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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现代文学史上，林纾（1851—1924）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古文大家、小说翻译家、诗画家，也是一位苦尽甘来、时来运转的传奇人物。他前后娶过两房妻室，前妻刘琼姿，生有一女二子；后妻杨道郁，育有五子四女，可谓子女满堂，同时代文艺家中，堪与齐白石比肩。前妻病逝于1897年，不久长女（林雪）次子（林钧）又相继病故，仅存长子林珪，三岁又过继弟媳家为冢子。林纾早年丧父、丧弟，长年患肺病，中年丧母、丧妻、丧子、丧女，可以说，他的前半生是在丧葬接踵、贫病交迫中度过的。由于特殊的家境，他与子女长年守在一起，毋须写信联系，所以未见他给长女林雪、次子林钧的家书。前妻亡故后，在友人的规劝下，他怀着悲痛辞别故乡，闯荡江湖，有感于清末官场腐败，创作新乐府、《白话道情》，并与友人合作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茶花女”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一炮打响，一版再版，名扬海内，从此步上文坛，移居京城。
半个世纪前，我在复旦中文系求学，听现代文学导师潘旭澜先生讲授五四新文学运动史，讲当年文坛上发生的一场“文白之争” ，由此听说了林纾其人其事，得知他是不通外语，仅凭合作者口述，就翻译了百余部小说名著，名扬海内，洛阳纸贵，人称“林译小说”；又得知这位文言翻译家，反对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曾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多位新文学倡导者论争笔战，被喻为手持长矛、大战风车，开历史倒车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但其著其论，恕我薄学无知，既未拜读过“林纾小说”，亦未认真研读过“文白”、“新旧”之争的论著。
二十年后，我供职《文艺报》，有机会较多地读到了林纾的一些诗文论著、轶闻传记，读到了当年与林纾论争过的几位新文学倡导者，及现当代文史论者写的诸多评述论著，尤其是一些学者提出要“反思五四”的议论后，我对林纾有了新的看法。斗胆写了《林纾其人其文其译其诗其画》，发表在2003年的《人物》杂志上，后被福建文史研究馆编入《林纾研究资料选编》。想不到这篇“不学无术”的随笔，引起了林氏后人的注意，始料未及地请我参与编辑《林纾家书》。
谕林珪： 做一个公正廉明的好官
现存林纾家书中，最早见到的是《与林珪书》（载《贞文先生年谱》卷一1908年，收入《畏庐续集》《林琴南文集》，题为《示儿书》），仅存一通，可说是林纾现存的笫一通家书。林珪生于1875年，三岁时林纾将他过继给亡弟之妻，并养育成才，官至大城县令。这通1908年写的“居官法戒”，是林纾为时任大城县令的林珪而写。在这通家书中，林纾教导林珪要做一个好官。怎样才能做一个好官？是不是只要保持清廉，就可以称为好官呢？林纾认为 “廉者，居官之一事，非能廉遂足尽官也” ，也就是说，清廉，仅仅是做官的一个条件，并非只要能廉洁就能称好官。在《析廉》（《畏庐文集》）一文中，林纾曾揭露过，官场上有些人打着清廉的幌子，巧取豪夺，中饱私囊的丑恶行径。知子莫若父，在家书中他写道：“尔自瘠区，量移烦剧，凡贪墨狂谬之举，汝能自爱，余不汝忧。” 老人最担心的是判案，在判案中，“患尔自恃吏才，遇事以盛满之气出之，此至不可。凡人一为盛满之气所中，临大事行以简易，处小事视犹弁髦，遗不经心之罅，结不留意之仇。此其尤小者也。有司为生死人之衙门，偶凭意气用事，至于沉冤莫雪、牵连破产者，往往而有，此不可不慎。” 因此，勿自恃吏才，盛气凌人，意气用事，是林纾在家书中告诫乃儿登堂判案的要旨。在这通家书中，林纾还从如何判案，如何用人，如何处理教民讼，如何检尸，如何批阅经卷诸方面，向林珪示以法戒多条。
