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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着小书包?
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
这首饱含教育意义的儿歌,不止一次在各种场合被恶搞,背上的书包变成了炸药包,上学校变成了炸学校……孩子们对于上学读书的反感可见一斑。不仅如此,我们看到,古今中外,不论是虚构为主的文学作品,还是相对真实的人物传记,每每涉及儿童与学校,总是以童真万岁、学校可恶的调子居多。人们在回忆、转述各种成功经历的时候,总爱渲染他们如何与正统陈腐的环境格格不入,如何打破条条框框对他们天性的无情压抑,如何听从内心的召唤坚持自己的梦想。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学校教育总是面目可憎的。正如黄永玉先生所感叹的:“尽管你学校办得再好,对于学生来说几乎都是牢笼。学校和社会相比,知识和有趣范围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这不由得让人遐想联翩:如果没有学校,世界该多么美好!生活该多么幸福!
冒昧地猜想,正是基于这个疑问,才有了王永红博士的《到学校去读书——对人的发展、学校教育、教科书知识及其关系的省察》(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孩子为什么非得要到学校去读书,而且必须读教科书呢?这个看似有些多余、细想起来又着实难于作答的问题,在这本书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作者围绕着人的发展、学校教育和教科书知识之间的关系,对学校、知识和教科书知识进行了系统考察,提出只有在现代社会,只有学校教育才能满足大多数人掌握系统知识的需要;每一代人的成长都需要掌握前人已有的知识,同时掌握当代的科学文化知识;现代知识的主体是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传递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是现代学校的主要职能;教科书知识的内容是系统的科学理论知识,它的加工遵循了现代学校教育的规律,体现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是现代学校实现个体全面发展目标的重要源泉。应该说,这一系列观点的提出,不仅是对教育教学理论本身的发展和深化,更是对当前国内诸多教育论争及实践难题的警示与回答。许多貌似积重难返、屡屡被声讨却又屡屡推不倒的主张与做法,都可以在本书的基本观点和结论中找到自己恰当的地位与作用。
2005年,著名伦理学家、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哲学教授哈里·法兰克福出版了一本三万字的小册子,书名叫做《On Bullshit》,翻译过来叫做“论扯淡”。法兰克福在这本书里分析说,扯淡远比谎言来得危害大。谎言虽然拒绝真相或者说拒绝真理的权威,反对真理,但毕竟承认存在着真理,它只是试图掩盖真理,谎言在反对真理时是严肃的,而扯淡根本无视真理,根本不在意什么是真实或者到底有没有真实,所以,就影响效力而言,扯淡远比说谎更严重,扯淡所秉持的“反真相”的信条,会渐渐蚕食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再相信可以通过正直的努力来判断真假,甚至不再相信“客观”“探索”等一系列概念。这一分析是很深刻的。事实上,扯淡不仅反真相,更严重的危害在于它反价值。扯淡会消磨掉人类严肃说出的各种价值,进而解构各种具有价值的事情和生活。在严肃的问题上进行貌似严肃的扯淡是可怕的,它会毁掉精神和情感。法兰克福教授在书中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教授和学者们以“学术规范”为名进行没完没了的“合法的”扯淡,以无聊琐碎甚至弱智的学术扯淡冒充高尚的精神事业。必须指出,这种扯淡是对思想和学术的最大伤害。
