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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州署衙，坐落于山西省霍州市东大街北侧，在全国各地星罗棋布的人文景观之中，霍州署衙有着独特的文化地位。早在2000年，霍州署衙就与北京故宫、保定直隶总督府、河南内乡县衙一起被列入了“中国四大古代官衙国际旅游专线”，向全世界的游客介绍中国古代官衙文化。与此同时霍州署衙还被称为中国官府衙门建筑“四大代表”之一，而那句“公生明，廉生威”的官德名言更是让霍州署衙名传海内。
虽然霍州署衙在1996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2014年时又被山西省列为“廉政教育基地”，但在山西这个“国保”数量“数以千计”的文物大省，霍州署衙并不算起眼，而中国各地的古代衙门建筑也并不算少。不需多远，距离霍州署衙百公里之外的平遥古城，就有一座整修精美的县衙。
霍州署衙“何德何能”与大名鼎鼎的故宫并列？何以成为“中国古代衙门建筑的四大代表”之一？还有那句在中华大地流传甚广的名言“公生明，廉生威”与霍州署衙究竟有何关联？这些问题深深的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吸引着我来到了霍州署衙的门前。
霍州署衙始建于隋唐时期，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自建成之日起，霍州署衙就一直作为历朝历代帝王将相们生活、办公的场所，相传这里最早是隋代虎牙郎将宋老生的幕府，后来又成为了唐朝名将尉迟恭的帅府行辕。元代时，皇帝们出游打猎时也曾把霍州署衙作为临时行宫，不过可惜的是原建筑在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的大地震中毁于一旦。次年的大德八年，监州失剌不花、知州李伯渊又迅速在废墟的原址上重修了霍州署衙。后来的明清两代也不断对霍州署衙增补修葺，使署衙的规模继续扩大，日臻完善。到了清代，康熙皇帝曾驻跸于此，就连慈禧太后被八国联军赶出北京的“西狩”途中也在霍州署衙住过一段不短的时间。
不过，霍州署衙最主要的作用还是供地方官员们办公所用。从隋唐到民国，地方官员们一直在此办公，就算是到了解放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霍州的地方政府机构仍然在此办理公务。从这方面来说，霍州署衙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使用年限最长的官衙了。
霍州署衙现存的古建筑大都是元、明、清三代的遗存，其总占地面积达2.1万平方米，有大小房屋180余间，是我国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唯一一座州府级署衙建筑。整座霍州署衙被分为中轴线和东西辅線三大建筑群，其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建筑精巧，无论是位置选择、建筑规模、整体布局还是形制设计，霍州署衙都是古代官衙建筑中的经典之作，具有极高的参观游览和学术研究价值。
就算在北京故宫、河北保定直隶总督署、山西霍州署衙、河南内乡县衙共同构成的中央级、省级、州府级、县级的古代四级官府文化建筑中，霍州署衙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其主体建筑元代大堂比建筑时间第二早的故宫还要早上一百多年。
霍州署衙现存的建筑由南至北主要包括：“古霍名郡”牌坊、谯楼、丹墀、仪门、甬道、戒石亭、东西六科房、大堂、东西耳房、二堂、静怡轩、廉政文化馆等。
站在霍州署衙的正门前，最先看到的就是一座高大的四柱牌坊临街而立，牌坊的正面题额为“古霍名郡”四个大字，口气看上去有些大，但霍州也确实配得上这四个字。如今的霍州虽然貌不惊人，但在古代，霍州却是北上草原、南下中原的交通要冲，也是古代的“兵家必争之地”。作为古代的军事关隘，古代的霍州城曾经驻扎有大量的军队。在中国古代的军事史上，霍州这个地名曾反复的出现过。在大唐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在蒙元南下中原的战争中，各方势力都对霍州城反复争夺，名臣良将在此折戟沉沙甚至阵亡于此的也不在少数。
在牌坊的左侧题额上写着“平理”，右侧题额上写着“保厘”，这两个词是指古代霍州署衙内官员们的权责。“平理”是指署衙的官员们有审理裁断案件的权力，也有维护地方的治安职责;“保厘”是指官员们有收缴税款，征收钱粮的权力，也有保障朝廷税收职责。这两项权责说明官员们的权力很大，但责任也是极重的。
在牌坊的后面是一座巨大的谯楼，这座谯楼东西宽15米，南北长11米，是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由知州荡克宽修建的。在谯楼门洞的正面上方有砖雕题额，镌刻着“拱辰”二字，这两个字最早出自《论语》中的“以政为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为政者能有德范，大家就会像众星围绕“北辰”一样，聚集在你的周围。这里是告诫官员们要修圣贤之德，用高尚的品行感化百姓，只有这样才能“近者悦，远者来，天下归顺。”
