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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编译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社与华侨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的第11届全国中青年社会主义学者专题研讨会，于2007年lO月19日至21日在福建泉州市的华侨大学举行。与会的近60位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理论创新”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与会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经验和主要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经验，概而论之，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和原理与当时的世情、国情及其现实需要紧密结合。具体地说，这种结合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中国社会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所遇到的问题和矛盾，指导中国变革与发展的历史实践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传统、文化、国情和实践需要的基础上理解、选择、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其实是内在结合、双向建构、统一互动的同一过程。它既非对马克思主义原封不动的照搬，亦非对中国传统、文化、国情和实践需要直截了当的取予，更不是二者之间的简单拼加，而是二者在中国社会革命与建设实践基础上的有机整合。这种整合，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运用，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这一成功经验，无疑值得后人珍视和认真学习借鉴。
与会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得到实践检验并被广泛认可的两大飞跃性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使社会主义新中国站立了起来；邓小平理论使社会主义新中国富强了起来。继此之后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们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从总体上说，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脉相承义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与以往党的指导思想相比，科学发展观具有更强、更高的普适性和普世价值，因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更具适应时代和现实发展需要的特征。科学发展观中的“双和”思想，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共建和谐世界”，尤其受到多数与会者的高度重视和评价，他们指出：“双和”思想中的核心理念“和谐”，是中华民族立于时代潮头，用马克思主义创造性阐发数千年优秀民族传统而提出的，是中华民族价值追求在当代的发扬光大，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之一。它的提出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双和”思想在理论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一体两翼”的架构，一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翼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共建和谐世界。共建和谐世界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都是社会主义追求的价值目标。和谐世界是和谐社会的放大。，和谐世界思想有很强的道德追求，力图超越外交“只有永远利益”的传统既成定律，符合中华文化中的道德仁义追求，具有广泛的感召力。“和谐世界”理论根植于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积淀，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丰富和发展，它讲求国家之间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和谋求共同发展。有鉴于此，部分与会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基本实现了第三次飞跃。也有部分与会者不赞成上述看法，他们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旨趣和实践指向都是正确的，但是，它们一是需要实践的进一步检验，二是需要进一步扬弃“以物为本”，真正实现由发展到科学发展的根本转换，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目前对“以人为本”的宣传解释，尚未完全突破中国传统文化“民本主义”思想的基本框架。近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精华是强调人的基本权利的充分实现，而这一点还没有被我们很好地传承、吸收和利用。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的最终实现，无论从实践层面，还是从理论层面看，仍需更多创新和突破来助推。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教训与误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一帆风顺，也曾遭遇困顿和挫折，并且大多发生在取得飞跃性进展之后不久。这种现象值得深思和研究。例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次飞跃性进展使得中国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由于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特别是长期革命历史惯性的作用和苏联模式的负面影响，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未能根据国情、世情的重大变化及其实现需要，即时地调整和更新既往意识形态中的基本理念，仍然主要依据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基本原理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结果造成长期全局性失误，直至酿成“文革”十年的全国性内乱，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不应有的重大挫折和伤害。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发生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度，因此，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所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是尽可能又好又快地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为新生社会主义的前行和发展奠定必不可少的坚实基础。然而，继续沿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基本原理，却使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历经坎坷而收效甚微。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实践表明，沿用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方法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无法为社会主义奠定牢固坚实的发展基础，反而从根基上削弱乃至破坏了新生社会主义的历史正当性和优越性。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早期建设中所犯的这类失误，乃是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作祟的直接结果，其显著特点是理论与世情、国情及其现实需要的严重脱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留下的最为沉痛的教训。这也表明，社会主义，特别是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急需一种新理论的指导。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认真反思和总结以往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果断放弃了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基本原理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做法，而代之以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唯物史观中的生产力理论以及社会发展理论作为指导改革开放的基本原理。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二次飞跃——以邓小平理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孕育成熟。正是在这一新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近30年来，一枝独秀于世，并创下了人类有史以来连续增长的最高和最新纪录。中国的经济改革经过多次攻坚。已经使经济领域发生了质变，基本上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高度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然而，经济基础的迅速和巨大变化，并没有引起上层建筑中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相应变化，两者均远远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不仅是影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稳健前行的最大隐忧，而且事实上已经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 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的主要误区有：
