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普通人，判断一个社会的运转是否处于健康状态，只需要看两个非常简单的指标：第一，人们是否通过正常途径解决问题；第二，通过正常途径是否能解决问题。
　　正常途径，就是法治途径。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世界公认的价值，是其他价值得以实现的基石。
　　最近的一些现象，值得人们深思。
　　一些人在日常中不再通过正常途径解决问题。最典型的是“严夫人”和“童夫人”。前者试图把前夫的权力身份，平移到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社会生活领域中，进行压服，通过撬动权力杠杆，开除让她有意见的幼儿园老师。后者则用三手保时捷、A货包包以及有别于常人的姿态（是否借重丈夫权力还有待调查），企图形成压倒性的心理优势，进而使规则为自身让道。
　　那些暴露出来的，都是同类中少数的，“冰山理论”是一个常识。这意味着拥有这样的意识和行为的人，远不止这两位“夫人”。
　　解决问题依靠权力运作与资源压制，这是前现代权力本位和人情社会特性的延续及变种。它一直存在，但过去多以灰色形态存在，而当下出现的案例，提醒我们它一定程度上正在转变为显性价值—因为人人皆知，在现有技術条件下（群聊截图、公私摄像头）已经让行为过程无处逃遁，她们仍然这样做，只能认为，在行为者眼中这就是天经地义的。
　　不通过正常途径解决问题，和通过正常途径解决不了问题，是一体两面、相互加强的关系。一部分具有资源优势的人（包括执法者）不通过正常途径解决问题，会造成更多处于劣势的人通过正常途径无法解决问题。
　　例子也在眼前。

一部分执法者本身在破坏秩序，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因为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是一个什么也没有的社会。

　　河南淇县，一对农民夫妇种的西瓜被猖狂盗摘，一对母女偷了八九个西瓜，因为价值很小未被追究，瓜农追赶过程中致其跌倒受伤，反而要赔偿300元；河南固始县，一辆半挂车侧翻，33吨井盖被附近村民抢光，司机报警后，民警认为“不是当面抢就不算抢”。
　　简单的正义，应当符合常识，响应直觉。然而在这两个事件中，常识和直觉都被尖锐地挑战。路人遇见偷盗，追赶偷盗者，也是见义勇为，何况是瓜农本身呢？至于井盖事件，即便是单个的拾获不肯归还，也涉嫌侵占，更遑论半挂车就翻在眼前而参与集体哄抢？
　　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法者，有人民性，他们会在法规条文之外，融入更多耐心和人性，既公正地解决问题，又让彼此在情感上都更好接受，清官也要断家务事，这是制度的优势。然而如果基层执法者为了消灭矛盾而丧失底线，把法律、规则等硬性约束丢弃，无原则地防止事情“闹大”，结果就是让人们感到“通过正常途径无法解决问题”。
　　感受到这一点，人们就会寻求非正常途径的救济。一是上访，二是诉诸舆论，三是既上访又诉诸舆论。徐州女教师绝笔信事件，就是按照这种逻辑发展的结果。
　　上访本是法律赋予人民的权利，但与地方治理考核之间的挂钩，让它成了最典型的“非正常途径”。但它的“非正常”程度还比较有限，因为毕竟还在框架范围内。
　　诉诸舆论，则是寻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第三种权力”—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机关—的介入，这表明当事者对框架的是非判断能力已经缺乏信心。偷瓜、抢井盖事件都是如此，每一次，表面上公正最后得到捍卫，事实上却都是对公正的杀伤。
　　一部分执法者本身在破坏秩序，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因为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是一个什么也没有的社会。如果正常途径不幸彻底成了问题，那一个社会将只剩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