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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带一路”沿线上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面临诸多挑战，无论是文化政策的宣传、文化安全的维护，还是文化系统的整合，都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介入其中加以规范。在当今“一带一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传播手段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需要我们逐步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不断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加快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发掘借鉴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中华文化传播的播种机、风向标和压舱石。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思想政治教育
DOI：10.15938/j.cnki.iper.2019.02.027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9）02-0131-05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支持沿线国家地方、民间挖掘‘一带一路’历史文化遗产，联合举办专项投资、贸易、文化交流活动”[1]。由此可见，早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初，它就已经承载了文化传播的使命。2016年12月，文化部在此基础上制定《“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提出“构建文化交融的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点明了文化传播至关重要的地位。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从思想政治教育角度强调，“要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主动宣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汇聚更多力量“完善国际传播工作格局”[2]。这就为“一带一路”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华文化传播中的价值定位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国应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案和视角。
一、“一带一路”沿线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思想政治教育
放眼世界，跨大西洋体制越來越暴露出它的不足。经济危机、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等阴影笼罩着世界，寻求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的普遍共识。美国学者策普·拉鲁什认为，取代这种摇摇欲坠的跨大西洋体制的条件已初步形成，而“朝着建立这一新经济秩序迈出”“第一步”[3]的则是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倡议伴随着世界秩序的调整所引发的是人类整体价值观的重构，即按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建立秩序最有利于人类的未来？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更有助于人类的共同发展？很显然这些都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带一路”沿线中华文化传播中具有维护中国文化传播安全、正确传递中国文化政策理念、协调融通国家间文化体系的对话机制等重要价值。
1.“一带一路”文化安全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介入
荀子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辱者……常制于人。”（《荀子·荣辱》）“一带一路”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固然重要，但阐明与中国合作共赢的“大义”同样重要。“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安全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就会变得非常敏感，同时也备受各方关注。在基本政治理念和文化的传播中，不进行意识形态扩张，并不意味着放弃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更不意味着不顾国家安全底线毫无防备地接受一切。很多人只看到了中国可能给别国带来的文化冲击，却忽视了中国自身的文化安全。事实上，这种风险双向共担。从个体的文化活动角度来看，对外文化交流常常因偶然触及政治问题而成为敏感话题，如何应对这种情况的发生呢？这就需要我们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对文化交流人员的专项培训，这样才能在复杂环境中提高其应对能力。同时，对涉及国家安全底线和意识形态安全的事务，要具备一定的政治“嗅觉”和甄别能力，积极预防和妥善化解文化危机。从社会组织机构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属于深层文化交流，对中资组织机构而言，爱国主义教育、爱社会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独立自主精神教育以及互通共荣等教育，可以有效防止境外敌对势力变相操控我国驻外文化机构。从我国整体的文化传播安全来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我国成立了各种类型的文化企业、文化组织、文化教育机构等。这些机构若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拥有较高的政治意识和觉悟，保证国家文化安全，均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参与管理。
2.“一带一路”文化理念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介入
当前，文化已成为开启中国企业开展海外合作的钥匙，因此，企业发展必须与文化同行。
自习近平总书记执政以来，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提出了一系列新政策、新理论、新布局，并突出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所取得的一些重大成就，这些与“一带一路”文化理念都需要找到正确的“出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理论宣传功能和消解疑虑功能，在“一带一路”中不可或缺，是文化传播的核心和灵魂所在。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体现国家意志。在对外文化传播中，驻外文化机构和交流中心的宣传活动是否符合中国的合作共赢等国家意志，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参与评估。其次，权威解读“一带一路”理念和政策，改变目前众说纷纭、甚至将“一带一路”解读为文化扩张等影响国家间友好往来的片面解读、过度解读和误读的局面，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来支撑。再次，对中华文化进行客观而全面的阐释，也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来把握。黑格尔曾这样评价过去的中国：“这里没有自由的、理想的和精神的王国。”[4]他只看到了儒家的伦理纲常，却没有看到道家文化中自由的个体精神，更不理解庄子的逍遥境界——很显然中国被曲解了。因此在对外宣传中，思想政治教育者应积极回应世界关切，这有利于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最后，“一带一路”沿线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承载着国家命运和人类命运的重任。中华文化交流要有“文魂”（文化灵魂），不是简单停留于琴棋书画等表面形式，而是要将中国的亲、诚、惠、容以及“五通”等理念传播出去，为国家和全人类的共同发展服务。在“一带一路”的背后，中国的逻辑思维和价值尺度是阴阳共生、彼此融通、相互转化而又统一的螺旋式上升的人类发展方式。这显然优于以往“一山不容二虎”的“修昔底德陷阱”式的单线思维发展方式，也优于局部利益凌驾于整体利益的“三个世界”人类发展方式。 3.“一带一路”文化交流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介入
