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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从卡夫卡的寓言性小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来，主题的可多重阐释性已经是现代主义小说区别于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台湾现代派小说家王文兴的小说也是如此，他的重要作品《玩具手枪》，从篇名到内容都具有显著的寓言式特征。小说以一只玩具手枪作为道具，探讨了人在群体中的孤独存在、人在成长过程中天真世界的失落和对成人世界的模仿以及命运与死亡等多重主题，这也是王文兴小说最常见的几个主题。
关键词 王文兴 多重主题 玩具手枪 存在 成长 命运
台湾现代派小说家王文兴的小说《玩具手枪》，从篇名到内容都具有显著的寓言式特征。小说叙述了一个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事件：在一位好友的生日宴会上，小说主人公胡昭生被爱恶作剧的同窗钟学源用一只装上“子弹”的玩具手枪抵住头，在“破相甚至死亡”的威胁下，胡昭生承认了自己深感羞耻的秘密——向一位女生求爱被拒。哈哈大笑过后，似乎所有的人都忘了此事，只有胡昭生耿耿于怀，处心积虑寻求报复，但他每一次的报复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最后他只好借口赶稿子离开了宴会。“玩具手枪”在文本中是一件重要的道具，它融威慑性与欺骗性于一体，将胡昭生推到了一个既尴尬又荒诞的境地。它对胡昭生本人有强大的人身威胁，但在围观的人看来却只是个玩笑：它仿佛掌握在无情的命运之神手中，逼迫着它的牺牲品当众一层层撕去矜持、自尊——一切用来隔绝这个世界，保护他脆弱本体的所有装饰，而赤身裸体于同类之前，然而当谜底揭晓，这个威胁却只是个欺骗，而牺牲者为这个谎言付出的一切却再也收不回来了。无论他做出怎样的努力，也不过象是垂死挣扎，于是他只好带伤逃离。“玩具手枪”的双重性，不但是小说主人公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也使作品具备了某种寓言性。实际上自从卡夫卡的寓言性小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来，主题的可多重阐释性已经是现代主义小说区别于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文试图在对《玩具手枪》的主题进行多角度的阐释的同时，对王文兴小说写作中几个常见的主题也做以探讨。
一、存在主题：个人与群体
王文兴十分喜欢的作家卡夫卡曾这样描述自己理想中的生活：“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桌旁，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那样我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啊!”我们可以看到卡夫卡有一种逃离人群的倾向。而德国评论家龚特尔·安德尔也曾形容过卡夫卡在人群中的特异性存在：“作为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但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的家庭里。他比陌生人还要陌生。”这种无所归属的疏离感，原是二十世纪的“现代病”之一，王文兴的写作深受卡夫卡的影响，也把表现个人的孤独感。与群体的对立感、陌生感作为自己写作的重要内容。王文兴擅长于深度的心理刻画，但我们考察他的大部分作品，无论是第一人称的限制叙事，还是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心理描写往往只集中于书中某一个人物身上，对其他人则只作外部描写。我们可将这个人物称为王文兴小说的抒情主人公，认为他承担了小说主要的表达任务。这个抒情主人公的气质类型十分相似，全是卡夫卡式的：他们对外部世界持着恐惧和排斥的态度，象蜗牛一样收缩起自己的触角，深深地回到自我内部世界之中。在书中，他们大多皮肤白皙、身材瘦弱、患有轻度的社交恐惧症，在自我的世界中优游自在，一旦处于群体中就特别地显得孤独、特异、恐慌，在集体中倍受折磨。
