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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父亲下决心要盖新房了。
那时，祖母健在，我们六口之家，住在一个规整的四合院里。这个老院，从祖辈儿传下来的，有说清朝的，有说民国的，到底多老，无人考证，也无人说得清楚。岁月倥偬，时光如尘，那些原本粗壮的木柱、屋架、檀条，被一群成天嗡嗡飞舞的土蜂，打了密密麻麻的小圆孔。瓦块经不住风吹雨摧，有些破损严重，临时摊了一层薄膜，但不大见效，一下雨，母亲还是要忙着去找盆盆罐罐接漏子，滴滴答答的雨滴从屋顶上倏地落下来，落在大大小小的瓦盆里，叮咚有声。老宅子似乎走到了风烛残年。
屋场选在我们自留地的园子里，自家地自家用，免得求人说好话。更让父亲称心的是，附近没有别的人户，盖成后单家独院，免得再像住在老院里农忙时为晒粮食起早抢晒场，那种你抢我夺的日子他似乎早已厌倦。盖了新房，避他人远远的，落得清静，自在、從容。
2
母亲对盖新房，心里多多少少有些矛盾，倒不全是她对老院有比父亲更深的感情。毕竟，她近二十年最风华的青春在这里随着光阴一起流散，老屋那些熟悉的气息似乎早已融入了她的血液。加之，家底她是清楚的，积蓄有一点，但不多，而要用钱的地方却不知深浅——我们兄妹三人分别正读着初中、小学，祖母也快年满八十。家庭的开支永远是一个无底洞，将来还要投进去多少钱，似乎可知却又难以预测。乡下人，谁不是算计着过日子的呢。这时，贸然去盖新房，势必会让刚刚过上温饱、稍有起色的六口之家，又一次面临前途未卜。
父亲总是对生活充满自信，不像母亲有那么多顾虑。那时的他，正值盛年，性子犟，脾气又急，正想甩开膀子干点他认为惊天动地的大事，盖房，似乎正是帮他实现愿望的一个契点，尤其看到左邻右舍有人盖了新房，他越发跃跃欲试。
不由分说，母亲的话有时在父亲那里往往如风过耳，家里的事情向来如此，每有杀伐决断，总是父亲拿定主意。
为找木匠，两人起了争执。木匠在乡下并不难找，但出了师的木匠，是要付工钱的，因为那是技术活儿，我们称之为“大工”。村里有好几个木匠，但能做门、窗之类的，只有一个。做椽子、檀条、铺板、屋架这些粗活的，几个技术不相上下。母亲的意思，细活儿包工，几扇门，几合窗，做好了总算账，这个无异议。母亲认为粗活儿要划算划算，最好只请木匠量量尺寸，弹弹墨线，或需要砍、锯、刨的，请一个粗活儿木匠就够了，其他拉锯剖板子自己动手或请小工做，可省下不少的钱。父亲觉得不如一次多请几个粗活儿木匠，集中时间一次性做好，免得再去讨力。
父亲仗着念过几年书，自认为见识比母亲高一头，越发地自命不凡。在家里，他总是无端地强势。母亲不识字，加上天生性格柔弱，无形中更助长了父亲的跋扈。在父亲面前，母亲越发显得软弱。这样的婚姻，注定了会有争吵，也注定了母亲总是处于下风。
父亲的粗暴脾气总是临空而来，争着争着，猛地一拍桌子：“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母亲顿时哑然，气鼓鼓地坐在椅子上，把脸扭到一边儿，不想正眼儿再看父亲的那张嘴脸。父亲怒气冲冲地连夜去找木匠，母亲拗不过，只能干怄气，暗自落泪。
除做门、窗的师傅外，父亲负气似的一连请了三个粗活木匠。逼窄的院子里，一时砍的砍，锯的锯，刨的刨，木屑飞舞，梆梆声此起彼伏，老院嘈杂喧腾。我记事儿起，院里从没这么热闹过。
父亲脸上挂着笑意，甚至有些暗自得意，这样的场面，正是他想要的。母亲在厨房忙着张罗午饭，并不理会父亲，大约还在为昨晚的事心里不痛快。每次争吵之后，都会有一段时间的冷战，彼此横眉竖眼，视若仇人。