一是用国情“消解”“主义”。一般而言，国情侧重的是民族独特性，而“主义”体现的则是时代普适性。从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一原则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即“主义”联系并改造国情，民族独特性应当顺应时代普适性，虽说兼顾国情是必要的，但决不能主次不分，以本土国情僭越外来“主义”。如果让“主义”迁就国情，那么“主义”就会沦为具体政策的“橡皮图章”，其指导作用和统帅地位便被架空了。其实，国情即民族独特性并非中国所独有。欧洲国家民族复杂、文化各异，但它们却能够比较好地做到让国情服从“主义”。
二是用传统文化“挟持”“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无疑有许多优秀成分，需要我们批判继承，使之“古为今用”。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所以继承的前提应当是批判。但是，现在有一种一味拔高传统文化普世价值和适用功能的不良倾向。例如，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的“成长中的烦恼和困惑”，有些人既不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方法和启示，也不从其他国家和地区克服市场经济弊端的成功做法中借鉴经验和思路，而是试图用尊孔读经、修德养性的办法来最终解决难题。有人甚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结合。
三是用非科学的方法“坚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其立场、方法和精神——立场就是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利益的立场；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其实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精神就是社会批判精神。如果不是这样理解、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而是把是否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词句、具体结论甚至个别原理(如阶级斗争原理)，当作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标准，甚至当作能否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那就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陷入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陷阱。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途径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原则，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主要途径。这是与会者的共识。此外，也有与会者指出，这里所说的理论，除了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之外，还应该包括近现代西方的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因为原创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吸收、改造近代西方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产物。
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与会者还指出，注意发挥领导和群众两方面的智慧和积极性，实行上下结合、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应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径。目前，这方面的主要问题是，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与理论活动日益活跃和丰富，可是领导采撷群众智慧的渠道却不够畅通，对其进行加工、总结和提炼的手段和方法也比较单调和不够高效。这种状况急需通过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予以改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经验即时上升为理论形态，不断为马克思主义注入具有时代感和现实性的鲜活内容。马克思主义应该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民族化、现代化和科学化的有机统一。要做到这一点，增加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固然必不可少，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尽快从制度上建立宽松、公正而又不乏适度竞争的理论和学术研究环境，从而把体制内外的各种研究力量整合成一股能够有效突破理论和学术难点的合力。
除了这些宏观层面的探究之外，与会者还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操作层面的现实进路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主要观点有：
其一，鉴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而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却长期滞后这一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稳健前行的最大隐忧的存在，有与会者建议：应当尽快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中过去曾被轻视或忽略的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理论价值，特别是其中对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文化领域所取得的反封建文明成果给予充分肯定的那些论述的思想理论价值，尽快为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顺利展开扫清认识障碍并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这是影响当前和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局的关键环节，必须适当集中力量，争取尽快在这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以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协调稳健地向前推进。
其二，就当前正在全面展开的社会建设来说，马克思主义廉价政府思想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很高的理论指导性。马克思主义廉价政府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提出：工人阶级的政府应该是低成本运作的廉价政府；必须取消政府官员的特权，使其保持平民化的特征和作风；廉价政府应当是经由群众选举产生，并接受群众监督的人民自己的政府；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不称职的政府官员，等等。苏联在列宁主政时期，非常注重在实践中贯彻马克思主义廉价政府思想，从而使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并成功粉碎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和打压，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但是，斯大林主政以后，却日益背离马克思主义廉价政府思想，使特权阶层逐步形成。而到勃列日涅夫主政后期，苏维埃政权已经完全演变成为官僚机构。苏联之所以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足其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廉价政府思想，使得原本意义上的人民政府逐渐演变成了官僚政府。反观西欧、北欧社会民主党人长期执政的国家，它们之所以能够在巨大社会保障财政负担下长期保持社会的平稳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政府为政一直比较清廉，能够节省大量的财富用之于人民的福利。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坚持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廉价政府思想并且取得了较大成效。但是按照和谐社会的要求，我们距廉价政府还有很大距离。今后应该更加严格地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廉价政府思想，继续加大构建廉价政府的力度，以节省大量财政资金用于社会保障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才有利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才有利于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其三，在经济领域，要在完整、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理想社会所有制构想的基础上，结合近现代经济生活的实际演变，重新认识和把握公有制的不同内涵和外延。原创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所肯定的公有制强调生产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即劳动者必须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马克思语)。