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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的哲学美学思想基本上是儒道主宰或儒道互补的框架结构，儒道两家的哲学美学观对中国音乐审美观念和风格的形式发展有重大影响。我们应该注意到“乐以载道”和“通神养生”这两种音乐功能观。它们都体现了为人生的艺术观和中国音乐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中国 音乐 文化 内涵
音乐是人类精神文化的本体象征，音乐揭示世界和人生的双重奥秘，并通过这种感性生命的揭示，展示有限生命获得无限精神超越的自由境界。在人类历史上，音乐曾促成了人类的自我精神觉醒和人格完成。而在节奏紧张、追名逐利的现代社会，音乐更具有和谐人心、安抚灵魂的重要作用。它使人以一种优雅的、审美的态度对等人生社会，使在忙碌生活中失去生命原色的感性活力的当代人重新回到安宁的精神家园。音乐是精神唤醒、生命升腾的展开形式，学习和欣赏音乐的行为过程，也就是阅读自己的存在深度和反观文化精神的过程。音乐文化的成就，往往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文明程度。欣赏音乐的能力。也往往成为检验人格完善与否的试金石。音乐是世界的，有人群生活的地方，就有音乐的回声。音乐无国界，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风俗的人们，可以在美好的音乐中合为一体，交流灵魂，音乐是沟通人类思想的安琪尔。音乐又是民族的，一个民族的音乐就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音乐以美的感性形式，折射出一个民族的精神、风俗、文化思想的历程。
那么从深刻的层面和更广阔的视野中来理解中国音乐的美感和文化内涵。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然虚静的哲学根基
中国传统的哲学美学思想基本上是儒道主宰或儒道互补的框架结构，儒道两家的哲学美学观对中国音乐审美观念和风格的形式发展有重大影响。从音乐实践的角度看，道家思想对中国音乐的影响更明显、更深刻。
道家哲学美学思想的核心是强调“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认为，人间天地，万事万物的生长发展。都要遵循某种法则规律，而这种法则规律至大至深，无法言说，也无法用一个概念来表达，强名之，则曰“道”，而这个道的本质或主体，简而言之，归根结蒂就是人皆所知、人皆所见的“自然”。所谓“自然”，就是“自”然而“然”，宇宙万物没有任何人为痕迹、本来如此的样子和运行状态，看起来一切都是淡泊虚静，柔弱无为，好像什么都没作。然而，正好在这冥冥无争之中，万物却有秩序而正常地运行和生长起来。所以。老子要“道法自然”，要人们切莫乱加造作。因为道体本来就是自然。自然就是道的极致。懂得了自然之道，也就抓住了立身处世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领悟了世间万事万物的根源秘诀。道家道教的一切思想法术。无不出于这自然之道。“致虚极，守静笃”的养生论，就是要修道人模仿虚静到极点的天地自然状态，由此引申出一整套修道养生的理论和法术。“犹如大山巍巍峨峨，稳稳当当，不摇不动，一切物来，触他不得，道人之心，亦当如此”。“犹如虚空，广大无边无际，无所不容，……有天之清，有地之静，有日月之明，有万物之变化，虚空一如也。道人的心亦当如此”。老庄“大音希声”、“心斋、坐忘”的哲学美学观，也是要求人们审美观要达到一种消解生理欲望，摆脱普遍认知活动的虚静无我的精神状态，排斥外之穷耳目，内之驰精神的理性分析，将心性恢复到天地大根本的自然状态，从而超越物象时空的樊篱，展开思想腾飞的翅膀。领悟至简(自然)音声中所蕴含的至大神韵。道家崇尚自然的哲学思想对道教文化和中国审美文化实践有深远的影响。所以道教徒和很多大文人都有“入山唯恐不深，避世唯恐不远”的行为习惯，居必择最远离人工环境的“自然”。所见、所思、所听都是虚静无为的“自然”，“自然”的物象和韵律当然会深深投射到他们的心灵。并渐渐升华为一种哲学美学观念，付诸艺术创作的实践。