众所周知，封建社会读书人的出路，主要是参加科举考试，步步高中、步入仕途，封官享禄，光祖耀宗。所谓“十年寒窗苦，金榜题名时”。林纾也不例外，苦读十年寒窗，31岁中举后，曾先后七次赴京城参加会试，求仕之心不可谓不切，可是时运不济，名落孙山，总以落榜告终。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看清了清皇朝的腐败没落、悲愤不已，于是背井离乡，闯荡江湖。偶然间与友人合作笔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不料一举成名，洛阳纸贵。使他找到了卖文为生、寄情译述同样可以获取名利之路，从此绝意仕途。他终身没有做过官，是一介布衣，一介教书匠，一介文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措大”。既然他从未做过官，为何又要写这通“居官法戒”？原来他“己亥客杭州陈吉士大会署中，见长官之督责吮吸僚属，弥复可笑，余宦情已扫地而尽”。俗话说，没有吃过猪肉，难道还没有见过猪跑？没有当过官，难道还没有见过或听说过官场的诸多腐败现象？己亥（1899）年，他客居杭州时，就曾见过“长官之督责吮吸属僚”的弥复可笑的官场现象。何况他博览古今小说，现实生活中的官场丑恶更是屡见不鲜。礼部侍郎郭春榆，欲以“清廷破格求才俊，取备特科”，举荐他入试，他却向郭侍郎上了一封《不赴书》，不愿苟禄冒荣，宁以布衣终身。而他的长子林珪既然升任大城知县，当上了七品芝麻官，“职分虽小，然实亲民之官。方今新政未行，判鞫仍归县官。余故凛凛戒惧，敬以告汝” 。正因为如此，他才写下了这通居官法戒。林珪确实也不负父望，确实不恃吏才，能平心判案，微服私察，体察民情，调查研究，从易于忽略的细微处，探求案情的疑点端倪、果断破案。诚如林琮在《记伯兄宰大城三事》文后所论：“伯兄老于听讼，平反疑狱，弭治积盗之政甚夥、而皆以整暇敏捷出之，然而余独举是三事以为记者，则以其纤细易于忽，而伯兄独能于繁剧中烛及几微也。”
谕林璐： 做一个能谋生养家之人
林纾家书中，保存得最多的是与林璐（字祥儿）书，有66通之多（其中有26通及示琮儿书2通，由林纾女婿李家骥编入《林纾诗文选》，见商务印书馆1993年10月版）。林璐生于1899年，是林纾与杨道郁婚后的头胎儿，也是一个为他后半生带来文运、财运的“宝贝儿子”。因此夫妇俩格外钟爱这个老来子，格外关心这个寄读外地求学的宝贝儿子。林纾与璐儿的家书最早写在何年？据《贞文先生年谱》载：林纾是“辛丑（1901年）应征赴京，主金台书院讲席、又受五城学堂聘为总教习，授修身、国文” 教职 。他携妻挈儿移居京城（后称北平）。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革命军敲响了清皇朝的丧钟，也惊动了以译书、教书谋生的这位布衣老书生，林纾深知革命必然会引起京城动乱。为了维护自家安危，11月9日（阴历九月十九），林纾封存了家中财物，携儿挈女前往天津英租界避难。临行前，他思绪万千，写下了《九月十九日南中警报，急挈姬人幼子避兵天津，回视屋上垂杨，尚未凌秋作态，慨然书壁》五言长句。诗中有一段写他随家人避难途中所见：
“……战声沸汉水，警报惊燕都。达官竟南逝，荒悸如避胡。仆妪半散走，家人声喁喁。我老亦舐犊，安忍听为俘？璐子年十三，文笔已清腴。阿矞亦八岁，绁勒若套驹。阿度方四龄，盈盈玉雪肤。二女尤可念，出入相抱扶……” （《畏庐诗存》卷上）
值得注意的是，诗中提到的林璐，时年十三岁，而林琮只有八岁。兄弟俩本随父母在京城学堂求学，这次避难天津，为时不短（九月之久）。琮儿尚小，在家自学即可，但璐儿上学怎么办？于是托天津友人在德国人办的德华教会学堂（这是一所中小学贯通的学堂）入学。十三岁的林璐成了德华学堂寄读生，不能随时回家。母亲不放心，于是让林纾与璐儿通信关照嘱咐。由此可断定，林纾最初的“与璐儿书”，早不过辛亥岁末。林璐寄读天津，1913年转学青岛，1915年又回到天津德华学堂，前后约八年左右。自1911至1919年（家书中仅有一通署年——己未元月八日，即1919年2月4日，这通署年书可能是与林璐的最后一通书），林纾与林璐通了八年书信，为后人留下了65通《畏庐老人训子书》。