穿过谯楼高大的门洞，就来到了一片开阔的小广场。这里被称为“丹墀”，在古代是官员们组织礼仪祭祀以及百姓们“闹社火”的场所。在古代，每到逢年过节，百姓们就会聚集到“丹墀”来“闹社火”，庆祝节日。每到这个时候，平日里庄重威严的官员们也会放下架子，与民同乐，与百姓们交流感情，共庆佳节。不过到了现代，人民有了新的更广阔的广场，相对狭小的“丹墀”就不再承担“闹社火”的职责了，逐渐变成了一个小停车场，让来霍州署衙参观的游客们，不需要在路边与其他车主争夺有限的车位了，这倒也算是物尽其用了。而“丹墀”地面上那些斑驳的青石，似乎也在印证着，这里曾经有过的欢声笑语与红火热闹。
穿过“丹墀”，沿着小广场后面的台阶拾级而上，就来到了官署的第二重门——仪门之前。仪门是霍州署衙的第二重正门，为明代嘉靖年间所建。仪门为四梁八柱，五檩四椽，规模宏伟壮观，而“霍州署”的金字大招牌就悬于仪门上方。
在仪门的东西两侧还有两个便门。为什么明明有正门还要再加两个便门呢？因为在古代，除非是比较重要的事情，仪门并不是经常性开放的，人们平常出入霍州署衙都是走在仪门的东便门，东便门因此也被称为“人门”。西便门则被称为“鬼门”，因为在古代死刑犯们被推出去处死时，就走这个门。这从两门的形制上就能区分出来，东便门的木门上方是一些木栅栏，而西便门的木门上方则是用木板彻底封死的，也许这是迷信的古人，为了防止被处死的死刑犯的鬼魂，前来“骚扰”官衙的一种“办法”吧！ 在仪门的边上还有两座石像分别是尉迟恭和秦琼，两人的姿势与老百姓过年时贴的门神画如出一辙，这就很有意思了，要知道霍州署衙曾经是尉迟恭的帅府行辕，哪里有府邸主人“亲自看门”的道理？
经过查找后我才知道，原来尉迟恭本是军阀刘武周麾下的猛将，曾数次击败唐军，其勇猛敢战的名声让刚刚建立的唐军颇为忌惮。不久之后秦王李世民亲率大军讨伐刘武周，就在现在的霍州一带，使用计谋两次击败尉迟恭，把他打得丢盔弃甲，心服口服。后来刘武周被李世民击败，逃窜至突厥，而不愿追随刘武周的尉迟恭和他的部下就成了孤军。李世民佩服尉迟恭的勇猛，派人入城劝降，尉迟恭也是极其敬佩李世民的军事才能，两者惺惺相惜，于是尉迟恭下定决心投降唐军，而尉迟恭归降唐军的地点就在霍州。
之所以把尉迟恭与秦琼的塑像一起“拉来看门”，也许原因有两个：一是霍州署衙作为执法、审判、行刑的官府机构，确实需要这两人作为“门神”来驱逐鬼魅，镇妖辟邪;二是霍州作为尉迟恭加入唐军的地点，也需要一种纪念的形式吧！
走进仪门，是一条高出周围地面一米的长长的甬道。甬道直接连接仪门与元代大堂。在古代，甬道是迎送官员的礼仪之道，每当有官员往来于霍州署衙，衙役与署衙工作人员们就会站立于甬道两旁，欢迎或者欢送官员们。
在距离仪门十多米的甬道中，还立有一座四柱三间的木牌坊。其正面题额为“天下为公”，背面题额为“清慎勤”。在牌坊的两侧还有两座石碑，两石碑正面为“公生明，廉生威”;背面为“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座木牌坊被称为“戒石亭”，其作用是将官德名言铭刻于石碑，立于甬道之上，让官员们日日观摩，时时警醒。由此而告诫官吏，官德百种，公廉第一。
在中国的古代，人们为什么把公廉看的如此重要？公廉何以成为中国古代官员重要的道德标准呢？
实际上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思想时，就强调“以政为德”，主张从政者应当以道德为基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不仅是古代中国人为人的信条，同时也是那个时代为官者应当具备的人生价值取向。在中国古代社会，官德修养的好坏不仅关系到社情民风的好坏，更关系着国家政权的兴衰存亡。
就像“戒石亭”牌坊正面提额上的“天下为公”，是告诉官员们“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不仅关乎“公众”，更关乎“公正”。
历朝历代的思想家和诗人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为官之德的内涵时，都不约而同的把“公正无私”之德放在了首位。比如《尚书》中有言：“以公灭私，民其允怀”;“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这里的意思是如果执政者持公心灭私欲，以公心除私利，百姓们才能心悦诚服，信赖归顺;执政者处事公正，没有偏向，国家的治理就会井然有序，国家的政令就能畅通无阻，整个国家就能兴旺发达。在《淮南子》中则说：“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这里是说执政者如果能够做到公正无私，哪怕只是说一句话，百姓们也会一致赞成，一起支持，团结一致。宋代诗人陈师道则有诗云：“百年富贵今谁见，一代功名托至公。”意思是说历史上那些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人，今天还有谁记得他们呢？一个时代的功勋和美名，只会给予那些一心为公的人。就连在传统戏曲中，人们也在用“铁面无私”的包拯来阐释“公”的内涵。
在“戒石亭”牌坊的背面写着“清慎勤”三个大字，这也是为官之德。这三个字最早是司马昭训诫长吏之言：“为官长者，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用今天的话来诠释就是：身为官长，当“清”，就是为官要公正严明，清廉如水;当“慎”，就是处事要兢兢业业，谨言慎行;当“勤”，就是为政要忠于职守，勤奋务实。
那么，清、慎、勤，这三者中哪个更重要一些呢？这个问题司马昭与他的部属们也讨论过。他的部属中，有的说，“清固为本”;有的说，“慎乃为大”;有的说“勤者为先”。各种不同的意见出自不同的角度，都有其内在的道理。但实际上这三者是并列的关系，三者都很重要，而且三者相互之间还有其内在的联系，甚至可以相互转化。不“清”者，就不“慎”不“勤”;不“慎”者，也难“清”难“勤”;不“勤”者，同样会导致不“清”不“慎”。“清、慎、勤”三者相互关联、缺一不可，然而若能“修此三者”，则“何患不治乎”！
