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年，美国变了，这是全世界都能感受到的。
　　单边主义，关税大棒，反复无常，蔑视规则，“坦诚相对”的利益算计，一步步远离冷战结束以来对“普世价值”的传教士般的执念……
　　表面看来，特朗普对世界各国一视同仁，不区分对象，上去就是一顿拳脚，然而中国人心有明镜，美国是有重点的，这个重点就是中国。目前聚焦在华为和5G，但这只是全方位遏制的突破口而已。
　　这一天迟早会来，平心而论，来得已经不算太早。自从21世纪初中国再次开启重工业化进程以后，对中国的“预防性遏制”就已经成为美国的战略重点。只是很巧，2001年发生了“9·11”事件，美国忙于反恐战争，无暇他顾。于是，中国又获得了十几年的窗口期，继续埋头发展。
　　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2018年已经接近日本的3倍，是德国、法国、英国总和的1.5倍；201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此后除2016年外年年都是第一。
　　2018年，习近平提出了“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成为我们观察中国所面对的宏观环境的基础背景。变在哪里？根本在于经济，世界的经济重心正在从西方向东方—具体说来就是中国所在的东亚—转移。
　　这在工业革命以来，前所未有。
　　如果仅从经济总量来打量，这一变局并没有什么大不了。按照李嘉图创生的比较优势理论，美国专注于金融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占据价值链顶端，而中国在制造业上持续发力，提供物美价廉的工业产品，满足西方消费主义社会的日常需求，两下相安无事。问题在于，中国日渐向高科技领域攀爬，这就相当于把刀叉伸向了美国的盘子。
　　“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未必是新兴大国主动向现存大国提出挑战，另一种可能性是，现存大国首先抡起大棒—目前的现实就是这样。
　　特朗普的一切看似疯狂的行为，背后都有一个同样的目的—让制造业回流美国。二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约莫20年时间，就被日本、东南亚替代，美国转而通过制定和维护规则，占据金融和科技制高点。进而中国工业崛起，成为世界工厂，重构了世界工业格局。
　　直到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燃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全球一片哀鸿，美国才意识到经济虚拟化的后果。美国制造业在世界上依然强劲，但在国内经济结构中占比已只剩15%左右。身在其位的奥巴马总统，于是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

特朗普把奥巴马贬得一无是处，但他不但继承了“再工业化”战略，而且把它推向极端化。

　　特朗普把奥巴马贬得一无是处，但他不但继承了“再工业化”战略，而且把它推向极端化。世界老大美国用它的极端行为告诉世人，工业永不过时。历史也是这样给出结论的：英国称霸，因为工业；英国衰落美国取而代之，因为工业；美国相对衰落和中国日益崛起，同样因为工业。
　　近现代史上，所有的大国崛起，都是工业崛起，所有的大国衰落，都是工业衰落。这一点，中國从1840年以后就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中国的近现代史，无非就是如何实现工业化的历史。所以，今天的所谓“贸易战”，对中国的意义和其他与美国存在贸易摩擦的国家相比，大不一样。
　　目前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居世界之首，但工业化的完全实现，尚需时日。

