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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五版）
[英]约翰•斯道雷，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文化原理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三版）（影印版）
[英]约翰•斯托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
[英]约翰•斯道雷，杨竹山、郭发勇、周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英国桑德兰大学媒介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斯道雷教授所著《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五版）》面世不到一年就在中国登陆，其翻译之神速、出版之快捷令人欣慰。对国内读者来说，斯道雷这本书算不上新：其第二版早在10年前就已名列南京大学“学术棱镜丛书”，后又于2006年重印；2004年北大出版社还引进了第三版的英文影印版。大凡研究者多半都已拥有其某个版本，将它新装上市还能有多少发行空间？一切初看令人不解，细想却顺理成章：大众文化本身千变万化，相关研究同样更新迅速，如果总是捧读数年前的老版本，未免令人不满足。斯道雷的著作之所以频繁修订、再版，正是要与开放的文化理论保持同步。
《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一版于1993年付梓，那正是中国的大众文化方兴未艾之时。这一年，“深圳文稿拍卖会”第一次举行，作家张抗抗、史铁生、霍达、谢烨的文学作品和影星刘晓庆等人的自传一起摆上柜台，在此起彼伏的拍卖竞价中敲定价格。文化市场从无到有，文学艺术与市场经济不再泾渭分明，一部分研究人员将兴趣转向传统学院派经典之外的对象，大众文化在中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如此，人们头脑中的大众文化概念，依然是“低层次”的文化，是火车站报摊上印满丝袜红唇的劣质报刊，显然相关观念和思路与现实文化实践之间还有着相当的距离。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学人并不清楚，除了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的法兰克福学派之外，西方学界还有哪些严肃的大众文化研究著作能给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提供借镜。直到2001年该书第二版进入中国，才引起国人较广泛的关注。它不仅打开了学界的视野，更带动了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似乎是巧合，在同一时期，诸多高校和科研院所纷纷设立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逐渐成长为可与文学研究比肩的重要力量，在某些时候甚至有将后者纳入麾下的趋势。
斯道雷在其第五版中文序言中饱含感情地说：“我曾九次造访中国，每一次都受到热情的款待。假若本书的价值能及上我在中国快乐体验的一半，我便已心满意足。”“热情的款待”不只来源于中国人的好客，还源于文化研究如今正合时宜。在这一领域内，人们充满学习和研讨的热情，仅当前在售的与大众文化、媒介文化研究相关的国产教材就有数十种之多。由于文化研究来自西方，国人对西方研究成果的接纳和引入更是积极，除罗兰•巴特、雷蒙德•威廉斯、费瑟斯通、斯图亚特•霍尔、默克罗比、约翰•费斯克等人的各家之言多有译介外，斯道雷所著的这本《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也有多个版本。这样热情急切的原因很大部分源于此书的导论性质。虽然斯道雷本身就是一位文化研究者，对大众文化有其独到的见解，但书中很好地克制了个人好恶，不仅“就大众文化这一研究领域给出一张粗略的概念地图”，还对文化理论各流派进行了公允、详尽的评述。这种客观公正的态度使它成为一部在西方学界有生命力的“经典”教材。当然，国内对它的多次引进，还缘于此书诞生近20年来始终没有停下追随时代潮流的脚步，每一个版本都有所不同。如第二版的“女权主义”章节在第三版改变为“性别和性”，扩大了涵盖面和包容性；第五版则较之前增加了《种族、种族主义与表征》的全新篇章及部分小节。这也是《导论》屡印常新的缘故。
《导论》的优长之处，首先是联系各种现代文化理论，进行全方位综合性研究，它通过大众文化外部社会地位和内部思想谱系两个方面组织内容，从大众文化研究的整体环境和专业地位变化的宏观角度出发，对自“文化与文明传统”以降各派文化理论进行了总括性描述。
