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业余小说家，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却被整个世界膜拜，主要作品有三部长篇小说《失踪者》（《美国》）、《城堡》和《审判》，以及短篇小说《变形计》《地洞》《饥饿艺术家》等。余华，中国现代派代表作家，代表作品有《许三观卖血记》《兄弟》《活着》《第七天》等。余华的作品中体现着西方现代主义的风格，其作品风格与卡夫卡有相似之处亦有不同之处，本文将从孤独、荒诞、反抗三个个角度切入，对二人的作品的主题进行深入比较。
关键词：弗朗茨·卡夫卡 余华 作品比较
卡夫卡英年早逝，仅活了四十一个春秋，纵观他短暂的一生，除了三次订婚与三次悔婚最终终生未婚之外，可以说是再平常不过了。就是这样一个平凡人，成为了世界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爱因斯坦在谈到卡夫卡的小说时说过这样的话：“它反常得叫我读不下去，人的脑子还不够复杂。”被世人公认为天才的爱因斯坦尚且如此，更遑论普通的读者。
而我国现代著名小说家余华凭借其《活着》一书成为毋庸置疑对中国人影响最深的文学家之一。在余华为数不多的文学作品中，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力，他构建了一个个荒诞而又奇异的文学世界。余华曾坦言：“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对生活的这种态度和看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余华的文学创作。
基于对以上两位作家及其作品的总体观照，本文将首先从“孤独”主题展开论述。
一、“孤独”之异同
在开始这个比较之前，我们不妨去了解一下二人的生平。
卡夫卡出身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专横跋扈，性格粗暴，从小就对卡夫卡实行严家看管的专制家长式教育，而他的母亲性格懦弱，忧郁而好冥想，对丈夫言听计从逆来顺受。他的妹妹比他小六七岁，所以在情感上有隔膜。父母的冷酷教育，家庭的冷漠使卡夫卡从小养成了内向孤僻、敏感忧郁的性格。在他对自身身世的定位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从宗教信仰来看，卡夫卡是一个犹太人，他不属于基督教世界，而他作为一个犹太人却又对犹太教保持着一定距离;从民族来看，作为一个用德语进行写作的人来说，他不完全是捷克人，作为说德语的犹太人，他始终被周围的日耳曼人、捷克人、犹太人视为异己;作为一个白领，他不属于劳动人民的一员;作为一名公务员，他始终以作家的身份自居;作为一名作家，他却用业余时间来创作，而且也不珍惜自己的作品。他是二元帝国的臣民，他的职业是双重的，他的婚姻是三合三离的......这一切决定了卡夫卡性格上的矛盾和双重性。这种无归属感、恐惧感便成为“孤独”的根源。
在来看余华，余华对“孤独”体验是刻骨铭心的，他与卡夫卡“孤独”感形成的有些条件相似，那便是冷漠的家庭环境。余华对孤独感描写最深刻的便是青年时期，可见从小家庭和社会的冷漠及从小缺少关怀对余华性格的塑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知道了二位作家的“孤獨”感形成原因再来比较两位作家对“孤独”的诠释之异同。
首先来看相同之处。
二人对“孤独”的定义相同。我在前文中提到过，余华与卡夫卡有着同样的境遇，即家庭冷漠感对他们成长的影响。所以二人在对“孤独”的定义是相同的。即“孤独”并非是指一个人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而是他的精神和灵魂对万事万物都产生了一种陌生感。当这种陌生感成为一个人精神上的主宰时，他便不得不离开真实的世界而返回属于自己的世界。
比如卡夫卡的中篇小说《变形计》，主人公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后非常着急，原因并不是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而是他上班要迟到了，在床上的这段时间他想的并不是怎样变回人类，而是如何向领导交差。由此可见冷漠社会对人的荼毒。格里高尔在变成甲虫后便无法继续赚钱养家，相反，家里人还要照顾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但由于没有经济来源，一家人都要外出赚钱，对格里高尔也是越来越冷淡，负责照看格里高尔的妹妹也越来越敷衍。迫于生计的萨姆沙一家还将自己的屋子租给了三个外人，有一天晚上，由于格里高尔出去袒护自己的妹妹而吓到了房客，妹妹竟然提出杀死他的建议，家人对格里高尔的厌恶达到了极致，格里高尔被社会抛弃，被家人抛弃，在孤独中死去。当他死后他的家人如释重负，竟然跑去郊游，格里高尔平时最疼爱的妹妹变成了最痛恨他、最想抛弃他的人，这使格里高尔的“孤独”韵味更加浓厚。
