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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以来金融危机频繁发生,金融全球化增加了其传染性。本文在回顾两次金融危机的基础上,从社会心理和决策心理两个角度,分析了金融危机和国际冲突的内在关系。当金融危机引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时,通过作用于社会心理与决策心理,从而增大了国际冲突发生的概率。因此,应对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予足够的重视,谨防引发国际冲突。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冲突;社会心理;决策心理
中图分类号:F832.48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6.022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6-0061-03
一、20世纪金融危机与国际冲突的历史回顾
回顾20世纪两次大的金融危机,对金融危机与国际冲突可以有一个粗略的把握。金融制度以货币制度为核心,每一种国际货币制度都与特定的国际政治秩序有关。[1]20世纪以来,世界经历了由金本位制到金汇兑本位制再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之后的变迁,每一次动荡都是一次金融危机,都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本文选取20世纪两次比较重要的金融危机作为案例,探究其与国际冲突的内在关系。
1、1929—1933年世界性金融危机。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起始于华尔街股市崩盘并迅速扩散至全球,由此引发的货币战、关税战、贸易战,加剧了国际社会的纷争与冲突。始于1870年的金本位制瓦解,1922年召开的热那亚会议实际上确立了国际金汇兑本位制,这一体制维持到1929年金融危机爆发。该体制受制于以德国为起点、以美国为终点的赔款与战债支付链。由于主导该体制的英国缺乏充足的黄金储备,只凭汇兑信誉和对外贸易顺差保持支付平衡,经不起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2]一旦引发货币动荡,金融恐慌将形成国际传染。1922年的奥地利金融危机只是冰山一角,到1929年经济霸主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整个世界都受到牵连。此次金融危机中,各国纷纷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导致危机加剧。大国合作难以开展,为挽救这一危机所作的最后努力——1933年的伦敦经济会议也无果而终。金融危机不仅击垮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还引发了社会、政治大动荡。危机中的人们对未来感到不满,渴望在不确定性中寻求安定,德日极端势力凭借煽动性的宣传和虚幻性的许诺上台执政,世界不断走向战争。
2、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始于1997年7月泰铢贬值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韩、日以及中国港台地区构成了巨大冲击,之后蔓延到俄罗斯、拉美等地。此次危机使原先存在于东南亚国家的弊端暴露无遗,激发了人们对政府腐败等行为的不满,东南亚国家产生政治大动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政局变动。受此次金融危机影响,韩国、日本、俄罗斯等也发生政治危机,政局动荡,国内民族主义情结倍增。此外,金融危机还在部分国家转变成社会危机,以印尼和马来西亚最为典型。在印尼国内,骚乱持续半年,大约造成520人死亡,约5000多座建筑物和2000多辆机动车被毁,经济损失达数十亿美元。[3]更为严重的是,印尼的极端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膨胀,发生了排华、反华恶性事件,损害了两国人民的感情。在马来西亚,马哈蒂尔与安瓦尔的政治斗争引发了首都吉隆坡的大规模骚乱。亚洲金融危机滞缓了东南亚国家安全合作,其所带来的失业浪潮和排外情绪向外蔓延,周边邻国乃至整个地区的稳定受到威胁。[4]金融危机下,各国面临发展经济的任务更为严峻,对资源与市场的争夺更为激烈,使该地区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化。
20世纪的两次大金融危机对国际关系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前者是二战形成不可忽略因素,后者对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形成了巨大冲击。金融危机通过贸易、外汇、资本等途径的国际传染,对国家间关系形成冲击,增加了爆发国际冲突的可能性。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国际金融体系,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资本流动不可逆转,加之信息不对称、不充分与交易成本导致金融问题难以迅速有效解决,在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制度不健全等因素的推动下,金融危机的全球传染将更严重。金融危机对人的预期与社会心理将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加剧社会焦虑与不确定感;对领导人的决策心理也将构成冲击,决策将会更加体现自我中心倾向,博弈选择更加关注短期收益,国际合作难以形成,造成国际冲突增多。
二、金融危机下的社会心理透视
金融行业作为一种虚拟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人们的信心影响,往往塑造一种非理性的预期,进而体现明显的自我实现预言特征。多数时候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由恐慌引起的,在不确定的推动下产生逆向选择,形成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信任危机是最大的危机,金融危机往往容易转变为对政府与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信任问题。如此,必须考虑金融危机的社会传导机制及其社会效应。金融危机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特别是对社会心理的影响亟需关注。