儒家哲学美学观念强调尽善尽美，即乐与人的统一。而乐与人在本质上是自然相通的，它的中心可以用“和”或“中和”字包括，这也是儒家音乐美学的核心。“乐以道和”(《庄子·天下篇》)，“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荀子·劝学篇》)，“乐言是其和也”《荀子·儒效篇》)，“故乐天下之大齐也”(《荀子·乐论》)，“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同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乐以发和”(《史记·滑稽列传》)。和在音乐上指乐音的和谐统一。在伦理道德上就是人际关系的和睦融洽，中和的音乐也是尽善尽美的音乐，是仁的表现、流露。乐与仁的统一，即是艺术与道德在最高境界中得到的自然而然的融合统一，道德充实了艺术的内容，艺术助长、安定了道德的力量。孔门所以重视乐，首先是认为音乐艺术有助于政治上的教化，进一步则可以作为人格的修养、向上，其政治伦理的色彩很浓。由此形成了以“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和艺术形态，对中国音乐实践有重大影响。儒家所要求的“中和”之美。就是内容的中正无邪，形成的和谐而不过度，所谓“乐而不淫”，反对音乐和情绪太过放任自流，有害于道德人格的修养。
值得注意的是，儒道两家都强调音乐心理的静态。道家用天地自然之形态来比拟。儒家也有类似的说法。“乐由中出，故静。礼由外出。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孔子曰“无声之乐，气志不违……无声之乐，气志即得……无声之乐，气声既从……无声之乐，曰闻四方……无声之乐，气声既起”(《礼记·孔子闲居》)。这里的静，即是讲一种自然安静的纯净。它产生于人最根本的天性“乐由中出”，很像道家所说的婴儿状态的天性，这种天性最接近“静”这种自然状态，从这自然天性中流出的音乐，当然就有了静的特微，此时乐所表现的，正是性徵德。性德是静。故乐也静。人在这种艺术中，就会向纯静而无人欲的人生境界上升华。这种音乐，正是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的至大的艺术，所以“大乐必简必易”，简易就是由静而来。简易之致，以至于无声之乐。
道儒两家的哲学美学观的出发点虽大有不同，但对音乐的看法也有特殊同归之旨，可以说都是为人生的艺术观。道家主张自然、希声，是为了生命的修养，在虚静的心态中获得安宁，回归自然的本质，从而得到长生。儒家提倡中和，善美是为了人格、人伦的教化，在和静的不偏不倚的快乐心态中。得到统一和谐与升华。这些思想对中国音乐审美观念均有深远的影响，道家追求自然虚静的境界，促成了中国音乐审美观念中阴柔范畴的形成发展，而儒家强调善美与中和无欲，则促成了中国音乐审美观念中阳刚和静范畴的形成发展。而两家对音乐审美心理都强调一个“静”，这种强调达到极致时，就是“大音希声”和“无声之乐”了。因此。阴阳互补的静态美，正是中国音乐美感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载道养生的功能互补
音乐作为一种艺术现象，一般而言，它 最基本的功能是审美情感的表达。但是一种具体的音乐现象中，往往会具有一些特定的功能。特别是不同文化中的音乐，它的功能可能是很不一样的。对于中国音乐的审美风格和民族神韵，也同样应该从音乐功能观的角度去加深理解和认识，以丰厚文化传统为依托的中国音乐，其音乐功能是多样的，就其中比较重要和特殊的而言，我们应该注意到“乐以载道”和“通神养生”这两种音乐功能观。它们都体现了为人生的艺术观和中国音乐的人文精神。
“乐以载道”是儒家倡导的功能观，它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参与政治的人生观，为乐染上了浓重的政治伦理色彩。在孔门看来，乐与道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乐是道的形式，道是乐的内容。好的音乐首先要能正确地反映道的内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提倡音乐为政治服务，为道德风俗服务。