这种情形实际上寓意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在现代社会中，“天涯若比邻”已不只是一种美好愿望，而成了现代都市人的无比真实的感受。在无限平面化的世界里，个人的生存空间遭到极度的挤压，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的矛盾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地尖锐起来，于是人便呈现出一种两极化发展的趋势：一个人在物化的生存层面上越来越依赖于他周围的他人与群体，他的精神触角就越发向内找寻，越发执著于保留不被他人染指的净土。然而人并不是具有无限拉伸可能的橡皮筋，也不是可以无限压缩的弹簧，他向外踏出的每一步也是他对内的进一步远离。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却是每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必然的路，“地窖穴乌”般的生活毕竟只是卡夫卡式的想象。王文兴小说的主人公似乎都要经历这样的心路，他们对群体既抗拒逃避，又渴望向往，他们或者因不愿交出自我而备受打击，或者顺从群体而放弃自己。《玩具手枪》属于前者：胡昭生害怕出席宴会，但还是参加了，而在宴会中又独自向隅，希望晚会早些结束。这种既逃避又顺从的态度正是他矛盾心情的折射。然而这种有保留地交出自我的方式正是为他招来羞辱的真正原因。“玩具手枪”象征着群体中的游戏规则，在群体中试图保留完整的自我，必然受到游戏规则的惩罚。这也是为什么同样的手枪使胡昭生颜面尽失却威胁不了群体的代言人钟学源的原因。
与此相对应的另一篇小说《践约》，抒情主人公林邵泉为了服从群体的决定而压抑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于是等待践约的那段时间就化作了“嗒嗒”作响、倾轧而来的齿轮，令他一点点地粉碎了自我。
如果在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上进一步考察《玩具手枪》，王文兴似乎又隐含了一个欺骗与背叛的主题。在个人融入群体的过程中，“自我”被缴械，然而用来缴械的工具却是一把以欺骗为特征的玩具手枪。这似乎寓意着：个人对自我的背叛是一场收支不能相抵的游戏，个人放弃自我获得的，是双重的羞辱和悔恨。
二、成长主题：失落与模仿
传统的成长小说又称为教育小说。他关注“一个少年或青年的成长历程、他的人格是如何形成的、这个世界是如何对他进行教育”但到了20世纪，成长已被小说家视为天真、纯洁等童年时代美好品质的失落过程，纯粹的成长小说已经很难找到，取而代之的，是许多所谓“反成长”小说，这跟20世纪人文理想破灭后弥漫的消极颓废的情绪有关。王文兴曾说过：“我把握住自己二十八岁以前的经验已经足够了，以后剩下的有生之年应该用来把这些经验重新消化，投放到纸上。”从这些话看来，王文兴也是一位十分关注人的成长的作家，他的创作实践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他早期的《十五篇小说》因为内容大多与成长有关而被称为“成长之歌”，《家变》中的“逐父”主题也是成长小说常常涉及的主要主题之一。至于奇书《背海的人》则被专业研究台湾现代文学的专家称 为表现了“知识人的精神私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表现人的成长——精神成长。同样，在《玩具手枪》中，也蕴涵着关于少年成长的结构：纯真世界的失落和对成人世界的模仿。
我们似乎可以把《玩具手枪》中的人物看作分别存在于两个世界：抒情主人公独自生活在未成年人的世界里，而以宴会主宰者钟学源(注意：他并非宴会主人，但他“统治”了宴会的世界)为代表的其他人则占据着成人的世界。胡昭生参加宴会，处于成年人世界的包围之中，充满不适应，而钟学源的挑衅，则使他的世界完全失落了。“玩具手枪”就象一个危险的象征，它把纯洁象枝头的苹果一样打落，使胡昭生隐藏于内心深处的高尚感情变成众人眼中的嘲弄和羞辱。胡昭生向钟学源报复的过程，就是他企图找回尊严，重建失落的世界的过程。他一共进行了三次努力：第一次他试图证明钟学源不学无术、信口开河，但胡昭生失望地发现，“知识”是少年人竞争的砝码，“诚实”是未成年人世界的重要品质，这些在少年人看来无比珍贵的东西，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却无足轻重，他失败了。在惊讶和失望之下，胡昭生第二次的尝试(不断报出钟学源手中扑克的花色数字)近乎儿戏。以至引起了旁人的愤怒。最后胡昭生终于模仿了他的“施暴者”的举动，也向钟学源举起了手枪，但偷来的功夫岂能伤人，他最终在后者不屑一顾的玩世态度下拜下阵来，落荒而逃了。