首先，中华文化的“自身整合”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中华文化尽管历史悠久，但在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后还不够成熟。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中华传统文化则需要现代化。它们与当代中国的国情、与时代元素和与现代科技等的融合都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再加上面临一些外来文化和社会思潮的冲击，便使得中华文化本身成为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如何将中华文化协调有序地推向世界？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这枚“定海神针”发挥文化的“整合功能”。[5]其次，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的良性互通、互动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介入。古语有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贲》）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内容丰富，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海外华人文化以及其他留有中国印迹的多元文化等。如何协调、融通中华文化与沿线国家文化，建立文化对话渠道和机制，使之形成互融互通的“交叉线”而不是相逢不相识的“平行线”？回应这个难题，也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介入。最后，域内思想政治教育是域外文化整合的参考尺度。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必然有一个整合的过程——相互参验、共同提升，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一个参考的标准和尺度，而思想政治教育责无旁贷。这个尺度其本身具有很大的弹性，不能完全照搬中国国内的“标准尺度”，就国际范围讲这个尺度只是基于“标准尺度”之上的“参考尺度”。之所以出现国内外价值尺度上的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对他国文化自主选择权的尊重。“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尺度，不是某些国家推行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所谓“普世价值”尺度。这个尺度应是站在全人类利益的高度上，是为人类文明发展以及世界和平服务的尺度，是站在共同繁荣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上的尺度。总之，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中既具有工具功能，又具有一定的价值功能;既是播种机，又是风向标;既是舵手，又是压舱石。
二、“一带一路”中华文化传播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问题多而复杂，如世界观、价值观冲突、文化风俗冲突、法律意识冲突等，其中在“一带一路”范围内比较突出的問题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一部分人对“一带一路”文化理念和政策解读不够准确
中国针对世界各国进行的“一带一路”宣传多数信息比较准确，赢得了一些国家认可和支持，但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不和谐音符。例如国内有些人将其解读为中国领导世界的战略，即“中国版的再平衡战略”[6];有些人将其解读为“新马歇尔计划”，提出“用新马歇尔计划带动全球经济走出困境”[7];还有些人将其解读为扶贫战略、淘汰落后产能等等。这样的解读和宣传显然不够合理，加上历史上的因素和个别别有用心者煽风点火，一些国家就可能杯弓蛇影，从而对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心生芥蒂。诸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8]等论调轮番登场。这些歪曲言论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利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亟须纠偏以正视听。同时，还要提高、加强文化传播主体的政治意识和舆论导向，积极维护国家良好国际形象。
2.“一带一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抵御“三股势力”文化侵袭的艰巨任务
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的同时，也面临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等所引发的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就是有的国家内部冲突不断、暴恐袭击事件时有发生，甚至战乱频发，而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是文化冲突，当然也包括政治、宗教等其他方面的因素。“三股势力”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民族分裂势力主要是苏联解体后的“帝国后遗症”[9]，恐怖主义主要是霸权主义催生的暴力势力[10]，宗教极端势力主要是对伊斯兰教义的不完整解读和对政治权力的极端渴望等所致[11]。“三股势力”合流并针对我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民进行广泛的文化洗脑和渗透[12]，严重影响了地区安全与稳定。如果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不加以警惕和遏制，不仅会对我国的文化安全带来不利影响，也将会对文化交流合作项目甚至是国家关系造成不利影响。而这些问题不是每项具体工作细节都能简单凭借武力加以解决，在某些情况下，思想沟通、政治对话等和平手段反而更加适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具有合作的共同基础。
3.现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尚不足以支撑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随着时空和环境的变化，若要促进“一带一路”沿线中华文化传播，必须转变思想政治教育职能。从文化的国际传播视野对思想政治教育加以重新定位，将研究的关注点从“引进来”转向“走出去”。目光从关注自身，转向关注外界，旨在为域外的中华文化传播服务。譬如，在目的上，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健康有序的文化交流，减少乃至消除沿线国家疑虑，实现中国和各国共同发展，“构建文化交融的命运共同体”;在方法上，不刻意强调意识形态，着眼相互尊重;在内容上，应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范畴，并以“丝路精神”作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主打品牌。同时，还要积极依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以便为“一带一路”文化传播提供理论指导。
