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宴最后一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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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六十多年前从上海震旦大学毕业后,多年来从事外事工作,在陪外宾去高级餐馆吃饭时,他总爱溜到厨房里,去看厨师炒菜,然后回到父母家露一手。在缺油少肉的日子里,他怎么能像大厨师那样用油、用肉?可是,他真有办法。
  只见他一大清早就把一张菜单贴在厨房门口———冷盘,热炒,甜食。然后才开始切肉丝、肉片、肉丁,剩下的边边角角他都剁成肉糜。待到油热了,整个公寓都充满着葱香。那些本不上台面的素菜,都组成了盘中五颜六色的图案,而那焦黄的肉丁、肉絲、肉片便成了作为装饰的星星点点。
  在买不到鱼的日子里,大哥的菜单上也会有“烩鱼丸”。他用奶粉拌上土豆粉,再从作料小瓶子里东舀一勺,西拈一撮,一会儿,他的一个个假鱼丸就下锅了。等它们再出现在饭桌上时,已俨然是一个个卧在番茄、菠菜上的白玉丸子。有时见他又煮土豆,又切胡萝卜,旁边几个小碗里还泡着不知从哪里抓来的几种干菜,可等菜做好时,他则大声宣布他上的菜是“螃蟹糊”。我们也尽力配合,用力想象,发现这道菜无论是看着还是吃着,都像是用螃蟹肉做成的。
  不管有没有月饼,中秋节家宴上总有甜食,十之八九便是“炸羊尾”,那是大哥用砧板上剩下的最后一块肥肉做成的。他先将肥肉切成薄片,中间包上豆沙,再放在鸡蛋面糊里滚一下,然后在油锅中炸,再裹上糖稀,等到糖稀结晶上桌时,这道甜食就像一件晶莹发光的艺术品。我一口咬开它的脆皮,里面的豆沙就化在嘴里了,店里卖的月饼哪比得上大哥自制的“炸羊尾”!
  等到每个人都吃饱了,大哥便会从厨房里出来,满脸流着汗,腰上围着的褪色蓝围裙已是油迹斑斑。带着惯有的憨笑,他会一本正经地宣布:“三分钟后上最后一道菜,叫……”说的菜名总是带着外国味,特别是我们听不懂的法国菜,要不就是吃饱后想想也不舒服的走油肉、红烧蹄髈。听罢,我们都抗议:“不要了!不要了!”“你为什么不早点上?”“我们都吃不下了!”
  而大哥,他就会叹气,显得更憨厚,好像为我们感到惋惜。突然,我们都会大笑,意识到他其实也没有什么菜可上了。他的这个伎俩,多年来我们都领教过了,可他年年都要重复表演一番,我们也是年年会随之大笑一场。这撞击在空盘空碗上的笑声,成了大哥为我们上的最后一道菜。一年又一年,它伴随着我们度过了新年、春节、清明、端午,还有家家团圆的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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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做新菜可以看菜谱或请教行家里手,也可以不拘一格,根据自家的经验,灵活变通,自创新菜。  比如,有的菜谱上介绍“醋熘肉片”,用酱油、醋、黄酒、淀粉、盐、葱、姜、蒜末,勾成芡汁炒羊肉片,特点是不放糖,突出醋与葱姜蒜反应的香味。如果不吃羊肉,用猪肉片代替,效果也很好。用来烹鱼也可以。  苏伯汤,一般用牛肉、西红柿、洋白菜、芹菜做。但没有牛肉,用猪肉也可以。  一些南方人常喜欢把鱼泡在酱油、葱、姜、料酒
我吃过不少忆苦餐。  1970年年底,长沙飘起雨夹雪,小北风一吹,湿冷砭骨。  我们车间是在那天吃忆苦餐的。全厂四个车间,我们后面是卷烟车间、包装车间,此外还有维修车间。厂子人多,每个车间轮着吃。一到下午4点钟,车间指导员就拉下总电闸。各式机器———蒸烤机、抽梗机、切丝机、磨刀机……霎时停歇下来,有一阵寂静得耳膜发胀。灰尘迷蒙的车间上空,扯起了一条十分鲜艳的横幅:“忆苦思甜大会”。两边各是一条联语
1965年夏,我高中毕业,高考后回到家乡,成为生产队中的一名新兵。8月18日,我和往常一样,早早地到田里劳动了。约11时,弟弟跑来,说是学校来人了,叫我马上回家。我和弟弟一路小跑,到家时老师正在家门口等我,见面就说:“世焯,恭喜你,我给你送入学通知书来了!”我急忙接过通知书,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中央财政金融学校新生入学通知书”的字眼马上跃入眼帘,我考上了!那一刻,我的心几乎蹦出来了。我沉醉于欢乐
