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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进入20世纪，随着清帝的逊位，中华民国建立，并于1912年4月迁都北京，昔日的帝王之都成为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也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来临。北京作为历史古都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及丰富文物收藏，汇聚一大批的新旧人才、通学硕彦、书画名家。他们或是地地道道的北京入，或于清末民初之时旅居北京，有的出身于王公贵胄的旗人或旧官僚家庭，有的则为来北京创业的“北漂”。正是这一强大艺术群体的共同智慧，為北京书法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创作源泉和较高的视野，使得北京书法呈现出异彩纷呈、空前繁荣的新局面。
贡桑诺尔布、三多即是旧京书家中的重要人物。贡桑诺尔布，简称贡王，是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世袭札萨克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清末民初时活跃于旧京。他工诗词，喜鉴藏，擅长书法，在旧京文化界颇富盛望。三多隶属蒙古正白旗，祖籍抚顺，生于杭州，为杭州驻防旗人，自幼深受江南文化熏陶，晚年定居旧京，书法得俞樾、王廷鼎真传，尤工隶书，在旧京书坛亦占有一席之地。
蒙古王公 旧京藏家——记贡桑诺尔布的生平与书法
贡桑诺尔布（1872—1931），姓兀良哈（乌梁罕）氏，字乐亭，号夔盒，蒙古族。为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世袭札萨克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喀喇沁部先世为元代开国功臣，清初建喀喇沁右旗，固鲁思奇布被授为第一代札萨克——旗王。光绪二十四年（1898），贡桑诺尔布承袭了喀喇沁右旗郡王爵位为第十三世旗王。担任旗王后，他在制内兴利除弊，废除了森严的等级制，加强了对喇嘛教的管理，兴办了三所新式学校，开设了工厂、百货商店，大力发展邮电通讯。光绪三十四年（1908），经肃亲王善耆举荐，贡桑诺尔布招揽300名蒙古兵编入新建禁卫军，并被任为“御前行走”。1911年，与那彦图、博迪苏等蒙古王公参与组织“蒙古王公联合会”（亦称蒙古同乡联合会），向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呈递请愿书，表示与清廷“大皇帝无二心”，继续效忠清王朝。1912年，参加御前会议，反对清帝退位。1月26日，清皇族“宗社党”主要成员良弼被革命党炸伤身亡，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见清廷大势已去，表示拥护共和。与孙中山多次接触，加入同盟会，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的九理事之一。同年9月，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委任贡王为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蒙藏院）总裁，又以他“效忠民国”进封亲王。贡王任职蒙藏院总裁期间，在北京创办蒙藏学堂，后改名为蒙藏学校，1927年废止。1931年，贡桑诺尔布病逝于北京。
贡桑诺尔布是清末民初的旗人中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他思想开明，为近代蒙古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世袭的蒙古王公，他从最初的拥护立宪，反对共和，到后来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其思想及其政治抱负充满着复杂和多变的因素。其间贡王活跃于内蒙古喀喇沁右旗和北京之间，其北京的王府坐落于太平街。1931年，他也病逝于此。贡桑诺尔布的成长受其父影响很深，他的父亲旺都特那木济勒（旺王）白幼喜读书，对书法、绘画、诗词均有较高的造诣，他曾用汉文写了许多诗词，有《公余集》传世。