于是到了明清时期，“清、慎、勤”三字作为皇帝劝诫官员的箴言，在皇帝的亲自倡导之下，被置于署衙之内，戒石亭提额之上。以此来告诫官员们要做到清正廉洁、谨慎处事、勤于政务，只有这样才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在戒石亭兩侧石碑的正面，东侧书“公生明”，西侧为“廉生威”，这六个字被无数人引用，被无数官员列为座右铭，但很少有人了解这六字箴言实际上是到了明代才出现的。在更早的时期戒石碑正面只有“公生明”三个字。
在明代以前并没有“戒石亭”，只有一面“戒石碑”，石碑正面只有“公生明”三字箴言，而碑体立于甬道的正中，让来往的官吏百姓们警醒，后来之所以改为“戒石亭”一方面是为了出入方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自明代起三字箴言变作了六字箴言。
这六字箴言的嬗变与三个人关系极深。一个是战国时期儒家“三圣”之一的荀子，一个是明代以清廉刚正著称的名臣年富，还有一个就是明代初年的霍州学正曹端。
早在战国时期，在距离今天的霍州署衙不足百里的安泽县，出了一位儒家的“后圣”——荀子。这位大思想家对于“公正”有独到的见解。他在其作品《荀子·不苟》中有这样的阐述：“公生明，偏生暗。”这里的意思是公平公正能使人明晓事理，偏听偏信会让人愚昧糊涂。在他的论述中认为，公正使人明智，偏私导致昏聩。明白事理者，就能明察秋毫，处事公平合理，而偏私者则恰恰相反。这句话揭示了“公”与“偏”，“明”与“暗”的辩证关系，对于官德修养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被引申为“公正就政治清明，偏私则政治黑暗”，因此对后世影响极大。在“公生明廉生威”六字官德箴言出现之前，荀子的“公生明”也就成了官衙中戒石碑正面的题词，而这三字也就是六字箴言的源起。 时间到了千年以后的明朝初年，霍州署衙出了一位名人，不是知州大人，而是当地的学正——曹端。这位出身河南渑池的学正大人，虽然步入官场，但却并不热衷于仕途，直到去世都只是九品学正。他一生潜心研究理学并兼任了当地霍山书院的山长，醉心于理学研究工作和教育事业。
在理学方面，他的成就极大，对明代后来的理学发展有很大影响，其学以躬行实践为务，对理学重要命题多有修正、发挥。明代学者陈建所著《通纪》曰：“本朝武功首推刘诚意（即刘伯温），理学肇自曹静修（曹端）。”而《明史·曹端传》中更是称他为“明初理学之冠。”可见其成就之大、评价之高。
在教育方面，曹端自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任职霍山书院山长起，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最出名的有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甲午乡试，学子郭晟、任宣、郭睿李真、成礼、梁弼、杨清、李本等八人同时中举，人称“八鳌”;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丁酉乡试，学子薛熙、李叙、梁惠、田甫、刘胜等五人，同时金榜题名，人称“五桂”;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高彧、张俊、张伦、卫俨等癸卯科同时中举，人称“四俊”……
相对于霍州这个小地方，如此多的学子同时中举，毫无疑问是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成就。这些学生们后来的官职大都比曹端这个山长大得多，但是学生们对这位山长非常恭顺，就连曹端回河南老家丁忧时，学生们也有追随着山长，去庐墓前听讲学的。
不过真正让曹端名扬海内的，是曹端教导学生的一段话。在永乐十二年时，曹端的学生，“八鳌”之一的郭晟科举高中，在他赴西安上任的途中路过霍州，前去看望老师，并向曹端请教为官之道，先生答曰：“其公廉乎？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这段话传扬出去以后，被无数官员奉为圭臬，同时也被无数名臣廉吏无数次的引用，即使到了今天，仍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不过可惜的是这段话稍稍有些长，不论是戒石碑还是戒石亭都很少把这段话刻于石碑之上，而这段话的总结，还要等上几十年才会出现。
在景泰二年时（公元1451年），年富临危受命，出任大同巡抚，管理军政事务。在年富上任一年多前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土木堡之变”，国家损失惨重，大同作为明代边疆也是烽烟四起，屡经丧乱，民生凋敝。年富到任后，一心一意抚慰百姓，上奏皇帝免除了秋赋，停止了百姓们从太原向大同转运粮草的徭役。为了保证边城百姓的安全，修建了大同关小城（今北关），并派兵驻守，他是大同关城建设的创始者。
在安抚百姓、筑城护疆的同时，年富也不断地上奏参劾贪官，武清侯石亨、武安侯郑宏、武进伯朱瑛因侵吞国家钱财被参劾，英国公张懋、参将石彪因欺辱军士、百姓被参劾，山西参政林厚甚至因为年富的参劾而丢官罢职。因为年富的铁腕政策，贪官们在大同都收敛行迹，不敢再鱼肉百姓。
