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说的是不冒不该冒的险，比如“见小利而忘命”。
　　工作重要还是健康重要？这个问题不是心灵鸡汤问题，而是经济学问题。据统计，我国大城市白领中因为经常加班而处于过劳状态的接近六成，其亚健康的比例高达76%。每个人都知道加班可能损害健康，然而大多数人在工作和健康之间仍然选择了工作优先。
　　工作时间与健康并不是一个确定关系，而是一个概率关系。比如一项历时11年，跟踪考察了七千个英国人的最新研究显示，每天工作11个小时的人患心脏病的可能性比8个小时就下班的人高67%。
　　事实上，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强调工作优先。60%的白领处于过劳状态？中国企业家的过劳比例是90.6%。一项美国的统计说，如果你手下有一两个人，你大概会有9%的可能性为工作而主动错过一次体检；如果你手下有三四个人，这个可能性就会变成30%；而如果你手下有11个人以上，可能性则是41%。越有钱的人，他们的健康就越值钱——所以他们就越有可能用健康换钱？
　　所谓“健康无价”，其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一次出行都冒着交通事故的风险，但我们还是决定冒这个险。所以对待健康和工作的正确态度，不是一味地强调某一端，而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计算。
　　在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里，更高的风险必须给人更高的价格。某些事业会使人完全忽略任何形式的计算，人们为了完成这个事业可以什么都不顾。邓稼先不是不知道核辐射，也不是不知道他的健康对国家的重要性，但他仍然选择自己亲自去查看核弹碎片。橄榄球是一个高风险高利润的运动，美国橄榄球运动员蒂尔曼拥有三年360万美元的合同，但他在“9·11”之后选择了一个更高风险，却更低利润的职业：参军，结果死在了阿富汗。
　　经济学大概解释不了邓稼先和蒂尔曼的行为，而且也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用钱来衡量。但不管算什么，大多数人的大多数工作是做了计算的。有人参加美军去伊拉克服役只不过为了一家人的医疗保险。日本核泄漏事故，前往清理福岛核电站的全部志愿者的年龄都超过60岁。人们把这些志愿者视为英雄，他们的确是英雄，但他们是有理性的英雄。
　　据一个志愿者跟记者说，他们的决定不是出于勇敢，而是出于逻辑：“我今年72岁，大该平均还有13到15年的寿命。而就算被辐射了，也需要至少二三十年才能形成癌症。所以我们这些年长的人得癌症的可能性更小。”
　　所以一个选择了高风险高回报的人在健康出问题以后应该愿赌服输——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很可能还是这样选。真正应该后悔的是因为酒后事故重伤残疾的足球运动员曲乐恒和当时开车的张玉宁这样的人。酒后驾车的回报远远抵不上其风险，作为球星明明应该专门玩大的，却在这种小事上冒险。所谓“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说的是不冒不该冒的险。而正确的态度不是不冒险，而是看值不值得。曹操说袁绍“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大约就是说他不会正确计算自己健康的价值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