金融危机加强社会焦虑,容易导致集体理性失衡。金融危机冲击下,人们的就业率与收入会有所下降,对市场的信心减弱,对未来感到迷茫、失望,恐惧与不确定性情绪盛行。对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江涌认为有政策、技术、基础性与结构性等多种原因,[5]但不可否认的是个人及社会心理态势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强调危机的自我促成性质,认为投资者的信心与预期可能导致政府捍卫或放弃固定汇率。[6]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存在不确定性,个体面临着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不充分的挑战,往往在危机面前采取从众行为,金融危机所形成的悲观情绪将在民众中蔓延,这加剧了社会焦虑情绪,导致社会群体心理转向一种非理性的态势。1929—1933年的金融危机给德、日民众造成了巨大打击。在失业、贫困、信念动摇等多重冲击下,社会的不确定性赋予了保守主义甚至极端民族主义以肥沃的土壤,整个社会右倾化明显。同时,金融危机引发人们挫败心理,趋于否定自我,将自我决定交予强势力量主导,容易受社会主体信号误导而引发集体理性失衡,非但无助于冲突的解决,反而有可能激化矛盾。
金融危机对青年一代的心理影响深远。刚刚涉入社会的青年一代大多为弱势群体,思想观念尚处于形成阶段,猛然遭受金融危机将使青年一代心态难以调整。由于成长于繁荣时期,应对金融危机时青年往往表现脆弱。面对金融危机下的多重压力,青年们对物质、地位、名望的期求往往落空,心理落差会持续扩大。对他们的这种失落情绪需要正确引导,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前虽然不至于形成上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所酿成的国际冲突悲剧,但低烈度、高频率的国家冲突有可能发生。
金融危机是形成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的巨大动力。人是社会的一部分,个人需要群体为对象表现自己与寄托感情。在发达国家,社会团体与组织对金融危机下的人们心理安抚作用巨大。罗斯福总统坦言,唯一应该恐惧的是恐惧本身。但这种恐惧的缓解与释放不能只靠总统的“炉边谈话”来完成,还需要社会团体与社会组织的帮助。社会心理学揭示,人们的心理活动往往受周边态势影响,其认知与价值取向也与之相关。一旦个人信念动摇,心态沮丧,就需要得到及时的救助,否则其情绪和心态有可能全面恶化。陆铭认为当前由金融危机演变的经济危机是推动社会结构调整的契机,[7]金融危机下的社会稳定器是社会保障制度,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金融危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结构变化,社会组织应及时跟上这一步伐,否则将引发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心理失位问题。为了防止金融危机演变成社会危机,甚至与政治危机搅合起来,有必要建立社会安全网络,形成可以隔绝或减缓经济危机向社会层面传导的过滤机制。[8]此前亚洲金融危机与阿根廷金融危机都转变成了社会危机,与这些国家的社会组织不够健全有一定关系。展望未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将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其社会脆弱性极有可能遭遇金融危机的重创而转变为社会危机,这点不可不警惕。
三、金融危机下的决策心理分析
罗伯特·杰维斯将心理学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对个人心理与决策层面进行分析,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金融危机对决策心理的影响十分明显,体现在关注短期利益、自我中心倾向和决策竞争激烈。
金融危机使未来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决策者将更加关注短期利益。决策者决策时的信心大小往往反映给定的不确定性的强度。与信息给予相关,决策者的信心将随信息获取的增加而加强。作为一般规律,决策者拥有越多的信息,也就越有信心作出正确决策。[9]如果信息匮乏,个体决策者往往关注短期利益。金融行业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将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存款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使存户面临“囚徒困境”,从而引发银行挤兑的集体非理性行为。[10]就国家层面的决策而言也有类似体现。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各国往往喜欢采用货币贬值、汇率调整、贸易保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非进行集体合作、着眼长远利益来解决金融危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往往容易使决策者趋于短视,而基于短期利益往往难以促成国际合作。
金融危机使决策者的自我中心倾向增强。在全球金融危机下,如果缺乏有效的国际治理制度,各国将陷入“猎鹿困境”。决策者无法预知其他决策者的行为,其接收到的信息会被原有印象同化,[11]刻意寻求一种认知相符,实际上却偏离正确方向走上自我实现预言的道路。国家决策可能遭遇非预期效果,其非理性之举往往被相关者看成是有意为之,诱发定势的作用也将在决策中显现。由决策心理出发,国家面临诸多博弈选择,但在金融危机引发的对未来不确定性和恐惧之下,占优战略往往成为国家的首选。国家决策者的自我中心倾向有所加强,决策时将更趋简单与服从国内压力而不会太多考虑其他国家的反应。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东南亚国家纷纷采取货币贬值与汇率调整的政策试图挽救本国金融危机,这对竞争性大于互补性的出口结构的东南亚国家而言,必然导致灾难的螺旋式恶化,致使危机不断蔓延。金融危机导致各国决策自我中心倾向强化,从而淡化国际合作的价值,集体行动的困境导致集体理性的缺失。这无助于危机的解决并会导致危机的恶化,各国努力寻求将危机外部化也就增加了国际冲突的概率。