《乐记》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音乐的情调与社会政治是息息相通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风俗和政治状态都会在不同风范的音乐中得到反映。同时，音乐不光反映社会现实。还能动地参与社会政治，起到教育人民、改造社会风俗道德的教化作用。荀子认为，喜好音乐是人之常情，不同的音乐形态情调反映了人的不同心性人格，因此，王道政治很重视制定好的音乐，也就是不过度的中和之乐。用来感动人性中善的一面，有利于巩固政治民风。“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性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导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荀子也看到了音乐直接打动人心的教育功用收效很快。使其他教育手段所不能代替的。“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者圣人之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儒家在政治教化方面，仍然很重视人民感情上的要求，通过音乐，对人民的感情加以合理地鼓舞，这种鼓舞是有明确导向的。那就是制定尽善尽美的音乐，鼓舞人们弃恶从善，建立符合时代政治的良好社会风气。这是没有痕迹的积极地教化。虽然儒家并未放弃音乐的艺术标准和要求，但毕竟更强调音乐的政治伦理内容，这就不能比局限了音乐审美的多样化发展，使其音乐形成风格虽有和平正大之气，但却过分统一平板，而乏新鲜活泼之机。道家的音乐感从另一方面对儒家构成了互补。道家人生学是既出世又人世，其音乐观更富于神学的玄虚空灵色调，这种神秘乐观具体表现为通神养生的功能观。这种音乐功能观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乐坛也是独树一帜的。在道教看来，音乐的功能既非育人。亦非娱人，更不是为政治服务的，音乐是神的创造物。是一种神圣的美妙婉绝的难以名状的特殊音响，神仙才使用这种音响，因此，音乐就成了通神之舟楫、达灵的梯航。法坛之上，金钟玉罄交鸣之声，可以“交感上下，格鉴十方”，使“九凤齐唱于丹陛，百兽率舞于黄庭”。法师唱起经韵音乐，就可以“通高远之天，造步于枫门”，沟通天人，进入仙境了。在道教音乐中，法师击钟磬的数目都是有规定的，因为不同的点数可通达不同的仙境和不同的神灵。道人唱歌并不以表演心态去追求哗众的形式，以达到媚俗的功利目的，而是用音乐与神对话，作心灵的交流，艺术地表达通神修道的心理情感。故道士唱经多闭目呈冥思状，颇有心游云天。飘然遁世之态，道人唱歌一连数小时而不觉疲，他们已将唱歌与修道养生熔为一炉，都是以内气为基础，在气息微调，内心宁静，外念不生的状态下开始的。显然由此形成的审美情趣和形式必然与世俗歌唱大相径庭。时速歌唱的审美标准通常是表情幅度越臻极致。越能搅动人心的心旌，就越是美。然而道教的追求则全然不同，它并不想以骇耳洪心的音响效果来煽动人的感情，反而排斥音乐的强烈冲突和大起大落，强调以和谐宁静的乐音来平抑人的感情波动，使之归于清宁平和，静如止水。这样的音乐，在艺术上或有其短，在神学和养生学上却恰有其长。它有助于人进入超尘脱俗，清虚博大的心境，在柔和、宁静的爱的情感中与神对话；同时它可使人的血液流动减缓，身心完全放松，在静态中最大限度地防止体内能量的耗散，保养生命元素精气神。
三、传神写意的审美情趣
中国的审美艺术是一个整体系统。各门艺术的审美观念有共同的民族性。重神韵意境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如与西方艺术相比较，就可以更明显地见出这点。拿人们都熟知的绘画艺术来说，西方油画可以说是一种纯客观的艺术，它讲究焦点透视和主体感，描摹人物山水，形态色彩都非常逼真，必以纤毫毕肖为能事。而中国的国画则不然，它是一种主观化的艺术，写景摹人。均采用平画图式的散点透视，并不追求形态的毕肖，细节的逼真，而是表现一种神韵，这种神韵既在画中，更在画外，它更多是创作者通过画画而表达的某种主观情感意境。所谓下笔如有神、寄情山水，都表明中国审美艺术更多追求神似，喜欢借景抒情性的具有浓厚主观性的特点。一重形似，一重神似。构成了中西方绘画艺术的一个重大区别，中西的音乐艺术审美观念，大致也是如此。所谓神韵意境，就是指音乐中所蕴含的比较含蓄的情感意象，不可言传谓之“神”，有余味谓之“韵”，意象中之境界谓“意境”，都是说音乐的内在情意，它不像西方音乐那样外在强烈，张扬跋扈，而是音简而意长，韵味深邃隽永。欲辩却难言，常有余音绕梁之妙，故谓之神。这是中国音乐审美的重要民族特点之一。