但博学多才的旺王性格暴戾无常，对奴仆十分严厉，经常施以酷刑，视奴仆性命如草芥，故人称“厉害王”。旺王对后代子嗣的教育极为重视，在贡桑诺尔布6岁时，旺王聘请山东举人丁锦堂教授其诗书，聘请河北武师马雪樵传授其武艺，还聘请喇嘛教授他蒙、满、藏经。由于贡桑诺尔布自幼受到蒙、满、汉、藏多种文化的教育，著有《夔盒吟草》。1913年，贡王在北京创办蒙藏学堂，校址在北京西单石虎胡同，现为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校内东部为清初吴三桂之子吴应熊驸马府，后改为右翼宗学（宗室子弟学校），乾隆年间成为大学士裘日修的赐第。蒙藏学堂招收蒙、藏学生入京就读，培养了许多的少数民族人才。如乌兰夫、李裕智、多松年、奎璧、吉雅泰等。蒙藏院废止后，贡王居于北京太平街王府，此地有山林之盛，也成为旧京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与他交往较多的有严复、梁启超、余绍宋、三多、钱桐、宝熙、周肇祥、李诜、陈半丁等。居闲时，贡王常赴琉璃厂、地安门的南纸店、古玩店收购书画古玩，是享誉旧京的收藏家之一。他还远赴上海、杭州，与吴昌硕、李瑞清、曾熙等书画名家切磋技艺，探讨书画收藏鉴赏。1921年，北京一些收藏家在中山公园联合举办“书画金石展览会”；1924年，在中山公园举办“江西赈灾书画展览会”。这些展览中均有贡桑诺尔布的藏品。他的藏品中著名的有唐寅《山水卷》、董其昌《行书卷》、石涛《竹西图》、高其佩《指画册》、边寿民《花卉册》、高凤翰《西园雅集图》等。
首都博物馆藏有一件民国时期旗人画家关松房绘《贡桑诺尔布像》，画中贡王坐于松下，着深衣，头戴草帽，手持书卷，一派汉人士子风范。画上存旗人宝熙长题：“萧然松下坐盘陀，五十年华鬓未皤。身外无边好风月，眼中不改旧山河。佳宾解作鲜卑语，壮士能为敕勒歌。诗卷酒杯良自得，陆沈此世意云何。奉题夔盒贤王玉照。沉堪宝熙拜书。”另夏孙桐长题：“谡谡清飙不世情，深衣独坐拥书城。高闲未异陶家径，更为春醪一举觞。松石韦郎寄古欢，轶群那得并东丹。请开十尺鹅溪绢，自写龙沙六月寒。夔盒主人命题。丙寅四月，夏孙桐。”此幅作品绘于20世纪20年代初，而夏孙桐的题跋则书写于1926年。从此幅作品中可知贡王对汉文化的向往和憧憬。史树青先生曾撰《蒙古族书画收藏家贡桑诺尔布》，对贡王事迹有一定的描述。在史先生笔下，贡王是一位风雅之士，喜爱与文人名士交往，他在北京艺术界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在朋辈中，贡王和肃亲王善耆交往很深，并有一层姻亲关系，善耆的三妹善坤为贡王的福晋。善耆亦擅书法，在旧京书坛颇有名望。笔者曾见《和硕肃忠亲王墨宝》一册，正文为善耆楷书册页，创作于1921年，后有升允、罗振玉、溥伟、贡桑诺尔布及日本人小平总治、国雄（疑为日本人）题跋。贡王题跋于1923年，文日：“嵩护卫泰，字环五，肃府护卫也。其为人忠直笃实，临事不苟，余为肃邸姻戚，知之最悉。庚子之役、辛亥之变，护卫之竭诚效忠，尤为难得。今出此册祈跋，在护卫本非考求翰墨，留意临池者，惟以故主手泽，珍重宝贵，是其心亦可见矣。呜呼！世道陵夷，人心不古，肃忠亲王大节昭垂，翰墨自是余技，而嵩护卫之倦念故主，尊重遗翰，则此册之传又非寻常翰墨可比，诚有关于世道人心，岂浅鲜哉，用志数语，以期不朽。癸亥九月下旬夔盒识。”此题跋是贡王为肃王护卫嵩泰所作，其中表达出他与肃王的交谊及对前朝的眷恋和世风的哀叹。 目前存世的贡桑诺尔布书法并不多见，但从记载中可知，贡王工于书法。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崇正学堂开学典礼。贡王为学堂撰写一副楹联，并悬挂于学堂正厅明柱之上，“崇武尚文，无非赖尔多士；正风移俗，是所望于群公”。上下联首嵌“崇正”二字。他还即兴赋诗一首：“朝廷百度尽维新，藩属亦应教化均。崇正先从端士习，兴才良不愧儒珍。欣看此日峥嵘辈，期作他年柱石臣。无限雄心深企望，养成大器做强鄰。”从中足见贡王的学识和抱负。如今贡王所书的大字楹联已不存，但从他的手札及所处时代书法风格分析，他的大字书法应属馆阁体一路。鉴于他早年从山东举人丁锦堂习诗书，故取法在欧、颜、柳、赵之间，面貌和同时的许多皇族取法类似，清末皇族习书不逾欧、颜、柳、赵之门，近取清代帝王书风（康熙、雍正、乾隆）及四家中成亲王永理、旗人铁保等。因此推断，贡王的大字除继承了馆阁体外，应未受碑派书风影响，为旗人皇家书法风格。目前笔者仅见贡王一通手札及题跋，手札为行楷，是贡王致建斋（李光久）书信，用笔厚重之处似鲁公，秀润处存“二王”风神，整体风格雄浑而拙茂，灵秀不乏苍劲，望之亦似宋元人书。从贡王的经历来看，他的书法早年受到良好的训练，视野也比较宽广，加之他身为清末蒙古王公，于日常中书法是其必备的一项技能，与之交往者身份很高，既有清代皇室贵胄，兼有旧京书画界名流。贡王还喜好收藏，首博如今还藏有书画名流吴昌硕、陈半丁、李瑞清、胡毓骥、俞原、邱棂、思本率等为其所作册页26开。可见贡王喜与书画名家交往，并深受旧京文化影响，故此贡王书法下笔即不落尘俗，其所书题跋随意自然，是他中年之后的书法，比其书札多了几分自信和洒脱。从笔法上看，贡王已经忽略了字的起收笔，纯任自然，于气息把握，能将帖学书法格调控于宋元之间，无俗态媚姿，加之其少数民族性格中的豪爽，故他的书法别具风姿。笔者认为贡王书法颇有几分元初少数民族书家康里崾崾的意味。
