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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先秦以来，王朝对于“天下”政治秩序的观念存在着一个丰富变化的过程。具体而言，楚人以文化特征的改变，一直在华夏和蛮夷两种称呼间摇摆;吴人对楚人的牵制作用，使得他们被赋予了周王室后裔的身份;越人在自身实力强大的背景下，逐渐摆脱了楚人的控制，为自己构建出大禹子孙的形象。伴随着国家的一统，楚人、吴人和越人所依托的政治体依次消失，但他们所蕴含的文化概念却持续存在。
关键词 自我认同，他者认同，楚人，吴人，越人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0-0066-08
作为描述空间政治秩序的重要观念，“天下”的观念发端很早。《尚书》《诗经》等上古文本中，即屡见对此观念论述的内容。在核心原则不变的情况下，有关“天下”政治秩序的观念存在着一个丰富变化的过程。其中周成王时期的管蔡叛乱，或直接刺激了当权者对统治外邦方式的思考。此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则关于营建洛邑的占卜记载，则可视为统治者将这种政治空间观念付诸实践的直接表现，其文曰：“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①面对周初纷繁的局势，在镐京之外复立洛邑，既可以使得周边群体均衡路程奔波，便于朝见周王室，也体现出万邦协和的图景。而依照距离远近，旋即形成了“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②的局面。自视是政治和文化中心的中原人，对于周边人群的认同，则依据与自己的空间距离并结合血缘关系作出政治和文化的判定，即先秦时广为流传的所谓“五百里甸服，千里侯服”之说，以及因此形成的由中心向外递减关系的“天下”观。
纵观先秦至魏晋的历史，作为文明后起区域，楚、吴、越三地在改变自身内外之别的认同时候，还直接影响整个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空间秩序的认知，进而影响不同时代史家对与之相应的空间秩序做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本文循此思路，利用各文本间的差异，依次梳理先秦至魏晋间史书中楚人、吴人与越人的自我与他者认同的转化，从而分析有层次的人群书写方式，揭示不同空间的不同文化族群，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自我和他者、中心与边缘等认知的游移变动，寻找出其蕴含的内在逻辑。
一、身份易变的“楚”
不少学者利用简牍材料，就秦人统一六国前后对“天下”的认知展开了梳理。如工藤元男③和渡边英幸④将秦的统治模式划分为三至五个层级;朱圣明认为秦利用法律，将“本土与臣邦构成了秦属（秦境）;秦属与外臣邦又共同组成了秦国之‘天下’。”①事实上，早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以楚人为代表，即对自身在“天下”层次中的地位有深刻理解，并形成自我认知且影响周边人群。
在回顾先秦以来各地人群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问题之际，于逢春曾以《史记》为例分析道，“让蛮夷之楚、吴、越进入‘世家’”，②并使得南越、东越等得以树碑立传，是一种情理之中的事情。究其原因，這显示的是“海内一统”的王朝格局。而楚、吴与越三方力量又曾长期交汇碰撞，以至形成了“具有明显的区域意义和特征”的争夺态势，“是中原争霸在南方地区的预演和翻版”。③相关传记的背后，蕴含着有关族源、身份转化等问题的取舍。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三者间的关系，以及此后历代有层次的东南地域人群书写的缘故，分析当然要从他们中最先与中原政治、军事博弈的“楚”开始。
在楚国国君熊渠执政阶段，身处中原的周夷王无力控制政局，故而楚人得以“兴兵伐庸、杨粤、鄂”。④事实上，此次征伐，本不合当时礼制。但楚君以“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为借口，达到粉饰自己行径的效果。无独有偶，两百余年后楚王熊通征伐随国时，也当仁不让地指出：“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⑤意指中原与己不甚相同，楚能使得逊于自己的人群臣服，自立为王应属必然。
若细观两位楚王谈及自己确为“蛮夷”的言论，却可以发现楚人对于其身份认识的变化。就熊渠而言，利用“蛮夷”身份，标榜与“中国”有所差异，就能够不遵守周王室制定的各种礼仪秩序，便于发动战争。可在熊通看来，本为“华夏”的中原，实则处于征伐四起的局面。而楚国虽身为“蛮夷”，但拥有相对平静的局势，且能有效统治周边，不如抛弃原有称号，最终与周天子平起平坐。
受第二种思维影响，楚人加强了深入中原腹地的活动。史载，楚国曾派臣子献礼周天子，获赐胙肉，并得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⑥的召告。由是，楚国扩展了千里土地。此后，楚庄王曾率师讨伐陆浑戎。在返回时，问鼎之大小重量。虽然周天子之臣王孙满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但相关历史过程应体现出楚人对自身能获得“华夏”身份及权力的渴望。
干春松指出，“夷夏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分界，而是处于不断的升降过程中”。其背景在于，夷夏间的界限是“政治之良善和文明之发展与否”。⑦处于中原以南的楚地，本已经是边陲之带，且相较于周人自身“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⑧的风俗，楚人还尚在“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⑨的阶段。而与周同为姬姓的晋国诸侯，也有着类似“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⑩的看法。但是，楚人王族对祖先“或在中国，或在蛮夷”认知，亦使得他们内部，对自我和“他者”产生了有层次的划分。
