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地市场复市后的第三天，李司军再次来到北京。
　　两个月前，在他的家乡黑龙江省东宁市绥阳镇，没人相信一个落魄的焊工，能和这个因疫情闻名全国的市场扯上什么关系。即使现在，和朋友谈起自己在新发地市场的经历，他依旧会被当作在“痴人说梦”：连续40天，他和十几个队友一起，每天穿行在一个如巨大迷宫、闷热火炉以及恶臭垃圾场般的市场里。他们穿着防护服，靠上面用记号笔写下的名字辨识彼此，背着30公斤的设备，往市场的每个角落喷洒消毒液。
　　回忆起这些，就连他自己也时常感到恍惚——重新回到市井的生活后，那场持续半年的“抗疫之旅”才显出它的“不切实际”，“就像一场梦”。
　　2020年2月，他从绥阳开车前往武汉，加入“虎哥车队”志愿抗疫。然后追着疫情，从武汉回到东北，再奔赴北京，一直到7月底才返回家乡。车队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外号，因为当过三年兵，头发又有些发白，大家都习惯叫他“老兵”。
　　只有看到儿子，老兵才会真切体会到这趟旅程的价值。车队离开北京前，妻子带着8岁的儿子，来北京做了“漏斗胸”修复手术。这次再来北京，是带儿子来复查的，“恢复得不错。”
　　离家抗疫前，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两个孩子。11岁的女儿小时候发高烧，落下了心脏病，儿子生下来就有“漏斗胸”。在步调缓慢的东北小镇，老兵的电焊生意可谓惨淡，收入勉强够孩子上学和日常服药。
　　儿子需要手术，他清楚这一点。只是，他付不起10万元的手术费。作为父亲，这成了他的无法承受之重。
　　“每天都过得很无力，不知道还能干啥。”老兵声音低沉。
　　武汉疫情暴发后，老兵接不到活儿，妻子带孩子回了娘家，只能靠岳母出去打工养活娘儿仨。
　　那段时间，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又不想闲着。“军人退伍不褪色，”他加入了镇上的志愿者团队，在小区门口给人登记、量体温。
　　后来他在朋友圈看到一个叫“虎哥”的老乡在武汉抗疫，正在招募志愿者。在终日压抑的日子里，他似乎找到了一个出口，“在哪儿都是志愿者，何不去一线做？”
　　他说做出去武汉的决定，只用了一个小时。如今回过头再看当时的情形，他坦承自己当时除了想“尽点责任”，更多是为了逃离，逃离痛苦且没有希望的生活。
　　他不知道还能为孩子做些什么，出去抗疫或许还能给孩子做出一个父亲该有的榜样。他甚至没打算“活着回来”，“死了起码算是伟大的吧。”
　　那时武汉每天新增确诊病例仍有数百个，他在绥阳的志愿者群里吆喝，有没有人一起去武汉抗疫。十几个群友积极响应，豪言壮志一番，声称要去“逆行”，出一份力。
　　出发去武汉那天，老兵没等来一个同伴，那些原本说好一同“逆行”的志愿者，纷纷借故推脱，或者干脆不再出声。
　　老兵发动借来的金杯车，驶上高速。他没有通知任何亲友，车快开到沈阳时，他才把提前编好的信息发给妻子。那是条他“这辈子发过的最长的短信”，反复修改，花一个多小时才写好。
　　他告诉妻子自己是出去做善事，会照顾好自己。“如果我回不去，麻烦你一定要把两个孩子带好。”
　　手机很快响起，但电话那头不是他想象中妻子的叮咛，而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
　　“你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还真舍小家为大家啊，这俩孩子咋整？”妻子夹着粗话，不给老兵解释的机会，最后抛出重点，“走可以，往家里打钱就行。”

