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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无疑是中国新闻发布制度“历史节点”的见证者，其新书《王旭明说新闻发言人》一书也于近期完成。在该书中，王旭明精心选择了40个案例来深度剖析中国新闻发布制度。
近日，王旭明在北京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独家专访，在两个多小时的专访时间中，王旭明意气风发，倾吐了他对于新闻发言人与新闻发布制度的体会与感悟。
新闻发言人, “做好人，敢讲话，会讲话”
《新民周刊》：你卸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已三年多了，让你写《王旭明说新闻发言人》一书的初衷是什么？
王旭明：打个比方，我老说，一对恋人的真爱不一定要有结果，而是虽无结果，但依然互相深爱彼此，至死不渝。2008年，我从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岗位上卸任，就等于我和这个岗位“离婚”了，我之前那本《为了公开——我当新闻发言人》一书，是我对那段“婚姻生活”即担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期间的美妙回忆，写了大量的感人故事，用了充满感性的文字。我虽然非常热爱新闻发布事业，但之后，我与它渐行渐远。
但2011年发生了太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一方面，2011年，我们从党委部门、政府部门到很多企业都设立了发言人岗位，应该说2011年是我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以后，新闻发言人人数达到最多的一年。另一方面，2011年又是公众对新闻发言人的发言最不满的一年，从故宫N重门事件、哈药污染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到甬温线动车事故，我发现有个共同点：都是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没做好，同时又没发好言。工作怎么做好，我没研究，不能乱发言。但因为没有发好言而对政府以及所在企业形象造成的损失，我觉得太不值了！其实只要改变一下说的问题，就可以了。那为什么不能说好呢？我曾做过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此情此景激起了我心中的层层波澜。我又动起了笔，经过半年努力，完成了此书。但真正的构思与实践，已有很长时间。
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缘由是，在2008年以后，我作为培训班讲师，陆续给政府官员、企业部门等各有关方面人员做了很多关于新闻发言人的培训，我一开始就讲技巧，但在我大概讲了一年多的技巧后，我忽然感悟到：新闻发言人主要的问题还不是技巧的问题，而是做人出了问题。
《新民周刊》：你感觉到了新闻发言人有个“技巧论”的漩涡？
王旭明：有。我们应该做真诚、善良、美好的人，但如果这些方面出了问题，你让新闻发言人去谈技巧，我觉得是有问题的，他会走上另外一条歧路，无非就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是他们人不好，技巧很好，有这样的人，最可为代表的是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另一个出路是，做人出了问题，技巧又不好，现在我国有一些新闻发言人的情况是这样的。
《新民周刊》：白岩松说他注意到，“有个别新闻发言人，很少提供新闻，只在大大小小的场合，说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空话与套话”。这能说明很多新闻发言人学会了你所说的那种“技巧”吗？
王旭明：提供空话与套话不是技巧。我指的技巧是，我会告诉他们回答提问时身体语言如何运用，如何让自己的发音抑扬顿挫起来，如何让你的坐姿和站姿更有吸引力、感染力等等。我觉得，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当前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做好人，敢讲话”的问题。我们必须明确，新闻发言人的核心是人，是一类干新闻发言工作的人。
新闻发言人的底线是真实
《新民周刊》：你认为，新闻发言人的底线是什么？