由此推断，传统社会主义所推崇的国有制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如果把全部生产资料永远集中在国家手里，尽管这个国家代表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但对劳动者来说，这种所有权毕竟还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充其量只能是间接占有。由于长期以来没有在理论上清楚地认识这一点，所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满足于国家所有制，认为国家所有制就是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公有制的形式当成公有制的实现，没有在公有制的实现问题上深入进行探索，以致社 会主义公有制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优越性。再者，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其性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国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包含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执政党能否正确行使公共权力，能否体现社会利益，能否符合人民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官员的素质，取决于社会的有效监督。在权力监督不力或失控的条件下，一些人便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于是，这些人掌控的经济事业便会成为他们挥霍浪费和纸醉金迷的小金库。在频繁的化公为私和权钱交易过程中，国有经济将逐步蜕变为官僚所有制经济。这正是导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会者特别指出，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一论述内涵丰富，充满新意，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当然，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这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它的实现程度和质量都有待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充分展开和检验。尽管如此，摆在我们面前的远景却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变消灭有产者为消灭无产者，使所有公民都不同程度地拥有合法的生产资料所有权。
其四，部分与会者指出，前一段时间搞得沸沸扬扬的有关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特别是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虽然趋于平静，但所涉及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却值得深思。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与欧洲差异较大，不可能照搬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可能重走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些成功做法却值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和借鉴。从某种角度说，这也是今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生长点。有些与会者还着重指出，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中的混合经济模式，福利国家经验，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性平衡机制，“公民必须监督国家，而不是国家监督公民”的政治理念和实践，以及“经济民主、政治民主、社会民主、国际民主”的主张，已经使很多西欧和北欧国家在二战后走上了持续平稳的和平发展道路，个别国家的社会发展甚至达到了令世人羡慕的高质态程度。这其中，有很多东西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都有着很高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此外，与会者还就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变异实践问题，特别是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及其优长与不足问题，中国现代性视野下的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如何既维护邓小平理论又超越邓小平理论的问题，如何深化社会主义本质认识问题，如何提高社会主义的民主化程度问题，如何实现“以人为本”，真正做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三者高度统一和谐的问题，以及党的十七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发展问题，等等，进行了热烈探讨。
责任编辑：文 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经验和主要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经验，概而论之，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和原理与当时的世情、国情及其现实需要紧密结合。具体地说，这种结合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中国社会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所遇到的问题和矛盾，指导中国变革与发展的历史实践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传统、文化、国情和实践需要的基础上理解、选择、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其实是内在结合、双向建构、统一互动的同一过程。它既非对马克思主义原封不动的照搬，亦非对中国传统、文化、国情和实践需要直截了当的取予，更不是二者之间的简单拼加，而是二者在中国社会革命与建设实践基础上的有机整合。这种整合，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运用，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这一成功经验，无疑值得后人珍视和认真学习借鉴。
与会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得到实践检验并被广泛认可的两大飞跃性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使社会主义新中国站立了起来；邓小平理论使社会主义新中国富强了起来。继此之后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们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从总体上说，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脉相承义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与以往党的指导思想相比，科学发展观具有更强、更高的普适性和普世价值，因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更具适应时代和现实发展需要的特征。科学发展观中的“双和”思想，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共建和谐世界”，尤其受到多数与会者的高度重视和评价，他们指出：“双和”思想中的核心理念“和谐”，是中华民族立于时代潮头，用马克思主义创造性阐发数千年优秀民族传统而提出的，是中华民族价值追求在当代的发扬光大，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之一。它的提出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双和”思想在理论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一体两翼”的架构，一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翼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共建和谐世界。共建和谐世界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都是社会主义追求的价值目标。和谐世界是和谐社会的放大。，和谐世界思想有很强的道德追求，力图超越外交“只有永远利益”的传统既成定律，符合中华文化中的道德仁义追求，具有广泛的感召力。“和谐世界”理论根植于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积淀，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丰富和发展，它讲求国家之间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和谋求共同发展。有鉴于此，部分与会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基本实现了第三次飞跃。也有部分与会者不赞成上述看法，他们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旨趣和实践指向都是正确的，但是，它们一是需要实践的进一步检验，二是需要进一步扬弃“以物为本”，真正实现由发展到科学发展的根本转换，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目前对“以人为本”的宣传解释，尚未完全突破中国传统文化“民本主义”思想的基本框架。近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精华是强调人的基本权利的充分实现，而这一点还没有被我们很好地传承、吸收和利用。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的最终实现，无论从实践层面，还是从理论层面看，仍需更多创新和突破来助推。