在民国书法史上，少数民族的书法往往被忽略，尤其是民国时期，旗人书法多混同于汉族书法之中，被视为是一种缺乏创造力的风格。尤其是清帝逊位后，很多旗人书家更变得默默无闻。但笔者认为帖学书法能在碑派书法冲击中尚保留一分元气，还得益于一批旗人书法家的坚守和执着，特别是这些深受汉文化熏陶的少数民族书家。他们除受本民族的文化影响外，对汉文化向往和憧憬，在学习中能很好地继承汉文化中的精髓，并与本民族的文化相融合，在千人一面的书法中，逐渐融入自己的理解，对书法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目前，对于贡桑诺尔布的研究以史学和文学方面为重，他的书法没有专门的学者进行汇集整理。因此长期以来，这位少数民族书家的艺术成就被埋没和遗忘。随着年久日深，他的书法已如凤毛麟角，因此笔者希望以此文引起学者和藏家们的关注，对这位昔日享誉旧京的蒙古王爷书法庋藏研究，对后人了解旧京前贤书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清新闲雅 超拔时俗——记三多的生平与书法
三多（1871—1941），蒙古钟木依氏，全名三多戈，汉姓张，号六桥，晚号鹿樵，隶属正白旗蒙古，祖籍抚顺，生于杭州，为杭州驻防旗人。早年就读于杭州旗营内的梅清书院，光绪十年（1884），承“世叔父”荫袭三等轻车都尉，食三品俸。后历任杭州都护将军（1894），正白旗四佐佐领（1896），稽查商税事务（1901），京师大学堂提调、浙江武备学堂总办及督练公所洋务局提调（1902），杭州知府、第一标统兼候补道（1960）等。光绪三十四年（1908）任归化城副都统，任职期间，在蒙地推行改革，重视教育。191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被驱逐出境。乘火车先至奉天，后到天津过起寓公生活。1912年，赴沈阳负责管理故宫和清朝关外三陵（清永陵、福陵、昭陵），由张作霖拨给管陵费用……1932年，迫于生计，出任伪满洲国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副总裁。1941年病卒。
三多是清末民初的特殊历史人物，作为少数民族，他一生活跃于政坛，面对复杂而变的政治环境，有着诸多的无奈和彷徨。从政治上看，他不是单纯的遗老，但对前清有着特殊的眷恋。对待民国，他并未一味的敌视；面对日本侵略者，他又表现出了一层遗老的情怀。纵观三多的一生，其经历曲折多变，充满着传奇色彩。除政治身份外，三多是清末民初活跃于文坛的知名诗人、词人、书画家，著有《可园诗钞》《粉云庵词》《柳营窑》等。有的学者认为三多是近代以来继清后最有名的蒙古族汉文诗人。三多和北京的渊源很深，民国时他曾居于东城板厂胡同。晚年，他在北京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以著述为乐，直至病卒。谈到三多的家学，他生于杭州旗营，此地自古为文人汇聚之地，也是江南文化的重镇之一。作为蒙古八旗的后裔，三多认为，“我朝家法文武并习，顾独以韬铃自囿耶”，故发奋读书。他先拜王廷鼎为师，王去世后，又从王廷鼎的老师俞樾先生游，从二先生习诗词书画。此外，三多还广交江南硕学名儒，如谭献、杨葆光、蒋学坚、樊增祥、易顺鼎等，学人中与之交厚的有金梁、裕恂、宋恕、宋文蔚、俞陛云（俞樾之孙）、徐珂（谭献弟子）、张鹤龄、郭则法（俞陛云女婿）、王永江、王耒等。郑逸梅先生回忆，“与六桥往还及唱和者，尚有赵萼楼、任卓人、陈寿松、袁巽初、嵩允中、吴学庄、邹筠波、方佩兰、李益智、何堂孙诸耆旧。相处久，人亦忘其为蒙古人也”，俞樾对三多的诗学成就评之日：“与其师瓠楼（王廷鼎号）互相切磋以求其深，而又深又求其显，而又显有一唱三叹之音，而无千辟万灌之迹，合杜韩韦柳而炉冶之，以自成一家，则虽香山、剑南可以驾而上之，而曲园又何足以望之。”谭献评其诗曰：“清超拔俗……清逸闲雅有儒将风……读如春山之秀色可餐，如秋月之朗人怀抱，如入柳阴曲径闻流莺之宛转，如栖幽岩披松风之泠泠，听流水之溅溅，抑亦啴缓和柔而无俗韵，又复旷邈若山林之士，何蚤成若此。”