“文化与文明”传统肇始于英国文化批评家阿诺德，在这位文化精英主义者眼里，大众文化是无政府状态的代名词，他主张“以（精英）文化来驱赶大众文化”；利维斯继承了前者的文化政治理念，认为应当以建立在权威和等级制度上的文化对抗“标准化和低水准”的大众文化。对大众文化态度的根本转变，来自书中称之为“文化主义”的一干学人，他们为大众文化研究奠定了新的基调，从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状况着手，另辟蹊径，深入探讨，开辟了文化研究这一新的学术领域。其后，各种大众文化现象被源源不断地吸收进文化研究的视野，不同流派以各自的理论成果对大众文化研究进行批评和建设，直到后现代主义彻底摒弃以居高临下态度对待大众文化的“文化与文明”传统，认为强调所谓文化“高雅”“低俗”之间的界限毫无意义。从被鄙夷责难，到与传统的庙堂经典比肩，大众文化外部环境逐渐友善，这个过程伴随着文化现象的丰富和文化工业势力的壮大，也伴随着文化理论的不断自我否定和成熟。
从思想源流入手，澄清各派文化理论对于大众文化的介入方式、贡献及不足等内部问题，是《导论》的又一特点。通过对代表性著作的解读，该书阐明了文化理论介入大众文化的渠道、方式和影响：阿诺德的总体性视角和文化观对人们思考大众文化和文化政治的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利维斯将原本专属于“严肃作品”的分析方法应用于大众文化样式研究的方法具有开创性意义；文化主义为大众文化研究的路径奠定了基调，马克思主义把“经濟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应用于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精神分析学派诸家将生物学概念移植进文化意义的生成……虽然流派纷纭，但思想精髓历历在目，读来清晰中肯。
《导论》细致且清晰地梳理了文化领域复杂的概念及夹缠交错的理论谱系，这是它对大众文化研究作出的重要贡献。例如有关“大众文化”这一基本概念，历来讨论众多却无定论。斯道雷认为这是由于与之相对的“他者”缺席或在场造成的。多变的“他者”使“大众文化”因使用语境的不同而产生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来自“文化”与“大众”概念的复杂。作者援引文化研究界通行的雷蒙德•威廉斯的思想体系。威廉斯认为文化是“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指意实践”，这种观点使大众文化对象最大程度地囊括了从海滨度假到圣诞庆典，从肥皂剧到连环画的多种文化现象。对于“大众”，威廉斯则分析出四种含义。大众和文化的多种定义使“大众文化”具有不确定性，而“文化理论也就介入了大众文化研究的历史，使之变成特定历史与社会情境之下如何被研究者以各种不同方式加以关联的历史”。大众文化概念的不确定性还源于关键术语“意识形态”概念的复杂多变。有人认为英国文化研究简直可以称为意识形态研究，它使文化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在权力对文化的控制和受众的解读方式，而不是泛泛地在表层讨论娱乐和休闲。但这同样是一个不容易说清的术语，在马克思、罗兰•巴特、阿尔都塞的论述中都有所不同。斯道雷从厘清基本概念入手，将复杂的对象拆解为多个关键点加以分析，力求清晰准确而不是呈一家之言。
《导论》的表述简洁明白，力求以最准确的语言描述众声喧哗的大众文化领域。以第六章《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为例，作为一套分析方法，结构主义不对对象加以优劣评论，避免了论者因价值观不同而产生的争端，其拥趸可在应用结构主义方法的同时保持原有的学术观点，因而它庞大的队伍中收编了马克思主义、文学、哲学、历史、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等诸多学者。结构主义发源于索绪尔在语言学领域提出的“关系”和“结构”两概念；其后值得注意的是列维－施特劳斯有关神话“二元对立”结构的论调以及威尔•赖特在分析好莱坞西部片的过程中对“二元对立”的补充和超越。罗兰•巴特的《神话学》勾画了一个解读大众文化的符号学模型，以“内涵和外延”的两重指意系统扩充了索绪尔“能指＋所指＝符号”的公式。至此，结构主义已在大众文化领域涉猎甚广，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晚年的罗兰•巴特认为意义始终处于生成的过程之中，转而投向后结构主义，斯道雷也借这个转变将读者的目光带到德里达、福柯等人身上，并以福柯在“全景敞视机制”中建立的权力关系模型的社会现实版作为本章的结束。从语言学到电影分析，从社会现象到权力机制，不仅将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思想流变的真相揭示得水落石出，还为每个主要论者都勾勒出一幅思想肖像。