在“训子书”中，老夫妇最为关心的，是璐儿的衣食住行、寒暑冷暖等健康状况，问寒问热，无微不至。请看他在信中写道：“凡父母爱子之心，一分一寸，无不着意” ，“第一节是卫生，卫生从慎风寒、谨饮食始。凡极用力时，如体操之类；切不可饮冷物，热冷相触，脾胃即为之碍。夜中拥被，勿令被落。窗隙有风，名曰贼风，中人不觉，切须留意”。 老父知璐有头眩之疾，故又追信告示：“汝秉气非属火者，切不可食凉冷之物。余少时饮麦冬、沙参，食尾梨、蜜梨，头常常眩晕。即近年以来，每遇头眩，即以手探喉，令之吐水。水吐，眩即愈。因此知尔头眩，决为温动。柿子凉冷凝滞，汝切勿食。鱼肝油已买，便合肉松并寄。” 老母倚闾望归，扳着手指盼儿家书，家书未至，唯恐其儿在校有个好歹闪失。家书一到，粗识文字的她，急忙拆信先看，林纾回信，有时她也在旁观看，信中有未及处，嘱其补写。如在一封信中，林纾郑重补记道：“再，尔母亲谕尔，微寒即换呢袍，每日牛乳、牛肉汤万万不可间断。此际春暖不时，不可贪凉，使寒气侵入，生出毛病。亦不可出游，闲时只在操场散步可也。”行文至此，不由我想起，《红楼梦》中，贾母疼爱宝玉，“含在嘴里怕化，抱在怀中怕摔” ，不知如何钟爱才好的情景。
在求学方面，林纾对林璐倒无太高要求，他不求璐儿苦学上进，不求名列前茅，只求他能顺大流升学就行。在转学分班时，即使蹲班留级也无妨，用他的话来说不躐等、可多读一年书，可多长一年学识。他知璐儿不是治学之才，不求他精通学问，只要他能讲洋文，日后在洋行谋个差使，养家糊口、照料弟妹就行。因此为其定下了如下的学习方案：“吾意以七成之功治洋文，以三成之功治汉文。汉文汝略略通顺矣，然今日要用在洋文，不在汉文。尔父读书到老，治古文三十年，今日竟无人齿及。汝能承吾志，守吾言者，当勉治洋文，将来始有啖饭之地。” 真正令人难以想象，一个坚守古汉语文字、曾为文言强争一席之地的古文学大家，为了林璐的就业前程，竟然退守到“汝能承吾志、守吾言者，当勉治洋文，将来始有啖饭之地” ，竟是如此这般的底线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一些知识界家庭子弟中开始流行读洋文、谋洋差和出国留学之风。这股风也刮到了林纾的家中，他不仅要林璐学好洋文，而且也要林琮学好洋文，还为林氏兄弟请了家庭英语教师，甚至考虑过林琮的出国留学问题（因故未行）。但在林纾内心深处，对出国留学是并不赞成的，诚如他在庚申四月十日为林琮的一通家训中写道：“学生出洋，只有学坏，不能有益其性情、醇养其道德，然方今觅食不由出洋进身，几于无可谋生。余为尔操心至矣！”社会上对不听父言、不守父业的子女，常责骂为“不肖子女”，可是林纾却偏偏鼓励林璐不要学自己，不要走自己的路，做一个能谋个差使、凭洋文混口饭吃的“不肖子弟”。天下竟然还真有如此的父亲，教导自己的儿子做 “不肖子弟”呢？！是违心无奈，还是另有隐情？
林纾本是一个风骨嶙峋、清高狷介、极有个性锋芒的人物。青年时代就素有狂名，“少年里社目狂生，被酒时时带剑行” ，为人刚正不阿、爱憎分明；步入老年，依然不改本色。可是在待人处事上，他仅要求林璐做一个安分守己、明哲保身、留心谨慎的人，他在信中告诫：“须知做人时时葆其天良，慎其言语，留心于伦常。于伦常尽一分之力，即人品增高一层，于学问肆力一分，即后来一身之飨用” ；“为人第一须留心，读书留心，则得书中之益；饮食留心，则无疾病之虞；说话留心，则无招怪及招祸之事；做事留心，则不致有债败之处；交友留心，则不致引小人近身；起居留心，则不致冒暑伤寒，旋生疾病。” 细细想来，林纾对林璐与林琮的这番告诫，也确是总结了他处世的经验之谈。在青岛学舍，林璐被窃七十元学杂费，七十元对当年子女众多的林纾来说，已不是一个小数。可是他又是如何教导林璐处理此事的呢？首先，他马上写信，并补寄了七十元学杂生活费，稳定林璐的学习情绪；接着又数次写信劝慰开导：“前此所失之七十元，切不可疑及同学，亦不必对人言及为某人所窃。凡窃物者皆小人，其心至毒，防不利汝，加以暗害。吾既破财，看破可也。” 就这样，一场不大不小的学舍失窃风波，在林纾吃亏是福、破财免灾的指导思想下烟消云散。也许读者会奇怪，一个品性如此刚强的人，为何会教育儿子做这般息事宁人、祈求平安之事？ 谕林琮： 做一个传承古文家学的学人