[关键词]中国 音乐 文化 内涵
音乐是人类精神文化的本体象征，音乐揭示世界和人生的双重奥秘，并通过这种感性生命的揭示，展示有限生命获得无限精神超越的自由境界。在人类历史上，音乐曾促成了人类的自我精神觉醒和人格完成。而在节奏紧张、追名逐利的现代社会，音乐更具有和谐人心、安抚灵魂的重要作用。它使人以一种优雅的、审美的态度对等人生社会，使在忙碌生活中失去生命原色的感性活力的当代人重新回到安宁的精神家园。音乐是精神唤醒、生命升腾的展开形式，学习和欣赏音乐的行为过程，也就是阅读自己的存在深度和反观文化精神的过程。音乐文化的成就，往往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文明程度。欣赏音乐的能力。也往往成为检验人格完善与否的试金石。音乐是世界的，有人群生活的地方，就有音乐的回声。音乐无国界，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风俗的人们，可以在美好的音乐中合为一体，交流灵魂，音乐是沟通人类思想的安琪尔。音乐又是民族的，一个民族的音乐就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音乐以美的感性形式，折射出一个民族的精神、风俗、文化思想的历程。
那么从深刻的层面和更广阔的视野中来理解中国音乐的美感和文化内涵。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然虚静的哲学根基
中国传统的哲学美学思想基本上是儒道主宰或儒道互补的框架结构，儒道两家的哲学美学观对中国音乐审美观念和风格的形式发展有重大影响。从音乐实践的角度看，道家思想对中国音乐的影响更明显、更深刻。
道家哲学美学思想的核心是强调“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认为，人间天地，万事万物的生长发展。都要遵循某种法则规律，而这种法则规律至大至深，无法言说，也无法用一个概念来表达，强名之，则曰“道”，而这个道的本质或主体，简而言之，归根结蒂就是人皆所知、人皆所见的“自然”。所谓“自然”，就是“自”然而“然”，宇宙万物没有任何人为痕迹、本来如此的样子和运行状态，看起来一切都是淡泊虚静，柔弱无为，好像什么都没作。然而，正好在这冥冥无争之中，万物却有秩序而正常地运行和生长起来。所以。老子要“道法自然”，要人们切莫乱加造作。因为道体本来就是自然。自然就是道的极致。懂得了自然之道，也就抓住了立身处世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领悟了世间万事万物的根源秘诀。道家道教的一切思想法术。无不出于这自然之道。“致虚极，守静笃”的养生论，就是要修道人模仿虚静到极点的天地自然状态，由此引申出一整套修道养生的理论和法术。“犹如大山巍巍峨峨，稳稳当当，不摇不动，一切物来，触他不得，道人之心，亦当如此”。“犹如虚空，广大无边无际，无所不容，……有天之清，有地之静，有日月之明，有万物之变化，虚空一如也。道人的心亦当如此”。老庄“大音希声”、“心斋、坐忘”的哲学美学观，也是要求人们审美观要达到一种消解生理欲望，摆脱普遍认知活动的虚静无我的精神状态，排斥外之穷耳目，内之驰精神的理性分析，将心性恢复到天地大根本的自然状态，从而超越物象时空的樊篱，展开思想腾飞的翅膀。领悟至简(自然)音声中所蕴含的至大神韵。道家崇尚自然的哲学思想对道教文化和中国审美文化实践有深远的影响。所以道教徒和很多大文人都有“入山唯恐不深，避世唯恐不远”的行为习惯，居必择最远离人工环境的“自然”。所见、所思、所听都是虚静无为的“自然”，“自然”的物象和韵律当然会深深投射到他们的心灵。并渐渐升华为一种哲学美学观念，付诸艺术创作的实践。