三、“一带一路”沿线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径和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和关于中华文化传播的许多论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从思想政治教育角度审视和借鉴各种宣传教育方式方法，有利于拓展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路径，也有助于应对文化传播中出现的政策不清、意识形态敏感性、理论匮乏等问题。
1.通过外宣提升“一带一路”理念透明度，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注入新的灵魂
首先是教育途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3] ，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和教师都是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进入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多数可以直接通过教育培训来学习中国文化。其次是重要的国际会议和国际文化盛会，可直接公开中国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再次是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交往可通过举办世界社会主义大会，举办社会主义成果展、学术成果交流活动等，借以传播中国民风民俗和价值观念。最后是受邀的中国专家、学者、政要人物等赴国外举办讲座或发表讲话，可以宣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事上述活动的这些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往往需要具备一定的危机化解能力、外交能力和与异国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的协调能力，在涉及政治性问题、国家关系等文化冲突中发挥咨询、沟通、协调等作用。同时，他们也可负责培训文化传播主体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其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看齐意识，使之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较高的文化决策力。 2.强化组织管理增进“一带一路”政策认可度，推动海外中华文化传播事业大发展
首先，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管理之中。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14]同样，在对外文化传播中，我们需要把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交流中心和其他跨国文化组织机构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中来。其次，还需要设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思想政治教育专门机构。由该机构负责为我国驻外文化机构进行国别文化、社会热点、利益关切、民风民俗、宗教禁忌等方面的系统培训，行使防范文化风险、化解文化危机、补救文化过失、协调文化关系、反馈冲突信息等职能。
3.显隐双措并举增强“一带一路”宣传工作灵活度，丰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方式
众所周知，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没有专门的学科，而是隐于多学科教育之中。因此，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外没有对接的学科载体，直观上来讲出现了文化空缺。鬼谷子云：“用之有道，其道必隐”（《鬼谷子·摩》），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带一路”沿线特别是关系敏感的国家进行文化传播时，应主要采用隐性方式。古人云：“始如处女，后如脱兔。”（《孙子兵法·九地》）可通过一系列的隐性教育活动取得一定信任和效果后，再进一步提高文化交流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有助于催生出一个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协同运用显性方法与隐性方法，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运用到文化传播中去。需要注意的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传播中华文化时，要把握好度，做到传而不过、传而不硬，在平等中润物无声、在尊重中互信互利、在发展中休戚与共。
4.坚定立场增强“一带一路”与思想政治教育契合度，完善中华文化传播理论
“一带一路”建设应有利于中华民族，有利于全人类，这是基本的政治立场。身为世界民族中的普通一员，我们自然以中华民族文化立场为文化建设依托。而且，海外文化传播主体必须具有一定的思想政治素质，具备堅定的文化立场，避免受到“三股势力”的不利影响。“一带一路”沿线特别是中亚地区是“三股势力”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而思想文化阵地无疑是“三股势力”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文化传播者要注意传播正能量，准确地解读文化政策。在涉及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等意识形态问题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弘扬以和为贵、信仰自由、合作共赢等文化精神，为世界相关问题的处理提供中国方案和智慧。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既要“化他”，更要“化己”。注意国别文化及其比较研究，以形成文化传播的国别方法体系，构建更加完善的中华文化传播理论体系，无疑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应有的任务之一。特别是其中涉及到的文化自信问题、意识形态安全、“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实践”[15]异化等问题都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方法与价值引导。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理论体系，增强“一带一路”与思想政治教育契合度，显然有利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总之，在当前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风声水起之时，“一带一路”建设紧锣密鼓之际，我国宜未雨绸缪，发挥中国特有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打造“文化命运共同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修身进业，大力提升自身的国际文化交流水平，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以文化人、以文育人”[16];企业、社会团体和文化机构等也应明确各项文化活动、经济交流、科技往来中所应坚持的政治方向，为“一带一路”沿线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披荆斩棘，为中国和世界的共同繁荣“吹尽狂沙”。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我们坚信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参与和助力下，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必将掀开崭新的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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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2018-8-23）[2019-3-14].http：//military.cnr.cn/zgjq/gcdt/20180823/t20180823_524339916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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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庞达]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思想政治教育