在当时之人看来，华夏是“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蛮夷则是“文身断发，鼋鳝与处”。但二者之间，却能够利用“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方法来实现转化。考察楚人的历史记忆，可以发现其标榜自身乃是帝颛顼高阳之后的证据。唯因政治疏远的缘故，导致其长时间被排除在华夏认同的群体之外。这一阶段楚人虽“未能彻底融入周共同体中”，却应该体察到了周王室及中原人群对“天下”的统治结构。故在楚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01年）“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以后，“楚子强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面对实力较强的楚，周边小国和部落或被吞并，或予以臣服。而吴、越，则也与之成为结盟的状态。遂使得楚“挟王室之义”，成为五伯之一，并由此加强了对东南地域的掌控。 梳理史料，我们可以发现春秋之后的楚人，在各方面都尽可能地向中原学习。如楚庄王统治时，他就聘请了士亶教导太子研习各种经典。其间，士亶表达了“蛮、夷、戎、狄，其不宾也久矣，中国所不能用也”的观点，意在说明楚人脱离蛮夷的身份，才能进入“天下”的体系之中。与此同时，晋楚邲之战发生后，楚庄王也拒绝了臣属潘党提出的“收晋尸，以为京观”，即“积尸封土其上”①的建议，而是流露出“夫文，止戈为武”的态度，以《周颂》止谏，体现出对华夏文化心向往之的特点。
及至秦汉，兼并战争将楚的故地划入王朝疆域。但政治体的覆灭，并不完全代表文化概念的消失。身份的再次转化，使得当地及所属人群游离于中原之外。新纳入中央政权版图的地区与旧土间，仍存有明显界限。如“荆新地”出土的里耶秦简中，有着“都乡黔首无濮人、杨人、臾人”（9-2307），“廿六年六月癸丑，迁陵掾讯楚蛮，蛮衾□”（12-10a）和“鞫之：越人以城邑反，蛮衿害弗智〔知〕□”②（12-10b）等内容。前一条，专门注明了当地没有濮人、杨人和臾人等特定群体;而后两条，则是对当地各群体间民众关系案件的审理记录。秦人只能通过楚人的转述，去了解当地土著的各种情况，反映出新入驻的秦统治者与楚人、越人之间的关系。此外，还需要提及的是，西汉时期在本属于楚的核心区附近，长时间存在着异姓长沙国。考第一代长沙王吴芮身份，他本是番阳令，秦末曾“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③又辗转于项羽和刘邦之间，并获封为王，得以内附。虽然它与尚由赵佗割据的南越在自然地理方面有着共同的“卑湿”气候，但文化上的认同与经济的紧密依赖，使得长沙国人成为了汉王朝抗击“越人”的先锋，与自我标榜为“蛮夷”的南越之人仍有明显界限之分。
二、居于中原和蛮夷中间的“吴”
由于“楚”对中原的政治压力，作为“天下”范围内，另一个沟通中原与东南之地的桥梁，“吴”具有重要地位。在世人看来，“周之子孙封于江汉之间者，楚尽灭之”。④此时，“吴”虽居远离中原，却被赋予了周之后裔的身份。究其缘故，一方面源自它可以与“楚”展开抗衡，另一方面它能够维持周在东南地域的影响力。
回顾有关“吴”早期历史的叙述，相关记载大多留存于《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其称，吴人的祖先是古公亶父子孙，与周王室同宗。因少弟季历贤惠能干，所以太伯和其弟仲雍奔离故地。周武王克殷之后，太伯和仲雍后裔周章得以在东南之地建国，并命名为“吴”。又另封其弟在夏朝的旧地为虞国，当是虞仲。唯中原之虞国灭亡后，吴国方才显赫。然而，与此记载相异的是，同书的《周本纪》却描述太伯和虞仲是兄弟二人共同逃往南方。对于两者的抵牾，《史记索隐》只好以“仲雍称虞仲”，而“后代亦称虞仲，所以祖与孙同号也”⑤的说辞解释，但这又引出了吴国从何而来的问题。
王明珂利用考古材料，勾勒出典籍中所记载的“太伯奔吴”故事，可能发生在“夨”国（今陕西宝鸡汧水）附近。⑥然而，平王东迁后，虽周王室已不能再掌控天下大事，但对却谁是祖先的分封对象，还是应该清楚的。那么，春秋末期以降，是什么使得“吴国王室自认为也被当时部分华夏认为是姬姓之国”⑦呢？在他看来，由于此时的楚国，已经对华夏安危产生重大影响，吴人却能够“站在诸夏这一边与楚为敌”，这样才“一再肯定吴国王室的华夏身份”。⑧据记载，除却前已述及的问鼎中原及晋楚之争外，楚国还有屡次伐郑和楚共王攻占宋國等行动。为此，晋侯实行了“联吴疲楚”的措施，加强吴人对楚人的牵制作用。吴王僚十二年（公元前515年），吴国一扫起先的败绩，借由楚平王丧事，曾“围楚之灊”。①其后，又有“吴人侵楚，伐夷，侵潜、六”及“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等事件发生，一定程度上抑制住了楚人的扩张态势。特别是吴王阖闾与蔡侯、唐侯共同伐楚，导致楚囊瓦三战皆败，展现了吴人可以作为中原抵御楚人北上的重要帮手，以及其能够挑战“楚”地位的特征。
然而，正如“天下”概念所拥有的丰富含义，凡是嵌入这个体系的人群总是会将“更远的异族视为‘蛮夷戎狄’”。②某种程度上，那些居于更远地域的人群确实也充当起了这类角色。有学者认为，在吴楚对抗之际，“吴之所忧者，乃不在楚而在越”。③虽实力不及于吴，但越人群体作为新兴力量，借由依附楚人而开始挑战吴人的权威。期间，越人数次对于楚的进攻予以支持。如楚灵王四年（公元前537年）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陈子、徐人、越人伐吴”;楚平王十一年（公元前518年），“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越大夫胥犴劳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仓归王乘舟”。④由此，展开了吴越相互间你来我往的纷争。吴王阖闾五年（公元前510年），“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而当吴挥师楚国郢都时，“越入吴，吴在楚也”，⑤令吴国腹背受敌，最终退兵。嗣后，吴越间展开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事。在吴王夫差北上与鲁哀公和晋定公会盟的时候，越人更是直捣吴的国都姑苏城内，俘虏并杀死太子友，并为十数年后的吴国灭亡埋下了伏笔。上述这些，无不体现了吴作为东南地域名义上的华夏代言人，所遭受东南地域蛮夷带来的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纵使“历史记忆”中的吴国，已经成为周的“兄弟之国”，却仍有一个逐步被接纳的过程。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战国赵武灵王欲改胡服骑射，面说其叔公子成时，曾说道：“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却冠秫绌，大吴之国也。”⑥这说明，在中原人的记忆中，吴地和越地的百姓形象，仍与狭义的华夏有着明显区别。稍晚，在《国语》的记载中，有吴国以周宗室血脉期冀振兴中原的叙述，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约，贡献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无姬姓之振也，徒遽来告。”⑦宣告此时的吴人，已逐渐摆脱从前与中原格格不入的蛮夷形象。