儒家哲学美学观念强调尽善尽美，即乐与人的统一。而乐与人在本质上是自然相通的，它的中心可以用“和”或“中和”字包括，这也是儒家音乐美学的核心。“乐以道和”(《庄子·天下篇》)，“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荀子·劝学篇》)，“乐言是其和也”《荀子·儒效篇》)，“故乐天下之大齐也”(《荀子·乐论》)，“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同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乐以发和”(《史记·滑稽列传》)。和在音乐上指乐音的和谐统一。在伦理道德上就是人际关系的和睦融洽，中和的音乐也是尽善尽美的音乐，是仁的表现、流露。乐与仁的统一，即是艺术与道德在最高境界中得到的自然而然的融合统一，道德充实了艺术的内容，艺术助长、安定了道德的力量。孔门所以重视乐，首先是认为音乐艺术有助于政治上的教化，进一步则可以作为人格的修养、向上，其政治伦理的色彩很浓。由此形成了以“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和艺术形态，对中国音乐实践有重大影响。儒家所要求的“中和”之美。就是内容的中正无邪，形成的和谐而不过度，所谓“乐而不淫”，反对音乐和情绪太过放任自流，有害于道德人格的修养。
值得注意的是，儒道两家都强调音乐心理的静态。道家用天地自然之形态来比拟。儒家也有类似的说法。“乐由中出，故静。礼由外出。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孔子曰“无声之乐，气志不违……无声之乐，气志即得……无声之乐，气声既从……无声之乐，曰闻四方……无声之乐，气声既起”(《礼记·孔子闲居》)。这里的静，即是讲一种自然安静的纯净。它产生于人最根本的天性“乐由中出”，很像道家所说的婴儿状态的天性，这种天性最接近“静”这种自然状态，从这自然天性中流出的音乐，当然就有了静的特微，此时乐所表现的，正是性徵德。性德是静。故乐也静。人在这种艺术中，就会向纯静而无人欲的人生境界上升华。这种音乐，正是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的至大的艺术，所以“大乐必简必易”，简易就是由静而来。简易之致，以至于无声之乐。
道儒两家的哲学美学观的出发点虽大有不同，但对音乐的看法也有特殊同归之旨，可以说都是为人生的艺术观。道家主张自然、希声，是为了生命的修养，在虚静的心态中获得安宁，回归自然的本质，从而得到长生。儒家提倡中和，善美是为了人格、人伦的教化，在和静的不偏不倚的快乐心态中。得到统一和谐与升华。这些思想对中国音乐审美观念均有深远的影响，道家追求自然虚静的境界，促成了中国音乐审美观念中阴柔范畴的形成发展，而儒家强调善美与中和无欲，则促成了中国音乐审美观念中阳刚和静范畴的形成发展。而两家对音乐审美心理都强调一个“静”，这种强调达到极致时，就是“大音希声”和“无声之乐”了。因此。阴阳互补的静态美，正是中国音乐美感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载道养生的功能互补
音乐作为一种艺术现象，一般而言，它 最基本的功能是审美情感的表达。但是一种具体的音乐现象中，往往会具有一些特定的功能。特别是不同文化中的音乐，它的功能可能是很不一样的。对于中国音乐的审美风格和民族神韵，也同样应该从音乐功能观的角度去加深理解和认识，以丰厚文化传统为依托的中国音乐，其音乐功能是多样的，就其中比较重要和特殊的而言，我们应该注意到“乐以载道”和“通神养生”这两种音乐功能观。它们都体现了为人生的艺术观和中国音乐的人文精神。
“乐以载道”是儒家倡导的功能观，它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参与政治的人生观，为乐染上了浓重的政治伦理色彩。在孔门看来，乐与道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乐是道的形式，道是乐的内容。好的音乐首先要能正确地反映道的内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提倡音乐为政治服务，为道德风俗服务。《乐记》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音乐的情调与社会政治是息息相通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风俗和政治状态都会在不同风范的音乐中得到反映。同时，音乐不光反映社会现实。还能动地参与社会政治，起到教育人民、改造社会风俗道德的教化作用。