再看余华的作品《在细雨中呼喊》，这部作品余华将“孤独”展现的淋漓尽致。叙述者孙光林讲述了家庭的内部和外部生活。故事的主人公几乎无视父母和兄弟的存在，在很小的时候被送给另一户人家，在那里生活了五个春秋。养父母死后故事的主人公回到了故乡，五年时光使他与自己的家庭更加疏远和陌生。因为回家那天刚好遇上家中的一场火灾而被父亲认为是“灾星”， “我”再次遭到家人的冷落。故事的主人公期望从兄弟身上找到友情，可他们却充当父亲的帮凶，“我”只能独自坐在池塘边聊以解忧。故事中的另一个角色国庆也值得读者们注意，国庆刚出场时算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至少他得到了父爱，但随着故事的发展，国庆也变得越来越孤独。他的父亲抛弃国庆与其他女人组合新家庭，他被抛弃时还天真的认为只要药在自己手里父亲就会回来，被抛弃导致的“孤独”感浓烈。
在来论述他们之间“孤独”的不同。
卡夫卡的“孤独”已经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孤独”已然成为了他的创作灵感，可以说，卡夫卡习惯了孤独，并且在追求孤独。他在学校里对同学老师友爱和善，但他始终以某种方式与同学和自己的朋友们保持疏远和陌生。他在中学时的一个同学曾对他做了以下评论：“我们大家都喜欢他，尊敬他，可是完全不可能与他成为知己，在他周围，仿佛总是围着一道看不见摸不透的墙。他以那文静可爱的微笑敞开了通向交往世界的大门，却又对这个世界锁住了自己的心扉。” 反观余华，他作品中也有很多人物形象陷于“孤独”之中，但他们的孤独是被迫的，他们不得不体会“孤独”。比如作品《活着》，主人公福贵一生命运坎坷，他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离他而去，他无法掌控命运，只能一点一点体会被抛弃的滋味。在余华的作品中，“孤独”更多的是来自于无可奈何。
二、“荒诞”之异同
“荒诞”可以说是现代派文学的一个象征性标签。首先谈谈卡夫卡与余华小说“荒诞”的共同性。他们的小说都通过“荒诞”表现了真实的世界。
什么是荒诞？荒诞即通过陌生化的手段达到更本质的真实。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城堡》恰好就通过构造荒诞世界从而反映了真实的世界。入夜时分主人公K冒着浓雾进入了被积雪覆盖着的村庄，他要去城堡面见最高统治者CC伯爵才能得到批准在村子里安家落户。在一番波折后，他并没有进入城堡也没有见到CC伯爵。小说没有结尾，只写到了二十章。但卡夫卡在与友人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得知故事的结局，即“那个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将得到部分满足，他将不懈地进行斗争，直到精疲力竭而死。村民们将围绕在死者的床边，这时城堡当局传谕：虽然K.提出在村中居住的要求缺乏合法的根据，但考虑到其他某些情况，准许他在村中居住和工作。”
由此可见，K是这个荒诞世界中的一员，他是荒诞世界中的荒诞人。卡夫卡将他作品中的主人公K丢进一个个发生的离奇事件中，书中的主人公K带着我们平时生活中都会用到的处事原则、行为习惯、逻辑思维来应付这一个个突然发生的荒诞事件，荒诞感就如此产生。
小说《城堡》叙述的是一个荒诞的故事，小说中的人物身份与人物对话、故事情节，环境、局部细节等之荒诞实际上都反映了卡夫卡当时生活的时代，卡夫卡把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对现实生活的反思通过异化、陌生化手段写进小说，成功反映了自己生活的荒诞时代。
无独有偶，余华的作品也通过这种方式反映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之荒诞。比如他的作品《第七天》，小说《第七天》从一个游魂的视角，讲述了生命的幸福与苦难，反映了当下社会如官员腐败、贫富差距大、执法者暴力执法、城市鼠族等诸多问题。
小说开篇塑造了一个“我”的形象，“我”已经离开人世，在“我”死后的七天时间里，“我”化作游魂，看尽世间百态。小说通过游魂将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使这本小说虽然荒诞，反映的却是荒诞而又真实的生活。
再来看看其二人“荒诞”之不同。
二人对于“荒诞”取材的来源不同，对“荒诞”表达的方式也不同。