斯道雷非常重视大众文化中的新形式、新现象，不仅给予热情洋溢、不吝篇幅的介绍，还经常从批判的角度指出其内在的本质问题。如在结构主义一章末尾，他将一整节篇幅留给了“全景敞视机制”，这并非出于对福柯的青睐，而是相对纯理论的探索，他更愿意讨论那些有较强现实指涉的观点。“全景敞视机制”与当今社会摄像头遍布的现状不谋而合，火遍荧幕的真人秀节目、专门探秘明星隐私的娱乐八卦杂志等都可以看做它的文化变体。斯道雷指出，这类文化的消费者在以对他人行为指手画脚为乐的同时进行着自我规训，顺从了全景监视媒体所宣扬的美学标准与行为规范。同样，在介绍后现代理论时，《导论》仍然辟出一节从辩证的角度讨论了融合文化。随着生活逐渐数字化，媒介内容得以在电视、网络、手机等一系列不同的平台间自由流动与共享；网络电视、互联网手机、手机电视等融合媒体更使大众不再呆板地面对单一媒介平台，而主动参与媒介内容的生产。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所谓电视、网络、手机“三网直播”就是融合文化的体现形式。然而，媒介内容共享的根源在于传媒巨头对多种媒介平台的占有。融合文化看似给了观众更多的选择，实际上观众却可能有这样的感受，无论用什么样的终端，得到的却都是高度趋同的内容。媒介不是各有特色，而是千篇一律。对于这类由于新颖而尚未被文化理论流派经典文章涉猎的现象，斯道雷总是毫不吝惜地给出自己的看法，从而适应大众文化快速流变的脚步。书中这种及时、新颖的论述特色很大部分来自作者在课堂上与学生互动时的思想碰撞。作为大众文化最积极的实践者，学生能够提供大量第一手材料和亲身体验。
与其他学科固定的研究对象不同，年轻人喜爱的流行歌、情景剧、时装、礼仪、麦当劳等，都可以作为研究对象。这一领域的新颖多变使讨论最新文化现象的意义远远大于分析书本案例。因此，自1990年斯道雷开设大众文化課程起，《导论》便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更新，从最初6.5万字的小册子变成了如今篇幅翻倍的专著！
作为媒介与文化领域权威的综述性著作之一，《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历久弥新，始终不失魅力。书中不乏取自身边的第一手事例，还有不少有趣的中国元素，例如图示青岛列侬酒吧名片以及有关中国礼节的探讨等。这些亲切的中国元素博得了普通读者的好感，国内学界也通过积极引介其理论成果对它予以充分的肯定。略感遗憾的是，由于导论性质所限，这本书没有能够展现斯道雷独特的一家之言，诚如作者所说，该书“未能开创一套全新的理论体系”，但是它很好地满足了“就现有视角勾勒一幅学科地图”的写作初衷。也许作者最乐于看到的，并不是诸多年轻学人亦步亦趋地捧读记诵，而是他们凭借这部书，成功地寻到通往大众文化研究新大陆的途径。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 袁剑）
[英]约翰•斯道雷，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文化原理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三版）（影印版）
[英]约翰•斯托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
[英]约翰•斯道雷，杨竹山、郭发勇、周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英国桑德兰大学媒介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斯道雷教授所著《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五版）》面世不到一年就在中国登陆，其翻译之神速、出版之快捷令人欣慰。对国内读者来说，斯道雷这本书算不上新：其第二版早在10年前就已名列南京大学“学术棱镜丛书”，后又于2006年重印；2004年北大出版社还引进了第三版的英文影印版。大凡研究者多半都已拥有其某个版本，将它新装上市还能有多少发行空间？一切初看令人不解，细想却顺理成章：大众文化本身千变万化，相关研究同样更新迅速，如果总是捧读数年前的老版本，未免令人不满足。斯道雷的著作之所以频繁修订、再版，正是要与开放的文化理论保持同步。
《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一版于1993年付梓，那正是中国的大众文化方兴未艾之时。这一年，“深圳文稿拍卖会”第一次举行，作家张抗抗、史铁生、霍达、谢烨的文学作品和影星刘晓庆等人的自传一起摆上柜台，在此起彼伏的拍卖竞价中敲定价格。文化市场从无到有，文学艺术与市场经济不再泾渭分明，一部分研究人员将兴趣转向传统学院派经典之外的对象，大众文化在中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如此，人们头脑中的大众文化概念，依然是“低层次”的文化，是火车站报摊上印满丝袜红唇的劣质报刊，显然相关观念和思路与现实文化实践之间还有着相当的距离。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学人并不清楚，除了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的法兰克福学派之外，西方学界还有哪些严肃的大众文化研究著作能给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提供借镜。直到2001年该书第二版进入中国，才引起国人较广泛的关注。它不仅打开了学界的视野，更带动了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似乎是巧合，在同一时期，诸多高校和科研院所纷纷设立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逐渐成长为可与文学研究比肩的重要力量，在某些时候甚至有将后者纳入麾下的趋势。