通过翻阅三多的《可园诗钞》，可知他与活跃于旧京的宝廷、宝熙、贡桑诺尔布、耆龄、文廷式、李希胜、蒋式惺、许宝蘅、袁励辈、罗瘿公、罗振玉、严修、邓邦述均有诗词唱和，其间他还参加过许多的旧京诗社雅集，如罗瘿公诗社、蛰园吟社、聊园吟社等。 三多工于诗词，这与他喜爱藏书和读书密不可分，他曾作《藏书》诗：“爱坐图书府，如对古贤豪。积石亦为仓，敢比谯过曹。”三多好读《红楼梦》，并以常以“红楼”事入诗，其《寄赠耆寿民龄京卿》诗中有“怡红君薄成常侍，不曾唐突到西施”之句。除藏书读书外，三多喜购藏书画碑帖，居京期间，他是琉璃厂、隆福寺、地安门一带的古玩店和南纸店的常客。1912年，三多曾在琉璃厂购得成亲王赠红梨主人《任陪都律诗》立轴，并赋诗云：“五载三边建节牙，能遭人骂胜浮夸。祖居此亦堪栽柳（吾家世居抚顺城，顺治二年迁驻杭州，盛京乃第一梓桑也），吏隐何妨学种瓜。鸿爪且寻留雪印（去冬由西伯利亚归，过奉曾小住三日），马头犹看傲霜花。诸公未必悭珠玉，辉映红梨旧主衙。”三多还访得著名突厥碑刻《阙特勤碑》，椎拓后遍请名流文士题跋。据传三多的藏品中有三件奇珍：一是《西溪梅竹山庄画册》，最初为“西泠八家”之奚冈自嘉庆八年（1803）开笔，经过近百年的集结成册。此画册将清代中晚期的杭州书画名家尽收其中，后辗转于于莲客、张珩之手，曾滞留北京近百年。2005年杭州市政府重建西溪，此画册重归杭州。二是清代旗籍词人纳兰性德画像（《容若侍卫小像》），此画像后为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收得，后张先生捐赠给故宫博物院。三是三多藏《石头记》，又称“三六桥本《石头记》”，此本为一百一十回本，有人认为此书后三十回为曹雪芹原著版本。此本据传流入日本，但下落不明。除此三件珍品外，三多还藏有纳兰性德生前所用双凤砚，此砚原藏罗瘿公处，上刻有纳兰注德题字和朱彝尊题词，罗去世后，三多从琉璃厂海王村觅得，故倍加珍视。丹凤砚曾入邓之诚先生之手，后流落入日本。
最后谈谈三多的书法，关于他的书法至今未有学者专门整理，可能源于近百年的流失。但三多的书名不低，他的老师王廷鼎曾记三多：“书习魏齐造像诸碑及曹景完志，作八分书得三公山及校官碑笔意，皆苍秀有致。”三多书法师从王廷鼎、俞樾。王廷鼎书法存世不多，故暂且不论。然俞樾的书法对三多影响很大，甚至贯穿了三多一生的书法创作。俞樾博通经史、著述宏富，尤擅长隶书，得《张迁碑》《衡方碑》《汉三老讳字忌日碑》之神髓，作书喜掺入篆书笔意，整体书风静穆含蓄，高古卓茂。俞樾曾在《春在堂随笔》中记：“江艮庭先生，生平不作楷书，虽草草涉笔，非篆即隶也。一日书片纸，付奴子至药肆购药物，字皆小篆，市人不识。更以隶书往，亦不识。先生愠曰：‘隶书本以便徒隶，若辈并徒隶不如邪。’余生平亦有先生之风，寻常书札，率以隶体书之。湘乡公述此事戏余，因录之以自嘲焉。”从此段笔记中可知俞樾的某些书法观念。三多在学术上一生服膺俞樾，故书法也继承了俞对汉魏碑派书法的理解。
三多出身杭州旗营，早年应受过系统的馆阁体训练，楷书习欧、柳、赵，从存世的一些手札中可窥见一斑。随着三多从政的经历，他眼界日宽，友人囊括了清末民初诸多名流俊彦，加之他自身学养深厚，精通诗词绘画音律，故此他的书法体现出和俞樾不同的个性。三多行书迥异于常见的帖学书法，乃帖学和北朝碑刻融合之作，用笔震颤，取波磔之势，显得古朴可喜，体势开张，结体贵在松而不散，法度存而面目新，这可能源于他广泛涉猎齐魏造像，对碑派书法有所借鉴。三多的行书还有掺杂草书者，受篆隶、北碑的影响，结体呈横势，只是采用了一些草書结体。其书法最有特点的是隶书，从外形上看，三多隶书与俞樾面貌略似，二人均喜卓茂厚重一路，不求险怪离奇，以文人审美加以取舍，但俞樾隶书更为厚重凝练，乃学养积聚而成。三多“作八分书得三公山及校官碑笔意”，三公山即《祀三公山碑》，此碑为汉代篆书体，风格纯古道厚，兼有隶书和行草笔意，是字体由篆入隶入草的见证。《校官碑》亦称《潘乾碑》，端庄浑厚，兼具篆意，亦属稚拙一路的书体。若三多隶书仅以此两碑为归宿，很难与俞樾书法相颉颃，但他兼取《曹全碑》，此碑结体舒展，用笔放纵，意态醇美，和《祀三公山碑》《校官碑》面貌迥异，也与俞樾书法的审美略存差别。可知三多虽为蒙古八旗后裔，但经过几代深受江南文化的熏陶，性格中也融入了江南文人的细腻，书风熔雄浑飘逸于一炉。细观三多的隶书，除学养功力外，还洋溢着一种清新的活力。他受俞樾影响，写信亦喜用隶书。他的隶书不是一味恪守成法，有些字体篆隶相参，面目并非一味纯古，反而存几分秀逸之气，堪称清新闲雅，超拔时俗。他的大字隶书虽无曲园老人的庙堂之气，但也不显薄弱。三多的书法凝聚了诗词、书法、绘画、音律的多重艺术成分，广泛吸纳了碑帖书法得精华，故能别出心裁，堪称古貌新颜，在旧京书坛占有一席之地。