相比之下,王永红博士的这本书丝毫没有冒充扯淡的念头。作者积多年见闻及博士四年的潜心研究,可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全书将当下中国基础教育中一个个现实而抓人的问题铺陈开去,用相当的篇幅将道理说透,用明白晓畅的文字表达出观点。在观点的展开与论证方面,作者将我们平常或许只能议论一句话的问题,用十句话全面深刻地论述出来;在观点的概括与提炼方面,作者又将我们平常可能需要十句话才能说清楚的问题,用一句话就简明扼要地表达出来。在此基础上,作者超越了理论的新旧之争,直指教育基本规律以及当下中国的教育教学现状,重申和维护了基础教育领域的常识与底线,将一句看似常识的论断——到学校去读书——提到了当下中国基础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相当高度,并在更深远和广阔的背景下对之进行了有力的捍卫和坚持。这对中国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教育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意义深远。
钱穆先生曾经说过,治学不能无宗主,但不可立门户。王永红博士这一系列学术观点的提出,在固守常识与基本价值取向的同时,还有一个极为鲜明的特点,就是保持观点的开放。作者没有立意要摧毁什么,也没有非要造就什么。在书中,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矛盾和冲突,在这些材料面前,作者极力找出办法,从学理与现实层面找一个最近情理的解释,让读者信服。作为一个受过相当学术训练的研究者,作者在书中表现出了严谨的研究态度与工作方法,从不随便说话、张口就来,而是要求证,寻找理据或事实根据。事实上,任何研究都是一种有立场、有价值取向的研究,这没什么好,也没什么不好。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我们有预先的价值取向,而在于怎么处理这个取向。正如解释学中一个非常经典的论断,人人都有先见,先见本身不可怕,只要不是成见。公开承认自己有这样或那样的立场,然后去思考用哪些方法,让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公开而深入地展开讨论,推进思考。进而言之,也只有这样的一种讨论与思考,才不会流于情绪化的表达或看似义愤填膺的道义呐喊,借用公共领域的术语来说,只有这样的公共发言,才能够真正扩大公共平台。
最后需要特别提出的一点,本书在理论上提出了诸多深刻见地之余,居然还极为好看、好读,丝毫没有让人感到理论的枯燥。全书行云流水,动人心弦,读者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到在与活泼而生动的现实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联。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向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全面的解决”。很显然,这本书做到了。究其奥秘,除了观点与内容本身言之有物,作者所花费的一番心思亦功不可没。苏轼曾有诗云: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一把好琴之所以能够发出悠扬的琴声,关键在于弹奏者和琴的相互作用。反映在《到学校去读书》这本书中,我们亦深有同感:一个好问题,加上一个好作者,才有可能成就一本好书。
责任编辑 余志权
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
这首饱含教育意义的儿歌,不止一次在各种场合被恶搞,背上的书包变成了炸药包,上学校变成了炸学校……孩子们对于上学读书的反感可见一斑。不仅如此,我们看到,古今中外,不论是虚构为主的文学作品,还是相对真实的人物传记,每每涉及儿童与学校,总是以童真万岁、学校可恶的调子居多。人们在回忆、转述各种成功经历的时候,总爱渲染他们如何与正统陈腐的环境格格不入,如何打破条条框框对他们天性的无情压抑,如何听从内心的召唤坚持自己的梦想。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学校教育总是面目可憎的。正如黄永玉先生所感叹的:“尽管你学校办得再好,对于学生来说几乎都是牢笼。学校和社会相比,知识和有趣范围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这不由得让人遐想联翩:如果没有学校,世界该多么美好!生活该多么幸福!