王旭明：无论何时何地，新闻发言人的底线都是真实，真实是新闻发言人永恒的生命。你可以不说，但不能胡说；你可以少说，但不能乱说。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现实中的新闻发言人做到了这样吗？
王旭明：我觉得胡说、乱说的新闻发言人越来越少了，不说的新闻发言人倒是越来越多了。这也是另一层意义上的可悲！——我们可以不越过底线，但是我们集体不进攻，集体趴在底线上。
《新民周刊》：记者们最不愿听到“无可奉告”，但你却讲，新闻发言人可以说“无可奉告”。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说“无可奉告”是有条件的。我觉得，“无可奉告”是你在准备突破底线时候的法宝，比如，如果你的领导逼着你造谣、说谎时，“无可奉告”就是你的底线。如果在撒谎与“无可奉告”之间选择，我宁愿选择后者。
《新民周刊》：我之前听央视主持人康辉评价，新闻发言人是个“高危”行业。
王旭明：据我了解，现在个人内心非常主动想做新闻发言人的官员或企业人员很少，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还没有形成职业化，关键问题在这里。说新闻发言人是“高危”行业，就高危在这里。没有职业化意味着没有准入、奖励、惩罚、提任制度，也就是说，这个入口不知道什么人能进来，出口渺茫，从入口到出口这个过程如果不职业化起来，里边就是一片混沌。所以，必须让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职业化起来，里边才能一片清醒。由混沌到清醒，是进步。
新闻发言人的作用有边界，却有可为空间
《新民周刊》：你认为，新闻发言人有可能有时候会“背黑锅”吗？
王旭明：其实“背黑锅”的现象中外都有。我反复强调新闻发言人的边界性，新闻发言人的作用是有边界的，你不要指望一个优秀的新闻发言人能把一个很糟的政权、部门挽留住。我认为，萨达姆时代的新闻部长萨哈夫和卡扎菲的发言人易卜拉欣是两位优秀的新闻发言人，他们尽他们的最大所为做到了极致，但也没能挽救他们所在政权的倒塌，这就是新闻发言人具有边界性的最好说明。
《新民周刊》：在铁道部原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召开的那次新闻发布会之后，你公开发表了《致勇平兄的一封信》，引发关注，有人认为这是你对王勇平在新闻发言业务上的公开批评，现在回看，你感触如何？
王旭明：我当初没有想到这封信能产生这么大的反响，现在我认为，它应该产生更大的反响。我希望，我们有关部门能重视，把这封信放到更大范围内去讨论，我觉得这不仅对中国的新闻发布制度是个强大推进，而且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改进和完善也是一个推进。由此也可以证明，我这封信绝对不是针对王勇平先生个人和只针对这件事的，这件事只是一个由头。
我们很多突发事件，大家觉得，新闻发言人说得不过瘾或说不出什么来，这得分什么样的突发事故，像甬温线动车事故这样大的事故，根本不是新闻发言人应该出来的。我在给王勇平那封信中说得很清楚，当时铁道部那个新闻发布会根本就不该开，开也不该由王勇平你一个人开，即使你一个人开，也不该这么开。那这个发布会是谁决定开的？还有谁来参加？事后证明几天以后温家宝总理在现场开了新闻发布会。温家宝总理可以在现场开新闻发布会，当时铁道部的部长、主管安全的副部长为什么不能开？结果他们都没来，把一个新闻发言人搁那儿去，分量、时机、对象、选择发布的气氛都不合适。
《新民周刊》：面对上级指示，新闻发言人有时会很为难吗？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职务行为，开与不开，开什么、讲什么，都不是你新闻发言人决定的，你只能决定怎么开、怎么说，你不能决定说什么。新闻发言人要说什么，都是要得到授权的，但你可以决定怎么说。
我担任5年多的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我始终在思考着怎么说这个问题。既然都由领导定，新闻发言人就无所作为了吗？但为了让领导定，你在幕后要做大量的工作，俗话说，“要想人前显贵，必定人后受罪”，还有句话讲，“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个“受罪”和“十年功”就是新闻发言人幕后做的大量沟通、协调、组织、策划、说服等艰苦的工作。很多人看我主持过教育部多场新闻发布会，但你们很少知道我为了每场新闻发布会的顺利进行，背后许许多多的劳动，这就是新闻发言人一部分的工作啊。
《新民周刊》：即便如此，在你看来，新闻发言人依然有许多有可为的空间？
王旭明：对。我觉得在重大突发性事件面前，要忌开玩笑，忌幽默，忌潇洒自如。我曾在教育部主持过汶川大地震有关捐助的新闻发布会，也是我的领导要求我开的，我是掉眼泪的！在那场新闻发布会上，我破例让全场起立，集体为震中罹难师生默哀，对救援情况搞现场连线等多种形式。当然那也不是最佳效果，但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是可以有所为的。■