林纾作为清末民初的一代教育家，在家教上，注重身教，以身作则，为儿表率；同时注重言教，言之不足，自知口拙，用书、训代替言说。当然他也注重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同是写家书、家训教育子女，“与琮儿书”，就不同于“与璐儿书” 。如果说，在治学做人上，希望林璐不要学自己，但却期望林琮能学自己的治学精神，能全盘继承家学。期望立足点不同，书写内容方式也就不同。林纾与璐儿书，意在教儿如何做人，做一个养家谋生之人，苦口婆心，不厌其烦，五日一信，十日一书；尽管千言万语，呕心沥血，可是朽木难雕，枉费了心机。《三字经》上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作为一个父亲，他不可谓不教；作为一名教师（家庭教师），他教得又不可说不严（先慈后严）。但最终失败了。为此他十分失望，从此再也未与林璐写过信。己未、庚申两年间，他转而给肄业在家自修的林琮写家训，写了二十通，还为他批改作文十三篇，先后还给林琮写了两通长信，其中癸亥（1923年）四月二日的一通家书，也许是他生前写的最后一通示琮儿家书。训琮儿书，均为册页，在写作上，借鉴古人格言形式，但又有别于古人格言。诚如他在开册第一页中所题：“凡古人格言，有切处，有未切汝之病痛处，余故不能泛滥举以示汝。必取近尔之毛病处下药，方能有效也。”日常生活或学习中，他发现林琮有什么毛病，随时就挥笔写下所思所想，及改正意见。因而在这则家训中他又道：“余胸中有千言万语，见汝时爱极，防说之不尽，故时时书一两纸示汝，汝可藏之，将来裱为册页，可以时时观览。”书中收入的家训，已裱成册页，有二十开之数。
二十开册页，对症下药、富有哲理：“做人须得一个‘勇’字，又须得一个‘忍’字。不勇无以趋事业，不忍无以就事业。盖能勇，则猛进不畏难，能忍则耐性不避难。总在自家定力，不必待人劻辅，方是好男子。” 试看这段文字，他要求琮儿既能勇，又能忍；与仅要求璐儿谨慎留心，安分守己就大相径庭。为什么？资质材质不同也。又如他在另开册页中阐述凡事要求己不求人：“天下人都不足恃，即堂兄弟亦各有自为之心。男子万无恃人之理。余年少孤露，亲戚人人齿冷，至不以我为人。余躬自刻苦，励行读书，后此亲戚稍稍亲近，余一不计较，极力佽助之，至老不衰。盖自信宁可我为人恃，不能以我恃人。凡人有恃人之心，其居心皆苟贱不堪言。故余一心盼汝能自立也。” 老人语重心长的醒世格言，是自身痛切的人生总结，也是有感于凡事恃人的林璐而发。关于林璐，老人在册页中也有提及，一曰：“余老矣，若兄又不解事，懒而乖忤，似朽木难雕” ；二曰：“尔兄今夕又挈其妾韩氏往观电影矣，为年二十有一，全不省人间艰苦、男子正业。其父年近七十，家事危如朝露，乃歌舞漏舟之中，下愚蠢才直无可教训。” 老人对林璐失望、痛切之情，溢于言表。当然，说林璐，也是提醒林琮，不要走其兄的老路，并不忘在信中叮嘱乃儿：“凡事须虑及后来。今日花费乃恃一垂暮之老翁，犹傍晚远行，渐渐趋入昏黑。若尔能自极力学好，极力用功，即类四更上道，虽一路洞黑，恃一灯光，乃渐渐平明，旭日出矣。” 又在训子帖中写道：“力学是苦事，然如四更起早，犯黑而前，渐渐向明；好游是乐事，然如傍晚出户，趁凉而行，渐渐趋向昏黑。”（《贞文先生年谱》卷二）。诸如此类的话，林纾对林璐也说过，却如对牛弹琴，林璐只当耳边风；只得转寄希望于林琮，并语重心长地告诫道：“须知为人必先苦后甜，不宜先甜后苦。汝若昧昧，视为甜境，则苦境之来，正算不到是何时日。”
治学上，老人欲把衣钵传承给林琮，在《（己未）岁暮闲居颇有所悟，拉杂书之，不成诗也》 的组诗其七中，有道是：“……吾力非孟韩，安足敌众口？顾恋吾阿琮，生质尚和厚。三‘传’已周遍，三‘礼’逾八九。琅琅温‘周易’，其声出户牖。‘毛诗’吾自释，旦晚当汝授。颇爱尊疑语（严几道字），义言浓于酒。况复为圣言，更出哲学右。涕泗语阿琮，心肺欲吐呕。人生失足易，夺常即禽兽。聪明宁足恃，励学始自救。”（《畏庐诗存》卷下）己未岁暮即1919年底，林纾在文坛上，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一场“新旧” 文学之争刚告段落，他感到势单力薄、众口难敌，于是退而求其次，想把传承古文的火种传交给林琮，静下心来，为他讲诗释文，引路导航，并从如何作文起步：“作文贵在酝酿，一好题目到手，须于闲时先打腹稿，凡逐笔而来者，大非俊物。”