斯道雷在其第五版中文序言中饱含感情地说：“我曾九次造访中国，每一次都受到热情的款待。假若本书的价值能及上我在中国快乐体验的一半，我便已心满意足。”“热情的款待”不只来源于中国人的好客，还源于文化研究如今正合时宜。在这一领域内，人们充满学习和研讨的热情，仅当前在售的与大众文化、媒介文化研究相关的国产教材就有数十种之多。由于文化研究来自西方，国人对西方研究成果的接纳和引入更是积极，除罗兰•巴特、雷蒙德•威廉斯、费瑟斯通、斯图亚特•霍尔、默克罗比、约翰•费斯克等人的各家之言多有译介外，斯道雷所著的这本《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也有多个版本。这样热情急切的原因很大部分源于此书的导论性质。虽然斯道雷本身就是一位文化研究者，对大众文化有其独到的见解，但书中很好地克制了个人好恶，不仅“就大众文化这一研究领域给出一张粗略的概念地图”，还对文化理论各流派进行了公允、详尽的评述。这种客观公正的态度使它成为一部在西方学界有生命力的“经典”教材。当然，国内对它的多次引进，还缘于此书诞生近20年来始终没有停下追随时代潮流的脚步，每一个版本都有所不同。如第二版的“女权主义”章节在第三版改变为“性别和性”，扩大了涵盖面和包容性；第五版则较之前增加了《种族、种族主义与表征》的全新篇章及部分小节。这也是《导论》屡印常新的缘故。
《导论》的优长之处，首先是联系各种现代文化理论，进行全方位综合性研究，它通过大众文化外部社会地位和内部思想谱系两个方面组织内容，从大众文化研究的整体环境和专业地位变化的宏观角度出发，对自“文化与文明传统”以降各派文化理论进行了总括性描述。
“文化与文明”传统肇始于英国文化批评家阿诺德，在这位文化精英主义者眼里，大众文化是无政府状态的代名词，他主张“以（精英）文化来驱赶大众文化”；利维斯继承了前者的文化政治理念，认为应当以建立在权威和等级制度上的文化对抗“标准化和低水准”的大众文化。对大众文化态度的根本转变，来自书中称之为“文化主义”的一干学人，他们为大众文化研究奠定了新的基调，从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状况着手，另辟蹊径，深入探讨，开辟了文化研究这一新的学术领域。其后，各种大众文化现象被源源不断地吸收进文化研究的视野，不同流派以各自的理论成果对大众文化研究进行批评和建设，直到后现代主义彻底摒弃以居高临下态度对待大众文化的“文化与文明”传统，认为强调所谓文化“高雅”“低俗”之间的界限毫无意义。从被鄙夷责难，到与传统的庙堂经典比肩，大众文化外部环境逐渐友善，这个过程伴随着文化现象的丰富和文化工业势力的壮大，也伴随着文化理论的不断自我否定和成熟。
从思想源流入手，澄清各派文化理论对于大众文化的介入方式、贡献及不足等内部问题，是《导论》的又一特点。通过对代表性著作的解读，该书阐明了文化理论介入大众文化的渠道、方式和影响：阿诺德的总体性视角和文化观对人们思考大众文化和文化政治的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利维斯将原本专属于“严肃作品”的分析方法应用于大众文化样式研究的方法具有开创性意义；文化主义为大众文化研究的路径奠定了基调，马克思主义把“经濟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应用于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精神分析学派诸家将生物学概念移植进文化意义的生成……虽然流派纷纭，但思想精髓历历在目，读来清晰中肯。
《导论》细致且清晰地梳理了文化领域复杂的概念及夹缠交错的理论谱系，这是它对大众文化研究作出的重要贡献。例如有关“大众文化”这一基本概念，历来讨论众多却无定论。斯道雷认为这是由于与之相对的“他者”缺席或在场造成的。多变的“他者”使“大众文化”因使用语境的不同而产生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来自“文化”与“大众”概念的复杂。作者援引文化研究界通行的雷蒙德•威廉斯的思想体系。威廉斯认为文化是“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指意实践”，这种观点使大众文化对象最大程度地囊括了从海滨度假到圣诞庆典，从肥皂剧到连环画的多种文化现象。对于“大众”，威廉斯则分析出四种含义。大众和文化的多种定义使“大众文化”具有不确定性，而“文化理论也就介入了大众文化研究的历史，使之变成特定历史与社会情境之下如何被研究者以各种不同方式加以关联的历史”。大众文化概念的不确定性还源于关键术语“意识形态”概念的复杂多变。有人认为英国文化研究简直可以称为意识形态研究，它使文化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在权力对文化的控制和受众的解读方式，而不是泛泛地在表层讨论娱乐和休闲。但这同样是一个不容易说清的术语，在马克思、罗兰•巴特、阿尔都塞的论述中都有所不同。斯道雷从厘清基本概念入手，将复杂的对象拆解为多个关键点加以分析，力求清晰准确而不是呈一家之言。