自秦汉以后，凡居于此地者，已无关太伯后裔。然而，历史记忆的深刻仍让“吴”成为文化地理概念，得以保留。此时的中原地区人群，对于自身和吴、越两地产生了有递进式的认同观。
最明显的例子是，汉高祖即以“患吴、会稽轻悍”，⑧将宗亲刘濞分封到沛地，并命名“吴国”。又以勾践后裔分封为“越王”，可见两者之间，孰与汉中央朝廷关系更近。同时，“吴”与“越”之间的矛盾，也确实存在。如吴王刘濞举兵之后，曾往东南方向逃窜，而“吴之叛逆，瓯人斩濞”。⑨景帝三年（公元前155年），改吴国之吴郡属汉且降为县，另置江都国。随后，会稽郡不仅兼并原东越之地，还将吴县等县域纳入区划。而东汉至魏晋期间兴盛的地志类书籍，也能让今人一窥该时代南方人群的形象。以撰述于东汉时期的《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为例，前者是以历史时间为序，将散落于各典籍中的历史事件串联起来，讲述的是“二国之兴而偾，偾而兴，斯昭昭矣”的故事。而后者则开篇既有概括性叙述，篇末又有总结评论性文字，以表达作者或当时社会对有关事件的看法。这两部书亦都有着借书名，体现其或“内吴外越”，或“扬越抑吴”，两种相斥的书写观念，也为我们了解东汉史学思想提供了一种思考空间。 三、禹之后裔的“越”
作为占据东南地域广大土地的另外一支著名人群，越人曾有着长期依附于楚国的情况。而伴随着自身实力的强大，在越人历史记忆中，逐步经历了从自诩是“楚国之后”到“禹之后裔”的身份认同过程。与此同时，面对后来者的吴人，越人视自身为东南地域文化的最佳代表。
鲁西奇以楚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01年）盟吴、越之事推测说：“越也很可能通过楚而首次为中原诸国所知。”①故在讨论越人群体的来源时，《墨子·非攻下》载：“越王繄亏，出自有遽。”②孙诒让解释说“翳亏”即越祖无余，“有遽”即楚君熊渠。《国语》韦昭注有：“勾践，祝融之后，允常之子，芈姓也。《郑语》曰：‘芈姓夔、越。’《世本》亦云：‘越，芈。姓也。’”③与此同时，《汉书·地理志》注文中的“臣瓒曰”也有类似说法。④从而，形成了“越人出自楚国”之说。
不同的是，秦汉魏晋间多数史书叙述越人的起源时，与上述说法存在较大分歧，可以被概括为“越为禹后”说。如《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吴越春秋》等均提到，越人的形成是夏朝君主少康将自己的庶子分封至该地，“以奉守禹之祀”。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逐渐形成了越人群体。此外，两晋间贺循的《会稽记》亦认为：“少康，其少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此”，⑤越国乃因君之名而得名。
“越为禹后”之说虽然最流行，但却有瑕疵。东汉王充在《论衡》指出：“巡狩考正法度，禹时吴为裸国，断发文身，考之无用，会计如何？”⑥为弥合正反双方观点，唐人颜师古则提出“越之为号，其来尚矣，少康封庶子以主禹祠，君于越地耳”，⑦即南方诸族以越自称，那是仰慕大禹。
对于上述意见，如宋人罗泌就提出“非姒姓之越”⑧观点，清代的考据大家钱大昕，依据夏殷周世系，推断越侯应始封自殷周更迭之际。⑨而清人梁玉绳，对大禹葬于会稽和封庶子少康等故事，均提出了质疑，指出战国时期方有此说。⑩近些年来，陈桥驿、陈志坚等学者，则分别从越国“有意识散布”和“新族群理论”两种角度，分析这番差异产生的原因。
但从历史知识论来看，即使是托古之语，在历史记忆的建构过程中选择何人为祖先，是应该有着对于现实社会的考虑。相关原因大致如下。
众所周知，禹是有治水之功的“圣人”，并曾巡幸“天下”，在该阶段普遍受到人们的尊敬。故《尚书·禹贡》有“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之语，《诗经》中有“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之句。而涉及大禹的出土器物，诸如“豳公盨”和“秦公簋”等，也以相似的形式，将自己的祖先和历代帝王爱民、善治国典范的大禹关联起来。扬·阿斯曼在总结各地人类早期历史时曾谈及，“对记忆来说，有一种强大的刺激来自统治的需要……即存在于时代见证人所拥有的活生生的回忆和对‘起源’神圣化的说法之间的缺口”。故若能将自己的祖先和历代帝王爱民、善治国典范的大禹关联起来，则可以极大地提升自身地位。
在汉代，《淮南子·修务训》曾批评时人“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论衡·齐世篇》也有“秦、汉之士，功行谲奇，不肯图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的看法。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世间多尊崇禹的场景。如《日书》中屡见“禹须臾”“禹步三”的内容，被视作是因“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而产生。其实，这种思维惯性影响颇深。在秦始皇南巡时，就曾“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①可见，无论后世君臣是否与禹有血缘上的承袭，若能在身处共同地域方面建立联系，者将会有利于在文明记忆里找到适合的位置。
还值得注意的是，成书于晋朝的《会稽典录》，曾记载王朗问及会稽人虞翻说：听说“士人叹美贵邦，旧多英俊”，你“雅好博古，宁识其人邪”？虞翻在描述了会稽一带的山川形胜、土地物产以及地理位置后，又评论了21位汉代人物，详细地叙述了这些乡贤的昭昭业迹。值得注意的是，当王朗说到“是既然矣，颍川有巢、许之逸轨，吴有太伯之三让，贵郡虽士人纷纭，于此足矣”时，虞翻的回答是：“……昔赵王翳讓位，逃于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俦邪？且太伯外来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来言之，则大禹亦巡于此而葬之矣”，即将原吴地的开国之君太伯视为“外来之君，非其地人也”。②至于大禹，虽是“巡于此而葬之矣”，却属于“善生俊异”的代表。在居住于越的虞翻看来，所谓禹之后裔的“越人”，才最能代表江南文化。于是，在一般历史文本中呈现的“中原—吴—越”由近及远的文化优劣阶序，由认知者地望的不同而呈现出顺序相反的阶序，即一个由远及近的文化认同的分布空间。