木匠初来乍到，刚摆开架势，不时找这要那。正在拉锯的父亲，不得不放下长锯，奔前跑后去借木匠要的东西，借长板凳，借马脚，借抓钉，借木匠需要而我们家又没有的。不一会儿，父亲黑着脸回来，站在院子里高声大嗓喊母亲出去借梯子，母亲在厨房里择菜，不理他，好像没听见一样。
父亲可能觉得母亲当着木匠的面儿故意驳他面子，越发恼火，声音越提越高，时不时还夹杂着骂人的难听话，当然是骂母亲的。
母亲仍不理他，大伯听不过耳，劝了父亲几句，祖母也出来说父亲的不是，父亲方才安静下来，又坐回到地上，和木匠一起拉起长锯。
那时没有电锯，把木料剖成木板，要靠长锯。拉锯是件苦差事，一人站在木架搭起的高处，双脚站好，掌握好平衡，伸直了双手，紧握长锯的一端向上拉，另一人席地而坐，握着长锯的另一端向下拽，两人你来我往，一拉一拽，锯齿沿着墨线寸寸推进，随着高低起伏的长锯，锯末纷纷落下。反复地拉拽、推送，直到木料被剖成一块一块的木板。从日出到日落，每天剖开的木板，也不过十几块而已。一天下来，拉锯人往往腰酸背疼，臂膀木麻。
木工活儿，体力消耗大，母亲当然知道轻重，每天满桌满盘，从不应付，烟茶酒肉，毫不吝惜。左邻右舍不时有人送来白菜、豆腐、酸菜、腊肉。那时的乡下，民风还极为淳朴，人情味儿也很浓烈，谁家过红白喜事，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帮忙的，送菜的，无不诚心实意。彼此之间的感情，正是靠着这种自然而不刻意的联络，一寸一寸累积起来。
请工是父亲从镇上拉回红砖后才开始的。拉来的红砖，先堆在路边，因为到新屋场的车路不通，得请人一筐一筐挑着上去。
小半里路，又是上坡，红砖、钢筋、水泥、石灰、沙、瓦，这些原材料都要靠肩膀挑，杠子抬，光靠小工帮忙显然不够。为省钱，父亲和母亲趁一早一晚时间抢着挑，因为白天大工师傅一来，只能围着他们转。
3
生活的细节更容易消弭亲人之间的隔膜，像燕子一样为建新房而上下飞舞含泥不止的父母渐渐淡忘了前些时日的那些争吵和不快。一天晚上，父亲挑砖扭了腰，疼得直龇牙。母亲对父亲，一直混杂着一些说不出的情感，有时是怨，有时也有柔情似水的疼爱。怨他脾气坏，怨他犟，甚至怨他什么都自作主张，但她又是心疼父亲的，当父亲身体偶遇不适，母亲作为女性的那些柔媚总会肆意地流淌，对父亲的那些不快与怨气都瞬间烟消云散，心软到去悉心照料他，疼爱他。 母亲采用热酒擀的土方法为父亲擀腰，那时乡下流行这种疗法。父亲躺在床上，母亲点燃酒，轰的一声，酒在碗里飘出蓝色的火焰，忽闪忽闪，似灭未灭。母亲迅速把燃酒用手蘸了，快速地涂抹在父亲的腰上，摊平双手，使劲地来回擀，擀一下，父亲喊叫一声。不一会儿，父亲腰上红通通的，母亲乘着酒的热劲儿，使出浑身劲儿地擀，擀得父亲头上直冒热汗。父亲怎么喊叫，母亲都不理会，仍然一遍一遍地往他身上反复抹，快速擀，越擀越快，用劲儿也越来越大，好像要把里面的一股气给擀出来。几个轮回，母亲额头早已沁出一层密密的汗珠，一碗燃酒也擀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的晚上，母亲收收捡捡罢了，仍为父亲擀，又连续擀了三晚。直到父亲说好多了，母亲仍不放心，又请人到镇上买了膏药给父亲贴上。
新房盖到快一半时，只得停工。秋日的雨，开始连绵不停地下，落在枯寂的田野里，落在凌乱不堪的屋场里，落在父亲心急火燎的心坎里。老屋子越发漏得厉害，新房子停着工，眼看“过门”的日期快到了。父亲一筹莫展，默然地站在老屋檐下，不时伸出手去，测试雨量的大小，担心老是复不了工，会耽误先生排的好日期。