年富为人刚烈正直，为官清廉，秉性清净，遇事敢作敢为，深得百姓们爱戴。但他的行事风格也让贪官们更加怨恨他，为他日后的仕途生涯埋下了隐患。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明英宗复位，民族英雄于谦被杀，年富作为于谦任职河南巡抚时一手提拔的官员，被罢免了官职。石亨等人则因为拥立明英宗复位而升迁了官职。贪官们深恨年富，罗织罪名把他投入了诏狱，并想置他于死地。但是经过调查，根本没有找到任何年富有罪的证据。明英宗怀疑石亨等人是在诬告，于是征询大臣李贤的看法，李贤大赞年富，称其清廉如水，能够兴利除弊。明英宗明白了，此事只是石亨等人对年富的报复而已，于是就把年富放出了监狱。从此，那些地方豪强都收敛了行迹，百姓们则欢呼雀跃。也许是有感于之前的一番牢狱之灾，也许是他为官生涯的感叹，他对曹端的那段话又进行了增减总结：“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吏不敢慢，廉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公生明，廉生威”的六字官德箴言，经过思想家荀子提出原型，教育家曹端加以引申，直到廉吏年富的总结与身体力行，经过上千年的演化与提炼。这句官德箴言作为统治者规诫官吏清廉为政的标尺，成为了官德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看着这些意蕴深厚的官德名言，我若有所悟。继续向前就来到了元代大堂，这座大堂建于元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是整个霍州署衙建筑时间最早的建筑。
站在月台上可以看到整个大堂面阔五间，进深亦五间，前面是北方门斗式的抱厦，后面才是大堂的正殿。大堂的屋顶为歇山顶，与卷棚相连接，造型高大雄伟，古朴典雅，结构也颇为精巧。
入内细瞧，就会发现大堂内部采用的是六椽减柱法营造法，大额梁，内外均是四椽柱，大额明间跨度极长，让大堂内的空间显得宽大明亮。但是在四柱之上，却以极小的阑额相联，其上都托着一整根极大的普柏枋，将中国建筑传统的构材权衡完全颠倒了。更为奇葩的是大堂抱厦上的斗拱随意搁置、乱放，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就像林徽因、梁思成在《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说的：“在霍县县政府的大堂的结构上，我们得见到滑稽绝伦的建筑独例……最荒谬的是这大普柏枋之上，承托斗拱七朵，朵与朵间都是等距离，而没有一朵是放在任何柱头之上，作者竟将斗拱在结构上之原义意，完全忘却，随便位置。”让人哭笑不得。
但就是如此“乱来”的建筑，却从大德八年建成后，历经无数地震，始终屹立不倒，至今已有700余年的历史了，让人不得不感叹古代建筑师的聪明才智，也许他们当年是故意的吗？谁知道呢！
在大堂的前额牌匾上，是明代霍州知州褚相所题的“亲民堂”三字。在这样一个大殿核心位置，亮出“亲民堂”的牌子，既表明了作者要做一个亲民为民好官的心迹，同时也是告诫自己和后来的为官者心中要时时装着百姓，不可忘记。
在大堂内正中书是“正大光明”，左侧牌匾有“克己奉公”，右侧牌匾为“执法如山”，这些都是为官为政的根本要求，即为政要光明正大，严于律己，秉公办事，公正执法，尽职尽责。除此之外在抱厦的明柱上还有一副楹联：“莫谓民可欺，一二事偶不经心，其怨其咨，议腾众口;漫说官易做，千万户于兹托命，以教以养，责在藐躬。”这告诫官员们为政需谨慎认真的楹联，放在如此醒目的地方，足见古代对官员官德的重视。
在大堂的东耳房中除了几尊蜡像，更有意思的是清代御史魏象枢的对联：“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岂可负之。”这拳拳报国爱民之心与戒石碑背面的“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结合起来，就能清晰的看到古代清廉官员们“天人合一”的政治理念和爱民自警的民本思想。
在大堂东西两侧的回廊式六科房中同样有不少楹联，比如吏科门前的楹联是“选官擢吏贤以举;考政核绩廉以衡。”而在二堂有楹联：“为政应公廉，勿尔一私，铸成冤案;做官循律度，看吾百姓，都是良民。”在静怡轩的楹联为：“为政不在多言，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在廉政文化馆中官德楹联就更多了，比如“公正生根撑国厦，清廉执政做良才。”“执法唯平一方化治，爱民若子万户笙歌。”“法合理与情，倘能三字兼收，庶无冤狱;清须勤且慎，莫谓一钱不要，便是好官。”……
这些各式各样的楹联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所体现的无不是一个主题——官德。体现为官者应当具备的责任担当、实事求是、勤政严谨、秉持廉洁、公正无私、爱民如子等等各方面的官德修养。
视野扩展到整个霍州署衙，从刚进入的“古霍名都”牌坊起，到最深处的廉政文化馆止。署衙中各种碑刻、牌匾、楹联乃至文字资料，器物摆放都可以看到官德文化与霍州署衙的渗透融合。
甚至不仅仅是“物”，人也一样。自元代重建署衙大堂后，霍州先后有200多位州、县官员任职。而在这谱系清楚的200多位州县官中大部分都是清官，甚至还出现了李春、程荣、褚相、文寿华、邹均、黄復生、陈钧、祖允昭、李绍祖等为数不少的被史册记载的著名清官。这些为官者们以德范施政，树廉洁品行，没有辱没这座以官德文化著称的霍州署衙，也无愧于自己的内心。