余华曾经在文章中提到过，“卡夫卡的荒诞是饥饿式的，是穷人的荒诞，而且和他生活的布拉格紧密相关。”这在卡夫卡的一个短篇小说《骑桶者》中可以体现，虽然《骑桶者》只有不到一千字，但它确确实实是一篇完美的荒诞小说。故事的主人公在寒冬腊月由于没有钱买煤炭而冻的瑟瑟发抖，他决定去煤老板那里赊一些煤来抵御严寒，于是他骑着自己的空煤桶就出发了，骑桶的他手握桶把，如同骑马者手握缰绳一般。到了楼下，他的空桶向上升了起来，于是他横街串巷的来到了煤老板的家中。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要求煤老板赊他煤炭，但是煤老板一家却冷酷的回答“什么也没有。”故事的结尾，主人公骑着空桶上升到冰山地区，永远消失了。从这篇短小说我们可以看出，卡夫卡用夸张的手法写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反映了自己所处的荒诞时代。
而反观余华的作品，用《第七天》来说，其素材多来自于社会时事，作者的写作意图更多的是通过作品放大问题，让人们注意问题，再比如说《许三观卖血记》，主人公身处荒诞并不是他自己选择的，而是被迫进入了一个荒诞的世界。余華的作品更有一些“杜甫情怀”在里面，其荒诞是来自于外界。
三、“反抗”之异同
在余华和卡夫卡的作品中都出现了主人公对荒诞人生的“反抗”。先说卡夫卡，卡夫卡的代表作《城堡》中，小说的中心人物K进入了一个荒诞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有权力的中心“城堡”，也有权力规训下的产物村庄，村民们对于城堡来说是被管理者和被统治者。城堡是抽象的，它的权力是弥散性的，村民们根本就没有见过权力中心的人物但却要时刻遵守城堡制定的准则，面对官员们对自己的欺压，他们逆来顺受，仿佛这一切都是约定俗成合理合法的一样。在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堡的强权和暴力，可以看到村民的迂腐与麻木。外乡人K到了这里打破了权力运行的平衡状态。K来这里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要安家落户，在村里生存。为了达到目的，他一次又一次的寻找机会进入城堡。在这种权力运行的平衡状态下，他用尽一切办法进入城堡这一行为本生就带有“反抗”意味，他这是对城堡和村庄既定规矩的破坏，也可以说，他在村庄里的所作所为都带有挑衅和对抗的意味。
再看余华，我们以《活着》为例，在小说《活着》中，主人公几乎经历了五十年的折磨，余华将故事的主角放入了时代大背景中，从大的方面讲，“中国过去六十年所发生的一切灾难，都一一发生在福贵和他的家庭身上。”从个人层面讲，福贵的亲人一个接一个的离他而去，最终只有一头老黄牛陪伴在他身边。在故事的结尾，年迈的福贵驱赶着他的牛在田里耕作，并乐此不疲，这就是福贵对命运的反抗，面对荒诞的人生他没有屈服，他用乐观的心态进行了有力反抗。
再来看不同之处，对二人的作品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卡夫卡作品中的人物面对“荒诞”选择反抗有一个意识觉醒的过程。以《变形计》为例，故事主人公格里高尔一直在为家庭付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家庭，他可以为了家庭牺牲自我，面对家里人对他的控制、冷漠他也心甘情愿。当他变成甲虫后，他的一切由妹妹照料，从他的“衣食住行”到生活起居全权由妹妹掌握，当妹妹执意认为他房间中的家具会妨碍他时便要把所有的家具搬出房间，这时，格里高尔的反抗意识觉醒了，因为她们把他所喜欢的一切都拿走了，如果在以前，他绝对会心甘情愿的让妹妹和母亲动手，但是如今他抓紧了自己的照片绝不退让，甚至不惜攻击自己的妹妹。由此可以看出，格里高尔开始关注自我感受，他不甘心于逆来顺受，他要反抗别人对他感情的践踏。从逆来顺受到反抗意识的觉醒成为卡夫卡作品的特点之一。
反抗荒诞有两种方式：要么用肉体的死亡结束人生的无稽，要么绝不向荒诞低头，像苦难的西绪弗斯一样用毕生精力去反抗。继续以余华的《活着》为例，从福贵被拉去当兵，他的悲惨命运就已经开始了，在面对一个个亲人离他而去时，福贵一直进行着反抗，从未停息。他遭遇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民所能遭遇到的所有不幸，但即便到了亲人全部离世，只有一头老牛做伴，他也从来没有放弃活下去。余华小说中的反抗意识是从一而终，贯穿了整部作品。
总之，卡夫卡作为现代派文学的元老必定会影响今后的一批作家，中国也势必会出现更多的现代派作家，他们会将现代主义传承下来并且会加入新的元素，使现代派得到新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卡夫卡集》，叶廷芳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1月版
