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钱徽被提拔担任礼部侍郎，专门负责科举考试，等于是天下读书人晋升通道上的一位把门神，前来拉关系、“走后门”的人络绎不绝。
　　前刑部侍郎杨凭向时任宰相的段文昌行贿，要求他出面给钱徽说情，录取儿子杨浑之。段文昌一口答应下来，以宰相之尊多次給钱徽写信，让他务必在科考录取时对杨浑之多多关照。与此同时，翰林学士李绅也多次写信给钱徽，希望他能够让自己的关系户周汉宾考中进士。对于这些重量级人物的求情信，钱徽照单全收，但并未明确表示帮忙还是不帮忙。这倒使得段文昌和李绅都感觉没有大问题，便安心地等待放榜之日。
　　可是，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杨浑之和周汉宾竟然双双落榜。段文昌无比愤怒，上书皇帝弹劾钱徽，说他负责录取的都是学识浅薄的官宦子弟，是典型的“取士以私”。李绅也在暗自捣鬼。结果，皇帝信以为真，将钱徽贬为江州刺史。
　　钱徽并不申辩，默默地卷铺盖走人。知道内情的人纷纷劝道：“何必做这样的冤大头呢？将段文昌和李绅所写的说情书信交给皇上，皇上自然会相信您是被冤枉的。”
　　钱徽淡然一笑，说：“不能这样做啊。我只求无愧于心，得和失是一样的。做人要修身养性，谨慎行事，怎么可以拿私人书信去为自己作证呢？”不仅这么说，他还命人将段文昌和李绅的书信全部烧掉。
　　钱徽不向皇上出示书信自证清白，甘愿吃闷亏，从尔虞我诈的泥淖中跳脱出来，避免了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无疑是大智之举，正如《菜根谭》所说：“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阴私，不念人旧恶，三者可以养德，也可以远害。”所以，真正的智者绝非锱铢必较、睚眦必报之人，而是能够“开襟坐霄汉，挥手拂云烟”的大胸怀者。
　　（李恒克摘自《演讲与口才》2013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