　　钱是不会有的，更让妻子想不到的是，丈夫干着要命的活儿，还要往里搭钱。
　　绥阳到武汉2600多公里，出发前，老兵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油钱——自己手里只有两千多元。他找到“搞电焊”认识的开大车的哥们儿，“他三千你五千”，最后凑了1.5万元，算是一路上的盘缠。
　　到武汉后，他的“接风宴”是“火腿肠就榨菜”。饭吃到一半，他就接到了任务，去给一个小区送生活物资。
　　在武汉的大部分时间，他的工作都很像“农民工”，主要是卸货、搬运，“需要什么干什么”。
　　每次出现新的疫情，车队都是向“疫区”城市申请进入，提供帮助。他们接受当地政府调遣，承担的往往都是最累、最“埋汰”的工作。
　　在牡丹江定点医院消杀时，因为病人受不了喷雾，老兵和几十个大男人一起，只能拿着浸过消毒液的毛巾，蹲着或跪着擦遍病房的角角落落。
　　有时他们也会搬运尸体。疫情期间，喪事没有那么讲究，有些老人已经去世几天，“装进尸袋，拉链一拉”就往外抬。老兵感叹，这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近死人。
　　见得多了，他对自己的命有了新看法，“还是活着好，活着多幸福，活着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多幸福。”
　　老兵是最早一批加入车队的队员。这支临时组建的队伍里，有富二代、留学生、夜店DJ，也有农民、老伐木工，以及无业人员。
　　即使在如此草根、甚至草莽的队伍里，老兵依然保持着他的高辨识度——虽然已经退役23年，但部队的一些习惯他仍然保持至今，抗疫路上无论条件好坏，他的房间总会是车队里最整洁的一个。
　　他喜欢车队的集体生活，这让他找回了在部队时的感觉，虽然很累，但身边是一起战斗的兄弟。
　　有次车队接到紧急任务，大家都匆忙下楼。有队员看到，老兵开着房门，笔直地站在镜子前，仔细把帽子扶正，再在迷彩服外扎上皮带——车队里没人这样做，迷彩服只需要穿一会儿，作业时他们要换上防护服。
　　抗疫半年里，他和队友们一起过了自己的45岁生日，一起喝酒、扯皮，互相开着冒犯对方的玩笑。
　　唯一让他心烦的是，妻子还是经常打来电话，她不相信出去这么久、干这么危险的工作会不给钱。镇上也有很多人这么想，他们讲究务实，付出就应该有回报。听说这是“志愿”行动后，老兵成了这些人口中的“山炮”。
　　武汉解封那天，绥芬河市新增39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这个东北边境小城成为新的疫情重灾区。绥阳镇离绥芬河只有27公里，算是老兵的半个家乡。
　　他开着他的金杯，随车队从武汉返回绥芬河支援。2月份离开绥阳时，车厢是空的，如今塞满了家乡急需的防护物资。
　　车队在绥阳镇下的高速，老兵远远看到出口处一群人围在一起，手里举着条幅。进入收费站时，交警排成两列，向车队敬礼。
　　出了收费站，老兵才看清条幅上的内容：“欢迎英雄凯旋，绥阳李司军好样的！”
　　他说自己激动得有些“走不好道”。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以这种方式回家，那些迎接他的队伍里，一个月前还有人称呼他为“山炮”。
　　妻子也不再埋怨老兵。一直劝他回家的父母、兄弟、姑嫂，开始让他多注意防护，照顾好自己。
　　在这座很多队员的家乡小城里，他们穿着防护服站成一排，提着喷雾机沿步行街缓慢前进，整条马路都属于他们。
　　“感觉自己像个战士，很光荣。”老兵笑着说，眼角挤出皱纹。
　　老兵也得到了回报。借助这次志愿抗疫经历，他发起了网络筹款，解决了儿子的手术费问题。不久前，儿子跟他说，老师邀请他开学去学校上课，“讲讲出去抗疫的故事。”

获奖理由

　　2020年2月，焊工李司军加入志愿者车队，从黑龙江老家开车前往2600多公里外的武汉，为疫区人民运送救援物资。随后，他追着疫情，从武汉回到东北，再奔赴北京，参与各种抗疫志愿服务，直到7月底才返回家乡。当过三年兵的他相信“军人退伍不褪色”，抗疫路上无论条件好坏，他总是车队里最能干也是房间最整洁的一个。李司军的志愿行动，感化了之前不理解他的家人和同乡们，他们不再说他是“脑袋被驴踢了”、是“山炮”，他成为家乡人心目中的英雄，“感觉自己像个战士，很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