DOI：10.15938/j.cnki.iper.2019.0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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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支持沿线国家地方、民间挖掘‘一带一路’历史文化遗产，联合举办专项投资、贸易、文化交流活动”[1]。由此可见，早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初，它就已经承载了文化传播的使命。2016年12月，文化部在此基础上制定《“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提出“构建文化交融的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点明了文化传播至关重要的地位。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从思想政治教育角度强调，“要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主动宣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汇聚更多力量“完善国际传播工作格局”[2]。这就为“一带一路”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华文化传播中的价值定位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国应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案和视角。
一、“一带一路”沿线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思想政治教育
放眼世界，跨大西洋体制越來越暴露出它的不足。经济危机、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等阴影笼罩着世界，寻求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的普遍共识。美国学者策普·拉鲁什认为，取代这种摇摇欲坠的跨大西洋体制的条件已初步形成，而“朝着建立这一新经济秩序迈出”“第一步”[3]的则是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倡议伴随着世界秩序的调整所引发的是人类整体价值观的重构，即按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建立秩序最有利于人类的未来？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更有助于人类的共同发展？很显然这些都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带一路”沿线中华文化传播中具有维护中国文化传播安全、正确传递中国文化政策理念、协调融通国家间文化体系的对话机制等重要价值。
1.“一带一路”文化安全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介入
荀子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辱者……常制于人。”（《荀子·荣辱》）“一带一路”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固然重要，但阐明与中国合作共赢的“大义”同样重要。“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安全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就会变得非常敏感，同时也备受各方关注。在基本政治理念和文化的传播中，不进行意识形态扩张，并不意味着放弃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更不意味着不顾国家安全底线毫无防备地接受一切。很多人只看到了中国可能给别国带来的文化冲击，却忽视了中国自身的文化安全。事实上，这种风险双向共担。从个体的文化活动角度来看，对外文化交流常常因偶然触及政治问题而成为敏感话题，如何应对这种情况的发生呢？这就需要我们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对文化交流人员的专项培训，这样才能在复杂环境中提高其应对能力。同时，对涉及国家安全底线和意识形态安全的事务，要具备一定的政治“嗅觉”和甄别能力，积极预防和妥善化解文化危机。从社会组织机构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属于深层文化交流，对中资组织机构而言，爱国主义教育、爱社会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独立自主精神教育以及互通共荣等教育，可以有效防止境外敌对势力变相操控我国驻外文化机构。从我国整体的文化传播安全来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我国成立了各种类型的文化企业、文化组织、文化教育机构等。这些机构若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拥有较高的政治意识和觉悟，保证国家文化安全，均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参与管理。
2.“一带一路”文化理念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介入
当前，文化已成为开启中国企业开展海外合作的钥匙，因此，企业发展必须与文化同行。
自习近平总书记执政以来，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提出了一系列新政策、新理论、新布局，并突出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所取得的一些重大成就，这些与“一带一路”文化理念都需要找到正确的“出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理论宣传功能和消解疑虑功能，在“一带一路”中不可或缺，是文化传播的核心和灵魂所在。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体现国家意志。在对外文化传播中，驻外文化机构和交流中心的宣传活动是否符合中国的合作共赢等国家意志，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参与评估。其次，权威解读“一带一路”理念和政策，改变目前众说纷纭、甚至将“一带一路”解读为文化扩张等影响国家间友好往来的片面解读、过度解读和误读的局面，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来支撑。再次，对中华文化进行客观而全面的阐释，也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来把握。黑格尔曾这样评价过去的中国：“这里没有自由的、理想的和精神的王国。”[4]他只看到了儒家的伦理纲常，却没有看到道家文化中自由的个体精神，更不理解庄子的逍遥境界——很显然中国被曲解了。因此在对外宣传中，思想政治教育者应积极回应世界关切，这有利于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最后，“一带一路”沿线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承载着国家命运和人类命运的重任。中华文化交流要有“文魂”（文化灵魂），不是简单停留于琴棋书画等表面形式，而是要将中国的亲、诚、惠、容以及“五通”等理念传播出去，为国家和全人类的共同发展服务。在“一带一路”的背后，中国的逻辑思维和价值尺度是阴阳共生、彼此融通、相互转化而又统一的螺旋式上升的人类发展方式。这显然优于以往“一山不容二虎”的“修昔底德陷阱”式的单线思维发展方式，也优于局部利益凌驾于整体利益的“三个世界”人类发展方式。 3.“一带一路”文化交流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介入
