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电影界，有一个神秘而充满传奇色彩的科波拉家族，中流砥柱是拍过《教父》系列和《现代启示录》的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他的父亲是为《教父》系列谱曲的卡迈恩·科波拉，他的女儿索菲亚·科波拉以《迷失东京》在好莱坞一鸣惊人，他的侄子是尼古拉斯·凯奇，原名尼古拉斯·科波拉，因为不堪家族重压而改了姓，并以影片《离开拉斯维加斯》获得第六十八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科波拉家族以意裔美国人的身份缔造了好莱坞神话，成为电影史上一段魅力无穷且被不断释义和书写的传说。
　　而在东方电影界，同样有一个家族声名显赫，他们所创作的影片形式与风格恰可以同科波拉家族的影像形成一种参照，他们就是伊朗的“马哈马尔巴夫之家”。与科波拉家族的雄厚经济实力和久远家族历史相比，马哈马尔巴夫之家更显精神独立，他们在资金不足和政治重压下，创造的是在夹缝中求得生存的个人心灵世界。
　　马哈马尔巴夫之家的主力是与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齐名的穆森·马哈马尔巴夫，他年轻时曾因捍卫伊斯兰教义遭受拷打和监禁，五年的牢狱生活让他深感伊朗的根本问题在于文化，于是投身电影创作，拍摄了《流动的商贩》、《意中人的婚姻》与《时光》等影片，是伊朗知名的电影人与社会活动家。穆森在1993年成立了“马哈马尔巴夫电影学校”，由于伊朗当局阻挠，学校只得招收家庭成员与亲朋好友，但正是在这种手工作坊式的条件下，马哈马尔巴夫之家创造了电影史上的奇迹，到今天为止，共培养出一位摄影师、一位录音师、一位美术设计师、三位导演与一位图片摄影师兼剪辑师。
　　而其中最为耀眼的、取得成就最大的是被称为“沙漠玫瑰”的萨米拉·马哈马尔巴夫，她是穆森的女儿，年仅17岁的时候就以处女作《苹果》惊艳法国戛纳电影节，而她的第二部作品《黑板》更是获得2000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为本已久负盛名的伊朗电影增添了创作的活力和影像的深度。
　　其实电影史上不乏女性导演取得杰出成就，如法国的玛格丽特·杜拉、印度的米拉·奈尔、新西兰的简·坎皮恩以及香港的许鞍华等都以女性细腻深刻的笔调描绘了一个个感性丰富的内心世界，比起男性导演来，她们会更加关照生活的细节与生命的微妙诱人之处。而萨米拉的《黑板》却是一出不折不扣的民族寓言，是关于伊朗政治拷问与民族前景的悲歌。20岁的萨米拉还是一个青春期的女人，但拍的片子在气质上却是成熟女性的感悟，又带着中东式的诗意，如果说在每个人的青春期里，都停留过颗大师般的敏感心灵，那唯独萨米拉这颗，更多的带着理性思考与审视。
　　影片在结构上延承了以往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樱桃的滋味》、《小鞋子》等影片的精致隽永，只不过主人公已不再是天真可爱的儿童，而是在战乱频繁的库尔德地区背着黑板到处寻找学生的两位教师：萨义德与瑞波尔。影片的超现实意味在这个叙事的设定中就已彰显，在我们的概念中，只有学生自主进入学校学习的事实，而没有老师去“求”学生跟着自己学习的偏执。但恰恰这又是一部最具现实主义风格和内容的电影，影片采用了各种纪实主义手法，如长镜头、跟摄、肩扛摄影以及同期声的运用，都显示了萨米拉场面调度的非凡功力。此外，影片中由阳光所造就的光影变化，浓稠的大雾以及高亢的《古兰经》吟诵声交织成的审美意蕴，更是营造出一种亦真亦幻的景象。
　　“萨义德的婚姻”与“瑞波尔的学生”两个段落可以被视为整部影片的叙事核心。两位教师在岔路口分别，有了各自不同的经历，萨义德遇上想要跨过边境回到伊拉克的库尔德难民，而瑞波尔遇到的则是在边境上走私货物的“骡子”——一群佝偻着背、双目无神的少年。
　　萨义德与难民群中唯一的有三个孩子的女人结了婚，结婚仪式滑稽而荒诞，以黑板为屏障，这边是萨义德企盼的眼神与惴惴不安的慎重心情，那边是女人无所谓的表情与引导她孩子撒尿的嘘嘘声。主持婚姻的老者用拐杖敲敲黑板，礼毕，他们成了夫妻。没有所谓的青梅竹马或一见钟情，更何谈爱与理解?但萨义德却马上积极背负起作为丈夫和继父的责任，无微不至地照顾女人和她的孩子。当然，他也要行使他作为丈夫的权利，当难民们停留休息，萨义德把他与女人用黑板隔绝在一方“私人天地”时，作为观众的我们按照好莱坞的思维方式心领神会微笑。却不料，剧情陡转，镜头移至黑板另一侧，却让观众发现一幅令人啼笑皆非又心酸不已的画面：有些痴傻的女人躲在角落里自顾自地啃着食物，而萨义德却用粉笔在黑板上认真写下“我爱你”，试图用更文明和更深层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关系，萨义德说，跟着我读：“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但女人始终只有沉默。当萨义德领着难民到达边境，两个都不愿背离祖国的人平静地离了婚，黑板作为婚姻唯一的见证被当作嫁妆送给女人，然而，“半路夫妻”的灰色幽默却在萨米拉的镜头下久长得令人感慨，一副黑板，承载的是一段萍水相逢的感情，是流水落花的无奈，也是萨义德深深的爱。
　　比起萨义德，波瑞尔作为教师的责任感更加坚定。他以顽固和耐心的态度紧紧追随那群被称作“骡子”的少年，当少年们为躲避搜捕狂奔时，波瑞尔也背着黑板不要命地逃逸；当少年们停下来休息进餐时，他却饿着肚子孜孜不倦地一遍又一遍游说。终于，有个少年同意波瑞尔来教他，这对于波瑞尔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肯定与鼓励，他们在陡峭的崖间学习如何发音，在僻静的小道练习写字，纵然是骡子一般的生活，此时也充满令人欢欣鼓舞的希望。可就在好学的少年在黑板上学会写完自己的名字时，一声尖锐短促的枪声，击倒了少年，波瑞尔的心血与无限动力，也被冷酷地屠杀，终结在这里。
　　或者萨米拉以交叉蒙太奇的方式讲述这个故事，就是为了证明某种爱与文明的可能性。因为有爱，才会有包容和理解：因为有文明，才会有前进的希望。然而，处于宗教纷争与频繁战乱的伊朗社会现实击碎了爱与文明的梦想。因为不同国别与民族，所以萨义德与女人注定分离，因为缺少孕育知识的环境，所以瑞波尔试图以文明的象征——黑板来拯救那些少年的想法，也成为空想。
　　萨米拉以不动声色的客观镜头和质朴简陋的影像表达，暗喻了整个伊朗民族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就像那群迷失在大雾中的库尔德人，既难以找到何去何从的方向，又在方向中迷失方向，因为就算找到了方向，或许也并不是美好的开始。而更为值得赞赏的，是影片中流露的“真实的幻觉”，常常会令我们处于现实与超现实的双重境地，这是一种人类普遍情感的外泄，是荆棘丛中生出的无限诗意，更是萨米拉在民族寓言上超越表层伊朗现实而上升至全人类命运的真切询问：真主安拉，你在哪里?伊朗人的未来，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