“凡作文一题到手，须将本事前后仔细一想，想得时，即须下笔直书，书后再改，若迟留不即署稿，神形立时走失：再寻索，意思便差得多矣。所以作文贵在留心，尤贵捷敏。”他还针对琮儿文章写不长、展不开的毛病，下药方曰：“汝惮于读古文，知用字造句，不知行气，故文字不能过七百字，由不读之病。此后每日宜读《过秦论》三篇。” 林琮文章写不长，林纾认为是文气不足所致，怎么改进？他提出反复诵读长篇古文，可以养气。他还告诫琮儿：“凡作文不可一下笔即思向要好边着想。一思要好，即把文理抛却，满怀参以人欲，那能将文章咬出浆汁？”
半个世纪前，我在复旦中文系求学，听现代文学导师潘旭澜先生讲授五四新文学运动史，讲当年文坛上发生的一场“文白之争” ，由此听说了林纾其人其事，得知他是不通外语，仅凭合作者口述，就翻译了百余部小说名著，名扬海内，洛阳纸贵，人称“林译小说”；又得知这位文言翻译家，反对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曾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多位新文学倡导者论争笔战，被喻为手持长矛、大战风车，开历史倒车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但其著其论，恕我薄学无知，既未拜读过“林纾小说”，亦未认真研读过“文白”、“新旧”之争的论著。
二十年后，我供职《文艺报》，有机会较多地读到了林纾的一些诗文论著、轶闻传记，读到了当年与林纾论争过的几位新文学倡导者，及现当代文史论者写的诸多评述论著，尤其是一些学者提出要“反思五四”的议论后，我对林纾有了新的看法。斗胆写了《林纾其人其文其译其诗其画》，发表在2003年的《人物》杂志上，后被福建文史研究馆编入《林纾研究资料选编》。想不到这篇“不学无术”的随笔，引起了林氏后人的注意，始料未及地请我参与编辑《林纾家书》。
谕林珪： 做一个公正廉明的好官
现存林纾家书中，最早见到的是《与林珪书》（载《贞文先生年谱》卷一1908年，收入《畏庐续集》《林琴南文集》，题为《示儿书》），仅存一通，可说是林纾现存的笫一通家书。林珪生于1875年，三岁时林纾将他过继给亡弟之妻，并养育成才，官至大城县令。这通1908年写的“居官法戒”，是林纾为时任大城县令的林珪而写。在这通家书中，林纾教导林珪要做一个好官。怎样才能做一个好官？是不是只要保持清廉，就可以称为好官呢？林纾认为 “廉者，居官之一事，非能廉遂足尽官也” ，也就是说，清廉，仅仅是做官的一个条件，并非只要能廉洁就能称好官。在《析廉》（《畏庐文集》）一文中，林纾曾揭露过，官场上有些人打着清廉的幌子，巧取豪夺，中饱私囊的丑恶行径。知子莫若父，在家书中他写道：“尔自瘠区，量移烦剧，凡贪墨狂谬之举，汝能自爱，余不汝忧。” 老人最担心的是判案，在判案中，“患尔自恃吏才，遇事以盛满之气出之，此至不可。凡人一为盛满之气所中，临大事行以简易，处小事视犹弁髦，遗不经心之罅，结不留意之仇。此其尤小者也。有司为生死人之衙门，偶凭意气用事，至于沉冤莫雪、牵连破产者，往往而有，此不可不慎。” 因此，勿自恃吏才，盛气凌人，意气用事，是林纾在家书中告诫乃儿登堂判案的要旨。在这通家书中，林纾还从如何判案，如何用人，如何处理教民讼，如何检尸，如何批阅经卷诸方面，向林珪示以法戒多条。
众所周知，封建社会读书人的出路，主要是参加科举考试，步步高中、步入仕途，封官享禄，光祖耀宗。所谓“十年寒窗苦，金榜题名时”。林纾也不例外，苦读十年寒窗，31岁中举后，曾先后七次赴京城参加会试，求仕之心不可谓不切，可是时运不济，名落孙山，总以落榜告终。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看清了清皇朝的腐败没落、悲愤不已，于是背井离乡，闯荡江湖。偶然间与友人合作笔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不料一举成名，洛阳纸贵。使他找到了卖文为生、寄情译述同样可以获取名利之路，从此绝意仕途。