时令已入仲秋，天气越发地薄凉，淅淅沥沥的秋雨，滴答不停，缠绵不休。父亲再也坐不住了，买回一捆薄膜，裁成长方形，一块一块的，堆在老院里，准备当雨衣用。
三个砌墙的师傅被父亲请了回来，许了他们高于平时的工钱。砌匠们戴着斗笠，披着薄膜，站在摇摇晃晃的木架上，冒着小雨接着砌，砌一段儿，用薄膜遮盖一段儿。父亲母亲也披了薄膜，站在雨中，一人忙着搅拌砂浆，一人拎着一桶桶的砂浆递给师傅，任雨水、泥水滴在身上，落在早已湿漉漉的鞋上。
紧赶慢赶，总算在先生选定的日期前安上了大门。正式“过门”那天，老天好像有意开了恩，天晴朗朗的，没有一丝云彩，阳光落在身上，暖融融的。前来恭贺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面带笑容，当着父母面儿说些温润的祝贺话。
师傅们在大门上方又“跑”了一圈砖，超过了门，暗含“过门”之意。父亲那天的心情，一如这明媚的阳光，分外舒朗。原本不爱笑的母亲，也异常高兴，准备了整整六大桌酒席。父亲放了那个年代能买到的最大一挂鞭炮。鞭炮声清脆，响彻云霄，在那个秋日的午后，一阵一阵地在新屋场的上空回荡。
4
用于盖房的钱花得像流水一样，父亲开始为钱着急了。每一项的费用，父亲都用我们没写过作业的一个本子记着，材料多少，运费多少，大工几个，小工几个，工钱多少，哪些付了，哪些欠着，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盖房前，亲戚中能借的，也早做了打算。本来说好了的，大伯借两千，二伯借两千，舅舅借三千。家里的一点儿积蓄和从大伯、二伯那里借来的钱早用超了。现在，就剩舅舅的钱来救急了，因为卖砖的老板来催促过好几次，再不结账，恐怕就不是红脸的事了。
没想到，从春上起，外婆忽然喘得厉害，送去检查，说是得了肺喘病，不得已，做了手术，前后花了好几千。舅舅是独子，花的钱无人替他分担，把原本准备借给父亲的钱花得所剩无几。
父亲是个要强的人，向来不愿低头求人，但这一次，父亲放下面子，每天晚上，都要摸黑去找几个他认为能借钱给他的人，但要么推说没有，要么许诺晚点，要么借得很少，最终到手能用的，仍是寥寥。受到冷遇的父亲，每次归来，抖落一身的月色，走进昏暗的老屋，面对母亲期盼的眼神，都挤出强装的颜笑，不知他走在夜色沉沉的深秋里，心中该涌起过多少的酸楚。
借钱之事，让父亲真正体会到了人情的冷暖，也让一向有些高傲的他，渐渐明白了母亲平时话语中的那些良苦用心，母亲的那些他过去甚是不屑或鄙视的精打细算。父亲后来身上很多棱角的慢慢磨平，都与这次盖房借钱息息相关。
母亲没有选择，这个节骨眼上，她还能指望谁？只有硬着头皮回一趟娘家。母亲有些张不开口，因为外婆住院花了不少钱她是知晓的。母亲回来，舅舅自然明白意思，二话没说，第二天就把家里的一头耕牛卖了，又找人借了些，整整给母亲凑了三千。
新房总算盖起来了。冬月初，我们搬进了新屋，什么也没添置，都是老屋的旧家具，旧锅碗瓢盆儿。新屋高大、敞亮，立在秋日的阳光里，让人看了心生温暖，但父亲和母亲的心情却都有些暗沉。前前后后，房子花了两万多，已远远超出了他们多年的积蓄，还欠了近万元的外帐，这在那个年代，当然是一笔大账了。
这笔账，从此就像一条麻绳，紧紧地缠绕在他们身上，缠绕在他们心里，缠绕得他们好多年都过得不安生。
盖房的起起落落、恩恩怨怨、争争吵吵，都如浪抹沙滩，伴随着母亲的离世，不留一丝痕迹。唯有父母付出的那些辛劳、心力，永远地刻在了我回望屋子时无法平复的心里。
責任编辑 陈美者
父亲下决心要盖新房了。