四、层次边缘的“越人”形象
前已提及，纵使历史记忆中的越人祖先已是大禹后裔，但是越人的形象仍有些模糊。同时，距离上的隔阂、居于“天下”层次的边缘又使得遗留下的历史记载多以转述的形式出现，由此引发叙事时段漫长、材料相对缺失等问题，以致两汉史籍只能在一些篇章“借助模糊和留白建立起一种松散的关联”，③将间断的各历史事件，按照一定次序予以排列，转变为有着前后承接关系的对象。并且，利用同其他人群“和”与“战”的关系，去展现越人形象的演变。
上述几点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对“越人”历史的叙事中有着明显的表现。全篇在介绍了少康庶子是越地的开国之君后，转而就记叙了阖闾、夫差和允常、勾践两代吴越君王相怨纷争的故事。至于楚兵伐越，导致春秋越国王系断绝，但七世后的闽君摇，仍被视作是越王子嗣，更是如此书写方式的体现。正是省略大量时间的事件链条及以对方视角观察事件发展的方式，为此后的相关传记叙事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转入秦末汉初，关东豪杰揭竿而起使得统一六国后本已废置为郡县的东南之地，再次摆脱了中央朝廷直辖统治。此时各方势力虽多复以“越”称呼，但联系事实上却十分松散。其中，以南越和东越两派最大，史家遂并分别作传。
南越国首任君主赵佗本是真定人，秦朝置桂林郡、南海郡、象郡等区划时，迁徙中原的民众与当地土著杂处，赵氏被任命为南海郡龙川令而留下。紧接着，《南越列传》就叙述了赵佗如何被南海尉任嚣委以重任，从而实现了割据一方的夙愿。 在史籍中我们看到，本出身汉地的赵佗，以“蛮夷大长老夫臣佗”④的名号自居。而面对外部挑战和机遇时，南越通过礼仪制度、经济等方面的应答来表现出自己的理解。如“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则“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⑤汉文帝为赵佗的祖坟“置守邑，岁时奉祀”，使得赵佗下令“自今以后，去帝制黄屋左纛”;⑥而“天子使庄助往谕意南越王”，促成文王赵胡“遣太子婴齐入宿卫”。⑦可以看出，对于武王赵佗和文王赵兴而言，正是因为当地有着迥异于中原的风俗、隔绝的关隘，方才产生了保护自身得以生存的机制。而久居长安的赵婴齐与樛氏女的入主，以及“三岁一朝，除边关”的政策实施，使其文化与经济方面的独立被逐渐消磨。特别是苍梧王赵光臣属汉朝，导致与其有着姻亲关系的吕嘉最终腹背受敌，身亡国灭，为后世留下了“君臣不协，卒从剿弃”⑧的评价。
稍与南越有异，《史记·东越列传》全篇向上追忆到先秦历史，从而接续禹迹作为开端;向下对同为春秋越国子嗣的闽越与东瓯两国，交替叙述。每个重要年份，既是“情节”转化的关键因素，也成了此地君臣命运转折的重要节点。在相关文本之中，司马迁选取“汉五年”“孝惠三年”等八个年号，构成了闽越与东瓯国建立、收留吴王、内部相争、两击南越、分立为王、擅自称帝和汉军入境诸多能够表现其兴衰过程的图景。而当东瓯地削之后，闽越又实则一分为二。作为闽越历史上最重要的主动出击，“建元六年，闽越击南越”。①接下来，却引发了其内部的重大危机。“天子兵来诛”，促使馀善杀其兄闽越王郢以自保。随后，西汉中央朝廷将无诸之孙丑立为越繇王并“奉闽越先祭祀”，又“立馀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②却将局面变得更加复杂化，也令史籍中的裁剪具有深意。而处于同时间段的东越王与繇王，此刻则以一条主线和一条辅线被描写出来。在前文中不曾出现的越之宗室，均在“转述”的情境下纷纷登场，并最终取得“禹之余烈”的评价。由是可见，史书撰写者期冀用《东越列传》彰显善恶的作用不言自明。
在考察《史记》有关“越人”的叙事时，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叙事主体的立场对于历史书写的影响。尤其是因视角转化造成的同一事件叙事中心与边缘视野的错位。
由于所述时代的重叠，《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与《史记·南越列传》相比，自然而然地鲜见新的历史事件。但是，执笔者班固却为南越的传记增添了些许内容。而正是由于这些增添材料的加入，使得以中原为核心的主体性进一步增强。如汉与南越交往时，汉文帝给南粤王所下诏书的详细语句，有“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③之言，体现了对赵氏的关怀。随后，赵佗以“祭祀不修”为借口，去帝号改称王，并仿上古之制，用南海等地的白璧、翠鸟、犀角之类珍贵物品进奉为报。这番增补无不展现出汉王朝的强大实力，以及周边群体对中原的仰慕之情。
但凡传统史书中涉及中原以外的世界时，往往会出现“想象一些边远强国为黄帝之裔”④的思维定式，并以此勾连出他们与自己相近却又不同的微妙关系，使得史书对周边人群的记载笼罩上了“他者”叙述的面纱。那么，身处汉王朝边缘的越人是如何认识自己的历史形象呢？
令人庆幸的是，自南越国王宫内J264古井出土的简牍为当下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线索。其中，一枚写有“远我等击盈，已击，乃归南海”⑤的木牍，用反向视角将歷史文本中的“他者”转化为“我者”。根据何有祖2010年的观点，原文应改释为“远我等，击盈，已击，乃归南海”，⑥似以南越国的口吻，描绘了一场重大战事。“远我等”可以与传世典籍“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⑦记载相合，是汉朝疏远南越的意思;“盈”是基于人名上的“以某人名代称某势力”标志，代表了汉惠帝刘盈等为主的西汉中央军事势力。秦时有南海郡名，南越王赵佗也曾在此任职;汉武帝后亦有之，相关名称长久不废。依秦末南海郡范围，它位于中原与岭南沟通的要道上，是南越面对汉朝实际控制区的前沿地带，抑或为南越的另一代称。考虑到简牍发现地为南越国宫殿区，当为影响时政的遗留物品。木简中直呼对方君主的讳名，反衬出越的主体性，颇与中原帝王口吻相似。因以推之，该简不仅佐证了西汉前期汉越相争的历史事实，并且是以南越国等周边政权的视角，对中原王朝形象进行的另一番的描绘。
总体来说，自先秦至魏晋间，史书对于东南地域人群的书写，以有层次的面貌呈现。起先，楚人用礼仪模式与中原的异同，在“蛮夷”和“华夏”间，切换着自己的身份。而为了抵御楚人对中原的政治与军事施压，吴国王室与周天子的同宗身份则愈发凸显。越人当为最后进入史籍书写的群体。为改变依附其他人群的地位，越人最终选择借由大禹巡视的故事，在历史记忆中书写出连续却仍有破绽的世系。伴随着国家的一统，楚人、吴人和越人所依托的政治体依次消失。但他们所蕴含的文化概念却持续存在。概而言之，这些变化的背后，反映的是传统史学叙述模式下引发的回忆，以及对现实政治考虑的外在体现。