他终身没有做过官，是一介布衣，一介教书匠，一介文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措大”。既然他从未做过官，为何又要写这通“居官法戒”？原来他“己亥客杭州陈吉士大会署中，见长官之督责吮吸僚属，弥复可笑，余宦情已扫地而尽”。俗话说，没有吃过猪肉，难道还没有见过猪跑？没有当过官，难道还没有见过或听说过官场的诸多腐败现象？己亥（1899）年，他客居杭州时，就曾见过“长官之督责吮吸属僚”的弥复可笑的官场现象。何况他博览古今小说，现实生活中的官场丑恶更是屡见不鲜。礼部侍郎郭春榆，欲以“清廷破格求才俊，取备特科”，举荐他入试，他却向郭侍郎上了一封《不赴书》，不愿苟禄冒荣，宁以布衣终身。而他的长子林珪既然升任大城知县，当上了七品芝麻官，“职分虽小，然实亲民之官。方今新政未行，判鞫仍归县官。余故凛凛戒惧，敬以告汝” 。正因为如此，他才写下了这通居官法戒。林珪确实也不负父望，确实不恃吏才，能平心判案，微服私察，体察民情，调查研究，从易于忽略的细微处，探求案情的疑点端倪、果断破案。诚如林琮在《记伯兄宰大城三事》文后所论：“伯兄老于听讼，平反疑狱，弭治积盗之政甚夥、而皆以整暇敏捷出之，然而余独举是三事以为记者，则以其纤细易于忽，而伯兄独能于繁剧中烛及几微也。”
谕林璐： 做一个能谋生养家之人
林纾家书中，保存得最多的是与林璐（字祥儿）书，有66通之多（其中有26通及示琮儿书2通，由林纾女婿李家骥编入《林纾诗文选》，见商务印书馆1993年10月版）。林璐生于1899年，是林纾与杨道郁婚后的头胎儿，也是一个为他后半生带来文运、财运的“宝贝儿子”。因此夫妇俩格外钟爱这个老来子，格外关心这个寄读外地求学的宝贝儿子。林纾与璐儿的家书最早写在何年？据《贞文先生年谱》载：林纾是“辛丑（1901年）应征赴京，主金台书院讲席、又受五城学堂聘为总教习，授修身、国文” 教职 。他携妻挈儿移居京城（后称北平）。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革命军敲响了清皇朝的丧钟，也惊动了以译书、教书谋生的这位布衣老书生，林纾深知革命必然会引起京城动乱。为了维护自家安危，11月9日（阴历九月十九），林纾封存了家中财物，携儿挈女前往天津英租界避难。临行前，他思绪万千，写下了《九月十九日南中警报，急挈姬人幼子避兵天津，回视屋上垂杨，尚未凌秋作态，慨然书壁》五言长句。诗中有一段写他随家人避难途中所见：
“……战声沸汉水，警报惊燕都。达官竟南逝，荒悸如避胡。仆妪半散走，家人声喁喁。我老亦舐犊，安忍听为俘？璐子年十三，文笔已清腴。阿矞亦八岁，绁勒若套驹。阿度方四龄，盈盈玉雪肤。二女尤可念，出入相抱扶……” （《畏庐诗存》卷上）
值得注意的是，诗中提到的林璐，时年十三岁，而林琮只有八岁。兄弟俩本随父母在京城学堂求学，这次避难天津，为时不短（九月之久）。琮儿尚小，在家自学即可，但璐儿上学怎么办？于是托天津友人在德国人办的德华教会学堂（这是一所中小学贯通的学堂）入学。十三岁的林璐成了德华学堂寄读生，不能随时回家。母亲不放心，于是让林纾与璐儿通信关照嘱咐。由此可断定，林纾最初的“与璐儿书”，早不过辛亥岁末。林璐寄读天津，1913年转学青岛，1915年又回到天津德华学堂，前后约八年左右。自1911至1919年（家书中仅有一通署年——己未元月八日，即1919年2月4日，这通署年书可能是与林璐的最后一通书），林纾与林璐通了八年书信，为后人留下了65通《畏庐老人训子书》。
在“训子书”中，老夫妇最为关心的，是璐儿的衣食住行、寒暑冷暖等健康状况，问寒问热，无微不至。请看他在信中写道：“凡父母爱子之心，一分一寸，无不着意” ，“第一节是卫生，卫生从慎风寒、谨饮食始。凡极用力时，如体操之类；切不可饮冷物，热冷相触，脾胃即为之碍。夜中拥被，勿令被落。窗隙有风，名曰贼风，中人不觉，切须留意”。 老父知璐有头眩之疾，故又追信告示：“汝秉气非属火者，切不可食凉冷之物。余少时饮麦冬、沙参，食尾梨、蜜梨，头常常眩晕。即近年以来，每遇头眩，即以手探喉，令之吐水。水吐，眩即愈。因此知尔头眩，决为温动。柿子凉冷凝滞，汝切勿食。鱼肝油已买，便合肉松并寄。” 老母倚闾望归，扳着手指盼儿家书，家书未至，唯恐其儿在校有个好歹闪失。家书一到，粗识文字的她，急忙拆信先看，林纾回信，有时她也在旁观看，信中有未及处，嘱其补写。如在一封信中，林纾郑重补记道：“再，尔母亲谕尔，微寒即换呢袍，每日牛乳、牛肉汤万万不可间断。此际春暖不时，不可贪凉，使寒气侵入，生出毛病。亦不可出游，闲时只在操场散步可也。”行文至此，不由我想起，《红楼梦》中，贾母疼爱宝玉，“含在嘴里怕化，抱在怀中怕摔” ，不知如何钟爱才好的情景。