（邹典飞/首都博物馆）
进入20世纪，随着清帝的逊位，中华民国建立，并于1912年4月迁都北京，昔日的帝王之都成为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也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来临。北京作为历史古都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及丰富文物收藏，汇聚一大批的新旧人才、通学硕彦、书画名家。他们或是地地道道的北京入，或于清末民初之时旅居北京，有的出身于王公贵胄的旗人或旧官僚家庭，有的则为来北京创业的“北漂”。正是这一强大艺术群体的共同智慧，為北京书法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创作源泉和较高的视野，使得北京书法呈现出异彩纷呈、空前繁荣的新局面。
贡桑诺尔布、三多即是旧京书家中的重要人物。贡桑诺尔布，简称贡王，是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世袭札萨克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清末民初时活跃于旧京。他工诗词，喜鉴藏，擅长书法，在旧京文化界颇富盛望。三多隶属蒙古正白旗，祖籍抚顺，生于杭州，为杭州驻防旗人，自幼深受江南文化熏陶，晚年定居旧京，书法得俞樾、王廷鼎真传，尤工隶书，在旧京书坛亦占有一席之地。
蒙古王公 旧京藏家——记贡桑诺尔布的生平与书法
贡桑诺尔布（1872—1931），姓兀良哈（乌梁罕）氏，字乐亭，号夔盒，蒙古族。为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世袭札萨克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喀喇沁部先世为元代开国功臣，清初建喀喇沁右旗，固鲁思奇布被授为第一代札萨克——旗王。光绪二十四年（1898），贡桑诺尔布承袭了喀喇沁右旗郡王爵位为第十三世旗王。担任旗王后，他在制内兴利除弊，废除了森严的等级制，加强了对喇嘛教的管理，兴办了三所新式学校，开设了工厂、百货商店，大力发展邮电通讯。光绪三十四年（1908），经肃亲王善耆举荐，贡桑诺尔布招揽300名蒙古兵编入新建禁卫军，并被任为“御前行走”。1911年，与那彦图、博迪苏等蒙古王公参与组织“蒙古王公联合会”（亦称蒙古同乡联合会），向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呈递请愿书，表示与清廷“大皇帝无二心”，继续效忠清王朝。1912年，参加御前会议，反对清帝退位。1月26日，清皇族“宗社党”主要成员良弼被革命党炸伤身亡，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见清廷大势已去，表示拥护共和。与孙中山多次接触，加入同盟会，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的九理事之一。同年9月，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委任贡王为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蒙藏院）总裁，又以他“效忠民国”进封亲王。贡王任职蒙藏院总裁期间，在北京创办蒙藏学堂，后改名为蒙藏学校，1927年废止。1931年，贡桑诺尔布病逝于北京。
贡桑诺尔布是清末民初的旗人中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他思想开明，为近代蒙古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世袭的蒙古王公，他从最初的拥护立宪，反对共和，到后来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其思想及其政治抱负充满着复杂和多变的因素。其间贡王活跃于内蒙古喀喇沁右旗和北京之间，其北京的王府坐落于太平街。1931年，他也病逝于此。贡桑诺尔布的成长受其父影响很深，他的父亲旺都特那木济勒（旺王）白幼喜读书，对书法、绘画、诗词均有较高的造诣，他曾用汉文写了许多诗词，有《公余集》传世。但博学多才的旺王性格暴戾无常，对奴仆十分严厉，经常施以酷刑，视奴仆性命如草芥，故人称“厉害王”。旺王对后代子嗣的教育极为重视，在贡桑诺尔布6岁时，旺王聘请山东举人丁锦堂教授其诗书，聘请河北武师马雪樵传授其武艺，还聘请喇嘛教授他蒙、满、藏经。