对于成长，王文兴所持态度同塞林格等“反成长”小说家相似，认为成长便是“失乐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曾被宝贵“守望”着的美好事物，如：纯洁、正直、善良、怜悯、爱情等等，都将被戏弄，被解构。王文兴的另外一些小说如《欠缺》、《黑衣》都表现了丑陋的成人世界对完美的未成年世界的伤害。但失落的伊甸园是否可以通过模仿去重建?胡昭生在“玩具手枪”中装入“真实”的猩红鞭炮的细节正说明他无法真正地对以欺骗为手段的“玩具手枪”式的规则进行完整的模仿，只好绝望地逃到了路上。
三、命运主题：死亡与尊严
其实命运和死亡也是成长小说常常要涉及的主题之一。成长主人公将通过对死亡的接触与了解，去更深刻地体悟生命和命运的真谛，并在一系列的碰撞和战栗中，去获得精神上的成长。与经历过文革的大陆成长小说家痴迷的血腥与暴力式的死亡图景不同，王文兴对死亡本身从不做过多的渲染，更关注死亡在少年人心灵上留下的浓重的阴影。王文兴小说中多次谈论到死亡主题：《家变》中邻家出丧，范哗父母讳莫如深的态度更加深了范哗幼小心灵上对死亡的恐惧感《日历》似乎蕴涵着王文兴对于时间和生命关系的思考，人们以失去时间的方式来获得生命，同时也用失去生命为代价去占有时间《命运的迹线》中的小男孩以决绝的态度和“自己的命运”去抗争，其行为虽说幼稚，其勇气却令人钦佩。《玩具手枪》也利用这个巧妙的道具——兼具游戏性与威慑性的玩具手枪，既严肃又游刃有余地谈到了死亡的主题。但这一次，王文兴衡量的是死亡与尊严的轻与重。
在面对可能的死亡威胁的时候，胡昭生终于坚持不住，自尊心在重压下崩溃，而一旦曾经的死亡威胁被发现只是一个欺骗，那已经失去的尊严却变得如此珍贵。胡昭生之所以如此执著地寻求报复，正是为了找回些失落的自尊，然而，他没有如愿以偿。与生命相比，尊严也具有同样的特质：一旦失落，再难追寻。当然我们任何人也不能轻易地去嘲笑胡昭生突然的软弱，当他面对着手枪艰难地做着选择的时候，读者也会跟着屏住了呼吸，人性似乎很难抵抗死亡阴影的威胁。但是王文兴聪明地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让死亡变得不再成为“终结者”的方式，使生命中的这一主题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主题平起平坐，使得死亡衰减了它的魔力，变成了一个圈套，使得我们有机会去正视它，并发现其他东西的同样可贵。
在小说中王文兴对死亡持有既敬畏又平视的态度，他既不象有些小说家那样极力渲染死亡令人恐怖的威力，又不故作勇敢地藐视死亡、轻视生命。他作品中的命运主题，表达的是对于生命的即时性感悟，记录的是一代人成长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 王文兴 多重主题 玩具手枪 存在 成长 命运
台湾现代派小说家王文兴的小说《玩具手枪》，从篇名到内容都具有显著的寓言式特征。小说叙述了一个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事件：在一位好友的生日宴会上，小说主人公胡昭生被爱恶作剧的同窗钟学源用一只装上“子弹”的玩具手枪抵住头，在“破相甚至死亡”的威胁下，胡昭生承认了自己深感羞耻的秘密——向一位女生求爱被拒。哈哈大笑过后，似乎所有的人都忘了此事，只有胡昭生耿耿于怀，处心积虑寻求报复，但他每一次的报复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最后他只好借口赶稿子离开了宴会。“玩具手枪”在文本中是一件重要的道具，它融威慑性与欺骗性于一体，将胡昭生推到了一个既尴尬又荒诞的境地。它对胡昭生本人有强大的人身威胁，但在围观的人看来却只是个玩笑：它仿佛掌握在无情的命运之神手中，逼迫着它的牺牲品当众一层层撕去矜持、自尊——一切用来隔绝这个世界，保护他脆弱本体的所有装饰，而赤身裸体于同类之前，然而当谜底揭晓，这个威胁却只是个欺骗，而牺牲者为这个谎言付出的一切却再也收不回来了。无论他做出怎样的努力，也不过象是垂死挣扎，于是他只好带伤逃离。“玩具手枪”的双重性，不但是小说主人公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也使作品具备了某种寓言性。实际上自从卡夫卡的寓言性小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来，主题的可多重阐释性已经是现代主义小说区别于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文试图在对《玩具手枪》的主题进行多角度的阐释的同时，对王文兴小说写作中几个常见的主题也做以探讨。