[2]《余华作品》，作家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关键词：弗朗茨·卡夫卡 余华 作品比较
卡夫卡英年早逝，仅活了四十一个春秋，纵观他短暂的一生，除了三次订婚与三次悔婚最终终生未婚之外，可以说是再平常不过了。就是这样一个平凡人，成为了世界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爱因斯坦在谈到卡夫卡的小说时说过这样的话：“它反常得叫我读不下去，人的脑子还不够复杂。”被世人公认为天才的爱因斯坦尚且如此，更遑论普通的读者。
而我国现代著名小说家余华凭借其《活着》一书成为毋庸置疑对中国人影响最深的文学家之一。在余华为数不多的文学作品中，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力，他构建了一个个荒诞而又奇异的文学世界。余华曾坦言：“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对生活的这种态度和看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余华的文学创作。
基于对以上两位作家及其作品的总体观照，本文将首先从“孤独”主题展开论述。
一、“孤独”之异同
在开始这个比较之前，我们不妨去了解一下二人的生平。
卡夫卡出身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专横跋扈，性格粗暴，从小就对卡夫卡实行严家看管的专制家长式教育，而他的母亲性格懦弱，忧郁而好冥想，对丈夫言听计从逆来顺受。他的妹妹比他小六七岁，所以在情感上有隔膜。父母的冷酷教育，家庭的冷漠使卡夫卡从小养成了内向孤僻、敏感忧郁的性格。在他对自身身世的定位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从宗教信仰来看，卡夫卡是一个犹太人，他不属于基督教世界，而他作为一个犹太人却又对犹太教保持着一定距离;从民族来看，作为一个用德语进行写作的人来说，他不完全是捷克人，作为说德语的犹太人，他始终被周围的日耳曼人、捷克人、犹太人视为异己;作为一个白领，他不属于劳动人民的一员;作为一名公务员，他始终以作家的身份自居;作为一名作家，他却用业余时间来创作，而且也不珍惜自己的作品。他是二元帝国的臣民，他的职业是双重的，他的婚姻是三合三离的......这一切决定了卡夫卡性格上的矛盾和双重性。这种无归属感、恐惧感便成为“孤独”的根源。
在来看余华，余华对“孤独”体验是刻骨铭心的，他与卡夫卡“孤独”感形成的有些条件相似，那便是冷漠的家庭环境。余华对孤独感描写最深刻的便是青年时期，可见从小家庭和社会的冷漠及从小缺少关怀对余华性格的塑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知道了二位作家的“孤獨”感形成原因再来比较两位作家对“孤独”的诠释之异同。
首先来看相同之处。
二人对“孤独”的定义相同。我在前文中提到过，余华与卡夫卡有着同样的境遇，即家庭冷漠感对他们成长的影响。所以二人在对“孤独”的定义是相同的。即“孤独”并非是指一个人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而是他的精神和灵魂对万事万物都产生了一种陌生感。当这种陌生感成为一个人精神上的主宰时，他便不得不离开真实的世界而返回属于自己的世界。
比如卡夫卡的中篇小说《变形计》，主人公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后非常着急，原因并不是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而是他上班要迟到了，在床上的这段时间他想的并不是怎样变回人类，而是如何向领导交差。由此可见冷漠社会对人的荼毒。格里高尔在变成甲虫后便无法继续赚钱养家，相反，家里人还要照顾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但由于没有经济来源，一家人都要外出赚钱，对格里高尔也是越来越冷淡，负责照看格里高尔的妹妹也越来越敷衍。迫于生计的萨姆沙一家还将自己的屋子租给了三个外人，有一天晚上，由于格里高尔出去袒护自己的妹妹而吓到了房客，妹妹竟然提出杀死他的建议，家人对格里高尔的厌恶达到了极致，格里高尔被社会抛弃，被家人抛弃，在孤独中死去。当他死后他的家人如释重负，竟然跑去郊游，格里高尔平时最疼爱的妹妹变成了最痛恨他、最想抛弃他的人，这使格里高尔的“孤独”韵味更加浓厚。