由于贡桑诺尔布自幼受到蒙、满、汉、藏多种文化的教育，著有《夔盒吟草》。1913年，贡王在北京创办蒙藏学堂，校址在北京西单石虎胡同，现为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校内东部为清初吴三桂之子吴应熊驸马府，后改为右翼宗学（宗室子弟学校），乾隆年间成为大学士裘日修的赐第。蒙藏学堂招收蒙、藏学生入京就读，培养了许多的少数民族人才。如乌兰夫、李裕智、多松年、奎璧、吉雅泰等。蒙藏院废止后，贡王居于北京太平街王府，此地有山林之盛，也成为旧京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与他交往较多的有严复、梁启超、余绍宋、三多、钱桐、宝熙、周肇祥、李诜、陈半丁等。居闲时，贡王常赴琉璃厂、地安门的南纸店、古玩店收购书画古玩，是享誉旧京的收藏家之一。他还远赴上海、杭州，与吴昌硕、李瑞清、曾熙等书画名家切磋技艺，探讨书画收藏鉴赏。1921年，北京一些收藏家在中山公园联合举办“书画金石展览会”；1924年，在中山公园举办“江西赈灾书画展览会”。这些展览中均有贡桑诺尔布的藏品。他的藏品中著名的有唐寅《山水卷》、董其昌《行书卷》、石涛《竹西图》、高其佩《指画册》、边寿民《花卉册》、高凤翰《西园雅集图》等。
首都博物馆藏有一件民国时期旗人画家关松房绘《贡桑诺尔布像》，画中贡王坐于松下，着深衣，头戴草帽，手持书卷，一派汉人士子风范。画上存旗人宝熙长题：“萧然松下坐盘陀，五十年华鬓未皤。身外无边好风月，眼中不改旧山河。佳宾解作鲜卑语，壮士能为敕勒歌。诗卷酒杯良自得，陆沈此世意云何。奉题夔盒贤王玉照。沉堪宝熙拜书。”另夏孙桐长题：“谡谡清飙不世情，深衣独坐拥书城。高闲未异陶家径，更为春醪一举觞。松石韦郎寄古欢，轶群那得并东丹。请开十尺鹅溪绢，自写龙沙六月寒。夔盒主人命题。丙寅四月，夏孙桐。”此幅作品绘于20世纪20年代初，而夏孙桐的题跋则书写于1926年。从此幅作品中可知贡王对汉文化的向往和憧憬。史树青先生曾撰《蒙古族书画收藏家贡桑诺尔布》，对贡王事迹有一定的描述。在史先生笔下，贡王是一位风雅之士，喜爱与文人名士交往，他在北京艺术界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在朋辈中，贡王和肃亲王善耆交往很深，并有一层姻亲关系，善耆的三妹善坤为贡王的福晋。善耆亦擅书法，在旧京书坛颇有名望。笔者曾见《和硕肃忠亲王墨宝》一册，正文为善耆楷书册页，创作于1921年，后有升允、罗振玉、溥伟、贡桑诺尔布及日本人小平总治、国雄（疑为日本人）题跋。贡王题跋于1923年，文日：“嵩护卫泰，字环五，肃府护卫也。其为人忠直笃实，临事不苟，余为肃邸姻戚，知之最悉。庚子之役、辛亥之变，护卫之竭诚效忠，尤为难得。今出此册祈跋，在护卫本非考求翰墨，留意临池者，惟以故主手泽，珍重宝贵，是其心亦可见矣。呜呼！世道陵夷，人心不古，肃忠亲王大节昭垂，翰墨自是余技，而嵩护卫之倦念故主，尊重遗翰，则此册之传又非寻常翰墨可比，诚有关于世道人心，岂浅鲜哉，用志数语，以期不朽。癸亥九月下旬夔盒识。”此题跋是贡王为肃王护卫嵩泰所作，其中表达出他与肃王的交谊及对前朝的眷恋和世风的哀叹。 目前存世的贡桑诺尔布书法并不多见，但从记载中可知，贡王工于书法。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崇正学堂开学典礼。贡王为学堂撰写一副楹联，并悬挂于学堂正厅明柱之上，“崇武尚文，无非赖尔多士；正风移俗，是所望于群公”。上下联首嵌“崇正”二字。他还即兴赋诗一首：“朝廷百度尽维新，藩属亦应教化均。崇正先从端士习，兴才良不愧儒珍。欣看此日峥嵘辈，期作他年柱石臣。无限雄心深企望，养成大器做强鄰。”从中足见贡王的学识和抱负。如今贡王所书的大字楹联已不存，但从他的手札及所处时代书法风格分析，他的大字书法应属馆阁体一路。鉴于他早年从山东举人丁锦堂习诗书，故取法在欧、颜、柳、赵之间，面貌和同时的许多皇族取法类似，清末皇族习书不逾欧、颜、柳、赵之门，近取清代帝王书风（康熙、雍正、乾隆）及四家中成亲王永理、旗人铁保等。因此推断，贡王的大字除继承了馆阁体外，应未受碑派书风影响，为旗人皇家书法风格。目前笔者仅见贡王一通手札及题跋，手札为行楷，是贡王致建斋（李光久）书信，用笔厚重之处似鲁公，秀润处存“二王”风神，整体风格雄浑而拙茂，灵秀不乏苍劲，望之亦似宋元人书。从贡王的经历来看，他的书法早年受到良好的训练，视野也比较宽广，加之他身为清末蒙古王公，于日常中书法是其必备的一项技能，与之交往者身份很高，既有清代皇室贵胄，兼有旧京书画界名流。贡王还喜好收藏，首博如今还藏有书画名流吴昌硕、陈半丁、李瑞清、胡毓骥、俞原、邱棂、思本率等为其所作册页26开。可见贡王喜与书画名家交往，并深受旧京文化影响，故此贡王书法下笔即不落尘俗，其所书题跋随意自然，是他中年之后的书法，比其书札多了几分自信和洒脱。从笔法上看，贡王已经忽略了字的起收笔，纯任自然，于气息把握，能将帖学书法格调控于宋元之间，无俗态媚姿，加之其少数民族性格中的豪爽，故他的书法别具风姿。笔者认为贡王书法颇有几分元初少数民族书家康里崾崾的意味。
