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张艺谋携《归来》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时，距离他第一次担任电影《一个和八个》的摄影师，已经整整过去30年。
　　30年间，张艺谋从摄影师到导演，经历了从拍艺术片获奖到商业化试水再到人文回归；30年后，他被称作中国电影的大师级人物。
　　细数张艺谋一路走来，每个阶段都遇到了对的人……吴天明、张伟平、张昭，他们恰逢其时地站在张艺谋电影进一步扩张的时代位置上。

吴天明：那个让张艺谋执导筒的人

　　1984年，《一个和八个》横空出世，尽管曾一度被当成“精神污染”的活靶子来批判，但没能阻挡它在中国电影史上散发的光辉，后来这部影片被称为“第五代”导演的发端之作。担任摄影师之一的张艺谋也凭借该片获中国电影优秀摄影师奖。
　　1986年，张艺谋主演了自己生平第一部电影 《老井》，这部由第四代导演杰出代表吴天明导演的影片让他第一次当演员就获得东京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第二年，张艺谋执导自己的第一部电影《红高粱》一炮而红，获中国首个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这位从摄影师起家的导演开始崭露头角。
　　今天看来，这些高起点在其他人身上都不可复制。这背后不得不提吴天明，这个被称为“第五代导演之父”的人。吴天明担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时，以关爱呵护人才出名。他全力支持当时还在北影厂的陈凯歌拍摄了《黄土地》，又把原属于广西厂的张艺谋“借”到了西影厂，并让当时毕业不久的他首次执导影片《红高粱》，黄建新、田壮壮、顾长卫、芦苇等“第五代”代表也多受其恩惠。
　　张艺谋曾对媒体讲述过吴天明的豪爽与担当。当时《红高粱》的剧本还没有审批下来，种高粱的时间已经到了，如果再不种就拍不了了。吴天明不知道从哪拿出三万块钱，这在当年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他把钱交给剧组说：“赶紧去种，有什么事情我担着。”张艺谋一直到今天都很感激，“如果没有那三万块钱，就没有那片高粱地，就没有这个电影。”
　　吴天明爱才，那时张艺谋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一直没机会执导电影，吴天明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照样给张艺谋发一份工资，还把张艺谋当时的家人调到西影厂工作，分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这在那个年代都不是容易办到的事情。
　　之后，张艺谋进入市场，并越走越远。他承认，“自己也在某些报道上看到吴天明对他的批评，我们见面时也从不谈我最近十几年的作品”。
　　但他仍一直视吴天明为“恩师”。在拍最近一部《归来》时，张艺谋还就影片的西北荒漠场景拍摄向吴天明请教。而率队扛起西部电影大旗的吴天明，在这方面的经验要比张艺谋多得多。“我拍《归来》，还有一个想法，就似乎希望电影做好了，请‘头儿’看一眼，我很希望从他嘴里听到对我的一些看法。” 张艺谋说。
　　吴天明曾这样总结张艺谋的成功原因：“第一，他电影学院毕业，有智慧、有文化修养、懂艺术；第二，他15岁就下乡，又经历了‘文革’等事件，有农村生活的积累和人生的积淀；第三，他有事业心，非常刻苦。”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这样总结“第五代”的三大贡献：第一是引领了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文化启蒙的大合唱，第二是引领中国电影走上了世界舞台，第三是引领了中国电影完成了市场化转型。
　　而“第五代”中的代表人物无疑是张艺谋，这三大贡献他都是先行者和主力军。1987年至1999年他执导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三次获奥斯卡提名和五次金球奖提名。巩俐、章子怡也因此成为在国际上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女演员。
　　莫言有一次回忆起张艺谋来找他，想把他的小说《红高粱》改编成电影时的情景。他笑谈当时的改编权只卖了800块钱，但当时能买一头大黄牛。虽有比张艺谋出价高者，但他一下子就被这个还没有什么名气的同龄人身上的认真和诚恳打动，毫不犹豫把小说给了他。
　　莫言承认，后来的事实来看，他与苏童、余华等作家在国际文坛上有一定知名度跟张艺谋的电影有关，这也让世界同行开始了解中国当代文学。
　　而张艺谋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出《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那样的所谓“有人文气息的好电影”，他认为与当时文学的繁荣密不可分。