再看余华的作品《在细雨中呼喊》，这部作品余华将“孤独”展现的淋漓尽致。叙述者孙光林讲述了家庭的内部和外部生活。故事的主人公几乎无视父母和兄弟的存在，在很小的时候被送给另一户人家，在那里生活了五个春秋。养父母死后故事的主人公回到了故乡，五年时光使他与自己的家庭更加疏远和陌生。因为回家那天刚好遇上家中的一场火灾而被父亲认为是“灾星”， “我”再次遭到家人的冷落。故事的主人公期望从兄弟身上找到友情，可他们却充当父亲的帮凶，“我”只能独自坐在池塘边聊以解忧。故事中的另一个角色国庆也值得读者们注意，国庆刚出场时算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至少他得到了父爱，但随着故事的发展，国庆也变得越来越孤独。他的父亲抛弃国庆与其他女人组合新家庭，他被抛弃时还天真的认为只要药在自己手里父亲就会回来，被抛弃导致的“孤独”感浓烈。
在来论述他们之间“孤独”的不同。
卡夫卡的“孤独”已经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孤独”已然成为了他的创作灵感，可以说，卡夫卡习惯了孤独，并且在追求孤独。他在学校里对同学老师友爱和善，但他始终以某种方式与同学和自己的朋友们保持疏远和陌生。他在中学时的一个同学曾对他做了以下评论：“我们大家都喜欢他，尊敬他，可是完全不可能与他成为知己，在他周围，仿佛总是围着一道看不见摸不透的墙。他以那文静可爱的微笑敞开了通向交往世界的大门，却又对这个世界锁住了自己的心扉。” 反观余华，他作品中也有很多人物形象陷于“孤独”之中，但他们的孤独是被迫的，他们不得不体会“孤独”。比如作品《活着》，主人公福贵一生命运坎坷，他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离他而去，他无法掌控命运，只能一点一点体会被抛弃的滋味。在余华的作品中，“孤独”更多的是来自于无可奈何。
二、“荒诞”之异同
“荒诞”可以说是现代派文学的一个象征性标签。首先谈谈卡夫卡与余华小说“荒诞”的共同性。他们的小说都通过“荒诞”表现了真实的世界。
什么是荒诞？荒诞即通过陌生化的手段达到更本质的真实。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城堡》恰好就通过构造荒诞世界从而反映了真实的世界。入夜时分主人公K冒着浓雾进入了被积雪覆盖着的村庄，他要去城堡面见最高统治者CC伯爵才能得到批准在村子里安家落户。在一番波折后，他并没有进入城堡也没有见到CC伯爵。小说没有结尾，只写到了二十章。但卡夫卡在与友人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得知故事的结局，即“那个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将得到部分满足，他将不懈地进行斗争，直到精疲力竭而死。村民们将围绕在死者的床边，这时城堡当局传谕：虽然K.提出在村中居住的要求缺乏合法的根据，但考虑到其他某些情况，准许他在村中居住和工作。”
由此可见，K是这个荒诞世界中的一员，他是荒诞世界中的荒诞人。卡夫卡将他作品中的主人公K丢进一个个发生的离奇事件中，书中的主人公K带着我们平时生活中都会用到的处事原则、行为习惯、逻辑思维来应付这一个个突然发生的荒诞事件，荒诞感就如此产生。
小说《城堡》叙述的是一个荒诞的故事，小说中的人物身份与人物对话、故事情节，环境、局部细节等之荒诞实际上都反映了卡夫卡当时生活的时代，卡夫卡把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对现实生活的反思通过异化、陌生化手段写进小说，成功反映了自己生活的荒诞时代。
无独有偶，余华的作品也通过这种方式反映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之荒诞。比如他的作品《第七天》，小说《第七天》从一个游魂的视角，讲述了生命的幸福与苦难，反映了当下社会如官员腐败、贫富差距大、执法者暴力执法、城市鼠族等诸多问题。
小说开篇塑造了一个“我”的形象，“我”已经离开人世，在“我”死后的七天时间里，“我”化作游魂，看尽世间百态。小说通过游魂将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使这本小说虽然荒诞，反映的却是荒诞而又真实的生活。
再来看看其二人“荒诞”之不同。
二人对于“荒诞”取材的来源不同，对“荒诞”表达的方式也不同。