《导论》的表述简洁明白，力求以最准确的语言描述众声喧哗的大众文化领域。以第六章《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为例，作为一套分析方法，结构主义不对对象加以优劣评论，避免了论者因价值观不同而产生的争端，其拥趸可在应用结构主义方法的同时保持原有的学术观点，因而它庞大的队伍中收编了马克思主义、文学、哲学、历史、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等诸多学者。结构主义发源于索绪尔在语言学领域提出的“关系”和“结构”两概念；其后值得注意的是列维－施特劳斯有关神话“二元对立”结构的论调以及威尔•赖特在分析好莱坞西部片的过程中对“二元对立”的补充和超越。罗兰•巴特的《神话学》勾画了一个解读大众文化的符号学模型，以“内涵和外延”的两重指意系统扩充了索绪尔“能指＋所指＝符号”的公式。至此，结构主义已在大众文化领域涉猎甚广，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晚年的罗兰•巴特认为意义始终处于生成的过程之中，转而投向后结构主义，斯道雷也借这个转变将读者的目光带到德里达、福柯等人身上，并以福柯在“全景敞视机制”中建立的权力关系模型的社会现实版作为本章的结束。从语言学到电影分析，从社会现象到权力机制，不仅将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思想流变的真相揭示得水落石出，还为每个主要论者都勾勒出一幅思想肖像。
斯道雷非常重视大众文化中的新形式、新现象，不仅给予热情洋溢、不吝篇幅的介绍，还经常从批判的角度指出其内在的本质问题。如在结构主义一章末尾，他将一整节篇幅留给了“全景敞视机制”，这并非出于对福柯的青睐，而是相对纯理论的探索，他更愿意讨论那些有较强现实指涉的观点。“全景敞视机制”与当今社会摄像头遍布的现状不谋而合，火遍荧幕的真人秀节目、专门探秘明星隐私的娱乐八卦杂志等都可以看做它的文化变体。斯道雷指出，这类文化的消费者在以对他人行为指手画脚为乐的同时进行着自我规训，顺从了全景监视媒体所宣扬的美学标准与行为规范。同样，在介绍后现代理论时，《导论》仍然辟出一节从辩证的角度讨论了融合文化。随着生活逐渐数字化，媒介内容得以在电视、网络、手机等一系列不同的平台间自由流动与共享；网络电视、互联网手机、手机电视等融合媒体更使大众不再呆板地面对单一媒介平台，而主动参与媒介内容的生产。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所谓电视、网络、手机“三网直播”就是融合文化的体现形式。然而，媒介内容共享的根源在于传媒巨头对多种媒介平台的占有。融合文化看似给了观众更多的选择，实际上观众却可能有这样的感受，无论用什么样的终端，得到的却都是高度趋同的内容。媒介不是各有特色，而是千篇一律。对于这类由于新颖而尚未被文化理论流派经典文章涉猎的现象，斯道雷总是毫不吝惜地给出自己的看法，从而适应大众文化快速流变的脚步。书中这种及时、新颖的论述特色很大部分来自作者在课堂上与学生互动时的思想碰撞。作为大众文化最积极的实践者，学生能够提供大量第一手材料和亲身体验。
与其他学科固定的研究对象不同，年轻人喜爱的流行歌、情景剧、时装、礼仪、麦当劳等，都可以作为研究对象。这一领域的新颖多变使讨论最新文化现象的意义远远大于分析书本案例。因此，自1990年斯道雷开设大众文化課程起，《导论》便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更新，从最初6.5万字的小册子变成了如今篇幅翻倍的专著！
作为媒介与文化领域权威的综述性著作之一，《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历久弥新，始终不失魅力。书中不乏取自身边的第一手事例，还有不少有趣的中国元素，例如图示青岛列侬酒吧名片以及有关中国礼节的探讨等。这些亲切的中国元素博得了普通读者的好感，国内学界也通过积极引介其理论成果对它予以充分的肯定。略感遗憾的是，由于导论性质所限，这本书没有能够展现斯道雷独特的一家之言，诚如作者所说，该书“未能开创一套全新的理论体系”，但是它很好地满足了“就现有视角勾勒一幅学科地图”的写作初衷。也许作者最乐于看到的，并不是诸多年轻学人亦步亦趋地捧读记诵，而是他们凭借这部书，成功地寻到通往大众文化研究新大陆的途径。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 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