62年前我参加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在长津湖战役中获得二等功奖状。奖状为纸质,长27厘米,宽19.5厘米,发证单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7军司令部、政治部,发证时间为1951年7月15日。  这次立功纯属偶然。 1950年11月28日,志愿军27军所属三个师在朝鲜长津湖参加围歼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第七师的第二次战役。敌军被我军分割包围在新兴里、下碣隅里、柳潭里等战略要点。在我军强大攻势下,坚守新兴里
人生在世,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可是,生不逢时,青年时代我一直在“打饥荒”。  1959年春,生产队的粮食基本都上缴国家了,公共食堂还勉强撑着。吃什么呢?主要吃红薯和胡萝卜,用极少的麦面勾一下芡,根本闻不到面的香味。  我在枣阳二中读书,刮饭桶是丢人的事,却又不得不偶尔干一下。刮一个饭桶,可以装满一碗,一路走一路喝。因为刮饭桶颇费时间,必须抢在课前三分钟喝光碗里的凉粥。这是个黄金时间,因为同学们这时已
我插队在一公社茶场。这里有一百多号知青、一百多号本地农民,分三个工区六个队,负责近六千亩茶园和少许稻田。在地上劳动的时候,尤其聚在樹下或坡下工休的时候,聊天就是解闷的主要方法。农民把讲故事称为“讲白话”,一旦喝过了茶,点燃了旱烟,就会叫嚷:来点白话吧,来点白话吧。  像农民一样,知青中有些故事大王,相当于口头图书馆。邻近的某公社就有这么一位。据那里的知青说,此人头有点歪,外号“六点过五分”,平时特
这是上世纪50年代,28岁男青年写给23岁女青年的信。他在朝鲜,一个志愿军小军官;她在浙江某小城,一个小学女教员。1957年7月至1958年8月,历时一年,共50封信,15万余字,从第一封刚被人介绍认识开始,到第五十封确定关系为止。  当它们呈现于我面前时,我非常惊诧。  惊诧之一,初三的语文水平是如此之高,每封信都长达两三千字,格式规范,叙述流畅,字迹清秀,通篇无错别字。虽纸张劣质,年代久远,蝇
1968年冬天,正是“三忠于四无限”开展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在大巴山下一所农村中学教书,知道一些当地农村开展这项运动的真实情况。  有一个公社召开干部会议部署“三忠于四无限”运动,主要内容一是表忠心,把“忠”字贴到每家每户,造成全公社一片红;二是学习和演练请示仪式,要把这一仪式贯彻到社员每天出工前、收工后和三顿饭前。参加会议的社队干部们都明白,把“忠”字贴到各家门上没问题,但是要把饭前请示推广到分
马里留学生苏恩卡里1976年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了一年汉语后,次年进入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1979年夏季,该校部分中外学生发生冲突。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作为市政府外办工作人员,我同一些外国留学生有过多次接触,苏恩卡里便是其中之一。起初他情绪十分对立,经过反复沟通,逐步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信任,慢慢便“化敌为友”,最后如他所说,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加兄弟”。  1981年7月的一天,我
我在知青点干的最“惊世骇俗”的一件事,是私宰耕牛。  那时候肚子里油水少,汉族知青集体户能高价买到肉,我们回族知青很难买到牛羊肉。有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轮流做饭的那个同学跑来了———我们轮班留守一个人给大伙做饭,我是宁可下地干活也不愿意在家做饭的。轮到我了,我让给别人,我替他上工。他一脸紧张地说:“户长,咱那院里来了一头半大牛。”  我说:“是吗,是咱们屯子的吗?”  “没见过这头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