霍州署衙之所以能够和北京故宫、保定直隶总督府、河南内乡县衙并列，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是“古代官衙建筑的经典之作”，更重要的是因为霍州署衙是中国几千年来官德文化的厚重载体，其文化意义早已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直到今天依旧熠熠生辉。
虽然霍州署衙在1996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2014年时又被山西省列为“廉政教育基地”，但在山西这个“国保”数量“数以千计”的文物大省，霍州署衙并不算起眼，而中国各地的古代衙门建筑也并不算少。不需多远，距离霍州署衙百公里之外的平遥古城，就有一座整修精美的县衙。
霍州署衙“何德何能”与大名鼎鼎的故宫并列？何以成为“中国古代衙门建筑的四大代表”之一？还有那句在中华大地流传甚广的名言“公生明，廉生威”与霍州署衙究竟有何关联？这些问题深深的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吸引着我来到了霍州署衙的门前。
霍州署衙始建于隋唐时期，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自建成之日起，霍州署衙就一直作为历朝历代帝王将相们生活、办公的场所，相传这里最早是隋代虎牙郎将宋老生的幕府，后来又成为了唐朝名将尉迟恭的帅府行辕。元代时，皇帝们出游打猎时也曾把霍州署衙作为临时行宫，不过可惜的是原建筑在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的大地震中毁于一旦。次年的大德八年，监州失剌不花、知州李伯渊又迅速在废墟的原址上重修了霍州署衙。后来的明清两代也不断对霍州署衙增补修葺，使署衙的规模继续扩大，日臻完善。到了清代，康熙皇帝曾驻跸于此，就连慈禧太后被八国联军赶出北京的“西狩”途中也在霍州署衙住过一段不短的时间。
不过，霍州署衙最主要的作用还是供地方官员们办公所用。从隋唐到民国，地方官员们一直在此办公，就算是到了解放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霍州的地方政府机构仍然在此办理公务。从这方面来说，霍州署衙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使用年限最长的官衙了。
霍州署衙现存的古建筑大都是元、明、清三代的遗存，其总占地面积达2.1万平方米，有大小房屋180余间，是我国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唯一一座州府级署衙建筑。整座霍州署衙被分为中轴线和东西辅線三大建筑群，其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建筑精巧，无论是位置选择、建筑规模、整体布局还是形制设计，霍州署衙都是古代官衙建筑中的经典之作，具有极高的参观游览和学术研究价值。
就算在北京故宫、河北保定直隶总督署、山西霍州署衙、河南内乡县衙共同构成的中央级、省级、州府级、县级的古代四级官府文化建筑中，霍州署衙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其主体建筑元代大堂比建筑时间第二早的故宫还要早上一百多年。
霍州署衙现存的建筑由南至北主要包括：“古霍名郡”牌坊、谯楼、丹墀、仪门、甬道、戒石亭、东西六科房、大堂、东西耳房、二堂、静怡轩、廉政文化馆等。
站在霍州署衙的正门前，最先看到的就是一座高大的四柱牌坊临街而立，牌坊的正面题额为“古霍名郡”四个大字，口气看上去有些大，但霍州也确实配得上这四个字。如今的霍州虽然貌不惊人，但在古代，霍州却是北上草原、南下中原的交通要冲，也是古代的“兵家必争之地”。作为古代的军事关隘，古代的霍州城曾经驻扎有大量的军队。在中国古代的军事史上，霍州这个地名曾反复的出现过。在大唐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在蒙元南下中原的战争中，各方势力都对霍州城反复争夺，名臣良将在此折戟沉沙甚至阵亡于此的也不在少数。
在牌坊的左侧题额上写着“平理”，右侧题额上写着“保厘”，这两个词是指古代霍州署衙内官员们的权责。“平理”是指署衙的官员们有审理裁断案件的权力，也有维护地方的治安职责;“保厘”是指官员们有收缴税款，征收钱粮的权力，也有保障朝廷税收职责。这两项权责说明官员们的权力很大，但责任也是极重的。
在牌坊的后面是一座巨大的谯楼，这座谯楼东西宽15米，南北长11米，是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由知州荡克宽修建的。在谯楼门洞的正面上方有砖雕题额，镌刻着“拱辰”二字，这两个字最早出自《论语》中的“以政为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为政者能有德范，大家就会像众星围绕“北辰”一样，聚集在你的周围。这里是告诫官员们要修圣贤之德，用高尚的品行感化百姓，只有这样才能“近者悦，远者来，天下归顺。”
穿过谯楼高大的门洞，就来到了一片开阔的小广场。这里被称为“丹墀”，在古代是官员们组织礼仪祭祀以及百姓们“闹社火”的场所。在古代，每到逢年过节，百姓们就会聚集到“丹墀”来“闹社火”，庆祝节日。每到这个时候，平日里庄重威严的官员们也会放下架子，与民同乐，与百姓们交流感情，共庆佳节。不过到了现代，人民有了新的更广阔的广场，相对狭小的“丹墀”就不再承担“闹社火”的职责了，逐渐变成了一个小停车场，让来霍州署衙参观的游客们，不需要在路边与其他车主争夺有限的车位了，这倒也算是物尽其用了。而“丹墀”地面上那些斑驳的青石，似乎也在印证着，这里曾经有过的欢声笑语与红火热闹。