那时，祖母健在，我们六口之家，住在一个规整的四合院里。这个老院，从祖辈儿传下来的，有说清朝的，有说民国的，到底多老，无人考证，也无人说得清楚。岁月倥偬，时光如尘，那些原本粗壮的木柱、屋架、檀条，被一群成天嗡嗡飞舞的土蜂，打了密密麻麻的小圆孔。瓦块经不住风吹雨摧，有些破损严重，临时摊了一层薄膜，但不大见效，一下雨，母亲还是要忙着去找盆盆罐罐接漏子，滴滴答答的雨滴从屋顶上倏地落下来，落在大大小小的瓦盆里，叮咚有声。老宅子似乎走到了风烛残年。
屋场选在我们自留地的园子里，自家地自家用，免得求人说好话。更让父亲称心的是，附近没有别的人户，盖成后单家独院，免得再像住在老院里农忙时为晒粮食起早抢晒场，那种你抢我夺的日子他似乎早已厌倦。盖了新房，避他人远远的，落得清静，自在、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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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对盖新房，心里多多少少有些矛盾，倒不全是她对老院有比父亲更深的感情。毕竟，她近二十年最风华的青春在这里随着光阴一起流散，老屋那些熟悉的气息似乎早已融入了她的血液。加之，家底她是清楚的，积蓄有一点，但不多，而要用钱的地方却不知深浅——我们兄妹三人分别正读着初中、小学，祖母也快年满八十。家庭的开支永远是一个无底洞，将来还要投进去多少钱，似乎可知却又难以预测。乡下人，谁不是算计着过日子的呢。这时，贸然去盖新房，势必会让刚刚过上温饱、稍有起色的六口之家，又一次面临前途未卜。
父亲总是对生活充满自信，不像母亲有那么多顾虑。那时的他，正值盛年，性子犟，脾气又急，正想甩开膀子干点他认为惊天动地的大事，盖房，似乎正是帮他实现愿望的一个契点，尤其看到左邻右舍有人盖了新房，他越发跃跃欲试。
不由分说，母亲的话有时在父亲那里往往如风过耳，家里的事情向来如此，每有杀伐决断，总是父亲拿定主意。
为找木匠，两人起了争执。木匠在乡下并不难找，但出了师的木匠，是要付工钱的，因为那是技术活儿，我们称之为“大工”。村里有好几个木匠，但能做门、窗之类的，只有一个。做椽子、檀条、铺板、屋架这些粗活的，几个技术不相上下。母亲的意思，细活儿包工，几扇门，几合窗，做好了总算账，这个无异议。母亲认为粗活儿要划算划算，最好只请木匠量量尺寸，弹弹墨线，或需要砍、锯、刨的，请一个粗活儿木匠就够了，其他拉锯剖板子自己动手或请小工做，可省下不少的钱。父亲觉得不如一次多请几个粗活儿木匠，集中时间一次性做好，免得再去讨力。
父亲仗着念过几年书，自认为见识比母亲高一头，越发地自命不凡。在家里，他总是无端地强势。母亲不识字，加上天生性格柔弱，无形中更助长了父亲的跋扈。在父亲面前，母亲越发显得软弱。这样的婚姻，注定了会有争吵，也注定了母亲总是处于下风。
父亲的粗暴脾气总是临空而来，争着争着，猛地一拍桌子：“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母亲顿时哑然，气鼓鼓地坐在椅子上，把脸扭到一边儿，不想正眼儿再看父亲的那张嘴脸。父亲怒气冲冲地连夜去找木匠，母亲拗不过，只能干怄气，暗自落泪。
除做门、窗的师傅外，父亲负气似的一连请了三个粗活木匠。逼窄的院子里，一时砍的砍，锯的锯，刨的刨，木屑飞舞，梆梆声此起彼伏，老院嘈杂喧腾。我记事儿起，院里从没这么热闹过。
父亲脸上挂着笑意，甚至有些暗自得意，这样的场面，正是他想要的。母亲在厨房忙着张罗午饭，并不理会父亲，大约还在为昨晚的事心里不痛快。每次争吵之后，都会有一段时间的冷战，彼此横眉竖眼，视若仇人。