在求学方面，林纾对林璐倒无太高要求，他不求璐儿苦学上进，不求名列前茅，只求他能顺大流升学就行。在转学分班时，即使蹲班留级也无妨，用他的话来说不躐等、可多读一年书，可多长一年学识。他知璐儿不是治学之才，不求他精通学问，只要他能讲洋文，日后在洋行谋个差使，养家糊口、照料弟妹就行。因此为其定下了如下的学习方案：“吾意以七成之功治洋文，以三成之功治汉文。汉文汝略略通顺矣，然今日要用在洋文，不在汉文。尔父读书到老，治古文三十年，今日竟无人齿及。汝能承吾志，守吾言者，当勉治洋文，将来始有啖饭之地。” 真正令人难以想象，一个坚守古汉语文字、曾为文言强争一席之地的古文学大家，为了林璐的就业前程，竟然退守到“汝能承吾志、守吾言者，当勉治洋文，将来始有啖饭之地” ，竟是如此这般的底线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一些知识界家庭子弟中开始流行读洋文、谋洋差和出国留学之风。这股风也刮到了林纾的家中，他不仅要林璐学好洋文，而且也要林琮学好洋文，还为林氏兄弟请了家庭英语教师，甚至考虑过林琮的出国留学问题（因故未行）。但在林纾内心深处，对出国留学是并不赞成的，诚如他在庚申四月十日为林琮的一通家训中写道：“学生出洋，只有学坏，不能有益其性情、醇养其道德，然方今觅食不由出洋进身，几于无可谋生。余为尔操心至矣！”社会上对不听父言、不守父业的子女，常责骂为“不肖子女”，可是林纾却偏偏鼓励林璐不要学自己，不要走自己的路，做一个能谋个差使、凭洋文混口饭吃的“不肖子弟”。天下竟然还真有如此的父亲，教导自己的儿子做 “不肖子弟”呢？！是违心无奈，还是另有隐情？
林纾本是一个风骨嶙峋、清高狷介、极有个性锋芒的人物。青年时代就素有狂名，“少年里社目狂生，被酒时时带剑行” ，为人刚正不阿、爱憎分明；步入老年，依然不改本色。可是在待人处事上，他仅要求林璐做一个安分守己、明哲保身、留心谨慎的人，他在信中告诫：“须知做人时时葆其天良，慎其言语，留心于伦常。于伦常尽一分之力，即人品增高一层，于学问肆力一分，即后来一身之飨用” ；“为人第一须留心，读书留心，则得书中之益；饮食留心，则无疾病之虞；说话留心，则无招怪及招祸之事；做事留心，则不致有债败之处；交友留心，则不致引小人近身；起居留心，则不致冒暑伤寒，旋生疾病。” 细细想来，林纾对林璐与林琮的这番告诫，也确是总结了他处世的经验之谈。在青岛学舍，林璐被窃七十元学杂费，七十元对当年子女众多的林纾来说，已不是一个小数。可是他又是如何教导林璐处理此事的呢？首先，他马上写信，并补寄了七十元学杂生活费，稳定林璐的学习情绪；接着又数次写信劝慰开导：“前此所失之七十元，切不可疑及同学，亦不必对人言及为某人所窃。凡窃物者皆小人，其心至毒，防不利汝，加以暗害。吾既破财，看破可也。” 就这样，一场不大不小的学舍失窃风波，在林纾吃亏是福、破财免灾的指导思想下烟消云散。也许读者会奇怪，一个品性如此刚强的人，为何会教育儿子做这般息事宁人、祈求平安之事？ 谕林琮： 做一个传承古文家学的学人
林纾作为清末民初的一代教育家，在家教上，注重身教，以身作则，为儿表率；同时注重言教，言之不足，自知口拙，用书、训代替言说。当然他也注重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同是写家书、家训教育子女，“与琮儿书”，就不同于“与璐儿书” 。如果说，在治学做人上，希望林璐不要学自己，但却期望林琮能学自己的治学精神，能全盘继承家学。期望立足点不同，书写内容方式也就不同。林纾与璐儿书，意在教儿如何做人，做一个养家谋生之人，苦口婆心，不厌其烦，五日一信，十日一书；尽管千言万语，呕心沥血，可是朽木难雕，枉费了心机。《三字经》上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作为一个父亲，他不可谓不教；作为一名教师（家庭教师），他教得又不可说不严（先慈后严）。