【作者简介】戚裴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秦汉史。
【责任编辑：王向阳】
关键词 自我认同，他者认同，楚人，吴人，越人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0-0066-08
作为描述空间政治秩序的重要观念，“天下”的观念发端很早。《尚书》《诗经》等上古文本中，即屡见对此观念论述的内容。在核心原则不变的情况下，有关“天下”政治秩序的观念存在着一个丰富变化的过程。其中周成王时期的管蔡叛乱，或直接刺激了当权者对统治外邦方式的思考。此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则关于营建洛邑的占卜记载，则可视为统治者将这种政治空间观念付诸实践的直接表现，其文曰：“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①面对周初纷繁的局势，在镐京之外复立洛邑，既可以使得周边群体均衡路程奔波，便于朝见周王室，也体现出万邦协和的图景。而依照距离远近，旋即形成了“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②的局面。自视是政治和文化中心的中原人，对于周边人群的认同，则依据与自己的空间距离并结合血缘关系作出政治和文化的判定，即先秦时广为流传的所谓“五百里甸服，千里侯服”之说，以及因此形成的由中心向外递减关系的“天下”观。
纵观先秦至魏晋的历史，作为文明后起区域，楚、吴、越三地在改变自身内外之别的认同时候，还直接影响整个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空间秩序的认知，进而影响不同时代史家对与之相应的空间秩序做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本文循此思路，利用各文本间的差异，依次梳理先秦至魏晋间史书中楚人、吴人与越人的自我与他者认同的转化，从而分析有层次的人群书写方式，揭示不同空间的不同文化族群，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自我和他者、中心与边缘等认知的游移变动，寻找出其蕴含的内在逻辑。
一、身份易变的“楚”
不少学者利用简牍材料，就秦人统一六国前后对“天下”的认知展开了梳理。如工藤元男③和渡边英幸④将秦的统治模式划分为三至五个层级;朱圣明认为秦利用法律，将“本土与臣邦构成了秦属（秦境）;秦属与外臣邦又共同组成了秦国之‘天下’。”①事实上，早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以楚人为代表，即对自身在“天下”层次中的地位有深刻理解，并形成自我认知且影响周边人群。
在回顾先秦以来各地人群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问题之际，于逢春曾以《史记》为例分析道，“让蛮夷之楚、吴、越进入‘世家’”，②并使得南越、东越等得以树碑立传，是一种情理之中的事情。究其原因，這显示的是“海内一统”的王朝格局。而楚、吴与越三方力量又曾长期交汇碰撞，以至形成了“具有明显的区域意义和特征”的争夺态势，“是中原争霸在南方地区的预演和翻版”。③相关传记的背后，蕴含着有关族源、身份转化等问题的取舍。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三者间的关系，以及此后历代有层次的东南地域人群书写的缘故，分析当然要从他们中最先与中原政治、军事博弈的“楚”开始。
在楚国国君熊渠执政阶段，身处中原的周夷王无力控制政局，故而楚人得以“兴兵伐庸、杨粤、鄂”。④事实上，此次征伐，本不合当时礼制。但楚君以“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为借口，达到粉饰自己行径的效果。无独有偶，两百余年后楚王熊通征伐随国时，也当仁不让地指出：“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⑤意指中原与己不甚相同，楚能使得逊于自己的人群臣服，自立为王应属必然。
若细观两位楚王谈及自己确为“蛮夷”的言论，却可以发现楚人对于其身份认识的变化。就熊渠而言，利用“蛮夷”身份，标榜与“中国”有所差异，就能够不遵守周王室制定的各种礼仪秩序，便于发动战争。可在熊通看来，本为“华夏”的中原，实则处于征伐四起的局面。而楚国虽身为“蛮夷”，但拥有相对平静的局势，且能有效统治周边，不如抛弃原有称号，最终与周天子平起平坐。
受第二种思维影响，楚人加强了深入中原腹地的活动。史载，楚国曾派臣子献礼周天子，获赐胙肉，并得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⑥的召告。由是，楚国扩展了千里土地。此后，楚庄王曾率师讨伐陆浑戎。在返回时，问鼎之大小重量。虽然周天子之臣王孙满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但相关历史过程应体现出楚人对自身能获得“华夏”身份及权力的渴望。
干春松指出，“夷夏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分界，而是处于不断的升降过程中”。其背景在于，夷夏间的界限是“政治之良善和文明之发展与否”。⑦处于中原以南的楚地，本已经是边陲之带，且相较于周人自身“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⑧的风俗，楚人还尚在“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⑨的阶段。而与周同为姬姓的晋国诸侯，也有着类似“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⑩的看法。但是，楚人王族对祖先“或在中国，或在蛮夷”认知，亦使得他们内部，对自我和“他者”产生了有层次的划分。