木匠初来乍到，刚摆开架势，不时找这要那。正在拉锯的父亲，不得不放下长锯，奔前跑后去借木匠要的东西，借长板凳，借马脚，借抓钉，借木匠需要而我们家又没有的。不一会儿，父亲黑着脸回来，站在院子里高声大嗓喊母亲出去借梯子，母亲在厨房里择菜，不理他，好像没听见一样。
父亲可能觉得母亲当着木匠的面儿故意驳他面子，越发恼火，声音越提越高，时不时还夹杂着骂人的难听话，当然是骂母亲的。
母亲仍不理他，大伯听不过耳，劝了父亲几句，祖母也出来说父亲的不是，父亲方才安静下来，又坐回到地上，和木匠一起拉起长锯。
那时没有电锯，把木料剖成木板，要靠长锯。拉锯是件苦差事，一人站在木架搭起的高处，双脚站好，掌握好平衡，伸直了双手，紧握长锯的一端向上拉，另一人席地而坐，握着长锯的另一端向下拽，两人你来我往，一拉一拽，锯齿沿着墨线寸寸推进，随着高低起伏的长锯，锯末纷纷落下。反复地拉拽、推送，直到木料被剖成一块一块的木板。从日出到日落，每天剖开的木板，也不过十几块而已。一天下来，拉锯人往往腰酸背疼，臂膀木麻。
木工活儿，体力消耗大，母亲当然知道轻重，每天满桌满盘，从不应付，烟茶酒肉，毫不吝惜。左邻右舍不时有人送来白菜、豆腐、酸菜、腊肉。那时的乡下，民风还极为淳朴，人情味儿也很浓烈，谁家过红白喜事，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帮忙的，送菜的，无不诚心实意。彼此之间的感情，正是靠着这种自然而不刻意的联络，一寸一寸累积起来。
请工是父亲从镇上拉回红砖后才开始的。拉来的红砖，先堆在路边，因为到新屋场的车路不通，得请人一筐一筐挑着上去。
小半里路，又是上坡，红砖、钢筋、水泥、石灰、沙、瓦，这些原材料都要靠肩膀挑，杠子抬，光靠小工帮忙显然不够。为省钱，父亲和母亲趁一早一晚时间抢着挑，因为白天大工师傅一来，只能围着他们转。
3
生活的细节更容易消弭亲人之间的隔膜，像燕子一样为建新房而上下飞舞含泥不止的父母渐渐淡忘了前些时日的那些争吵和不快。一天晚上，父亲挑砖扭了腰，疼得直龇牙。母亲对父亲，一直混杂着一些说不出的情感，有时是怨，有时也有柔情似水的疼爱。怨他脾气坏，怨他犟，甚至怨他什么都自作主张，但她又是心疼父亲的，当父亲身体偶遇不适，母亲作为女性的那些柔媚总会肆意地流淌，对父亲的那些不快与怨气都瞬间烟消云散，心软到去悉心照料他，疼爱他。 母亲采用热酒擀的土方法为父亲擀腰，那时乡下流行这种疗法。父亲躺在床上，母亲点燃酒，轰的一声，酒在碗里飘出蓝色的火焰，忽闪忽闪，似灭未灭。母亲迅速把燃酒用手蘸了，快速地涂抹在父亲的腰上，摊平双手，使劲地来回擀，擀一下，父亲喊叫一声。不一会儿，父亲腰上红通通的，母亲乘着酒的热劲儿，使出浑身劲儿地擀，擀得父亲头上直冒热汗。父亲怎么喊叫，母亲都不理会，仍然一遍一遍地往他身上反复抹，快速擀，越擀越快，用劲儿也越来越大，好像要把里面的一股气给擀出来。几个轮回，母亲额头早已沁出一层密密的汗珠，一碗燃酒也擀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的晚上，母亲收收捡捡罢了，仍为父亲擀，又连续擀了三晚。直到父亲说好多了，母亲仍不放心，又请人到镇上买了膏药给父亲贴上。
新房盖到快一半时，只得停工。秋日的雨，开始连绵不停地下，落在枯寂的田野里，落在凌乱不堪的屋场里，落在父亲心急火燎的心坎里。老屋子越发漏得厉害，新房子停着工，眼看“过门”的日期快到了。父亲一筹莫展，默然地站在老屋檐下，不时伸出手去，测试雨量的大小，担心老是复不了工，会耽误先生排的好日期。