首先，中华文化的“自身整合”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中华文化尽管历史悠久，但在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后还不够成熟。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中华传统文化则需要现代化。它们与当代中国的国情、与时代元素和与现代科技等的融合都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再加上面临一些外来文化和社会思潮的冲击，便使得中华文化本身成为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如何将中华文化协调有序地推向世界？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这枚“定海神针”发挥文化的“整合功能”。[5]其次，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的良性互通、互动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介入。古语有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贲》）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内容丰富，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海外华人文化以及其他留有中国印迹的多元文化等。如何协调、融通中华文化与沿线国家文化，建立文化对话渠道和机制，使之形成互融互通的“交叉线”而不是相逢不相识的“平行线”？回应这个难题，也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介入。最后，域内思想政治教育是域外文化整合的参考尺度。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必然有一个整合的过程——相互参验、共同提升，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一个参考的标准和尺度，而思想政治教育责无旁贷。这个尺度其本身具有很大的弹性，不能完全照搬中国国内的“标准尺度”，就国际范围讲这个尺度只是基于“标准尺度”之上的“参考尺度”。之所以出现国内外价值尺度上的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对他国文化自主选择权的尊重。“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尺度，不是某些国家推行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所谓“普世价值”尺度。这个尺度应是站在全人类利益的高度上，是为人类文明发展以及世界和平服务的尺度，是站在共同繁荣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上的尺度。总之，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中既具有工具功能，又具有一定的价值功能;既是播种机，又是风向标;既是舵手，又是压舱石。
二、“一带一路”中华文化传播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问题多而复杂，如世界观、价值观冲突、文化风俗冲突、法律意识冲突等，其中在“一带一路”范围内比较突出的問题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一部分人对“一带一路”文化理念和政策解读不够准确
中国针对世界各国进行的“一带一路”宣传多数信息比较准确，赢得了一些国家认可和支持，但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不和谐音符。例如国内有些人将其解读为中国领导世界的战略，即“中国版的再平衡战略”[6];有些人将其解读为“新马歇尔计划”，提出“用新马歇尔计划带动全球经济走出困境”[7];还有些人将其解读为扶贫战略、淘汰落后产能等等。这样的解读和宣传显然不够合理，加上历史上的因素和个别别有用心者煽风点火，一些国家就可能杯弓蛇影，从而对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心生芥蒂。诸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8]等论调轮番登场。这些歪曲言论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利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亟须纠偏以正视听。同时，还要提高、加强文化传播主体的政治意识和舆论导向，积极维护国家良好国际形象。
2.“一带一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抵御“三股势力”文化侵袭的艰巨任务
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的同时，也面临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等所引发的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就是有的国家内部冲突不断、暴恐袭击事件时有发生，甚至战乱频发，而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是文化冲突，当然也包括政治、宗教等其他方面的因素。“三股势力”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民族分裂势力主要是苏联解体后的“帝国后遗症”[9]，恐怖主义主要是霸权主义催生的暴力势力[10]，宗教极端势力主要是对伊斯兰教义的不完整解读和对政治权力的极端渴望等所致[11]。“三股势力”合流并针对我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民进行广泛的文化洗脑和渗透[12]，严重影响了地区安全与稳定。如果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不加以警惕和遏制，不仅会对我国的文化安全带来不利影响，也将会对文化交流合作项目甚至是国家关系造成不利影响。而这些问题不是每项具体工作细节都能简单凭借武力加以解决，在某些情况下，思想沟通、政治对话等和平手段反而更加适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具有合作的共同基础。
3.现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尚不足以支撑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随着时空和环境的变化，若要促进“一带一路”沿线中华文化传播，必须转变思想政治教育职能。从文化的国际传播视野对思想政治教育加以重新定位，将研究的关注点从“引进来”转向“走出去”。目光从关注自身，转向关注外界，旨在为域外的中华文化传播服务。譬如，在目的上，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健康有序的文化交流，减少乃至消除沿线国家疑虑，实现中国和各国共同发展，“构建文化交融的命运共同体”;在方法上，不刻意强调意识形态，着眼相互尊重;在内容上，应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范畴，并以“丝路精神”作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主打品牌。同时，还要积极依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以便为“一带一路”文化传播提供理论指导。