在当时之人看来，华夏是“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蛮夷则是“文身断发，鼋鳝与处”。但二者之间，却能够利用“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方法来实现转化。考察楚人的历史记忆，可以发现其标榜自身乃是帝颛顼高阳之后的证据。唯因政治疏远的缘故，导致其长时间被排除在华夏认同的群体之外。这一阶段楚人虽“未能彻底融入周共同体中”，却应该体察到了周王室及中原人群对“天下”的统治结构。故在楚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01年）“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以后，“楚子强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面对实力较强的楚，周边小国和部落或被吞并，或予以臣服。而吴、越，则也与之成为结盟的状态。遂使得楚“挟王室之义”，成为五伯之一，并由此加强了对东南地域的掌控。 梳理史料，我们可以发现春秋之后的楚人，在各方面都尽可能地向中原学习。如楚庄王统治时，他就聘请了士亶教导太子研习各种经典。其间，士亶表达了“蛮、夷、戎、狄，其不宾也久矣，中国所不能用也”的观点，意在说明楚人脱离蛮夷的身份，才能进入“天下”的体系之中。与此同时，晋楚邲之战发生后，楚庄王也拒绝了臣属潘党提出的“收晋尸，以为京观”，即“积尸封土其上”①的建议，而是流露出“夫文，止戈为武”的态度，以《周颂》止谏，体现出对华夏文化心向往之的特点。
及至秦汉，兼并战争将楚的故地划入王朝疆域。但政治体的覆灭，并不完全代表文化概念的消失。身份的再次转化，使得当地及所属人群游离于中原之外。新纳入中央政权版图的地区与旧土间，仍存有明显界限。如“荆新地”出土的里耶秦简中，有着“都乡黔首无濮人、杨人、臾人”（9-2307），“廿六年六月癸丑，迁陵掾讯楚蛮，蛮衾□”（12-10a）和“鞫之：越人以城邑反，蛮衿害弗智〔知〕□”②（12-10b）等内容。前一条，专门注明了当地没有濮人、杨人和臾人等特定群体;而后两条，则是对当地各群体间民众关系案件的审理记录。秦人只能通过楚人的转述，去了解当地土著的各种情况，反映出新入驻的秦统治者与楚人、越人之间的关系。此外，还需要提及的是，西汉时期在本属于楚的核心区附近，长时间存在着异姓长沙国。考第一代长沙王吴芮身份，他本是番阳令，秦末曾“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③又辗转于项羽和刘邦之间，并获封为王，得以内附。虽然它与尚由赵佗割据的南越在自然地理方面有着共同的“卑湿”气候，但文化上的认同与经济的紧密依赖，使得长沙国人成为了汉王朝抗击“越人”的先锋，与自我标榜为“蛮夷”的南越之人仍有明显界限之分。
二、居于中原和蛮夷中间的“吴”
由于“楚”对中原的政治压力，作为“天下”范围内，另一个沟通中原与东南之地的桥梁，“吴”具有重要地位。在世人看来，“周之子孙封于江汉之间者，楚尽灭之”。④此时，“吴”虽居远离中原，却被赋予了周之后裔的身份。究其缘故，一方面源自它可以与“楚”展开抗衡，另一方面它能够维持周在东南地域的影响力。
回顾有关“吴”早期历史的叙述，相关记载大多留存于《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其称，吴人的祖先是古公亶父子孙，与周王室同宗。因少弟季历贤惠能干，所以太伯和其弟仲雍奔离故地。周武王克殷之后，太伯和仲雍后裔周章得以在东南之地建国，并命名为“吴”。又另封其弟在夏朝的旧地为虞国，当是虞仲。唯中原之虞国灭亡后，吴国方才显赫。然而，与此记载相异的是，同书的《周本纪》却描述太伯和虞仲是兄弟二人共同逃往南方。对于两者的抵牾，《史记索隐》只好以“仲雍称虞仲”，而“后代亦称虞仲，所以祖与孙同号也”⑤的说辞解释，但这又引出了吴国从何而来的问题。
王明珂利用考古材料，勾勒出典籍中所记载的“太伯奔吴”故事，可能发生在“夨”国（今陕西宝鸡汧水）附近。⑥然而，平王东迁后，虽周王室已不能再掌控天下大事，但对却谁是祖先的分封对象，还是应该清楚的。那么，春秋末期以降，是什么使得“吴国王室自认为也被当时部分华夏认为是姬姓之国”⑦呢？在他看来，由于此时的楚国，已经对华夏安危产生重大影响，吴人却能够“站在诸夏这一边与楚为敌”，这样才“一再肯定吴国王室的华夏身份”。⑧据记载，除却前已述及的问鼎中原及晋楚之争外，楚国还有屡次伐郑和楚共王攻占宋國等行动。为此，晋侯实行了“联吴疲楚”的措施，加强吴人对楚人的牵制作用。吴王僚十二年（公元前515年），吴国一扫起先的败绩，借由楚平王丧事，曾“围楚之灊”。①其后，又有“吴人侵楚，伐夷，侵潜、六”及“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等事件发生，一定程度上抑制住了楚人的扩张态势。特别是吴王阖闾与蔡侯、唐侯共同伐楚，导致楚囊瓦三战皆败，展现了吴人可以作为中原抵御楚人北上的重要帮手，以及其能够挑战“楚”地位的特征。
然而，正如“天下”概念所拥有的丰富含义，凡是嵌入这个体系的人群总是会将“更远的异族视为‘蛮夷戎狄’”。②某种程度上，那些居于更远地域的人群确实也充当起了这类角色。有学者认为，在吴楚对抗之际，“吴之所忧者，乃不在楚而在越”。③虽实力不及于吴，但越人群体作为新兴力量，借由依附楚人而开始挑战吴人的权威。期间，越人数次对于楚的进攻予以支持。如楚灵王四年（公元前537年）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陈子、徐人、越人伐吴”;楚平王十一年（公元前518年），“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越大夫胥犴劳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仓归王乘舟”。④由此，展开了吴越相互间你来我往的纷争。吴王阖闾五年（公元前510年），“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而当吴挥师楚国郢都时，“越入吴，吴在楚也”，⑤令吴国腹背受敌，最终退兵。嗣后，吴越间展开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事。在吴王夫差北上与鲁哀公和晋定公会盟的时候，越人更是直捣吴的国都姑苏城内，俘虏并杀死太子友，并为十数年后的吴国灭亡埋下了伏笔。上述这些，无不体现了吴作为东南地域名义上的华夏代言人，所遭受东南地域蛮夷带来的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纵使“历史记忆”中的吴国，已经成为周的“兄弟之国”，却仍有一个逐步被接纳的过程。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战国赵武灵王欲改胡服骑射，面说其叔公子成时，曾说道：“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却冠秫绌，大吴之国也。”⑥这说明，在中原人的记忆中，吴地和越地的百姓形象，仍与狭义的华夏有着明显区别。稍晚，在《国语》的记载中，有吴国以周宗室血脉期冀振兴中原的叙述，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约，贡献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无姬姓之振也，徒遽来告。”⑦宣告此时的吴人，已逐渐摆脱从前与中原格格不入的蛮夷形象。