近日，王旭明在北京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独家专访，在两个多小时的专访时间中，王旭明意气风发，倾吐了他对于新闻发言人与新闻发布制度的体会与感悟。
新闻发言人, “做好人，敢讲话，会讲话”
《新民周刊》：你卸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已三年多了，让你写《王旭明说新闻发言人》一书的初衷是什么？
王旭明：打个比方，我老说，一对恋人的真爱不一定要有结果，而是虽无结果，但依然互相深爱彼此，至死不渝。2008年，我从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岗位上卸任，就等于我和这个岗位“离婚”了，我之前那本《为了公开——我当新闻发言人》一书，是我对那段“婚姻生活”即担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期间的美妙回忆，写了大量的感人故事，用了充满感性的文字。我虽然非常热爱新闻发布事业，但之后，我与它渐行渐远。
但2011年发生了太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一方面，2011年，我们从党委部门、政府部门到很多企业都设立了发言人岗位，应该说2011年是我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以后，新闻发言人人数达到最多的一年。另一方面，2011年又是公众对新闻发言人的发言最不满的一年，从故宫N重门事件、哈药污染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到甬温线动车事故，我发现有个共同点：都是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没做好，同时又没发好言。工作怎么做好，我没研究，不能乱发言。但因为没有发好言而对政府以及所在企业形象造成的损失，我觉得太不值了！其实只要改变一下说的问题，就可以了。那为什么不能说好呢？我曾做过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此情此景激起了我心中的层层波澜。我又动起了笔，经过半年努力，完成了此书。但真正的构思与实践，已有很长时间。
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缘由是，在2008年以后，我作为培训班讲师，陆续给政府官员、企业部门等各有关方面人员做了很多关于新闻发言人的培训，我一开始就讲技巧，但在我大概讲了一年多的技巧后，我忽然感悟到：新闻发言人主要的问题还不是技巧的问题，而是做人出了问题。
《新民周刊》：你感觉到了新闻发言人有个“技巧论”的漩涡？
王旭明：有。我们应该做真诚、善良、美好的人，但如果这些方面出了问题，你让新闻发言人去谈技巧，我觉得是有问题的，他会走上另外一条歧路，无非就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是他们人不好，技巧很好，有这样的人，最可为代表的是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另一个出路是，做人出了问题，技巧又不好，现在我国有一些新闻发言人的情况是这样的。
《新民周刊》：白岩松说他注意到，“有个别新闻发言人，很少提供新闻，只在大大小小的场合，说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空话与套话”。这能说明很多新闻发言人学会了你所说的那种“技巧”吗？
王旭明：提供空话与套话不是技巧。我指的技巧是，我会告诉他们回答提问时身体语言如何运用，如何让自己的发音抑扬顿挫起来，如何让你的坐姿和站姿更有吸引力、感染力等等。我觉得，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当前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做好人，敢讲话”的问题。我们必须明确，新闻发言人的核心是人，是一类干新闻发言工作的人。
新闻发言人的底线是真实
《新民周刊》：你认为，新闻发言人的底线是什么？
王旭明：无论何时何地，新闻发言人的底线都是真实，真实是新闻发言人永恒的生命。你可以不说，但不能胡说；你可以少说，但不能乱说。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现实中的新闻发言人做到了这样吗？
王旭明：我觉得胡说、乱说的新闻发言人越来越少了，不说的新闻发言人倒是越来越多了。这也是另一层意义上的可悲！——我们可以不越过底线，但是我们集体不进攻，集体趴在底线上。