三、“一带一路”沿线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径和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和关于中华文化传播的许多论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从思想政治教育角度审视和借鉴各种宣传教育方式方法，有利于拓展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路径，也有助于应对文化传播中出现的政策不清、意识形态敏感性、理论匮乏等问题。
1.通过外宣提升“一带一路”理念透明度，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注入新的灵魂
首先是教育途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3] ，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和教师都是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进入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多数可以直接通过教育培训来学习中国文化。其次是重要的国际会议和国际文化盛会，可直接公开中国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再次是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交往可通过举办世界社会主义大会，举办社会主义成果展、学术成果交流活动等，借以传播中国民风民俗和价值观念。最后是受邀的中国专家、学者、政要人物等赴国外举办讲座或发表讲话，可以宣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事上述活动的这些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往往需要具备一定的危机化解能力、外交能力和与异国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的协调能力，在涉及政治性问题、国家关系等文化冲突中发挥咨询、沟通、协调等作用。同时，他们也可负责培训文化传播主体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其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看齐意识，使之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较高的文化决策力。 2.强化组织管理增进“一带一路”政策认可度，推动海外中华文化传播事业大发展
首先，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管理之中。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14]同样，在对外文化传播中，我们需要把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交流中心和其他跨国文化组织机构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中来。其次，还需要设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思想政治教育专门机构。由该机构负责为我国驻外文化机构进行国别文化、社会热点、利益关切、民风民俗、宗教禁忌等方面的系统培训，行使防范文化风险、化解文化危机、补救文化过失、协调文化关系、反馈冲突信息等职能。
3.显隐双措并举增强“一带一路”宣传工作灵活度，丰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方式
众所周知，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没有专门的学科，而是隐于多学科教育之中。因此，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外没有对接的学科载体，直观上来讲出现了文化空缺。鬼谷子云：“用之有道，其道必隐”（《鬼谷子·摩》），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带一路”沿线特别是关系敏感的国家进行文化传播时，应主要采用隐性方式。古人云：“始如处女，后如脱兔。”（《孙子兵法·九地》）可通过一系列的隐性教育活动取得一定信任和效果后，再进一步提高文化交流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有助于催生出一个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协同运用显性方法与隐性方法，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运用到文化传播中去。需要注意的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传播中华文化时，要把握好度，做到传而不过、传而不硬，在平等中润物无声、在尊重中互信互利、在发展中休戚与共。
4.坚定立场增强“一带一路”与思想政治教育契合度，完善中华文化传播理论
“一带一路”建设应有利于中华民族，有利于全人类，这是基本的政治立场。身为世界民族中的普通一员，我们自然以中华民族文化立场为文化建设依托。而且，海外文化传播主体必须具有一定的思想政治素质，具备堅定的文化立场，避免受到“三股势力”的不利影响。“一带一路”沿线特别是中亚地区是“三股势力”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而思想文化阵地无疑是“三股势力”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文化传播者要注意传播正能量，准确地解读文化政策。在涉及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等意识形态问题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弘扬以和为贵、信仰自由、合作共赢等文化精神，为世界相关问题的处理提供中国方案和智慧。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既要“化他”，更要“化己”。注意国别文化及其比较研究，以形成文化传播的国别方法体系，构建更加完善的中华文化传播理论体系，无疑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应有的任务之一。特别是其中涉及到的文化自信问题、意识形态安全、“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实践”[15]异化等问题都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方法与价值引导。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理论体系，增强“一带一路”与思想政治教育契合度，显然有利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总之，在当前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风声水起之时，“一带一路”建设紧锣密鼓之际，我国宜未雨绸缪，发挥中国特有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打造“文化命运共同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修身进业，大力提升自身的国际文化交流水平，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以文化人、以文育人”[16];企业、社会团体和文化机构等也应明确各项文化活动、经济交流、科技往来中所应坚持的政治方向，为“一带一路”沿线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披荆斩棘，为中国和世界的共同繁荣“吹尽狂沙”。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我们坚信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参与和助力下，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必将掀开崭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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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庞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