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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妈”教育讨论调查:94.9%人确认身边有“虎妈”,过半赞同其教育方式
不久前,《虎妈战歌》一书轰动美国教育界,引发了关于中美教育方式的大讨论。“虎妈”的教育方式在中国普遍吗?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1795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4.9%的人感觉身边就有像“虎妈”这样严格教育孩子的母亲。受访者中,“80后”占41.5%,“70后”占35.5%。调查显示,55.1%的人赞同“虎妈”严格教育孩子的方式,37.7%的人持相反态度,7.1%的人表示“不好说”。目前中国的母亲对孩子的教育存在什么问题?调查中,75.7%的人首选“期待太高,给孩子过多压力”。只重视成绩,忽略品德、性格等培养(70.9%);盲目跟风,不知道怎样正确培养孩子(65.9%)。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马健生教授认为,母亲对孩子抱有过高期望,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但对孩子的期待是什么,如何引导和帮助孩子实现,需要母亲的教育智慧。一般而言,宽和严的教育方式都有成功和失败的例子,需要以孩子的本身条件为依据来把握,拿捏得当就是母亲的教育智慧。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1年4月14日)
中日韩高中生研究显示:中国学生自我认同度最高,过早接触烟酒
4月19日,上海社科院发布的《中日韩高中生身心健康状况比较研究报告》表明,相较于日韩两国学生,中国学生由于受到家庭的关注较多,因此在表征身心健康的很多指标上呈现出相对优势,对自我的认同度最高。《报告》指出,三国高中生的体型都比较接近,但中国学生对体型的认同度远远高于日韩两国。调研对象中,对自己体型“还算满意”和“很满意”的中国学生比例为58.2%,而日本高中生仅为26.7%,韩国高中生为29.2%。
在接受调研的中日韩高中生中,认为吸烟有害健康的比例分别为70%、80.9%和74.4%。这表明,中国高中生认同吸烟有害健康的比例最少,且有过吸烟行为的比例最高,而日本学生的吸烟比例最低。在有过吸烟行为的高中生中,男生的比例从高到低分别为中、韩、日;女生的比例从高到低分别为韩、中、日。其中,中国高中生尝试吸烟的时间集中在小学和初二,日韩高中生则集中在初二、初三。此外,中国高中生有过饮酒行为的比例最高,将近七成,而日韩仅五成左右。中日两国学生集中在小学阶段就尝试饮酒,而韩国学生则集中在初二到高一阶段。
报告由此指出,目前国内中学对吸烟和饮酒有害健康的教育、对卫生习惯的教育重视还不够,教师和同辈给予的支持均较少。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家庭和学校的责任,也是媒体和社会的责任。
(摘自《文汇报》2011年4月19日)
不久前,《虎妈战歌》一书轰动美国教育界,引发了关于中美教育方式的大讨论。“虎妈”的教育方式在中国普遍吗?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1795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4.9%的人感觉身边就有像“虎妈”这样严格教育孩子的母亲。受访者中,“80后”占41.5%,“70后”占35.5%。调查显示,55.1%的人赞同“虎妈”严格教育孩子的方式,37.7%的人持相反态度,7.1%的人表示“不好说”。目前中国的母亲对孩子的教育存在什么问题?调查中,75.7%的人首选“期待太高,给孩子过多压力”。只重视成绩,忽略品德、性格等培养(70.9%);盲目跟风,不知道怎样正确培养孩子(65.9%)。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马健生教授认为,母亲对孩子抱有过高期望,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但对孩子的期待是什么,如何引导和帮助孩子实现,需要母亲的教育智慧。一般而言,宽和严的教育方式都有成功和失败的例子,需要以孩子的本身条件为依据来把握,拿捏得当就是母亲的教育智慧。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1年4月14日)
中日韩高中生研究显示:中国学生自我认同度最高,过早接触烟酒
4月19日,上海社科院发布的《中日韩高中生身心健康状况比较研究报告》表明,相较于日韩两国学生,中国学生由于受到家庭的关注较多,因此在表征身心健康的很多指标上呈现出相对优势,对自我的认同度最高。《报告》指出,三国高中生的体型都比较接近,但中国学生对体型的认同度远远高于日韩两国。调研对象中,对自己体型“还算满意”和“很满意”的中国学生比例为58.2%,而日本高中生仅为26.7%,韩国高中生为29.2%。
在接受调研的中日韩高中生中,认为吸烟有害健康的比例分别为70%、80.9%和74.4%。这表明,中国高中生认同吸烟有害健康的比例最少,且有过吸烟行为的比例最高,而日本学生的吸烟比例最低。在有过吸烟行为的高中生中,男生的比例从高到低分别为中、韩、日;女生的比例从高到低分别为韩、中、日。其中,中国高中生尝试吸烟的时间集中在小学和初二,日韩高中生则集中在初二、初三。此外,中国高中生有过饮酒行为的比例最高,将近七成,而日韩仅五成左右。中日两国学生集中在小学阶段就尝试饮酒,而韩国学生则集中在初二到高一阶段。
报告由此指出,目前国内中学对吸烟和饮酒有害健康的教育、对卫生习惯的教育重视还不够,教师和同辈给予的支持均较少。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家庭和学校的责任,也是媒体和社会的责任。
(摘自《文汇报》2011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