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台湾作家郭冠英相识多年。他年轻时在台湾政治大学匪情研究所（今东亚研究所）取得硕士学位，朋友圈中都戏称其为“郭匪”。毕业后成为媒体人，做过中视新闻部制作人，也做过《联合报》专栏组记者。1984年进入“行政院新闻局”，二十多年来，一起进新闻局的同僚，有当局长、部长的，如胡志强和苏起，其他人少说也混个处长，但郭冠英始终是个芝麻绿豆官。实在是因为他恃才傲物、我行我素、口不择言，没有一位长官愿意用他。后来的局长都比老郭资历浅，嫌他留在机关碍手碍脚，就长期把他派在国外，最后担任新闻局驻多伦多的新闻组组长。郭冠英也乐得在外逍遥自在，纵情于异邦山水。不料，2009年3月，民进党立委指控他以笔名“范兰钦”发表多篇文章，宣扬激进“统派”观点以及对台湾非常不友善的言论。最后当局将他免职并取消公务员身份，此时离他退休已没几个月了，几百万退休金泡汤，晚年生活就此无着落。这就是轰动全岛的“范兰钦事件”。
　　记得我和老郭上一次见面是七八年前在台北，和几个朋友一起喝酒直到凌晨。他挑起对张学良历史评价的话题，酒桌上顿时分成两派，有两位仁兄争到最后竟然以拳脚相向。“范兰钦事件”后，郭冠英行踪不定，就再也没机会见面。说起我们的初识还真有传奇色彩。
　　1996年的夏天，我去加拿大温哥华度假。好友黄安国约我开车去美国俄勒岗州的火山口湖国家公园游玩，郭冠英与我们同行。当时安国在温哥华侨居，老郭派驻温哥华。郭是研究张学良的专家，知道安国的外祖父阎宝航是张的挚友，两家往来密切，就想通过他去见在夏威夷的张学良。他俩就此成为朋友。我们三人在路过西雅图的时候，老郭的朋友还送了他一箱榴莲。
　　我们到达公园时已是傍晚时分，距离山顶的火山湖还有一段路程。于是决定在山脚下密林里的露营地扎下帐篷准备过夜，次日早晨再上山。扎好帐篷，我们就地吃晚饭，老郭对野营很有经验，晚饭准备得很丰盛。晚饭后，他就美滋滋地吃起榴莲来。路过的守林人见到我们说：“森林里有熊出没，榴莲的味道很重，夜里会招熊。你们可要小心。”我们都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并不在意。
　　天色渐渐暗下来，我和安国一人一个帐篷睡下，郭冠英睡在车上。睡到半夜，忽然一阵锅盆碗盘被打翻到地上的声音把我们惊醒。我和安国钻出睡袋，发现真遇上熊了。他轻声对我说：“快穿上衣服，看看有什么动静。”那一夜，皓月当空，森林里万籁俱寂。过了几分钟，只听见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朝着我们的帐篷越走越近。月光下，我猛然看见帐篷外有一个巨大的黑影，于是再也沉不住气。赤脚冲出帐篷，没命地往远处有灯光的地方飞跑。原来那是露营地的厕所，我躲在那里不敢出来。虽是仲夏，然而夜间森林里的气温还是很低。不知是冷还是怕，我开始哆嗦起来，一边还在担心安国的安危。后来才知道，我一冲出去，大熊就撞上了安国的帐篷，他已来不及逃跑。想起书上说过熊不吃死人，于是就趴在地上装死。也许是熊也被我这个突然窜出来的影子吓了一跳，撞到帐篷后就飞快地消失在密林中了。隔了十来分钟，郭冠英才打开车前的强光灯，按着喇叭，开车来接我和安国。
　　我们再不敢回到帐篷里，就在车上坐了一夜。我们问老郭：“有没有被熊惊醒？”他说：“当然。声音那么大怎么会不醒。”我说：“那为什么不来救我们？”他笑嘻嘻地回答：“与其三人同葬熊腹，还不如留我一条老命。”我和安国都无言以对，只好骂骂咧咧地开车上山，去欣赏那个世界上最深最蓝的火山湖。
　　过了几天，我看到郭冠英刊登在美国《世界日报》上的文章《火山湖遇险记》。他在文章里还口口声声称我和安国是“两个匪干”，绘声绘色地描写我们的狼狈相。看完文章真是又好笑又好气。后来我们依然做了多年的朋友，因为知道老郭其实并无恶意，不过是他自以为会调侃，口不择言，文人无行罢了。
　　“范兰钦事件”发生后，读到报上老郭的那些出格言论，如自称是“高级外省人”、“台湾只是个鬼岛”、“ 台湾2000万人是疯子，应是低估了的说法”。这些话确实会伤害台湾人的感情，但从郭冠英的口中说出来，其实也大可不必当真，更无需小题大作，他就是这么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