在民国书法史上，少数民族的书法往往被忽略，尤其是民国时期，旗人书法多混同于汉族书法之中，被视为是一种缺乏创造力的风格。尤其是清帝逊位后，很多旗人书家更变得默默无闻。但笔者认为帖学书法能在碑派书法冲击中尚保留一分元气，还得益于一批旗人书法家的坚守和执着，特别是这些深受汉文化熏陶的少数民族书家。他们除受本民族的文化影响外，对汉文化向往和憧憬，在学习中能很好地继承汉文化中的精髓，并与本民族的文化相融合，在千人一面的书法中，逐渐融入自己的理解，对书法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目前，对于贡桑诺尔布的研究以史学和文学方面为重，他的书法没有专门的学者进行汇集整理。因此长期以来，这位少数民族书家的艺术成就被埋没和遗忘。随着年久日深，他的书法已如凤毛麟角，因此笔者希望以此文引起学者和藏家们的关注，对这位昔日享誉旧京的蒙古王爷书法庋藏研究，对后人了解旧京前贤书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清新闲雅 超拔时俗——记三多的生平与书法
三多（1871—1941），蒙古钟木依氏，全名三多戈，汉姓张，号六桥，晚号鹿樵，隶属正白旗蒙古，祖籍抚顺，生于杭州，为杭州驻防旗人。早年就读于杭州旗营内的梅清书院，光绪十年（1884），承“世叔父”荫袭三等轻车都尉，食三品俸。后历任杭州都护将军（1894），正白旗四佐佐领（1896），稽查商税事务（1901），京师大学堂提调、浙江武备学堂总办及督练公所洋务局提调（1902），杭州知府、第一标统兼候补道（1960）等。光绪三十四年（1908）任归化城副都统，任职期间，在蒙地推行改革，重视教育。191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被驱逐出境。乘火车先至奉天，后到天津过起寓公生活。1912年，赴沈阳负责管理故宫和清朝关外三陵（清永陵、福陵、昭陵），由张作霖拨给管陵费用……1932年，迫于生计，出任伪满洲国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副总裁。1941年病卒。
三多是清末民初的特殊历史人物，作为少数民族，他一生活跃于政坛，面对复杂而变的政治环境，有着诸多的无奈和彷徨。从政治上看，他不是单纯的遗老，但对前清有着特殊的眷恋。对待民国，他并未一味的敌视；面对日本侵略者，他又表现出了一层遗老的情怀。纵观三多的一生，其经历曲折多变，充满着传奇色彩。除政治身份外，三多是清末民初活跃于文坛的知名诗人、词人、书画家，著有《可园诗钞》《粉云庵词》《柳营窑》等。有的学者认为三多是近代以来继清后最有名的蒙古族汉文诗人。三多和北京的渊源很深，民国时他曾居于东城板厂胡同。晚年，他在北京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以著述为乐，直至病卒。谈到三多的家学，他生于杭州旗营，此地自古为文人汇聚之地，也是江南文化的重镇之一。作为蒙古八旗的后裔，三多认为，“我朝家法文武并习，顾独以韬铃自囿耶”，故发奋读书。他先拜王廷鼎为师，王去世后，又从王廷鼎的老师俞樾先生游，从二先生习诗词书画。此外，三多还广交江南硕学名儒，如谭献、杨葆光、蒋学坚、樊增祥、易顺鼎等，学人中与之交厚的有金梁、裕恂、宋恕、宋文蔚、俞陛云（俞樾之孙）、徐珂（谭献弟子）、张鹤龄、郭则法（俞陛云女婿）、王永江、王耒等。郑逸梅先生回忆，“与六桥往还及唱和者，尚有赵萼楼、任卓人、陈寿松、袁巽初、嵩允中、吴学庄、邹筠波、方佩兰、李益智、何堂孙诸耆旧。相处久，人亦忘其为蒙古人也”，俞樾对三多的诗学成就评之日：“与其师瓠楼（王廷鼎号）互相切磋以求其深，而又深又求其显，而又显有一唱三叹之音，而无千辟万灌之迹，合杜韩韦柳而炉冶之，以自成一家，则虽香山、剑南可以驾而上之，而曲园又何足以望之。”谭献评其诗曰：“清超拔俗……清逸闲雅有儒将风……读如春山之秀色可餐，如秋月之朗人怀抱，如入柳阴曲径闻流莺之宛转，如栖幽岩披松风之泠泠，听流水之溅溅，抑亦啴缓和柔而无俗韵，又复旷邈若山林之士，何蚤成若此。”