挨打和挨饿

　　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四个阿拉伯数字代表着两个汉字—“挨打”。
　　“挨打”这个词听上去就像是儿戏，但对于中国人而言，这就是现代化的动力。改革、革命、再革命、继续革命、和平建设……目的都是为了摆脱“挨打”的处境，100余年，一以贯之。放眼世界，没有另外一个民族，100多年的发展是依据这样一种逻辑的。
　　鸦片战争，清军的红夷大炮射程为4公里，英军火炮最大射程超过5公里，结果就一目了然了—“挨打”。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了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当时的先辈对事情的肯綮，是把握到位的—中国之所以输了战争，是因为对方船坚炮利，而这一表象的差别背后是国家工业能力的差距。于是，曾国藩、李鸿章张罗起江南制造局，左宗棠办出了福州船政局。前者制造武器，专心炮利，后者塑造平台，注重船坚。
　　中国的近代工业，从避免“挨打”起步。官方可调动的资源，都倾向于军事工业，造船，制枪，铸炮。军事工业需要煤炭，煤炭需要采矿、冶矿，采矿冶矿需要运输能力，于是提出对铁路的需求，铁路建设需要钢铁……洋务运动拉出了一整个重工业链条。
　　所有的环节，都依靠制造。而曾国藩知道科学原理和技术知识是制造能力的基础，所以江南制造局不但从事生产，而且还翻译和传播西方科技。江南制造局，是今天的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江南造船厂制造了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
　　中国的工业化，从重工业开始，从今天的视角看，这很不符合常理。然而，近现代世界的“常理”，就是丛林社会，弱肉强食。因此，中国近现代工业的发展一直以来就有的一个“自强”底色，正是从洋务运动肇始。
　　洋务运动是中国的第一次工业化努力，彼时，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早已完成了工业革命，而中国还没有解决“挨饿”的问题。清朝的人口，从初期的几千万，到18世纪增长到超1亿，19世纪增长到超4亿。一方面是因为粮食作物变革，番薯和玉米传入中国，让食物供给更充足；另一方面是政治支持，康熙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赋”，雍正的“摊丁入亩”，都为人口增长创造了条件。这里暗示的一个事实是，在一个前现代社会里，所有的农业生产效率盈余，都会被增长的人口消耗殆尽。 　　洋务运动，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破产了，中国的第一轮工业化灰飞烟灭。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研究西方，著书立说，在中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但在日本，他们的著作却作为思想资源开启了明治维新。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击败中国，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近代化。
　　对日战败，近代化梦碎，让一代人幻灭，也让一代人奋起。
　　所以维新，所以革命。所以，像张謇这样的状元郎，会顶住漫天的流言蜚语去兴办实业。
　　革命以后，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大会上讲话，他说：“无论何种工厂，造何种货物，不用机器必不能发达。我中国开矿屡屡失败，亦因往昔不用机器之故。所以机器可以灌输文明，可以强国。”
　　孙先生这段话平平无奇，但它直接击中了中国人的心理软肋，挑逗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泱泱中国，因为工业不振而任人宰割。之后时逢一战，列强无暇东顾，“纵容”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棉纺、面粉、丝绸、钢铁、造船等工业都有了相对宽松的竞争环境。我们熟悉的荣氏家族，正是在这个时期异军突起；朱志尧创办“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希望“稍酬义务于祖国”。还有范旭东、杨俊生等，纷纷响应。
　　不可否認，这一批真正的民族工业家中，大部分是受发家致富的动机驱使的，但在另一个维度上，从自强运动中继承而来的实业报国思想，也是不容置疑的精神指向。
　　即便是蒋介石政府，也深知工业的重要性。“九一八”事变之后，有识之士钱昌照等人，力促国民政府成立资源委员会，希望及早实现工业化，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1936年资源委员会开始了工业建设，一年多时间里创立了21个工矿单位，主要领域仍是重工业，试图解决的仍然是“挨打”问题。
　　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精神，和工业主义是并行不悖的，这是中国能够最终迈向工业化的重要文化背景。然而，无论是清朝还是民国，政治、军事上的弱势乃至附庸地位，决定了它们无法安定地通向目标。日本在甲午打断了中国的第一次工业化尝试，又在全面侵华战争中打断了中国的第二次工业化努力。
　　在百年期待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登场。

新政权面对的老问题

　　总有一种声音，担心当下的中国在开放进程中倒退，回到“自我封闭”状态。这一忧虑非常善意，但显然是多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70年历史上，确实有一部分时间是闭锁的，但并不是因为主动“自我封闭”，而是无可选择。立国之后的“一边倒”，是意识形态阵营对立的必然结果，这是保存这个新生政权的唯一选项。
　　从“巴统”的出现就可以一窥全豹。1950年，“巴黎统筹委员会”成立，全称是“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这个有17个成员国的秘密组织，是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实施贸易管制的工具。美国政府在1954年的一份文件中，清楚地阐明了意图：“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管制，不仅要阻碍其战争潜力本身的增长，而且要阻碍其工业化。”

工业的介入可以无视四季与天气，在技术控制下实现旱涝保收，以及更高的生产效率—这就是工业带给我们的福祉。

　　此时，中国即便想对西方开放，岂可得乎？
　　立国之初就爆发了朝鲜战争，百废待兴的中国迫使美国撤回三八线以南并坐下来谈判。这一战，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确保了中国数十年的和平环境。也正是因为朝鲜战争，中国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李奇微说：“要不是我们拥有强大的火力，总能得到近距离空中支援，并且牢牢地控制着制海权，中国人可能早就把我们打垮了。”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就是美国的工业优势让志愿军无法取得更大的战果。
　　此后在苏联帮助下，中国开启了新一轮工业化，“156项工程”动工，方向是重工业优先，目标是国家的独立与安全—一如既往，避免“挨打”。1953年，周恩来总理指出“如果不努力建设自己的工业，特别是建设重工业，那就不能立足于世界”，“孙中山先生说过，我们要迎头赶上”。后来“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也与百年的自强动力直接关联。
　　新生的中国在1956年制造出歼-5战机，成为世界上少数能制造喷气式飞机的国家之一；1957年建成武汉长江大桥，这是长江上的第一座桥梁。当时的中国，没有市场机制来引导生产和刺激创新，替代性方案是劳动竞赛和技术革新运动。这种精神动员，一样来源于中国工业化的自强底色。
　　今天人们看“大跃进”，主要看到的是一种荒诞。中国的确在此过程中付出了惨重代价，但并非毫无成就。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南京飞机厂和徐州的机械工业兴起，都是成功的例子。这段时间里建设的基础设施，以及中苏关系破裂以后出于备战动机的三线建设带来的工业扩散，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崛起的重要基础。
　　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勒紧裤带过日子”，是在“挨打”和“挨饿”之间优先解决前者。解决前者，为解决后者创造了条件。
　　1963年，毛泽东在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特意加了一段话：“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
　　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第二个原因，“要彻底改变，至少需要几十年时间”。所以“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
　　寄托于工业化的忧患意识中，凸显的还是百年的老问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最艰难的时世。前半期是孤立的，中国面临着苏美的双重压力，后半期和西方关系缓和，中西合作的工业化“四三方案”上场。无论是从孤立还是合作中，中国人都更加认识到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延续到今天就是一句话：“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