一、存在主题：个人与群体
王文兴十分喜欢的作家卡夫卡曾这样描述自己理想中的生活：“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桌旁，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那样我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啊!”我们可以看到卡夫卡有一种逃离人群的倾向。而德国评论家龚特尔·安德尔也曾形容过卡夫卡在人群中的特异性存在：“作为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但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的家庭里。他比陌生人还要陌生。”这种无所归属的疏离感，原是二十世纪的“现代病”之一，王文兴的写作深受卡夫卡的影响，也把表现个人的孤独感。与群体的对立感、陌生感作为自己写作的重要内容。王文兴擅长于深度的心理刻画，但我们考察他的大部分作品，无论是第一人称的限制叙事，还是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心理描写往往只集中于书中某一个人物身上，对其他人则只作外部描写。我们可将这个人物称为王文兴小说的抒情主人公，认为他承担了小说主要的表达任务。这个抒情主人公的气质类型十分相似，全是卡夫卡式的：他们对外部世界持着恐惧和排斥的态度，象蜗牛一样收缩起自己的触角，深深地回到自我内部世界之中。在书中，他们大多皮肤白皙、身材瘦弱、患有轻度的社交恐惧症，在自我的世界中优游自在，一旦处于群体中就特别地显得孤独、特异、恐慌，在集体中倍受折磨。
这种情形实际上寓意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在现代社会中，“天涯若比邻”已不只是一种美好愿望，而成了现代都市人的无比真实的感受。在无限平面化的世界里，个人的生存空间遭到极度的挤压，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的矛盾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地尖锐起来，于是人便呈现出一种两极化发展的趋势：一个人在物化的生存层面上越来越依赖于他周围的他人与群体，他的精神触角就越发向内找寻，越发执著于保留不被他人染指的净土。然而人并不是具有无限拉伸可能的橡皮筋，也不是可以无限压缩的弹簧，他向外踏出的每一步也是他对内的进一步远离。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却是每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必然的路，“地窖穴乌”般的生活毕竟只是卡夫卡式的想象。王文兴小说的主人公似乎都要经历这样的心路，他们对群体既抗拒逃避，又渴望向往，他们或者因不愿交出自我而备受打击，或者顺从群体而放弃自己。《玩具手枪》属于前者：胡昭生害怕出席宴会，但还是参加了，而在宴会中又独自向隅，希望晚会早些结束。这种既逃避又顺从的态度正是他矛盾心情的折射。然而这种有保留地交出自我的方式正是为他招来羞辱的真正原因。“玩具手枪”象征着群体中的游戏规则，在群体中试图保留完整的自我，必然受到游戏规则的惩罚。这也是为什么同样的手枪使胡昭生颜面尽失却威胁不了群体的代言人钟学源的原因。
与此相对应的另一篇小说《践约》，抒情主人公林邵泉为了服从群体的决定而压抑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于是等待践约的那段时间就化作了“嗒嗒”作响、倾轧而来的齿轮，令他一点点地粉碎了自我。
如果在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上进一步考察《玩具手枪》，王文兴似乎又隐含了一个欺骗与背叛的主题。在个人融入群体的过程中，“自我”被缴械，然而用来缴械的工具却是一把以欺骗为特征的玩具手枪。这似乎寓意着：个人对自我的背叛是一场收支不能相抵的游戏，个人放弃自我获得的，是双重的羞辱和悔恨。
二、成长主题：失落与模仿
