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由晋武帝为何要征召李密这一问题入手，选拔文人做官已有制度保障，且晋武帝征用文人的标准还是以能为自己带来正面作用为衡量的，但李密看得很清楚，不想再做任人摆布的棋子。
　　关键词： 晋武帝 征召李密 用心
　　《陈情表》一文写于公元267年，当年李密四十四岁。以祖母年老（九十六岁）自己要在家尽孝为理由婉拒了晋武帝的征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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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晋武帝为何要征召李密？一方面当然是为了稳定国家，因为此时距离蜀汉灭亡（公元263年）不足四年，距离西晋王朝建立（公元265年）不足二年，而且此时吴尚未消灭（吴在公元280年灭亡），晋要拉拢原蜀汉人士来平息蜀对晋的抵触和不服，打消吴人将来并入晋后的疑虑。正如文立（在蜀担任过尚书郎、大将军东曹掾及尚书。入晋做过济阴太守，后任太子中庶子等官职）上言所说：“故蜀大官及尽忠死事者子孙，虽仕郡国，或有不才，同之齐民为剧；又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子孙流徙中畿，各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倾吴人之望。”（《华阳国志》）其实晋武帝早就在做这样的事。蜀亡之后，不少原蜀朝中人士或官宦子弟在晋的这一政策的感召下纷纷入晋做官，如向朗（蜀显明亭侯）的儿子向条在蜀担任御史中丞，入晋为江阳太守、南中军司马；张嶷（蜀荡寇将军）的孙子张奕官至晋梁州刺史；费诗（蜀谏议大夫）之子费立官拜晋散骑常侍，等等。另一方面晋武帝要征召李密，除了李密在蜀做过尚书郎、大将军主簿和太子洗马等官职同属拉拢之列之外，还因为李密的文才及人品是晋武帝非常欣赏和需要树立的。
　　然而晋武帝征召李密主要和他的文人治国理念息息相关。西晋王朝沿袭并发扬了司马氏集团重用文人做官的传统，在司马氏集团当中，不少文采出众的文人进入该集团的核心，比如张华，文学才识名重一时，生平著述甚多，尤以《博物志》最为著名，晋武帝对他非常器重，不断对他加官晋爵，视为倚靠的重臣。又如“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山涛和王戎，都在司马氏集团中任职，山涛晚年多次请求辞官，都未获批准。就是带兵打仗的武将杜预也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著作问世。司马氏能取代曹魏建立晋，当然是因为他们手中握有兵权，同时和士族豪门的拥护分不开。西晋建立后不得不对高级士族进行大肆分封，以确保他们的既得利益，这些人在当时不仅拥有大量财富，而且掌有兵权，这在晋武帝司马炎看来是一个不小的威胁。早在西晋王朝未建立时，就已经发生过邓艾、钟会等拥兵自重、相互争斗及残杀乃至叛乱的故事，这不能不引起他的警惕。晋武帝采取的办法是大封同姓王，增强司马家族的掌控力，同时努力削减州郡的军事力量：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并拒绝大臣们不宜去州郡武备的谏言。同时努力挑选甚至强制一些有品德有文才的文人出来做官以平抑士族豪门的势力。即使如出身寒门的左思，曾对西晋的门阀制度大加挞伐，《咏史》中“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两句，说的是那些像青松一样有能力支撑国家、保护百姓的英豪俊秀之士地位卑微，反而要受着那些像幼苗一样蹑足于高官厚爵娇生惯养的贵族子弟的庇荫，如此国家怎么会不衰微，百姓怎么会不涂炭，英俊怎么会不气馁；作者进而指出这种根据家庭出身贵贱分配权利、任用官吏的门阀官僚制度并非始于今日，由来已久。但晋武帝对此不以为忤，依然给予左思以庇护。他欣赏左思的文才，为左思创作《三都赋》大开方便之门，使左思的《三都赋》写成后“洛阳纸贵”，一时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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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拔文人做官此时已有制度上的保障，比如通过基层的察孝廉举秀才作为通往朝廷做官的途径。孝，指孝悌；廉，指清廉。两晋时，对地方郡县所察举的孝廉、秀才一律进行策试，策试分两种，“孝廉”试“经”，“秀才”对“策”。所谓“策”，指治理国家等方面的一些实际问题，“经”主要是对“孝经”一类儒家书籍的认识。晋武帝不遗余力地推行以孝治国策略，并身体力行。其父司马昭死，作为其子的晋武帝不听群臣的谏阻，坚持行三年丧礼，此举也就是通过立“孝”来劝“忠”，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晋篡魏自立，算不得忠，另一方面晋武帝也想由此表明晋才是汉的正统继承者。西汉一建立起就提倡“以孝治天下”，从惠帝始，诸帝谥号都有“孝”字，如孝惠帝、孝文帝和孝景帝等。“孝”是对父母而言，“悌”是对兄弟而言，对司马家族而言，希冀通过讲孝悌达到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并以此淳化业已毒化的社会风气，提高自身的政治资本。