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官向来是命贱的。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就已经如此了。
　　学史的人莫不奉司马氏为开山祖师，毕竟一部开天辟地的《史记》摆在那儿，是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此树立了为历代敬仰的正史典范，成为了史学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然而汉武帝端坐朝堂之上，一声令下就阉割掉了这位祖师爷的政治生命。究其原因，也不过是他在被召问时仗义执言，为李陵辩护了几句而已。按理说，在文化普及率非常低的汉朝，能认字就已算是不俗。更何况，司马迁师从董仲舒、孔安国，十岁诵古文，二十南游江淮、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不论放在哪个朝代，都是游历颇丰的大儒。可偏偏“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身陷囹圄竟至“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的境地。这样巨大的反差在后人看来，就好比一个炙手可热的梨园头牌突然演了丑角儿，一个威震天下的镖局领袖突然成了跑堂儿，着实让人跌破眼镜。
　　可在当时，别说申辩，连抱怨都是不敢的。司马祖师爷在回信中都只能委委屈屈地说，是因为自己“未能尽明”所以“明主不晓”，以致“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
　　《孝经》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何况司马祖师爷受的，是比剔毛发、毁肌肤、断肢体残酷百倍的腐刑，至此大节已失，终生为乡党所笑，为流言所谤，着实辱没先人，再无面目上父母之丘墓。
　　然而他没有死，也没有反抗。先父的遗命言犹在耳，论著未成，草创未就，文采未表于后世。于是他列出文王、仲尼、屈原等一干人麻痹自己，然后隐忍苟活着。每日神色恍惚，居则若有所失，出则不知所往，每每想到自己遭受的耻辱，汗水涔涔而下发背沾衣。
　　《曲礼》有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可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多的是礼崩乐坏的时代，国人早已习惯生存于乱世，看多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对小小的史官用用刑又何伤大雅呢？
　　本来嘛，史官是什么？“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从一开始就为主上所戏、流俗所轻。在睥睨天下的统治者眼里，区区一个史官与蝼蚁何异？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些蝼蚁一样、侏儒一样的存在，却隐忍着、沉默着，不经意间被拿住了软肋。
　　二
　　古来帝王将相，无论取得了多大的宏图伟业，究其一生也不过为了“赢得生前身后名”。可丰功伟绩之外难免有些不愿为人知的蝇营狗苟，一旦这些被如实记载，最后到底会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恐怕就难说了，毕竟“得失一朝，荣辱千载”。
　　稍微有点头脑的臣子都知道为自己的主子粉饰太平，即使还保留一点文人的气节，至少也是三缄其口、讳莫如深。毕竟，伴君如虎，生杀予夺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可偏偏这些最能主导后世舆论走向的史官大都迂腐得很，他们命贱，却不怕死。《左传》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宣公二年，晋灵公无道，卿士赵盾屡谏不听，反对其起了杀心，赵盾被逼出逃，可尚未逃出国境，便听闻族弟赵穿杀了灵公，于是去而复返重归卿位。时任太史的董狐认为“赵盾弑其君”并载于史书，赵盾自然否认，可董狐义正言辞地说：“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说来也是董狐好运，毕竟他面对的是被孔夫子赞为“古之良大夫”的赵盾，虽然赵盾那时已是权倾朝野的卿相，完全可以杀其灭口，可他却只是“呜呼哀哉”地申辩了两句，也就自认倒霉默许了董狐给他安上这个“弑君”的罪名。
　　同时代的齐大夫晏婴都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而史官这个群体总是显得尤为怪异。他们往往门衰祚薄无权无势，却每每敢于直面强权秉持异见;他们明知这小小的不屈无异于飞蛾扑火、螳臂当车，却还是义无反顾地以卵击石、以身殉道。
　　大概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太过慑人，又或者秉承这样信念的人杀之不尽，最后连胆敢“弑君”的崔杼也只好“舍之”作罢。
　　“晋之董狐，书法不隐;齐之南史，直书崔弑。”史官们秉笔直书的先河一开，从此像是背脊上的一根刺，令无数人寝食难安。刘知几的《史通》有专门的篇目论述史官直笔，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又在《杂篇》中进一步阐释：“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
　　而将这劝诫之功、褒贬之意发挥于极致的，无疑是被整个中华儒家文化圈尊奉为“至圣先师”的孔子了。
　　三
　　《三字经》有云：“《诗》既亡，《春秋》作，寓褒贬，别善恶。”春秋时期君弱臣强，各路诸侯割据一方，周王室日益式微。其时，各国不再采风而风亡，诸侯不觐天子而大雅亡，天子不享诸侯而小雅亡，宗庙祭祀不继而颂亡。孔子伤王政不行，痛诸侯专肆，据鲁国史料作了《春秋》，所以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相信但凡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濡染，都不会不知道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应该就是《春秋》开篇隐公元年所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左传》注之曰：“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这个解说着实精妙，令人拍案叫绝。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可见一方面孔老夫子此时行文的功力炉火纯青已臻化境，故而“笔则笔，削则削”，当机立断挥洒自如;另一方面也看出他对删修《春秋》极为重视——不放心任何人插手，必须亲力亲为。所以连孔子自己都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事实上，太史公非常推崇孔子的《春秋》，认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还把《春秋》奉为“礼义之大宗”。《汉书·艺文志》概述《春秋》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某种程度上，太史公的《史记》就是秉承了《春秋》的精神：直其文、核其事、不虚美、不隐恶。
　　但孔子作《春秋》又不仅仅是记史，也不单单在褒贬善恶，他是在为礼崩乐坏的时代重新审度一个标准、丈量一个尺度。对他来说，治史，是为了明道。
　　如果说“秉笔直书”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那么“微言大义”则是代表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孔子一方面尊重已发生的历史事实和记录，一方面又通过对历史的呈现来完成对现实的批判，这种道德伦理的重新构建已经脱离了一时一地的局限，具有了“盖棺定论”式的权威性和永恒性，以致最后竟起到“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的作用，影响可谓深远。
　　《左传》有云：“《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孔子一生颠沛流离，生逢乱世处处碰壁，甚至一度“累累若丧家之狗”，但终能成《春秋》而使“乱臣贼子惧”，已足以“自见于后世”了。
　　若干年后，司马光在他的私修笔记《涑水纪闻》中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宋）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邪？”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既惧又说，赐金帛慰劳之。
　　想来董狐、南史、孔子们泉下有知，也该相视抚须而笑了吧。
　　【周芙都，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依竞，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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