穿过“丹墀”，沿着小广场后面的台阶拾级而上，就来到了官署的第二重门——仪门之前。仪门是霍州署衙的第二重正门，为明代嘉靖年间所建。仪门为四梁八柱，五檩四椽，规模宏伟壮观，而“霍州署”的金字大招牌就悬于仪门上方。
在仪门的东西两侧还有两个便门。为什么明明有正门还要再加两个便门呢？因为在古代，除非是比较重要的事情，仪门并不是经常性开放的，人们平常出入霍州署衙都是走在仪门的东便门，东便门因此也被称为“人门”。西便门则被称为“鬼门”，因为在古代死刑犯们被推出去处死时，就走这个门。这从两门的形制上就能区分出来，东便门的木门上方是一些木栅栏，而西便门的木门上方则是用木板彻底封死的，也许这是迷信的古人，为了防止被处死的死刑犯的鬼魂，前来“骚扰”官衙的一种“办法”吧！ 在仪门的边上还有两座石像分别是尉迟恭和秦琼，两人的姿势与老百姓过年时贴的门神画如出一辙，这就很有意思了，要知道霍州署衙曾经是尉迟恭的帅府行辕，哪里有府邸主人“亲自看门”的道理？
经过查找后我才知道，原来尉迟恭本是军阀刘武周麾下的猛将，曾数次击败唐军，其勇猛敢战的名声让刚刚建立的唐军颇为忌惮。不久之后秦王李世民亲率大军讨伐刘武周，就在现在的霍州一带，使用计谋两次击败尉迟恭，把他打得丢盔弃甲，心服口服。后来刘武周被李世民击败，逃窜至突厥，而不愿追随刘武周的尉迟恭和他的部下就成了孤军。李世民佩服尉迟恭的勇猛，派人入城劝降，尉迟恭也是极其敬佩李世民的军事才能，两者惺惺相惜，于是尉迟恭下定决心投降唐军，而尉迟恭归降唐军的地点就在霍州。
之所以把尉迟恭与秦琼的塑像一起“拉来看门”，也许原因有两个：一是霍州署衙作为执法、审判、行刑的官府机构，确实需要这两人作为“门神”来驱逐鬼魅，镇妖辟邪;二是霍州作为尉迟恭加入唐军的地点，也需要一种纪念的形式吧！
走进仪门，是一条高出周围地面一米的长长的甬道。甬道直接连接仪门与元代大堂。在古代，甬道是迎送官员的礼仪之道，每当有官员往来于霍州署衙，衙役与署衙工作人员们就会站立于甬道两旁，欢迎或者欢送官员们。
在距离仪门十多米的甬道中，还立有一座四柱三间的木牌坊。其正面题额为“天下为公”，背面题额为“清慎勤”。在牌坊的两侧还有两座石碑，两石碑正面为“公生明，廉生威”;背面为“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座木牌坊被称为“戒石亭”，其作用是将官德名言铭刻于石碑，立于甬道之上，让官员们日日观摩，时时警醒。由此而告诫官吏，官德百种，公廉第一。
在中国的古代，人们为什么把公廉看的如此重要？公廉何以成为中国古代官员重要的道德标准呢？
实际上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思想时，就强调“以政为德”，主张从政者应当以道德为基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不仅是古代中国人为人的信条，同时也是那个时代为官者应当具备的人生价值取向。在中国古代社会，官德修养的好坏不仅关系到社情民风的好坏，更关系着国家政权的兴衰存亡。
就像“戒石亭”牌坊正面提额上的“天下为公”，是告诉官员们“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不仅关乎“公众”，更关乎“公正”。
历朝历代的思想家和诗人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为官之德的内涵时，都不约而同的把“公正无私”之德放在了首位。比如《尚书》中有言：“以公灭私，民其允怀”;“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这里的意思是如果执政者持公心灭私欲，以公心除私利，百姓们才能心悦诚服，信赖归顺;执政者处事公正，没有偏向，国家的治理就会井然有序，国家的政令就能畅通无阻，整个国家就能兴旺发达。在《淮南子》中则说：“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这里是说执政者如果能够做到公正无私，哪怕只是说一句话，百姓们也会一致赞成，一起支持，团结一致。宋代诗人陈师道则有诗云：“百年富贵今谁见，一代功名托至公。”意思是说历史上那些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人，今天还有谁记得他们呢？一个时代的功勋和美名，只会给予那些一心为公的人。就连在传统戏曲中，人们也在用“铁面无私”的包拯来阐释“公”的内涵。
在“戒石亭”牌坊的背面写着“清慎勤”三个大字，这也是为官之德。这三个字最早是司马昭训诫长吏之言：“为官长者，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用今天的话来诠释就是：身为官长，当“清”，就是为官要公正严明，清廉如水;当“慎”，就是处事要兢兢业业，谨言慎行;当“勤”，就是为政要忠于职守，勤奋务实。
那么，清、慎、勤，这三者中哪个更重要一些呢？这个问题司马昭与他的部属们也讨论过。他的部属中，有的说，“清固为本”;有的说，“慎乃为大”;有的说“勤者为先”。各种不同的意见出自不同的角度，都有其内在的道理。但实际上这三者是并列的关系，三者都很重要，而且三者相互之间还有其内在的联系，甚至可以相互转化。不“清”者，就不“慎”不“勤”;不“慎”者，也难“清”难“勤”;不“勤”者，同样会导致不“清”不“慎”。“清、慎、勤”三者相互关联、缺一不可，然而若能“修此三者”，则“何患不治乎”！