张伟平：市场草莽时代的开拓者

　　21世纪初，当电影市场大潮袭来的时候，“第五代”和“第四代”们表现了完全不同的选择。吴天明、谢晋等人虽然还在努力拍出一些关照现实的电影，但已经远远被市场抛下。而张艺谋的市场化之路既有主动选择的因素，也有偶然。
　　1993年中国电影机制改革启动，承担影片进口业务的中影公司在1994年初接到“每年进口10部外国影片”的硬性任务。在之后头几年，10部大片占据了中国电影市场近80%的票房。可那时候蓬勃发展的电视占据了人们的大部分休闲时光。
　　张艺谋意识到，没有人看的电影艺术是危险的。1995年和1996年他尝试了《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前者讲述一个黑帮老大的恩怨情仇，后者是一个都市爱情喜剧，都是典型的商业题材，但在没有观众、没有市场，电影还停留在高雅艺术供电影节评奖、学院派讨论的情况下，张艺谋的这种尝试被看作艺术水准的倒退。
　　张艺谋市场化之路的成功应当归功于张伟平。
　　2002年《英雄》的横空出世被后来的研究者看作是中国电影市场化之路的开端。这部中国当年投资最高的电影以3000万成本首次实现了票房过亿，达到2.5亿元人民币，而当年中国电影全年总票房不足10亿。
　　实际上，早在《英雄》之前六年，张伟平就开始给张艺谋投资，1996年《有话好好说》的投资人临时撤资，张伟平资助了2600万。因没有宣传发行经验，张伟平把海外版权以800万元卖给了一家国内公司，人家一转手卖了4600万，一部电影下来张伟平赔了1000多万。 　　和张艺谋有过《一个和八个》《英雄》《归来》三次合作的陈道明恰好经历了张艺谋的三个时期。在陈道明看来，“张艺谋和我一样，就是老了点，其他没什么变化。”拍《一个和八个》时民主性更强，不会考虑票房和其他，只考虑拍电影，“后来到了《英雄》，他的变化来自于杂念多了，不像过去那么单纯，这也是环境使然。”
　　“现在他的江湖地位在那，观众的、投资方的、社会效益，他要考虑方方面面的东西，举手投足间就略显踌躇，举手还得顾及各方面，活得比过去更累。”
　　和张艺谋合作之初，新“二张”就在三点上达成一致：一要拍有价值回归的电影；二中国电影实现越洋征程；三要用互联网来分享文化价值。
　　第一步，毫无疑问通过《归来》实现。《归来》之后，有消息称张艺谋和好莱坞团队合作拍摄英文大片的计划很快就对外公布。这是张艺谋和乐视影业合作的一步重要的棋。
　　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与好莱坞点缀式合作的方式，这次用全球分工的方式完成以中国故事、中国导演为主的创作。
　　和乐视合作的第三个共同方向，是用互联网来分享文化价值。
　　但如何把互联网变成和消费者互动的渠道，还需“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此次《归来》的宣传发行的确和以往有了很大不同，打开百度，搜《归来》，蹦出大字：《归来》还有多少天上映；张昭表示，上映前网络视频花絮播放量累计近亿；借母亲节期间，电影营销团队发起通过电子商务为母亲买票看《归来》、并附赠“归来”字样购物袋等活动，带动老年观众；此外，微博、微信也已经展开母亲节带父母去看电影等话题讨论。
　　“电影的推广就是观众想知道什么，我们就告诉他们什么。”张昭说其实互联网营销并不复杂，比如观众好奇演员吃什么，我们就制作一个剧组吃盒饭的特辑；观众想知道电影配角有多少明星，我们就给明星单拍特辑；想知道巩俐穿什么衣服，我们就做了一集服装。
　　这些与张艺谋过去封闭式拍摄、由团队不时爆一点外围花絮完全不同。
　　另外，乐视影业打造了IMAX版和4K版《归来》，显然这不排除票房的考量，而张昭的理由也很感性，谁说技术只能适合动作片，不能帮助电影情绪的带动？同时，《归来》作为第一部4k（即高清的4倍）电影，将随着乐视新产品4k家庭电视随互联网进入百姓的客厅。
　　“过去电影产业是个娱乐产业，大家消费的是娱乐新闻不是消费电影。现在做市场一定要和环境结合，我们很幸运的是有了互联网，我们不能做推动历史的人，但可以做顺应历史的人。”张昭强调，“张艺谋绝对不是乐视的核心，乐视的核心是消费者。”
　　近十多年来的电影市场模式，令张艺谋饱受争议，今天《归来》能不能得到新一代观众的认可，张艺谋也心存忐忑。
　　张昭倒对“导演”理解得明白，“首先他是职业导演，他自己也一直在变，愿意永远为天下之先。中国电影产业对导演这个职业赋予了过多的文化价值，不要忘了导演就是一个职业。和制片人作为职业是一样的。”
　　同时张昭很清楚，乐视不应该以一个张艺谋为核心，而是要和张艺谋以及其他很多电影创作者一起，以互联网用户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