通过翻阅三多的《可园诗钞》，可知他与活跃于旧京的宝廷、宝熙、贡桑诺尔布、耆龄、文廷式、李希胜、蒋式惺、许宝蘅、袁励辈、罗瘿公、罗振玉、严修、邓邦述均有诗词唱和，其间他还参加过许多的旧京诗社雅集，如罗瘿公诗社、蛰园吟社、聊园吟社等。 三多工于诗词，这与他喜爱藏书和读书密不可分，他曾作《藏书》诗：“爱坐图书府，如对古贤豪。积石亦为仓，敢比谯过曹。”三多好读《红楼梦》，并以常以“红楼”事入诗，其《寄赠耆寿民龄京卿》诗中有“怡红君薄成常侍，不曾唐突到西施”之句。除藏书读书外，三多喜购藏书画碑帖，居京期间，他是琉璃厂、隆福寺、地安门一带的古玩店和南纸店的常客。1912年，三多曾在琉璃厂购得成亲王赠红梨主人《任陪都律诗》立轴，并赋诗云：“五载三边建节牙，能遭人骂胜浮夸。祖居此亦堪栽柳（吾家世居抚顺城，顺治二年迁驻杭州，盛京乃第一梓桑也），吏隐何妨学种瓜。鸿爪且寻留雪印（去冬由西伯利亚归，过奉曾小住三日），马头犹看傲霜花。诸公未必悭珠玉，辉映红梨旧主衙。”三多还访得著名突厥碑刻《阙特勤碑》，椎拓后遍请名流文士题跋。据传三多的藏品中有三件奇珍：一是《西溪梅竹山庄画册》，最初为“西泠八家”之奚冈自嘉庆八年（1803）开笔，经过近百年的集结成册。此画册将清代中晚期的杭州书画名家尽收其中，后辗转于于莲客、张珩之手，曾滞留北京近百年。2005年杭州市政府重建西溪，此画册重归杭州。二是清代旗籍词人纳兰性德画像（《容若侍卫小像》），此画像后为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收得，后张先生捐赠给故宫博物院。三是三多藏《石头记》，又称“三六桥本《石头记》”，此本为一百一十回本，有人认为此书后三十回为曹雪芹原著版本。此本据传流入日本，但下落不明。除此三件珍品外，三多还藏有纳兰性德生前所用双凤砚，此砚原藏罗瘿公处，上刻有纳兰注德题字和朱彝尊题词，罗去世后，三多从琉璃厂海王村觅得，故倍加珍视。丹凤砚曾入邓之诚先生之手，后流落入日本。
最后谈谈三多的书法，关于他的书法至今未有学者专门整理，可能源于近百年的流失。但三多的书名不低，他的老师王廷鼎曾记三多：“书习魏齐造像诸碑及曹景完志，作八分书得三公山及校官碑笔意，皆苍秀有致。”三多书法师从王廷鼎、俞樾。王廷鼎书法存世不多，故暂且不论。然俞樾的书法对三多影响很大，甚至贯穿了三多一生的书法创作。俞樾博通经史、著述宏富，尤擅长隶书，得《张迁碑》《衡方碑》《汉三老讳字忌日碑》之神髓，作书喜掺入篆书笔意，整体书风静穆含蓄，高古卓茂。俞樾曾在《春在堂随笔》中记：“江艮庭先生，生平不作楷书，虽草草涉笔，非篆即隶也。一日书片纸，付奴子至药肆购药物，字皆小篆，市人不识。更以隶书往，亦不识。先生愠曰：‘隶书本以便徒隶，若辈并徒隶不如邪。’余生平亦有先生之风，寻常书札，率以隶体书之。湘乡公述此事戏余，因录之以自嘲焉。”从此段笔记中可知俞樾的某些书法观念。三多在学术上一生服膺俞樾，故书法也继承了俞对汉魏碑派书法的理解。
三多出身杭州旗营，早年应受过系统的馆阁体训练，楷书习欧、柳、赵，从存世的一些手札中可窥见一斑。随着三多从政的经历，他眼界日宽，友人囊括了清末民初诸多名流俊彦，加之他自身学养深厚，精通诗词绘画音律，故此他的书法体现出和俞樾不同的个性。三多行书迥异于常见的帖学书法，乃帖学和北朝碑刻融合之作，用笔震颤，取波磔之势，显得古朴可喜，体势开张，结体贵在松而不散，法度存而面目新，这可能源于他广泛涉猎齐魏造像，对碑派书法有所借鉴。三多的行书还有掺杂草书者，受篆隶、北碑的影响，结体呈横势，只是采用了一些草書结体。其书法最有特点的是隶书，从外形上看，三多隶书与俞樾面貌略似，二人均喜卓茂厚重一路，不求险怪离奇，以文人审美加以取舍，但俞樾隶书更为厚重凝练，乃学养积聚而成。三多“作八分书得三公山及校官碑笔意”，三公山即《祀三公山碑》，此碑为汉代篆书体，风格纯古道厚，兼有隶书和行草笔意，是字体由篆入隶入草的见证。《校官碑》亦称《潘乾碑》，端庄浑厚，兼具篆意，亦属稚拙一路的书体。若三多隶书仅以此两碑为归宿，很难与俞樾书法相颉颃，但他兼取《曹全碑》，此碑结体舒展，用笔放纵，意态醇美，和《祀三公山碑》《校官碑》面貌迥异，也与俞樾书法的审美略存差别。可知三多虽为蒙古八旗后裔，但经过几代深受江南文化的熏陶，性格中也融入了江南文人的细腻，书风熔雄浑飘逸于一炉。细观三多的隶书，除学养功力外，还洋溢着一种清新的活力。他受俞樾影响，写信亦喜用隶书。他的隶书不是一味恪守成法，有些字体篆隶相参，面目并非一味纯古，反而存几分秀逸之气，堪称清新闲雅，超拔时俗。他的大字隶书虽无曲园老人的庙堂之气，但也不显薄弱。三多的书法凝聚了诗词、书法、绘画、音律的多重艺术成分，广泛吸纳了碑帖书法得精华，故能别出心裁，堪称古貌新颜，在旧京书坛占有一席之地。
（邹典飞/首都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