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4月26日，银行“打虎队”在“三反运动”结束时合影留念。流星岁月，60年一晃而逝，每当我翻看这张发了黄的照片，就想起当时惊心动魄、震憾心灵的一幕。
　　那年元旦刚过，便接到县委办公室的通知：全体人员务必在下午二时，到中学礼堂听三反运动动员报告。进了会场，武警戒备，气氛森严，大家心里顿时一震。会上没有人做动员，我也没有听报告，只是从头到尾看了县直机关经营商店的会计因贪污公款被逮捕法办的全过程。看完回到单位，我被选为“三反”委员和“打虎队”队长。
　　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和“打虎队”的内查外调，我们惊奇地发现：行里的私营商业贷款集中在一个名叫和兴昌绸布庄的户头上，从而暴露了行长吉锃夫收受贿赂一案。《山西日报》以《国家银行变成私人钱庄》为题，报道了这一重大案情。
　　吉锃夫被关进监牢，他舅舅得知后，连忙赶着毛驴，给他家里送来了小米、莜麦面和山药蛋。
　　吉锃夫被逮捕，他的行长职务也随之被撤销。榆次中心支行任命原副行长麻承斯接任行长职务。
　　老麻接到任命，翻来覆去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一大早，他骑着自行车跑了90里路，到了榆次，找到中心支行的领导，提出自己已年近50，文化水平又低，担心不胜任新职务，影响了工作。他建议由业务股长姚金劳接任行长职务。中心支行的领导经过反复研究，采纳了麻承斯同志的意见。
　　这件事在银行系统引起强烈反响。
　　在榆次银行系统，最知道吉锃夫底细的人，就数老麻同志了。老吉和老麻的家，都在吕梁山区的抗日根据地；他俩又都是上世纪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同志的老部下；俩人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有过一段辉煌的经历。老麻曾经是边区的劳动模范，出席过陕甘宁晋绥边区的劳模代表大会；老吉曾在李立功的直接领导下，单线联系，潜伏到日军占领的县城，搞地下情报工作，以日伪维持会办事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完成搜集敌情的任务。
　　一次，他把情报交给了地下交通员，由交通员带到吕梁根据地，把情报交给李立功同志。从县城到吕梁山根据地，必须经过文水县开栅镇这道关卡。交通员过关卡时，身上藏带的情报被日本军警搜查出来，交通员经受不住严刑拷打，把吉锃夫招了出来。日本兵马上用汽车把老吉带到汾阳日军司令部。老吉刚被带下车，趁还没被关押的空隙，看到司令部大院停着一辆自行车，他骑上自行车就跑，逃出虎口，回到了根据地。
　　一失足成千古恨。老麻看见老吉吃了糖衣炮弹的亏，痛心地说：“老吉这个人，进了城，没了主心骨，被不法商人拉下了水，犯了法。可是老婆孩子是无辜的。”当时老麻的工资额，每月只有290斤小米。他把平时省吃俭用积蓄下来的钱，交给了吉锃夫的妻子。行里的同志们都尽了心，尽了力，使老吉一家老小度过了难关。
　　吉锃夫在监狱里得知了家里的情况，感动得痛哭流涕。他彻底交代了自己的问题，揭发了不法商人的罪行，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
　　吉锃夫被提前释放后，榆次中心支行还临时把他安排到了中心支行研究室。
　　1956年8月，我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到了北京，和老吉人分两地，相距千里；但我俩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前人之事，后人之师。“三反运动”改变了吉锃夫的人生命运，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也使我终生受益，永世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