《新民周刊》：记者们最不愿听到“无可奉告”，但你却讲，新闻发言人可以说“无可奉告”。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说“无可奉告”是有条件的。我觉得，“无可奉告”是你在准备突破底线时候的法宝，比如，如果你的领导逼着你造谣、说谎时，“无可奉告”就是你的底线。如果在撒谎与“无可奉告”之间选择，我宁愿选择后者。
《新民周刊》：我之前听央视主持人康辉评价，新闻发言人是个“高危”行业。
王旭明：据我了解，现在个人内心非常主动想做新闻发言人的官员或企业人员很少，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还没有形成职业化，关键问题在这里。说新闻发言人是“高危”行业，就高危在这里。没有职业化意味着没有准入、奖励、惩罚、提任制度，也就是说，这个入口不知道什么人能进来，出口渺茫，从入口到出口这个过程如果不职业化起来，里边就是一片混沌。所以，必须让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职业化起来，里边才能一片清醒。由混沌到清醒，是进步。
新闻发言人的作用有边界，却有可为空间
《新民周刊》：你认为，新闻发言人有可能有时候会“背黑锅”吗？
王旭明：其实“背黑锅”的现象中外都有。我反复强调新闻发言人的边界性，新闻发言人的作用是有边界的，你不要指望一个优秀的新闻发言人能把一个很糟的政权、部门挽留住。我认为，萨达姆时代的新闻部长萨哈夫和卡扎菲的发言人易卜拉欣是两位优秀的新闻发言人，他们尽他们的最大所为做到了极致，但也没能挽救他们所在政权的倒塌，这就是新闻发言人具有边界性的最好说明。
《新民周刊》：在铁道部原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召开的那次新闻发布会之后，你公开发表了《致勇平兄的一封信》，引发关注，有人认为这是你对王勇平在新闻发言业务上的公开批评，现在回看，你感触如何？
王旭明：我当初没有想到这封信能产生这么大的反响，现在我认为，它应该产生更大的反响。我希望，我们有关部门能重视，把这封信放到更大范围内去讨论，我觉得这不仅对中国的新闻发布制度是个强大推进，而且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改进和完善也是一个推进。由此也可以证明，我这封信绝对不是针对王勇平先生个人和只针对这件事的，这件事只是一个由头。
我们很多突发事件，大家觉得，新闻发言人说得不过瘾或说不出什么来，这得分什么样的突发事故，像甬温线动车事故这样大的事故，根本不是新闻发言人应该出来的。我在给王勇平那封信中说得很清楚，当时铁道部那个新闻发布会根本就不该开，开也不该由王勇平你一个人开，即使你一个人开，也不该这么开。那这个发布会是谁决定开的？还有谁来参加？事后证明几天以后温家宝总理在现场开了新闻发布会。温家宝总理可以在现场开新闻发布会，当时铁道部的部长、主管安全的副部长为什么不能开？结果他们都没来，把一个新闻发言人搁那儿去，分量、时机、对象、选择发布的气氛都不合适。
《新民周刊》：面对上级指示，新闻发言人有时会很为难吗？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职务行为，开与不开，开什么、讲什么，都不是你新闻发言人决定的，你只能决定怎么开、怎么说，你不能决定说什么。新闻发言人要说什么，都是要得到授权的，但你可以决定怎么说。
我担任5年多的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我始终在思考着怎么说这个问题。既然都由领导定，新闻发言人就无所作为了吗？但为了让领导定，你在幕后要做大量的工作，俗话说，“要想人前显贵，必定人后受罪”，还有句话讲，“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个“受罪”和“十年功”就是新闻发言人幕后做的大量沟通、协调、组织、策划、说服等艰苦的工作。很多人看我主持过教育部多场新闻发布会，但你们很少知道我为了每场新闻发布会的顺利进行，背后许许多多的劳动，这就是新闻发言人一部分的工作啊。
《新民周刊》：即便如此，在你看来，新闻发言人依然有许多有可为的空间？
王旭明：对。我觉得在重大突发性事件面前，要忌开玩笑，忌幽默，忌潇洒自如。我曾在教育部主持过汶川大地震有关捐助的新闻发布会，也是我的领导要求我开的，我是掉眼泪的！在那场新闻发布会上，我破例让全场起立，集体为震中罹难师生默哀，对救援情况搞现场连线等多种形式。当然那也不是最佳效果，但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是可以有所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