金融危机将使决策竞争激烈,决策者面临选择困境。金融危机对个人及不同行业而言会形成不同的冲击。从自我利益出发,各方利益集团将力求对决策者施加影响,从而使决策角力十分激烈。金融危机往往对国际贸易构成影响,要素流动的高低将成为阶级联盟或行业联盟的动力,进而引发政治冲突。[12]对民主国家而言,面对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国内外问题,基于选举导向,其往往将国内问题置于优先地位考虑。外部利益集团不断对决策者进行游说,使相关决策面临难产。危机之下,增加国内需求是解决危机的最佳选择,因为它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效应,但事实上它只是理想状态下的产物。决策竞争激烈也对金融危机构成影响:其一,决策的“时滞”不利于金融危机的救济;其二,决策的角力往往导致一种多方妥协的政策出台,而这一政策往往是最差的;其三,国内政治冲突将酿成国家决策非本意的后果,使别国的认知与应对困难加大。对于国际合作而言,诸多影响不利于国际合作的开展,各国的决策张力会有所加大,轻微的国际冲突极有可能发生。
虽然金融危机与国际冲突之间并无必然性,但存在相关性。当金融危机引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时,将增加国际冲突发生的概率。金融危机引发国际冲突与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性以及国际制度的缺位、失位、越位有关,通过影响社会心理与决策心理的途径发挥作用。国内与国际经济的畅通运行,要求对国际金融进行有效的国家管理,这种管理一旦失败,就会导致政治或经济危机。[13]历史的悲剧不会重演,但考虑到金融危机的不可根除性以及金融危机的传染性,金融危机引发国际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责任编辑:吴之铭)
参考文献:
[1] 张学斌.经济外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5.
[2] 金卫星.1929-1933年大萧条与伦敦世界经济会议[J].史学集刊,2003,(04):69-70.
[3][4]吴艳君.东亚金融危机对亚太地区安全的影响及我国的对策[J].当代亚太,1999,(03):38;41.
[5]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国家经济安全[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174-182.
[6] M. Obstfeld. The Logic of Currency Crisis[N]. NBER WorkingPaper. 1994, No.4640.
[7] 陸铭.经济危机是推动社会结构调整的契机[J].社会,2009,(01):1.
[8] 孙立平.金融危机的逻辑及其社会后果[J].社会,2009,(02):1.
[9] [美]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1、72.
[10]张志波.金融危机传染与国家经济安全[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70.
[11][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198.
[12][美]迈克尔·希斯考克斯.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贸易、联盟与要素流动程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
[13][美]弗雷德里克·皮尔逊、西蒙·巴亚斯里安.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体系中的冲突与合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6.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冲突;社会心理;决策心理
中图分类号:F832.48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6.022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6-0061-03
一、20世纪金融危机与国际冲突的历史回顾
回顾20世纪两次大的金融危机,对金融危机与国际冲突可以有一个粗略的把握。金融制度以货币制度为核心,每一种国际货币制度都与特定的国际政治秩序有关。[1]20世纪以来,世界经历了由金本位制到金汇兑本位制再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之后的变迁,每一次动荡都是一次金融危机,都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本文选取20世纪两次比较重要的金融危机作为案例,探究其与国际冲突的内在关系。
1、1929—1933年世界性金融危机。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起始于华尔街股市崩盘并迅速扩散至全球,由此引发的货币战、关税战、贸易战,加剧了国际社会的纷争与冲突。始于1870年的金本位制瓦解,1922年召开的热那亚会议实际上确立了国际金汇兑本位制,这一体制维持到1929年金融危机爆发。该体制受制于以德国为起点、以美国为终点的赔款与战债支付链。由于主导该体制的英国缺乏充足的黄金储备,只凭汇兑信誉和对外贸易顺差保持支付平衡,经不起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2]一旦引发货币动荡,金融恐慌将形成国际传染。1922年的奥地利金融危机只是冰山一角,到1929年经济霸主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整个世界都受到牵连。此次金融危机中,各国纷纷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导致危机加剧。大国合作难以开展,为挽救这一危机所作的最后努力——1933年的伦敦经济会议也无果而终。金融危机不仅击垮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还引发了社会、政治大动荡。危机中的人们对未来感到不满,渴望在不确定性中寻求安定,德日极端势力凭借煽动性的宣传和虚幻性的许诺上台执政,世界不断走向战争。