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教训与误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一帆风顺，也曾遭遇困顿和挫折，并且大多发生在取得飞跃性进展之后不久。这种现象值得深思和研究。例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次飞跃性进展使得中国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由于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特别是长期革命历史惯性的作用和苏联模式的负面影响，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未能根据国情、世情的重大变化及其实现需要，即时地调整和更新既往意识形态中的基本理念，仍然主要依据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基本原理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结果造成长期全局性失误，直至酿成“文革”十年的全国性内乱，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不应有的重大挫折和伤害。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发生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度，因此，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所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是尽可能又好又快地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为新生社会主义的前行和发展奠定必不可少的坚实基础。然而，继续沿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基本原理，却使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历经坎坷而收效甚微。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实践表明，沿用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方法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无法为社会主义奠定牢固坚实的发展基础，反而从根基上削弱乃至破坏了新生社会主义的历史正当性和优越性。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早期建设中所犯的这类失误，乃是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作祟的直接结果，其显著特点是理论与世情、国情及其现实需要的严重脱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留下的最为沉痛的教训。这也表明，社会主义，特别是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急需一种新理论的指导。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认真反思和总结以往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果断放弃了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基本原理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做法，而代之以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唯物史观中的生产力理论以及社会发展理论作为指导改革开放的基本原理。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二次飞跃——以邓小平理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孕育成熟。正是在这一新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近30年来，一枝独秀于世，并创下了人类有史以来连续增长的最高和最新纪录。中国的经济改革经过多次攻坚。已经使经济领域发生了质变，基本上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高度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然而，经济基础的迅速和巨大变化，并没有引起上层建筑中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相应变化，两者均远远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不仅是影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稳健前行的最大隐忧，而且事实上已经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 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的主要误区有：
一是用国情“消解”“主义”。一般而言，国情侧重的是民族独特性，而“主义”体现的则是时代普适性。从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一原则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即“主义”联系并改造国情，民族独特性应当顺应时代普适性，虽说兼顾国情是必要的，但决不能主次不分，以本土国情僭越外来“主义”。如果让“主义”迁就国情，那么“主义”就会沦为具体政策的“橡皮图章”，其指导作用和统帅地位便被架空了。其实，国情即民族独特性并非中国所独有。欧洲国家民族复杂、文化各异，但它们却能够比较好地做到让国情服从“主义”。
二是用传统文化“挟持”“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无疑有许多优秀成分，需要我们批判继承，使之“古为今用”。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所以继承的前提应当是批判。但是，现在有一种一味拔高传统文化普世价值和适用功能的不良倾向。例如，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的“成长中的烦恼和困惑”，有些人既不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方法和启示，也不从其他国家和地区克服市场经济弊端的成功做法中借鉴经验和思路，而是试图用尊孔读经、修德养性的办法来最终解决难题。有人甚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结合。
三是用非科学的方法“坚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其立场、方法和精神——立场就是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利益的立场；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其实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精神就是社会批判精神。如果不是这样理解、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而是把是否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词句、具体结论甚至个别原理(如阶级斗争原理)，当作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标准，甚至当作能否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那就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陷入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陷阱。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途径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原则，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主要途径。这是与会者的共识。此外，也有与会者指出，这里所说的理论，除了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之外，还应该包括近现代西方的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因为原创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吸收、改造近代西方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产物。
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与会者还指出，注意发挥领导和群众两方面的智慧和积极性，实行上下结合、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应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径。目前，这方面的主要问题是，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与理论活动日益活跃和丰富，可是领导采撷群众智慧的渠道却不够畅通，对其进行加工、总结和提炼的手段和方法也比较单调和不够高效。这种状况急需通过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予以改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经验即时上升为理论形态，不断为马克思主义注入具有时代感和现实性的鲜活内容。马克思主义应该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民族化、现代化和科学化的有机统一。要做到这一点，增加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固然必不可少，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尽快从制度上建立宽松、公正而又不乏适度竞争的理论和学术研究环境，从而把体制内外的各种研究力量整合成一股能够有效突破理论和学术难点的合力。