传统的成长小说又称为教育小说。他关注“一个少年或青年的成长历程、他的人格是如何形成的、这个世界是如何对他进行教育”但到了20世纪，成长已被小说家视为天真、纯洁等童年时代美好品质的失落过程，纯粹的成长小说已经很难找到，取而代之的，是许多所谓“反成长”小说，这跟20世纪人文理想破灭后弥漫的消极颓废的情绪有关。王文兴曾说过：“我把握住自己二十八岁以前的经验已经足够了，以后剩下的有生之年应该用来把这些经验重新消化，投放到纸上。”从这些话看来，王文兴也是一位十分关注人的成长的作家，他的创作实践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他早期的《十五篇小说》因为内容大多与成长有关而被称为“成长之歌”，《家变》中的“逐父”主题也是成长小说常常涉及的主要主题之一。至于奇书《背海的人》则被专业研究台湾现代文学的专家称 为表现了“知识人的精神私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表现人的成长——精神成长。同样，在《玩具手枪》中，也蕴涵着关于少年成长的结构：纯真世界的失落和对成人世界的模仿。
我们似乎可以把《玩具手枪》中的人物看作分别存在于两个世界：抒情主人公独自生活在未成年人的世界里，而以宴会主宰者钟学源(注意：他并非宴会主人，但他“统治”了宴会的世界)为代表的其他人则占据着成人的世界。胡昭生参加宴会，处于成年人世界的包围之中，充满不适应，而钟学源的挑衅，则使他的世界完全失落了。“玩具手枪”就象一个危险的象征，它把纯洁象枝头的苹果一样打落，使胡昭生隐藏于内心深处的高尚感情变成众人眼中的嘲弄和羞辱。胡昭生向钟学源报复的过程，就是他企图找回尊严，重建失落的世界的过程。他一共进行了三次努力：第一次他试图证明钟学源不学无术、信口开河，但胡昭生失望地发现，“知识”是少年人竞争的砝码，“诚实”是未成年人世界的重要品质，这些在少年人看来无比珍贵的东西，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却无足轻重，他失败了。在惊讶和失望之下，胡昭生第二次的尝试(不断报出钟学源手中扑克的花色数字)近乎儿戏。以至引起了旁人的愤怒。最后胡昭生终于模仿了他的“施暴者”的举动，也向钟学源举起了手枪，但偷来的功夫岂能伤人，他最终在后者不屑一顾的玩世态度下拜下阵来，落荒而逃了。
对于成长，王文兴所持态度同塞林格等“反成长”小说家相似，认为成长便是“失乐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曾被宝贵“守望”着的美好事物，如：纯洁、正直、善良、怜悯、爱情等等，都将被戏弄，被解构。王文兴的另外一些小说如《欠缺》、《黑衣》都表现了丑陋的成人世界对完美的未成年世界的伤害。但失落的伊甸园是否可以通过模仿去重建?胡昭生在“玩具手枪”中装入“真实”的猩红鞭炮的细节正说明他无法真正地对以欺骗为手段的“玩具手枪”式的规则进行完整的模仿，只好绝望地逃到了路上。
三、命运主题：死亡与尊严
其实命运和死亡也是成长小说常常要涉及的主题之一。成长主人公将通过对死亡的接触与了解，去更深刻地体悟生命和命运的真谛，并在一系列的碰撞和战栗中，去获得精神上的成长。与经历过文革的大陆成长小说家痴迷的血腥与暴力式的死亡图景不同，王文兴对死亡本身从不做过多的渲染，更关注死亡在少年人心灵上留下的浓重的阴影。王文兴小说中多次谈论到死亡主题：《家变》中邻家出丧，范哗父母讳莫如深的态度更加深了范哗幼小心灵上对死亡的恐惧感《日历》似乎蕴涵着王文兴对于时间和生命关系的思考，人们以失去时间的方式来获得生命，同时也用失去生命为代价去占有时间《命运的迹线》中的小男孩以决绝的态度和“自己的命运”去抗争，其行为虽说幼稚，其勇气却令人钦佩。《玩具手枪》也利用这个巧妙的道具——兼具游戏性与威慑性的玩具手枪，既严肃又游刃有余地谈到了死亡的主题。但这一次，王文兴衡量的是死亡与尊严的轻与重。
在面对可能的死亡威胁的时候，胡昭生终于坚持不住，自尊心在重压下崩溃，而一旦曾经的死亡威胁被发现只是一个欺骗，那已经失去的尊严却变得如此珍贵。胡昭生之所以如此执著地寻求报复，正是为了找回些失落的自尊，然而，他没有如愿以偿。与生命相比，尊严也具有同样的特质：一旦失落，再难追寻。当然我们任何人也不能轻易地去嘲笑胡昭生突然的软弱，当他面对着手枪艰难地做着选择的时候，读者也会跟着屏住了呼吸，人性似乎很难抵抗死亡阴影的威胁。但是王文兴聪明地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让死亡变得不再成为“终结者”的方式，使生命中的这一主题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主题平起平坐，使得死亡衰减了它的魔力，变成了一个圈套，使得我们有机会去正视它，并发现其他东西的同样可贵。
在小说中王文兴对死亡持有既敬畏又平视的态度，他既不象有些小说家那样极力渲染死亡令人恐怖的威力，又不故作勇敢地藐视死亡、轻视生命。他作品中的命运主题，表达的是对于生命的即时性感悟，记录的是一代人成长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