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职业教育交流平台。依托发展有特色的学校和机构，举办国际性的特色交流活动，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认可度。
二是加大与国外同类院校、国际行业企业的互动。在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既应当与发达国家的职业院校结对，吸引其优质的教育资源与发展经验，同时也要与经济不发达国家职业院校结对，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共同提升教育质量。
（三）职业教育与培训人才规格及认证的国际化将成为特色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积极参与制定职业教育国际标准，开发与国际先进标准对接的专业标准和课程标准”。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共有156所高职院校开发了1806个境外认可的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24]，而2016年，全国共有100所高职院校开发了283个境外认可的行业或专业教学标准[25]。
专业标准走出国门，需要职业院校不断提升教学能力，提高专业标准体系的整体水平，未来的日子里，中国要加快制订国际认可的专业教学与课程标准，以标准来引领和提高人才培养的总体质量。要加大资源倾斜和统筹力度，联合行业企业合作开发国际认可的高水平专业教学标准，推动中国职业教育走向世界舞台。
（四）职业教育“走出去”内容将更加丰富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和广泛支持，截至2017年9月，共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26]。它契合了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愿望，符合世界各国的发展利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器”，成为持续助推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助推器”。
在现阶段，中国职业教育不仅适度接收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学习者来中国接受职业教育，同时也积极践行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战略。有色金属行业走出去试点，若干个“鲁班工坊”建立，中国在对外输出职业教育优秀资源与发展经验方面，已经迈出了成功的一步。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内容将更加丰富，形式将更加多样。
（五）中国将成为职业教育世界命运共同体的积极推动者
“共同体”是近些年国际社会上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广泛应用。中国最早提出“命运共同体”是在2011年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其中强调：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首次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决议。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其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反映了中国步入世界舞台中心的现实反映和责任担当。
在中国职业教育走向国际化、走向世界舞台的进程中，坚持“立足国内，放眼世界”的职业教育发展观念，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国际间的往来，以全球化的视野，规划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构建职业教育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中国将成为积极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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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Learning from Foreign Countries to Going to the World
——On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Past 40 Year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Meng Fanhua， Zhou Jing， Dong Yanmei
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