时令已入仲秋，天气越发地薄凉，淅淅沥沥的秋雨，滴答不停，缠绵不休。父亲再也坐不住了，买回一捆薄膜，裁成长方形，一块一块的，堆在老院里，准备当雨衣用。
三个砌墙的师傅被父亲请了回来，许了他们高于平时的工钱。砌匠们戴着斗笠，披着薄膜，站在摇摇晃晃的木架上，冒着小雨接着砌，砌一段儿，用薄膜遮盖一段儿。父亲母亲也披了薄膜，站在雨中，一人忙着搅拌砂浆，一人拎着一桶桶的砂浆递给师傅，任雨水、泥水滴在身上，落在早已湿漉漉的鞋上。
紧赶慢赶，总算在先生选定的日期前安上了大门。正式“过门”那天，老天好像有意开了恩，天晴朗朗的，没有一丝云彩，阳光落在身上，暖融融的。前来恭贺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面带笑容，当着父母面儿说些温润的祝贺话。
师傅们在大门上方又“跑”了一圈砖，超过了门，暗含“过门”之意。父亲那天的心情，一如这明媚的阳光，分外舒朗。原本不爱笑的母亲，也异常高兴，准备了整整六大桌酒席。父亲放了那个年代能买到的最大一挂鞭炮。鞭炮声清脆，响彻云霄，在那个秋日的午后，一阵一阵地在新屋场的上空回荡。
4
用于盖房的钱花得像流水一样，父亲开始为钱着急了。每一项的费用，父亲都用我们没写过作业的一个本子记着，材料多少，运费多少，大工几个，小工几个，工钱多少，哪些付了，哪些欠着，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盖房前，亲戚中能借的，也早做了打算。本来说好了的，大伯借两千，二伯借两千，舅舅借三千。家里的一点儿积蓄和从大伯、二伯那里借来的钱早用超了。现在，就剩舅舅的钱来救急了，因为卖砖的老板来催促过好几次，再不结账，恐怕就不是红脸的事了。
没想到，从春上起，外婆忽然喘得厉害，送去检查，说是得了肺喘病，不得已，做了手术，前后花了好几千。舅舅是独子，花的钱无人替他分担，把原本准备借给父亲的钱花得所剩无几。
父亲是个要强的人，向来不愿低头求人，但这一次，父亲放下面子，每天晚上，都要摸黑去找几个他认为能借钱给他的人，但要么推说没有，要么许诺晚点，要么借得很少，最终到手能用的，仍是寥寥。受到冷遇的父亲，每次归来，抖落一身的月色，走进昏暗的老屋，面对母亲期盼的眼神，都挤出强装的颜笑，不知他走在夜色沉沉的深秋里，心中该涌起过多少的酸楚。
借钱之事，让父亲真正体会到了人情的冷暖，也让一向有些高傲的他，渐渐明白了母亲平时话语中的那些良苦用心，母亲的那些他过去甚是不屑或鄙视的精打细算。父亲后来身上很多棱角的慢慢磨平，都与这次盖房借钱息息相关。
母亲没有选择，这个节骨眼上，她还能指望谁？只有硬着头皮回一趟娘家。母亲有些张不开口，因为外婆住院花了不少钱她是知晓的。母亲回来，舅舅自然明白意思，二话没说，第二天就把家里的一头耕牛卖了，又找人借了些，整整给母亲凑了三千。
新房总算盖起来了。冬月初，我们搬进了新屋，什么也没添置，都是老屋的旧家具，旧锅碗瓢盆儿。新屋高大、敞亮，立在秋日的阳光里，让人看了心生温暖，但父亲和母亲的心情却都有些暗沉。前前后后，房子花了两万多，已远远超出了他们多年的积蓄，还欠了近万元的外帐，这在那个年代，当然是一笔大账了。
这笔账，从此就像一条麻绳，紧紧地缠绕在他们身上，缠绕在他们心里，缠绕得他们好多年都过得不安生。
盖房的起起落落、恩恩怨怨、争争吵吵，都如浪抹沙滩，伴随着母亲的离世，不留一丝痕迹。唯有父母付出的那些辛劳、心力，永远地刻在了我回望屋子时无法平复的心里。
責任编辑 陈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