但最终失败了。为此他十分失望，从此再也未与林璐写过信。己未、庚申两年间，他转而给肄业在家自修的林琮写家训，写了二十通，还为他批改作文十三篇，先后还给林琮写了两通长信，其中癸亥（1923年）四月二日的一通家书，也许是他生前写的最后一通示琮儿家书。训琮儿书，均为册页，在写作上，借鉴古人格言形式，但又有别于古人格言。诚如他在开册第一页中所题：“凡古人格言，有切处，有未切汝之病痛处，余故不能泛滥举以示汝。必取近尔之毛病处下药，方能有效也。”日常生活或学习中，他发现林琮有什么毛病，随时就挥笔写下所思所想，及改正意见。因而在这则家训中他又道：“余胸中有千言万语，见汝时爱极，防说之不尽，故时时书一两纸示汝，汝可藏之，将来裱为册页，可以时时观览。”书中收入的家训，已裱成册页，有二十开之数。
二十开册页，对症下药、富有哲理：“做人须得一个‘勇’字，又须得一个‘忍’字。不勇无以趋事业，不忍无以就事业。盖能勇，则猛进不畏难，能忍则耐性不避难。总在自家定力，不必待人劻辅，方是好男子。” 试看这段文字，他要求琮儿既能勇，又能忍；与仅要求璐儿谨慎留心，安分守己就大相径庭。为什么？资质材质不同也。又如他在另开册页中阐述凡事要求己不求人：“天下人都不足恃，即堂兄弟亦各有自为之心。男子万无恃人之理。余年少孤露，亲戚人人齿冷，至不以我为人。余躬自刻苦，励行读书，后此亲戚稍稍亲近，余一不计较，极力佽助之，至老不衰。盖自信宁可我为人恃，不能以我恃人。凡人有恃人之心，其居心皆苟贱不堪言。故余一心盼汝能自立也。” 老人语重心长的醒世格言，是自身痛切的人生总结，也是有感于凡事恃人的林璐而发。关于林璐，老人在册页中也有提及，一曰：“余老矣，若兄又不解事，懒而乖忤，似朽木难雕” ；二曰：“尔兄今夕又挈其妾韩氏往观电影矣，为年二十有一，全不省人间艰苦、男子正业。其父年近七十，家事危如朝露，乃歌舞漏舟之中，下愚蠢才直无可教训。” 老人对林璐失望、痛切之情，溢于言表。当然，说林璐，也是提醒林琮，不要走其兄的老路，并不忘在信中叮嘱乃儿：“凡事须虑及后来。今日花费乃恃一垂暮之老翁，犹傍晚远行，渐渐趋入昏黑。若尔能自极力学好，极力用功，即类四更上道，虽一路洞黑，恃一灯光，乃渐渐平明，旭日出矣。” 又在训子帖中写道：“力学是苦事，然如四更起早，犯黑而前，渐渐向明；好游是乐事，然如傍晚出户，趁凉而行，渐渐趋向昏黑。”（《贞文先生年谱》卷二）。诸如此类的话，林纾对林璐也说过，却如对牛弹琴，林璐只当耳边风；只得转寄希望于林琮，并语重心长地告诫道：“须知为人必先苦后甜，不宜先甜后苦。汝若昧昧，视为甜境，则苦境之来，正算不到是何时日。”
治学上，老人欲把衣钵传承给林琮，在《（己未）岁暮闲居颇有所悟，拉杂书之，不成诗也》 的组诗其七中，有道是：“……吾力非孟韩，安足敌众口？顾恋吾阿琮，生质尚和厚。三‘传’已周遍，三‘礼’逾八九。琅琅温‘周易’，其声出户牖。‘毛诗’吾自释，旦晚当汝授。颇爱尊疑语（严几道字），义言浓于酒。况复为圣言，更出哲学右。涕泗语阿琮，心肺欲吐呕。人生失足易，夺常即禽兽。聪明宁足恃，励学始自救。”（《畏庐诗存》卷下）己未岁暮即1919年底，林纾在文坛上，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一场“新旧” 文学之争刚告段落，他感到势单力薄、众口难敌，于是退而求其次，想把传承古文的火种传交给林琮，静下心来，为他讲诗释文，引路导航，并从如何作文起步：“作文贵在酝酿，一好题目到手，须于闲时先打腹稿，凡逐笔而来者，大非俊物。”“凡作文一题到手，须将本事前后仔细一想，想得时，即须下笔直书，书后再改，若迟留不即署稿，神形立时走失：再寻索，意思便差得多矣。所以作文贵在留心，尤贵捷敏。”他还针对琮儿文章写不长、展不开的毛病，下药方曰：“汝惮于读古文，知用字造句，不知行气，故文字不能过七百字，由不读之病。此后每日宜读《过秦论》三篇。” 林琮文章写不长，林纾认为是文气不足所致，怎么改进？他提出反复诵读长篇古文，可以养气。他还告诫琮儿：“凡作文不可一下笔即思向要好边着想。一思要好，即把文理抛却，满怀参以人欲，那能将文章咬出浆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