余华曾经在文章中提到过，“卡夫卡的荒诞是饥饿式的，是穷人的荒诞，而且和他生活的布拉格紧密相关。”这在卡夫卡的一个短篇小说《骑桶者》中可以体现，虽然《骑桶者》只有不到一千字，但它确确实实是一篇完美的荒诞小说。故事的主人公在寒冬腊月由于没有钱买煤炭而冻的瑟瑟发抖，他决定去煤老板那里赊一些煤来抵御严寒，于是他骑着自己的空煤桶就出发了，骑桶的他手握桶把，如同骑马者手握缰绳一般。到了楼下，他的空桶向上升了起来，于是他横街串巷的来到了煤老板的家中。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要求煤老板赊他煤炭，但是煤老板一家却冷酷的回答“什么也没有。”故事的结尾，主人公骑着空桶上升到冰山地区，永远消失了。从这篇短小说我们可以看出，卡夫卡用夸张的手法写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反映了自己所处的荒诞时代。
而反观余华的作品，用《第七天》来说，其素材多来自于社会时事，作者的写作意图更多的是通过作品放大问题，让人们注意问题，再比如说《许三观卖血记》，主人公身处荒诞并不是他自己选择的，而是被迫进入了一个荒诞的世界。余華的作品更有一些“杜甫情怀”在里面，其荒诞是来自于外界。
三、“反抗”之异同
在余华和卡夫卡的作品中都出现了主人公对荒诞人生的“反抗”。先说卡夫卡，卡夫卡的代表作《城堡》中，小说的中心人物K进入了一个荒诞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有权力的中心“城堡”，也有权力规训下的产物村庄，村民们对于城堡来说是被管理者和被统治者。城堡是抽象的，它的权力是弥散性的，村民们根本就没有见过权力中心的人物但却要时刻遵守城堡制定的准则，面对官员们对自己的欺压，他们逆来顺受，仿佛这一切都是约定俗成合理合法的一样。在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堡的强权和暴力，可以看到村民的迂腐与麻木。外乡人K到了这里打破了权力运行的平衡状态。K来这里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要安家落户，在村里生存。为了达到目的，他一次又一次的寻找机会进入城堡。在这种权力运行的平衡状态下，他用尽一切办法进入城堡这一行为本生就带有“反抗”意味，他这是对城堡和村庄既定规矩的破坏，也可以说，他在村庄里的所作所为都带有挑衅和对抗的意味。
再看余华，我们以《活着》为例，在小说《活着》中，主人公几乎经历了五十年的折磨，余华将故事的主角放入了时代大背景中，从大的方面讲，“中国过去六十年所发生的一切灾难，都一一发生在福贵和他的家庭身上。”从个人层面讲，福贵的亲人一个接一个的离他而去，最终只有一头老黄牛陪伴在他身边。在故事的结尾，年迈的福贵驱赶着他的牛在田里耕作，并乐此不疲，这就是福贵对命运的反抗，面对荒诞的人生他没有屈服，他用乐观的心态进行了有力反抗。
再来看不同之处，对二人的作品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卡夫卡作品中的人物面对“荒诞”选择反抗有一个意识觉醒的过程。以《变形计》为例，故事主人公格里高尔一直在为家庭付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家庭，他可以为了家庭牺牲自我，面对家里人对他的控制、冷漠他也心甘情愿。当他变成甲虫后，他的一切由妹妹照料，从他的“衣食住行”到生活起居全权由妹妹掌握，当妹妹执意认为他房间中的家具会妨碍他时便要把所有的家具搬出房间，这时，格里高尔的反抗意识觉醒了，因为她们把他所喜欢的一切都拿走了，如果在以前，他绝对会心甘情愿的让妹妹和母亲动手，但是如今他抓紧了自己的照片绝不退让，甚至不惜攻击自己的妹妹。由此可以看出，格里高尔开始关注自我感受，他不甘心于逆来顺受，他要反抗别人对他感情的践踏。从逆来顺受到反抗意识的觉醒成为卡夫卡作品的特点之一。
反抗荒诞有两种方式：要么用肉体的死亡结束人生的无稽，要么绝不向荒诞低头，像苦难的西绪弗斯一样用毕生精力去反抗。继续以余华的《活着》为例，从福贵被拉去当兵，他的悲惨命运就已经开始了，在面对一个个亲人离他而去时，福贵一直进行着反抗，从未停息。他遭遇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民所能遭遇到的所有不幸，但即便到了亲人全部离世，只有一头老牛做伴，他也从来没有放弃活下去。余华小说中的反抗意识是从一而终，贯穿了整部作品。
总之，卡夫卡作为现代派文学的元老必定会影响今后的一批作家，中国也势必会出现更多的现代派作家，他们会将现代主义传承下来并且会加入新的元素，使现代派得到新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卡夫卡集》，叶廷芳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1月版
[2]《余华作品》，作家出版社，2010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