除了这些宏观层面的探究之外，与会者还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操作层面的现实进路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主要观点有：
其一，鉴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而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却长期滞后这一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稳健前行的最大隐忧的存在，有与会者建议：应当尽快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中过去曾被轻视或忽略的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理论价值，特别是其中对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文化领域所取得的反封建文明成果给予充分肯定的那些论述的思想理论价值，尽快为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顺利展开扫清认识障碍并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这是影响当前和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局的关键环节，必须适当集中力量，争取尽快在这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以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协调稳健地向前推进。
其二，就当前正在全面展开的社会建设来说，马克思主义廉价政府思想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很高的理论指导性。马克思主义廉价政府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提出：工人阶级的政府应该是低成本运作的廉价政府；必须取消政府官员的特权，使其保持平民化的特征和作风；廉价政府应当是经由群众选举产生，并接受群众监督的人民自己的政府；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不称职的政府官员，等等。苏联在列宁主政时期，非常注重在实践中贯彻马克思主义廉价政府思想，从而使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并成功粉碎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和打压，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但是，斯大林主政以后，却日益背离马克思主义廉价政府思想，使特权阶层逐步形成。而到勃列日涅夫主政后期，苏维埃政权已经完全演变成为官僚机构。苏联之所以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足其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廉价政府思想，使得原本意义上的人民政府逐渐演变成了官僚政府。反观西欧、北欧社会民主党人长期执政的国家，它们之所以能够在巨大社会保障财政负担下长期保持社会的平稳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政府为政一直比较清廉，能够节省大量的财富用之于人民的福利。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坚持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廉价政府思想并且取得了较大成效。但是按照和谐社会的要求，我们距廉价政府还有很大距离。今后应该更加严格地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廉价政府思想，继续加大构建廉价政府的力度，以节省大量财政资金用于社会保障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才有利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才有利于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其三，在经济领域，要在完整、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理想社会所有制构想的基础上，结合近现代经济生活的实际演变，重新认识和把握公有制的不同内涵和外延。原创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所肯定的公有制强调生产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即劳动者必须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马克思语)。由此推断，传统社会主义所推崇的国有制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如果把全部生产资料永远集中在国家手里，尽管这个国家代表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但对劳动者来说，这种所有权毕竟还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充其量只能是间接占有。由于长期以来没有在理论上清楚地认识这一点，所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满足于国家所有制，认为国家所有制就是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公有制的形式当成公有制的实现，没有在公有制的实现问题上深入进行探索，以致社 会主义公有制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优越性。再者，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其性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国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包含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执政党能否正确行使公共权力，能否体现社会利益，能否符合人民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官员的素质，取决于社会的有效监督。在权力监督不力或失控的条件下，一些人便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于是，这些人掌控的经济事业便会成为他们挥霍浪费和纸醉金迷的小金库。在频繁的化公为私和权钱交易过程中，国有经济将逐步蜕变为官僚所有制经济。这正是导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会者特别指出，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一论述内涵丰富，充满新意，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当然，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这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它的实现程度和质量都有待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充分展开和检验。尽管如此，摆在我们面前的远景却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变消灭有产者为消灭无产者，使所有公民都不同程度地拥有合法的生产资料所有权。
其四，部分与会者指出，前一段时间搞得沸沸扬扬的有关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特别是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虽然趋于平静，但所涉及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却值得深思。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与欧洲差异较大，不可能照搬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可能重走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些成功做法却值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和借鉴。从某种角度说，这也是今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生长点。有些与会者还着重指出，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中的混合经济模式，福利国家经验，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性平衡机制，“公民必须监督国家，而不是国家监督公民”的政治理念和实践，以及“经济民主、政治民主、社会民主、国际民主”的主张，已经使很多西欧和北欧国家在二战后走上了持续平稳的和平发展道路，个别国家的社会发展甚至达到了令世人羡慕的高质态程度。这其中，有很多东西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都有着很高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此外，与会者还就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变异实践问题，特别是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及其优长与不足问题，中国现代性视野下的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如何既维护邓小平理论又超越邓小平理论的问题，如何深化社会主义本质认识问题，如何提高社会主义的民主化程度问题，如何实现“以人为本”，真正做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三者高度统一和谐的问题，以及党的十七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发展问题，等等，进行了热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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