自秦汉以后，凡居于此地者，已无关太伯后裔。然而，历史记忆的深刻仍让“吴”成为文化地理概念，得以保留。此时的中原地区人群，对于自身和吴、越两地产生了有递进式的认同观。
最明显的例子是，汉高祖即以“患吴、会稽轻悍”，⑧将宗亲刘濞分封到沛地，并命名“吴国”。又以勾践后裔分封为“越王”，可见两者之间，孰与汉中央朝廷关系更近。同时，“吴”与“越”之间的矛盾，也确实存在。如吴王刘濞举兵之后，曾往东南方向逃窜，而“吴之叛逆，瓯人斩濞”。⑨景帝三年（公元前155年），改吴国之吴郡属汉且降为县，另置江都国。随后，会稽郡不仅兼并原东越之地，还将吴县等县域纳入区划。而东汉至魏晋期间兴盛的地志类书籍，也能让今人一窥该时代南方人群的形象。以撰述于东汉时期的《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为例，前者是以历史时间为序，将散落于各典籍中的历史事件串联起来，讲述的是“二国之兴而偾，偾而兴，斯昭昭矣”的故事。而后者则开篇既有概括性叙述，篇末又有总结评论性文字，以表达作者或当时社会对有关事件的看法。这两部书亦都有着借书名，体现其或“内吴外越”，或“扬越抑吴”，两种相斥的书写观念，也为我们了解东汉史学思想提供了一种思考空间。 三、禹之后裔的“越”
作为占据东南地域广大土地的另外一支著名人群，越人曾有着长期依附于楚国的情况。而伴随着自身实力的强大，在越人历史记忆中，逐步经历了从自诩是“楚国之后”到“禹之后裔”的身份认同过程。与此同时，面对后来者的吴人，越人视自身为东南地域文化的最佳代表。
鲁西奇以楚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01年）盟吴、越之事推测说：“越也很可能通过楚而首次为中原诸国所知。”①故在讨论越人群体的来源时，《墨子·非攻下》载：“越王繄亏，出自有遽。”②孙诒让解释说“翳亏”即越祖无余，“有遽”即楚君熊渠。《国语》韦昭注有：“勾践，祝融之后，允常之子，芈姓也。《郑语》曰：‘芈姓夔、越。’《世本》亦云：‘越，芈。姓也。’”③与此同时，《汉书·地理志》注文中的“臣瓒曰”也有类似说法。④从而，形成了“越人出自楚国”之说。
不同的是，秦汉魏晋间多数史书叙述越人的起源时，与上述说法存在较大分歧，可以被概括为“越为禹后”说。如《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吴越春秋》等均提到，越人的形成是夏朝君主少康将自己的庶子分封至该地，“以奉守禹之祀”。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逐渐形成了越人群体。此外，两晋间贺循的《会稽记》亦认为：“少康，其少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此”，⑤越国乃因君之名而得名。
“越为禹后”之说虽然最流行，但却有瑕疵。东汉王充在《论衡》指出：“巡狩考正法度，禹时吴为裸国，断发文身，考之无用，会计如何？”⑥为弥合正反双方观点，唐人颜师古则提出“越之为号，其来尚矣，少康封庶子以主禹祠，君于越地耳”，⑦即南方诸族以越自称，那是仰慕大禹。
对于上述意见，如宋人罗泌就提出“非姒姓之越”⑧观点，清代的考据大家钱大昕，依据夏殷周世系，推断越侯应始封自殷周更迭之际。⑨而清人梁玉绳，对大禹葬于会稽和封庶子少康等故事，均提出了质疑，指出战国时期方有此说。⑩近些年来，陈桥驿、陈志坚等学者，则分别从越国“有意识散布”和“新族群理论”两种角度，分析这番差异产生的原因。
但从历史知识论来看，即使是托古之语，在历史记忆的建构过程中选择何人为祖先，是应该有着对于现实社会的考虑。相关原因大致如下。
众所周知，禹是有治水之功的“圣人”，并曾巡幸“天下”，在该阶段普遍受到人们的尊敬。故《尚书·禹贡》有“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之语，《诗经》中有“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之句。而涉及大禹的出土器物，诸如“豳公盨”和“秦公簋”等，也以相似的形式，将自己的祖先和历代帝王爱民、善治国典范的大禹关联起来。扬·阿斯曼在总结各地人类早期历史时曾谈及，“对记忆来说，有一种强大的刺激来自统治的需要……即存在于时代见证人所拥有的活生生的回忆和对‘起源’神圣化的说法之间的缺口”。故若能将自己的祖先和历代帝王爱民、善治国典范的大禹关联起来，则可以极大地提升自身地位。
在汉代，《淮南子·修务训》曾批评时人“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论衡·齐世篇》也有“秦、汉之士，功行谲奇，不肯图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的看法。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世间多尊崇禹的场景。如《日书》中屡见“禹须臾”“禹步三”的内容，被视作是因“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而产生。其实，这种思维惯性影响颇深。在秦始皇南巡时，就曾“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①可见，无论后世君臣是否与禹有血缘上的承袭，若能在身处共同地域方面建立联系，者将会有利于在文明记忆里找到适合的位置。
还值得注意的是，成书于晋朝的《会稽典录》，曾记载王朗问及会稽人虞翻说：听说“士人叹美贵邦，旧多英俊”，你“雅好博古，宁识其人邪”？虞翻在描述了会稽一带的山川形胜、土地物产以及地理位置后，又评论了21位汉代人物，详细地叙述了这些乡贤的昭昭业迹。值得注意的是，当王朗说到“是既然矣，颍川有巢、许之逸轨，吴有太伯之三让，贵郡虽士人纷纭，于此足矣”时，虞翻的回答是：“……昔赵王翳讓位，逃于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俦邪？且太伯外来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来言之，则大禹亦巡于此而葬之矣”，即将原吴地的开国之君太伯视为“外来之君，非其地人也”。②至于大禹，虽是“巡于此而葬之矣”，却属于“善生俊异”的代表。在居住于越的虞翻看来，所谓禹之后裔的“越人”，才最能代表江南文化。于是，在一般历史文本中呈现的“中原—吴—越”由近及远的文化优劣阶序，由认知者地望的不同而呈现出顺序相反的阶序，即一个由远及近的文化认同的分布空间。
四、层次边缘的“越人”形象
前已提及，纵使历史记忆中的越人祖先已是大禹后裔，但是越人的形象仍有些模糊。同时，距离上的隔阂、居于“天下”层次的边缘又使得遗留下的历史记载多以转述的形式出现，由此引发叙事时段漫长、材料相对缺失等问题，以致两汉史籍只能在一些篇章“借助模糊和留白建立起一种松散的关联”，③将间断的各历史事件，按照一定次序予以排列，转变为有着前后承接关系的对象。并且，利用同其他人群“和”与“战”的关系，去展现越人形象的演变。