荀子认为，喜好音乐是人之常情，不同的音乐形态情调反映了人的不同心性人格，因此，王道政治很重视制定好的音乐，也就是不过度的中和之乐。用来感动人性中善的一面，有利于巩固政治民风。“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性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导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荀子也看到了音乐直接打动人心的教育功用收效很快。使其他教育手段所不能代替的。“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者圣人之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儒家在政治教化方面，仍然很重视人民感情上的要求，通过音乐，对人民的感情加以合理地鼓舞，这种鼓舞是有明确导向的。那就是制定尽善尽美的音乐，鼓舞人们弃恶从善，建立符合时代政治的良好社会风气。这是没有痕迹的积极地教化。虽然儒家并未放弃音乐的艺术标准和要求，但毕竟更强调音乐的政治伦理内容，这就不能比局限了音乐审美的多样化发展，使其音乐形成风格虽有和平正大之气，但却过分统一平板，而乏新鲜活泼之机。道家的音乐感从另一方面对儒家构成了互补。道家人生学是既出世又人世，其音乐观更富于神学的玄虚空灵色调，这种神秘乐观具体表现为通神养生的功能观。这种音乐功能观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乐坛也是独树一帜的。在道教看来，音乐的功能既非育人。亦非娱人，更不是为政治服务的，音乐是神的创造物。是一种神圣的美妙婉绝的难以名状的特殊音响，神仙才使用这种音响，因此，音乐就成了通神之舟楫、达灵的梯航。法坛之上，金钟玉罄交鸣之声，可以“交感上下，格鉴十方”，使“九凤齐唱于丹陛，百兽率舞于黄庭”。法师唱起经韵音乐，就可以“通高远之天，造步于枫门”，沟通天人，进入仙境了。在道教音乐中，法师击钟磬的数目都是有规定的，因为不同的点数可通达不同的仙境和不同的神灵。道人唱歌并不以表演心态去追求哗众的形式，以达到媚俗的功利目的，而是用音乐与神对话，作心灵的交流，艺术地表达通神修道的心理情感。故道士唱经多闭目呈冥思状，颇有心游云天。飘然遁世之态，道人唱歌一连数小时而不觉疲，他们已将唱歌与修道养生熔为一炉，都是以内气为基础，在气息微调，内心宁静，外念不生的状态下开始的。显然由此形成的审美情趣和形式必然与世俗歌唱大相径庭。时速歌唱的审美标准通常是表情幅度越臻极致。越能搅动人心的心旌，就越是美。然而道教的追求则全然不同，它并不想以骇耳洪心的音响效果来煽动人的感情，反而排斥音乐的强烈冲突和大起大落，强调以和谐宁静的乐音来平抑人的感情波动，使之归于清宁平和，静如止水。这样的音乐，在艺术上或有其短，在神学和养生学上却恰有其长。它有助于人进入超尘脱俗，清虚博大的心境，在柔和、宁静的爱的情感中与神对话；同时它可使人的血液流动减缓，身心完全放松，在静态中最大限度地防止体内能量的耗散，保养生命元素精气神。
三、传神写意的审美情趣
中国的审美艺术是一个整体系统。各门艺术的审美观念有共同的民族性。重神韵意境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如与西方艺术相比较，就可以更明显地见出这点。拿人们都熟知的绘画艺术来说，西方油画可以说是一种纯客观的艺术，它讲究焦点透视和主体感，描摹人物山水，形态色彩都非常逼真，必以纤毫毕肖为能事。而中国的国画则不然，它是一种主观化的艺术，写景摹人。均采用平画图式的散点透视，并不追求形态的毕肖，细节的逼真，而是表现一种神韵，这种神韵既在画中，更在画外，它更多是创作者通过画画而表达的某种主观情感意境。所谓下笔如有神、寄情山水，都表明中国审美艺术更多追求神似，喜欢借景抒情性的具有浓厚主观性的特点。一重形似，一重神似。构成了中西方绘画艺术的一个重大区别，中西的音乐艺术审美观念，大致也是如此。所谓神韵意境，就是指音乐中所蕴含的比较含蓄的情感意象，不可言传谓之“神”，有余味谓之“韵”，意象中之境界谓“意境”，都是说音乐的内在情意，它不像西方音乐那样外在强烈，张扬跋扈，而是音简而意长，韵味深邃隽永。欲辩却难言，常有余音绕梁之妙，故谓之神。这是中国音乐审美的重要民族特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