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把人类对抗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的努力比喻为一场战争，“全球基金”就是名副其实的“战争基金”。在它的支持下，全球抗击三大疾病的努力本来有望在近年迎来一个关键的转折，但现在看来，它的前景似乎不乐观。
　　就“全球基金”终止新项目的情况和影响，“无国界医生（国际）”主席卡云勒卡亚医生接受了《望东方周刊》的采访。
　　成立于1971年的“无国界医生”是一 个由各国专业医学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士组成的国际性志愿者组织，是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之一。它在199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无国界医生”在1988年进入中国。2003年，“无国界医生”与中国卫生部门合作，在湖北襄樊和广西南宁提供艾滋病综合关怀和治疗。
　　“我们觉得像被迎面痛击”
　　《望东方周刊》：像“无国界医生”这样的独立人道救援机构，如何看待“全球基金”取消拨款？
　　卡云勒卡亚：“无国界医生”对“全球基金”的决定感到十分震惊和沮丧。“全球基金”通过拨款资助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治疗项目，令有关防治工作大幅改进。但“全球基金”目前财政紧绌，令无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的生命受到威胁。
　　当“全球基金”宣布由于资金不足，将取消新一轮防治项目拨款时，我和“无国界医生”数以千计的医疗救援人员都觉得像被迎面痛击一样。这消息实在来得不合时宜。我们多年来对抗疫情的努力和最新的防治科研成果，刚为我们带来希望，相信可击退这三种每年夺走数以百万人性命的疫症，但此时捐款机构却违背了他们对“全球基金”的承诺。
　　对于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来说，它们的卫生部门不但未能继续扭转这致命疫情的势头，反而可能要眼巴巴看着努力争取得来的抗疫进程倒退。
　　“无国界医生”在不少这种国家工作，我们看到了这些国家得来不易的成果是多么的脆弱。虽然现在“全球基金”表示将会提供最薄弱的救生索帮助这些国家，以免这些国家的治疗项目在2014年初前中断。然而，进一步扩展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治疗项目的计划，肯定会被叫停。此举将对病人、其家人和社区带来深远的影响。捐助机构和“全球基金”董事会迅速向各国发出需要停止接收新病人的讯息，“无国界医生”就此感到震惊。
　　《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卡云勒卡亚：过去数年，国际捐助机构的捐款普遍下降，特别是对艾滋病治疗项目的捐助，目前的大幅度削减拨款全因捐助机构对“全球基金”的失信。部分国家，如丹麦和荷兰，削减了曾承诺作出的捐助；其他国家，如爱尔兰、西班牙和意大利，则因本土的经济危机而停止捐款，以及没有作出进一步的捐款承诺。但最终，这是所有捐助国家的责任，因为它们投票决定取消这一轮拨款申请，长远来说，更令“全球基金”失去急需的资助。
　　“无国界医生”的治疗项目主要有赖私人捐款者的财政支持，但各国卫生部门却非常依赖“全球基金”的资助，去对抗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疫情。“全球基金”成立于2002年1月，在不少“无国界医生”开展救援工作的国家，数以百万计的生命系于“全球基金”，估计基金的拨款，每年平均直接预防了100万个死亡个案。我们看到不少卫生部门，历年来成功推行了多个大规模抗疫计划──它们可能也想象不到，若没有外界支持，这些计划如何能成功推行。
　　但捐款机构现已离弃了陷入财困的“全球基金”，它们扣留或延迟支付之前承诺的捐款，有些组织甚至不再捐款。2014年前，“全球基金”都再没有资金拨给任何新防治项目，基金向那些最受疫情影响的国家表示，除了早已答允资助的项目外，未来3年，这些国家都不能扩大抗艾滋病治疗的项目规模，而结核病和疟疾项目也同样受影响。这表示各卫生部门都被逼只能提供有限度的护理服务，并要作出艰难的决定──提供未达至最佳效果的治疗方法，因为更好的治疗成本太高。
　　三大疾病可以被控制
　　《望东方周刊》：三大疾病对人类的影响由来已久，而且这种伤害看起来是无法消除的，是吗？
　　卡云勒卡亚：最新的科研成果能成功抗击这三种疫症。就艾滋病而言，10年前，“无国界医生”在泰国和南非等国家推行试验项目，挑战抗艾滋病治疗不能在贫困社区内进行的概念。2011年是艾滋病疫情爆发30年，有研究指出，抗艾滋病治疗是对抗疫情扩散的决定性方法。病人越早接受治疗，病毒传播机会就可减少96%。而目前大部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仍然未接受治疗。
　　抗艾滋病治疗是预防艾滋病的关键方法，我们原本拥有一个扭转疫情的历史性机遇。在这个关键时刻，捐款机构应该向“全球基金”捐款，让受疫情影响的国家有能力把握这个机遇，实施大胆的抗疫计划去扭转疫情蔓延势头。而各国现在都可能停止计划。
　　就结核病而言，尽管目前这种可治愈却仍致命的疾病病例还是高得惊人，但全球结核病个案数在下降，不过耐药性结核病个案数字仍在上升。像艾滋病一样，结核病治疗也是预防疫情扩散的方法。若病人接受治疗，传染他人的机会也会降低。诊断技术的新进展，也令我们更容易诊断耐药性结核病病人，让他们接受适当的治疗。扩大治疗规模是当务之急。