上述几点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对“越人”历史的叙事中有着明显的表现。全篇在介绍了少康庶子是越地的开国之君后，转而就记叙了阖闾、夫差和允常、勾践两代吴越君王相怨纷争的故事。至于楚兵伐越，导致春秋越国王系断绝，但七世后的闽君摇，仍被视作是越王子嗣，更是如此书写方式的体现。正是省略大量时间的事件链条及以对方视角观察事件发展的方式，为此后的相关传记叙事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转入秦末汉初，关东豪杰揭竿而起使得统一六国后本已废置为郡县的东南之地，再次摆脱了中央朝廷直辖统治。此时各方势力虽多复以“越”称呼，但联系事实上却十分松散。其中，以南越和东越两派最大，史家遂并分别作传。
南越国首任君主赵佗本是真定人，秦朝置桂林郡、南海郡、象郡等区划时，迁徙中原的民众与当地土著杂处，赵氏被任命为南海郡龙川令而留下。紧接着，《南越列传》就叙述了赵佗如何被南海尉任嚣委以重任，从而实现了割据一方的夙愿。 在史籍中我们看到，本出身汉地的赵佗，以“蛮夷大长老夫臣佗”④的名号自居。而面对外部挑战和机遇时，南越通过礼仪制度、经济等方面的应答来表现出自己的理解。如“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则“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⑤汉文帝为赵佗的祖坟“置守邑，岁时奉祀”，使得赵佗下令“自今以后，去帝制黄屋左纛”;⑥而“天子使庄助往谕意南越王”，促成文王赵胡“遣太子婴齐入宿卫”。⑦可以看出，对于武王赵佗和文王赵兴而言，正是因为当地有着迥异于中原的风俗、隔绝的关隘，方才产生了保护自身得以生存的机制。而久居长安的赵婴齐与樛氏女的入主，以及“三岁一朝，除边关”的政策实施，使其文化与经济方面的独立被逐渐消磨。特别是苍梧王赵光臣属汉朝，导致与其有着姻亲关系的吕嘉最终腹背受敌，身亡国灭，为后世留下了“君臣不协，卒从剿弃”⑧的评价。
稍与南越有异，《史记·东越列传》全篇向上追忆到先秦历史，从而接续禹迹作为开端;向下对同为春秋越国子嗣的闽越与东瓯两国，交替叙述。每个重要年份，既是“情节”转化的关键因素，也成了此地君臣命运转折的重要节点。在相关文本之中，司马迁选取“汉五年”“孝惠三年”等八个年号，构成了闽越与东瓯国建立、收留吴王、内部相争、两击南越、分立为王、擅自称帝和汉军入境诸多能够表现其兴衰过程的图景。而当东瓯地削之后，闽越又实则一分为二。作为闽越历史上最重要的主动出击，“建元六年，闽越击南越”。①接下来，却引发了其内部的重大危机。“天子兵来诛”，促使馀善杀其兄闽越王郢以自保。随后，西汉中央朝廷将无诸之孙丑立为越繇王并“奉闽越先祭祀”，又“立馀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②却将局面变得更加复杂化，也令史籍中的裁剪具有深意。而处于同时间段的东越王与繇王，此刻则以一条主线和一条辅线被描写出来。在前文中不曾出现的越之宗室，均在“转述”的情境下纷纷登场，并最终取得“禹之余烈”的评价。由是可见，史书撰写者期冀用《东越列传》彰显善恶的作用不言自明。
在考察《史记》有关“越人”的叙事时，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叙事主体的立场对于历史书写的影响。尤其是因视角转化造成的同一事件叙事中心与边缘视野的错位。
由于所述时代的重叠，《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与《史记·南越列传》相比，自然而然地鲜见新的历史事件。但是，执笔者班固却为南越的传记增添了些许内容。而正是由于这些增添材料的加入，使得以中原为核心的主体性进一步增强。如汉与南越交往时，汉文帝给南粤王所下诏书的详细语句，有“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③之言，体现了对赵氏的关怀。随后，赵佗以“祭祀不修”为借口，去帝号改称王，并仿上古之制，用南海等地的白璧、翠鸟、犀角之类珍贵物品进奉为报。这番增补无不展现出汉王朝的强大实力，以及周边群体对中原的仰慕之情。
但凡传统史书中涉及中原以外的世界时，往往会出现“想象一些边远强国为黄帝之裔”④的思维定式，并以此勾连出他们与自己相近却又不同的微妙关系，使得史书对周边人群的记载笼罩上了“他者”叙述的面纱。那么，身处汉王朝边缘的越人是如何认识自己的历史形象呢？
令人庆幸的是，自南越国王宫内J264古井出土的简牍为当下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线索。其中，一枚写有“远我等击盈，已击，乃归南海”⑤的木牍，用反向视角将歷史文本中的“他者”转化为“我者”。根据何有祖2010年的观点，原文应改释为“远我等，击盈，已击，乃归南海”，⑥似以南越国的口吻，描绘了一场重大战事。“远我等”可以与传世典籍“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⑦记载相合，是汉朝疏远南越的意思;“盈”是基于人名上的“以某人名代称某势力”标志，代表了汉惠帝刘盈等为主的西汉中央军事势力。秦时有南海郡名，南越王赵佗也曾在此任职;汉武帝后亦有之，相关名称长久不废。依秦末南海郡范围，它位于中原与岭南沟通的要道上，是南越面对汉朝实际控制区的前沿地带，抑或为南越的另一代称。考虑到简牍发现地为南越国宫殿区，当为影响时政的遗留物品。木简中直呼对方君主的讳名，反衬出越的主体性，颇与中原帝王口吻相似。因以推之，该简不仅佐证了西汉前期汉越相争的历史事实，并且是以南越国等周边政权的视角，对中原王朝形象进行的另一番的描绘。
总体来说，自先秦至魏晋间，史书对于东南地域人群的书写，以有层次的面貌呈现。起先，楚人用礼仪模式与中原的异同，在“蛮夷”和“华夏”间，切换着自己的身份。而为了抵御楚人对中原的政治与军事施压，吴国王室与周天子的同宗身份则愈发凸显。越人当为最后进入史籍书写的群体。为改变依附其他人群的地位，越人最终选择借由大禹巡视的故事，在历史记忆中书写出连续却仍有破绽的世系。伴随着国家的一统，楚人、吴人和越人所依托的政治体依次消失。但他们所蕴含的文化概念却持续存在。概而言之，这些变化的背后，反映的是传统史学叙述模式下引发的回忆，以及对现实政治考虑的外在体现。
【作者简介】戚裴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秦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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