晋武帝对儒家经典《孝经》十分重视，因为《孝经》中的一些言论对于统治者巩固政权是相当有用的，如《孝经》中所说：“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又说：“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太康十年（公元289年）晋武帝颁诏按《孝经》制定祭祀天地及配祀制度，将此提高到法律高度。社会上也用是否能行孝礼评判人的节操，比如《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晋受到冷遇，就是因为在为父服丧期间，自己身体有病，便命侍婢调治药丸，恰好被前去拜访的客人撞见，传出去之后，被人们认为是有违孝道和礼教，对陈寿加以贬斥和责难，陈寿因此被废黜了好多年。而为晋武帝欣赏的皇甫谧，一再委婉拒绝晋武帝的征召，在其死后，他的两个儿子遵从他的遗愿，丧事从简，不随葬任何物品，唯一的例外是安放了一本《孝经》。皇甫谧因此举为时人所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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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晋武帝任用文人的标准还是以能为自己带来正面作用来衡量的，就像山涛，他的对功名利禄的渴望曾为同侪嵇康所不齿，但山涛能容人（明李贽称他为容人大臣），比如他与当时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钟会和裴秀的私交都很好，尽管钟裴两人仗势争权，互不相容，但这并不妨碍山涛平心静气地周旋于两人之间，各得其所，他们二人对山涛都无怨言，山涛成为关系紧张的官场之中的一副粘合剂，这种气质是那些动不动就动粗的武人所不具备的。
　　李密除了文才和人品为晋武帝所欣赏之外，还有一点是李密是土生土长的蜀地人（出生地在成都附近的犍为武阳），生于蜀汉建立后的第四年（蜀汉221年建立，李密224年出生），在蜀生活了近四十年（蜀汉263年灭亡），祖父李光是蜀朱提太守。犍为武阳出了不少蜀汉官员，如杨洪、杨戏和张翼等人，另外，属犍为郡的有五梁、费诗（同为犍为南安人）和王嗣（犍为资中人）等。蜀汉人才本来就少，以至像许慈、胡潜这样稍有名望的人都能见述。李密在蜀当然不仅是一个孝子形象，任官时展现了他的才智和见识。在蜀奉使聘吴，有辩才，吴主及群臣皆称善。在晋与司空张华对话，张华曾问他说：“安乐公（刘禅）这人怎么样？”李密说：“可以和齐桓公相比。”张华问其中的缘故，李密回答说：“齐桓公得到管仲而称霸诸侯，用竖刁而使自己死了不得埋葬，尸虫流出户外。安乐公得到诸葛亮而能抵抗魏，任用黄皓却丧了国，由这知道成败的原因是同样的。”张华接着问：“孔明的教诲为什么那么细碎具体？”李密说：“过去舜、禹、皋陶在一起说话，所以言辞能够简洁优雅；《大诰》是与普通人说话，适宜细碎具体。和孔明说话的人没有人能和孔明相匹敌，因此说话就细碎具体。”张华认为他的话对。这样的人才非常符合晋武帝文人治国的理念，因此晋武帝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李密出来为朝廷效力，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装装样子而已。
　　当然在具体任用上晋武帝有自己的考虑，并非将所有原蜀官员继续留在蜀地做官，而是让他们到原属魏晋的地方上做官，如李密在为祖母刘服丧期满之后，曾出任河内温县令及汉中（汉中曾是魏蜀两国兵戎相见的主战场，诸葛亮去世后，汉中复被魏夺得。魏灭西晋立，汉中归属西晋）太守。而且一旦违背帝皇的意志，也将毫不留情地予以免职，“及赐饯东堂，诏密令赋诗，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缘。官无中人，不如归田。明明在上，斯语岂然！’武帝忿之，于是都官从事奏免密官。”（《晋书·列传第五十八·孝友》）
　　因此晋武帝征召李密，有欣赏李密的才情，故而拉拢，使之成为司马氏集团的一分子，也有防范之心，因而采用高压手段逼其就范。对此李密看得非常清楚，《陈情表》一文讲自己不能出仕，祖母年龄大需要服侍固然是实情，另外也是害怕进入了做官的行列会身不由己，因为李密的耿直性格容易得罪人，故“贵势之家，惮其公直。密去官，为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势位。后失荀勖、张华指，左迁汉中太守，诸王多以为冤。”（《华阳国志》），李密不是不想做官，但在此时做官一会玷污了他的“孝”名，其同乡杨洪事继母至孝，被人称赞；成都禽坚有至孝之行，王商（蜀郡太守）表其墓，追赠孝廉；李密事祖母以孝闻，不能因此坏了名声。同时李密也是一个忠臣，在西晋刚刚建立，吴尚未灭亡的时候出任晋官，会遭人不齿，毕竟忠孝是相互依傍的。蜀汉名臣谯周的儿子谯同“颇好周业，亦以忠笃质素为行，举孝廉、除锡令、东宫洗马，召不就。”这是尽忠的一个实例。“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也许晋武帝是读懂了李密的内心，成全了李密。司马炎自己曾做过一回孝子，现在也让李密做成一回孝孙，并保持一个忠臣的形象，这对于晋也是有利的。当然随着西晋的确立，前朝的遗民欲做官已经没有了顾忌，李密的儿子李兴（又名李安）也在西晋做官，曾在永兴年间随镇南将军刘弘到隆中观看诸葛亮的故宅，并以太傅掾的身份写了一篇碣文，此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