于是到了明清时期，“清、慎、勤”三字作为皇帝劝诫官员的箴言，在皇帝的亲自倡导之下，被置于署衙之内，戒石亭提额之上。以此来告诫官员们要做到清正廉洁、谨慎处事、勤于政务，只有这样才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在戒石亭兩侧石碑的正面，东侧书“公生明”，西侧为“廉生威”，这六个字被无数人引用，被无数官员列为座右铭，但很少有人了解这六字箴言实际上是到了明代才出现的。在更早的时期戒石碑正面只有“公生明”三个字。
在明代以前并没有“戒石亭”，只有一面“戒石碑”，石碑正面只有“公生明”三字箴言，而碑体立于甬道的正中，让来往的官吏百姓们警醒，后来之所以改为“戒石亭”一方面是为了出入方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自明代起三字箴言变作了六字箴言。
这六字箴言的嬗变与三个人关系极深。一个是战国时期儒家“三圣”之一的荀子，一个是明代以清廉刚正著称的名臣年富，还有一个就是明代初年的霍州学正曹端。
早在战国时期，在距离今天的霍州署衙不足百里的安泽县，出了一位儒家的“后圣”——荀子。这位大思想家对于“公正”有独到的见解。他在其作品《荀子·不苟》中有这样的阐述：“公生明，偏生暗。”这里的意思是公平公正能使人明晓事理，偏听偏信会让人愚昧糊涂。在他的论述中认为，公正使人明智，偏私导致昏聩。明白事理者，就能明察秋毫，处事公平合理，而偏私者则恰恰相反。这句话揭示了“公”与“偏”，“明”与“暗”的辩证关系，对于官德修养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被引申为“公正就政治清明，偏私则政治黑暗”，因此对后世影响极大。在“公生明廉生威”六字官德箴言出现之前，荀子的“公生明”也就成了官衙中戒石碑正面的题词，而这三字也就是六字箴言的源起。 时间到了千年以后的明朝初年，霍州署衙出了一位名人，不是知州大人，而是当地的学正——曹端。这位出身河南渑池的学正大人，虽然步入官场，但却并不热衷于仕途，直到去世都只是九品学正。他一生潜心研究理学并兼任了当地霍山书院的山长，醉心于理学研究工作和教育事业。
在理学方面，他的成就极大，对明代后来的理学发展有很大影响，其学以躬行实践为务，对理学重要命题多有修正、发挥。明代学者陈建所著《通纪》曰：“本朝武功首推刘诚意（即刘伯温），理学肇自曹静修（曹端）。”而《明史·曹端传》中更是称他为“明初理学之冠。”可见其成就之大、评价之高。
在教育方面，曹端自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任职霍山书院山长起，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最出名的有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甲午乡试，学子郭晟、任宣、郭睿李真、成礼、梁弼、杨清、李本等八人同时中举，人称“八鳌”;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丁酉乡试，学子薛熙、李叙、梁惠、田甫、刘胜等五人，同时金榜题名，人称“五桂”;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高彧、张俊、张伦、卫俨等癸卯科同时中举，人称“四俊”……
相对于霍州这个小地方，如此多的学子同时中举，毫无疑问是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成就。这些学生们后来的官职大都比曹端这个山长大得多，但是学生们对这位山长非常恭顺，就连曹端回河南老家丁忧时，学生们也有追随着山长，去庐墓前听讲学的。
不过真正让曹端名扬海内的，是曹端教导学生的一段话。在永乐十二年时，曹端的学生，“八鳌”之一的郭晟科举高中，在他赴西安上任的途中路过霍州，前去看望老师，并向曹端请教为官之道，先生答曰：“其公廉乎？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这段话传扬出去以后，被无数官员奉为圭臬，同时也被无数名臣廉吏无数次的引用，即使到了今天，仍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不过可惜的是这段话稍稍有些长，不论是戒石碑还是戒石亭都很少把这段话刻于石碑之上，而这段话的总结，还要等上几十年才会出现。
在景泰二年时（公元1451年），年富临危受命，出任大同巡抚，管理军政事务。在年富上任一年多前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土木堡之变”，国家损失惨重，大同作为明代边疆也是烽烟四起，屡经丧乱，民生凋敝。年富到任后，一心一意抚慰百姓，上奏皇帝免除了秋赋，停止了百姓们从太原向大同转运粮草的徭役。为了保证边城百姓的安全，修建了大同关小城（今北关），并派兵驻守，他是大同关城建设的创始者。
在安抚百姓、筑城护疆的同时，年富也不断地上奏参劾贪官，武清侯石亨、武安侯郑宏、武进伯朱瑛因侵吞国家钱财被参劾，英国公张懋、参将石彪因欺辱军士、百姓被参劾，山西参政林厚甚至因为年富的参劾而丢官罢职。因为年富的铁腕政策，贪官们在大同都收敛行迹，不敢再鱼肉百姓。