　　就疟疾而言，提供蚊帐和有效的综合治疗，大幅降低了染病率。2010年，一项具标志性意义的临床实验显示，为病情严重的疟疾病童提供更佳治疗，能大幅降低死亡率。但目前用以治疗儿童的药物，仍然是较便宜、但功效较逊的奎宁。疟疾每年仍然持续夺去数十万人的性命，死者大部分是幼童。目前，预防疫症仍然是抗击疟疾的主要方法，“无国界医生”估计，改善病情严重患者的治疗方法，每年约需多花3000万美元，却可挽救20万人的性命。
　　目前是扩展抗疫行动的最佳时机，在已有的进展上继续前行，并运用最新的科研成果来遏止疫情。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应当负起责任，当中许多国家都有意推行大规模防治计划，并希望在拨款问题上扮演更重要角色。以乌干达为例，该国希望倍增接受抗艾滋病治疗的人数，而乌兹别克斯坦也希望大幅增加接受耐药性结核病治疗的人数。
　　“全球基金”2010年承担了全球大部分用于结核病治疗的开支。尽管困难重重，但仍然成功增加了接受耐药性结核治疗的人数──在2010年增加了一半。但正如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一样，当我们开始看到一些实质的成果时，却没有资金继续下去。在乌兹别 克斯坦，“无国界医生”与当局合作，为耐药性结核病病人开展治疗项目。项目原已计划增加接受治疗的病人数目，以遏止疾病在该国传播，但这些计划正受到威胁。
　　我们已经等待多年，希望为结核病病人提供及时和准确的诊断。目前，有一种新的结核病检测方法，可以大大简化诊断程序。若没有资助，病人将无法受惠于这种新发展。疟疾的防治工作亦遇上同样的问题，现在已有多项新发展可以让我们挽救更多儿童。2010年的一个研究显示，新处方的治疗方案，治疗患有重症疟疾的儿童，较现有疗法可以多挽救19. 5万名儿童的生命。非洲的多个国家已经将这个新方案纳入治疗指引。但新方案较昂贵，所以在没有外来资助的情况下，新方案仍然是难以实施的。在2009年，“全球基金”所提供的资助占了全球疟疾防治工作的65%。
　　《望东方周刊》：没有“全球基金”，各国政府和其他组织可以维持目前抗击三大疾病的势头吗？
　　卡云勒卡亚：我们主要是与各国的卫生部门一同工作，提供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治疗，这些部门直接或间接受到拨款减少的打击。若各国的卫生部门无法获得稳定和可预计的拨款，“无国界医生”或其他组织将无法填补资助的不足。
　　在我们工作的一些国家，即使在宣布削减拨款前，有关当局要提供艾滋病治疗已经十分艰难。以津巴布韦为例，该国已经需要依赖缓冲库存填补药物的不足。通过有效率的措施和创新的方式提供护理，尚可能继续小规模地扩展治疗。若不大量投入新资金，将不可能按现时的所需程度，具有远见地扩展这三种疾病的治疗。
　　许多受影响的国家在防治工作方面已经取得极大的成功。这些国家正尝试采取艾滋病防治新策略，去遏制艾滋病继续肆虐。乌干达希望透过投入双倍的资源，加快增加接受艾滋病治疗的病人数目；肯尼亚正计划为染上艾滋病病毒的孕妇，提供终身的抗艾滋病病毒治疗，此举将可降低出生婴儿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个案；其他国家，如莫桑比克，希望提早为病人提供治疗并使用较佳的药物，让病人可以活得更久和减少新的感染。最新的研究显示，艾滋病病毒感者接受治疗不仅让患者自身受惠，亦可以减少病毒传播的机会，有效地保护整个社群。
　　现在不是停止资助的时候。
　　
　　别在这个时候让救护车停下来
　　《望东方周刊》：但许多国家的理由看起来很合理？
　　卡云勒卡亚：我们明白目前的经济环境相当困难，许多富裕国家的人正面对艰难时刻。但我们需要维持足够的国际资金以进行医疗援助，相较于富裕国家的整体国家预算，贫穷国家需要用以挽救生命的资金仍然是微乎其微。别以为通过分配医疗护理资源，就能减少需要接受治疗的人数，这不能解决问题。捐助机构和因这些疾病而失去国民生命的国家，现在都需要加紧应对挑战。我们需要落实多个正在研究的拨款机制，例如被广泛讨论的金融交易税。但这些新机制落实需要时间，当务之急是要让多国担当起领导角色，提供必需的拨款，使数以百万计的病人能够获得挽救生命的治疗。
　　我们已经开始看到拨款的成效，别在这个时候让救护车停下来。
　　“全球基金”董事会是时候改变被动态度，要为目前的紧急情况敲响警号──基金必须拒绝妥协于有限度的护理，不可因捐款组织拒绝施予援手，而磨灭了抗疫的雄心壮志。基金董事会必须在未来半年内召开捐款机构紧急会议，以筹集资源，为各国在2012年提供新一轮拨款申请的机会。已承诺拨款的捐款机构也需要兑现承诺。各新、旧捐款组织，都必须开始行动。“全球基金”踏入第10年，却在这一年为全球留下了抗击三种致命疫情的3年空隙这份苦涩的礼物。这是难以接受和不合情理的，捐款机构必须兑现承诺。
　　我在“无国界医生”工作期间，曾目睹病人死于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但在过去数年间，我也看到了大部分病人在这三种疫症中存活下来。“全球基金”是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医疗计划的关键，数以百万计的人今天能活过来，已印证了它的成功。我们完全不能承受错失这个抗疫机遇的后果，我们现在需要给予疫情最后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