冒昧地猜想,正是基于这个疑问,才有了王永红博士的《到学校去读书——对人的发展、学校教育、教科书知识及其关系的省察》(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孩子为什么非得要到学校去读书,而且必须读教科书呢?这个看似有些多余、细想起来又着实难于作答的问题,在这本书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作者围绕着人的发展、学校教育和教科书知识之间的关系,对学校、知识和教科书知识进行了系统考察,提出只有在现代社会,只有学校教育才能满足大多数人掌握系统知识的需要;每一代人的成长都需要掌握前人已有的知识,同时掌握当代的科学文化知识;现代知识的主体是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传递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是现代学校的主要职能;教科书知识的内容是系统的科学理论知识,它的加工遵循了现代学校教育的规律,体现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是现代学校实现个体全面发展目标的重要源泉。应该说,这一系列观点的提出,不仅是对教育教学理论本身的发展和深化,更是对当前国内诸多教育论争及实践难题的警示与回答。许多貌似积重难返、屡屡被声讨却又屡屡推不倒的主张与做法,都可以在本书的基本观点和结论中找到自己恰当的地位与作用。
2005年,著名伦理学家、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哲学教授哈里·法兰克福出版了一本三万字的小册子,书名叫做《On Bullshit》,翻译过来叫做“论扯淡”。法兰克福在这本书里分析说,扯淡远比谎言来得危害大。谎言虽然拒绝真相或者说拒绝真理的权威,反对真理,但毕竟承认存在着真理,它只是试图掩盖真理,谎言在反对真理时是严肃的,而扯淡根本无视真理,根本不在意什么是真实或者到底有没有真实,所以,就影响效力而言,扯淡远比说谎更严重,扯淡所秉持的“反真相”的信条,会渐渐蚕食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再相信可以通过正直的努力来判断真假,甚至不再相信“客观”“探索”等一系列概念。这一分析是很深刻的。事实上,扯淡不仅反真相,更严重的危害在于它反价值。扯淡会消磨掉人类严肃说出的各种价值,进而解构各种具有价值的事情和生活。在严肃的问题上进行貌似严肃的扯淡是可怕的,它会毁掉精神和情感。法兰克福教授在书中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教授和学者们以“学术规范”为名进行没完没了的“合法的”扯淡,以无聊琐碎甚至弱智的学术扯淡冒充高尚的精神事业。必须指出,这种扯淡是对思想和学术的最大伤害。
相比之下,王永红博士的这本书丝毫没有冒充扯淡的念头。作者积多年见闻及博士四年的潜心研究,可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全书将当下中国基础教育中一个个现实而抓人的问题铺陈开去,用相当的篇幅将道理说透,用明白晓畅的文字表达出观点。在观点的展开与论证方面,作者将我们平常或许只能议论一句话的问题,用十句话全面深刻地论述出来;在观点的概括与提炼方面,作者又将我们平常可能需要十句话才能说清楚的问题,用一句话就简明扼要地表达出来。在此基础上,作者超越了理论的新旧之争,直指教育基本规律以及当下中国的教育教学现状,重申和维护了基础教育领域的常识与底线,将一句看似常识的论断——到学校去读书——提到了当下中国基础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相当高度,并在更深远和广阔的背景下对之进行了有力的捍卫和坚持。这对中国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教育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意义深远。
钱穆先生曾经说过,治学不能无宗主,但不可立门户。王永红博士这一系列学术观点的提出,在固守常识与基本价值取向的同时,还有一个极为鲜明的特点,就是保持观点的开放。作者没有立意要摧毁什么,也没有非要造就什么。在书中,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矛盾和冲突,在这些材料面前,作者极力找出办法,从学理与现实层面找一个最近情理的解释,让读者信服。作为一个受过相当学术训练的研究者,作者在书中表现出了严谨的研究态度与工作方法,从不随便说话、张口就来,而是要求证,寻找理据或事实根据。事实上,任何研究都是一种有立场、有价值取向的研究,这没什么好,也没什么不好。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我们有预先的价值取向,而在于怎么处理这个取向。正如解释学中一个非常经典的论断,人人都有先见,先见本身不可怕,只要不是成见。公开承认自己有这样或那样的立场,然后去思考用哪些方法,让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公开而深入地展开讨论,推进思考。进而言之,也只有这样的一种讨论与思考,才不会流于情绪化的表达或看似义愤填膺的道义呐喊,借用公共领域的术语来说,只有这样的公共发言,才能够真正扩大公共平台。
最后需要特别提出的一点,本书在理论上提出了诸多深刻见地之余,居然还极为好看、好读,丝毫没有让人感到理论的枯燥。全书行云流水,动人心弦,读者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到在与活泼而生动的现实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联。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向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全面的解决”。很显然,这本书做到了。究其奥秘,除了观点与内容本身言之有物,作者所花费的一番心思亦功不可没。苏轼曾有诗云: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一把好琴之所以能够发出悠扬的琴声,关键在于弹奏者和琴的相互作用。反映在《到学校去读书》这本书中,我们亦深有同感:一个好问题,加上一个好作者,才有可能成就一本好书。
责任编辑 余志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