年富为人刚烈正直，为官清廉，秉性清净，遇事敢作敢为，深得百姓们爱戴。但他的行事风格也让贪官们更加怨恨他，为他日后的仕途生涯埋下了隐患。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明英宗复位，民族英雄于谦被杀，年富作为于谦任职河南巡抚时一手提拔的官员，被罢免了官职。石亨等人则因为拥立明英宗复位而升迁了官职。贪官们深恨年富，罗织罪名把他投入了诏狱，并想置他于死地。但是经过调查，根本没有找到任何年富有罪的证据。明英宗怀疑石亨等人是在诬告，于是征询大臣李贤的看法，李贤大赞年富，称其清廉如水，能够兴利除弊。明英宗明白了，此事只是石亨等人对年富的报复而已，于是就把年富放出了监狱。从此，那些地方豪强都收敛了行迹，百姓们则欢呼雀跃。也许是有感于之前的一番牢狱之灾，也许是他为官生涯的感叹，他对曹端的那段话又进行了增减总结：“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吏不敢慢，廉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公生明，廉生威”的六字官德箴言，经过思想家荀子提出原型，教育家曹端加以引申，直到廉吏年富的总结与身体力行，经过上千年的演化与提炼。这句官德箴言作为统治者规诫官吏清廉为政的标尺，成为了官德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看着这些意蕴深厚的官德名言，我若有所悟。继续向前就来到了元代大堂，这座大堂建于元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是整个霍州署衙建筑时间最早的建筑。
站在月台上可以看到整个大堂面阔五间，进深亦五间，前面是北方门斗式的抱厦，后面才是大堂的正殿。大堂的屋顶为歇山顶，与卷棚相连接，造型高大雄伟，古朴典雅，结构也颇为精巧。
入内细瞧，就会发现大堂内部采用的是六椽减柱法营造法，大额梁，内外均是四椽柱，大额明间跨度极长，让大堂内的空间显得宽大明亮。但是在四柱之上，却以极小的阑额相联，其上都托着一整根极大的普柏枋，将中国建筑传统的构材权衡完全颠倒了。更为奇葩的是大堂抱厦上的斗拱随意搁置、乱放，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就像林徽因、梁思成在《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说的：“在霍县县政府的大堂的结构上，我们得见到滑稽绝伦的建筑独例……最荒谬的是这大普柏枋之上，承托斗拱七朵，朵与朵间都是等距离，而没有一朵是放在任何柱头之上，作者竟将斗拱在结构上之原义意，完全忘却，随便位置。”让人哭笑不得。
但就是如此“乱来”的建筑，却从大德八年建成后，历经无数地震，始终屹立不倒，至今已有700余年的历史了，让人不得不感叹古代建筑师的聪明才智，也许他们当年是故意的吗？谁知道呢！
在大堂的前额牌匾上，是明代霍州知州褚相所题的“亲民堂”三字。在这样一个大殿核心位置，亮出“亲民堂”的牌子，既表明了作者要做一个亲民为民好官的心迹，同时也是告诫自己和后来的为官者心中要时时装着百姓，不可忘记。
在大堂内正中书是“正大光明”，左侧牌匾有“克己奉公”，右侧牌匾为“执法如山”，这些都是为官为政的根本要求，即为政要光明正大，严于律己，秉公办事，公正执法，尽职尽责。除此之外在抱厦的明柱上还有一副楹联：“莫谓民可欺，一二事偶不经心，其怨其咨，议腾众口;漫说官易做，千万户于兹托命，以教以养，责在藐躬。”这告诫官员们为政需谨慎认真的楹联，放在如此醒目的地方，足见古代对官员官德的重视。
在大堂的东耳房中除了几尊蜡像，更有意思的是清代御史魏象枢的对联：“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岂可负之。”这拳拳报国爱民之心与戒石碑背面的“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结合起来，就能清晰的看到古代清廉官员们“天人合一”的政治理念和爱民自警的民本思想。
在大堂东西两侧的回廊式六科房中同样有不少楹联，比如吏科门前的楹联是“选官擢吏贤以举;考政核绩廉以衡。”而在二堂有楹联：“为政应公廉，勿尔一私，铸成冤案;做官循律度，看吾百姓，都是良民。”在静怡轩的楹联为：“为政不在多言，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在廉政文化馆中官德楹联就更多了，比如“公正生根撑国厦，清廉执政做良才。”“执法唯平一方化治，爱民若子万户笙歌。”“法合理与情，倘能三字兼收，庶无冤狱;清须勤且慎，莫谓一钱不要，便是好官。”……
这些各式各样的楹联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所体现的无不是一个主题——官德。体现为官者应当具备的责任担当、实事求是、勤政严谨、秉持廉洁、公正无私、爱民如子等等各方面的官德修养。
视野扩展到整个霍州署衙，从刚进入的“古霍名都”牌坊起，到最深处的廉政文化馆止。署衙中各种碑刻、牌匾、楹联乃至文字资料，器物摆放都可以看到官德文化与霍州署衙的渗透融合。
甚至不仅仅是“物”，人也一样。自元代重建署衙大堂后，霍州先后有200多位州、县官员任职。而在这谱系清楚的200多位州县官中大部分都是清官，甚至还出现了李春、程荣、褚相、文寿华、邹均、黄復生、陈钧、祖允昭、李绍祖等为数不少的被史册记载的著名清官。这些为官者们以德范施政，树廉洁品行，没有辱没这座以官德文化著称的霍州署衙，也无愧于自己的内心。
霍州署衙之所以能够和北京故宫、保定直隶总督府、河南内乡县衙并列，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是“古代官衙建筑的经典之作”，更重要的是因为霍州署衙是中国几千年来官德文化的厚重载体，其文化意义早已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直到今天依旧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