2、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始于1997年7月泰铢贬值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韩、日以及中国港台地区构成了巨大冲击,之后蔓延到俄罗斯、拉美等地。此次危机使原先存在于东南亚国家的弊端暴露无遗,激发了人们对政府腐败等行为的不满,东南亚国家产生政治大动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政局变动。受此次金融危机影响,韩国、日本、俄罗斯等也发生政治危机,政局动荡,国内民族主义情结倍增。此外,金融危机还在部分国家转变成社会危机,以印尼和马来西亚最为典型。在印尼国内,骚乱持续半年,大约造成520人死亡,约5000多座建筑物和2000多辆机动车被毁,经济损失达数十亿美元。[3]更为严重的是,印尼的极端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膨胀,发生了排华、反华恶性事件,损害了两国人民的感情。在马来西亚,马哈蒂尔与安瓦尔的政治斗争引发了首都吉隆坡的大规模骚乱。亚洲金融危机滞缓了东南亚国家安全合作,其所带来的失业浪潮和排外情绪向外蔓延,周边邻国乃至整个地区的稳定受到威胁。[4]金融危机下,各国面临发展经济的任务更为严峻,对资源与市场的争夺更为激烈,使该地区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化。
20世纪的两次大金融危机对国际关系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前者是二战形成不可忽略因素,后者对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形成了巨大冲击。金融危机通过贸易、外汇、资本等途径的国际传染,对国家间关系形成冲击,增加了爆发国际冲突的可能性。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国际金融体系,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资本流动不可逆转,加之信息不对称、不充分与交易成本导致金融问题难以迅速有效解决,在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制度不健全等因素的推动下,金融危机的全球传染将更严重。金融危机对人的预期与社会心理将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加剧社会焦虑与不确定感;对领导人的决策心理也将构成冲击,决策将会更加体现自我中心倾向,博弈选择更加关注短期收益,国际合作难以形成,造成国际冲突增多。
二、金融危机下的社会心理透视
金融行业作为一种虚拟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人们的信心影响,往往塑造一种非理性的预期,进而体现明显的自我实现预言特征。多数时候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由恐慌引起的,在不确定的推动下产生逆向选择,形成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信任危机是最大的危机,金融危机往往容易转变为对政府与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信任问题。如此,必须考虑金融危机的社会传导机制及其社会效应。金融危机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特别是对社会心理的影响亟需关注。
金融危机加强社会焦虑,容易导致集体理性失衡。金融危机冲击下,人们的就业率与收入会有所下降,对市场的信心减弱,对未来感到迷茫、失望,恐惧与不确定性情绪盛行。对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江涌认为有政策、技术、基础性与结构性等多种原因,[5]但不可否认的是个人及社会心理态势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强调危机的自我促成性质,认为投资者的信心与预期可能导致政府捍卫或放弃固定汇率。[6]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存在不确定性,个体面临着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不充分的挑战,往往在危机面前采取从众行为,金融危机所形成的悲观情绪将在民众中蔓延,这加剧了社会焦虑情绪,导致社会群体心理转向一种非理性的态势。1929—1933年的金融危机给德、日民众造成了巨大打击。在失业、贫困、信念动摇等多重冲击下,社会的不确定性赋予了保守主义甚至极端民族主义以肥沃的土壤,整个社会右倾化明显。同时,金融危机引发人们挫败心理,趋于否定自我,将自我决定交予强势力量主导,容易受社会主体信号误导而引发集体理性失衡,非但无助于冲突的解决,反而有可能激化矛盾。
金融危机对青年一代的心理影响深远。刚刚涉入社会的青年一代大多为弱势群体,思想观念尚处于形成阶段,猛然遭受金融危机将使青年一代心态难以调整。由于成长于繁荣时期,应对金融危机时青年往往表现脆弱。面对金融危机下的多重压力,青年们对物质、地位、名望的期求往往落空,心理落差会持续扩大。对他们的这种失落情绪需要正确引导,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前虽然不至于形成上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所酿成的国际冲突悲剧,但低烈度、高频率的国家冲突有可能发生。
金融危机是形成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的巨大动力。人是社会的一部分,个人需要群体为对象表现自己与寄托感情。在发达国家,社会团体与组织对金融危机下的人们心理安抚作用巨大。罗斯福总统坦言,唯一应该恐惧的是恐惧本身。但这种恐惧的缓解与释放不能只靠总统的“炉边谈话”来完成,还需要社会团体与社会组织的帮助。社会心理学揭示,人们的心理活动往往受周边态势影响,其认知与价值取向也与之相关。一旦个人信念动摇,心态沮丧,就需要得到及时的救助,否则其情绪和心态有可能全面恶化。陆铭认为当前由金融危机演变的经济危机是推动社会结构调整的契机,[7]金融危机下的社会稳定器是社会保障制度,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金融危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结构变化,社会组织应及时跟上这一步伐,否则将引发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心理失位问题。为了防止金融危机演变成社会危机,甚至与政治危机搅合起来,有必要建立社会安全网络,形成可以隔绝或减缓经济危机向社会层面传导的过滤机制。[8]此前亚洲金融危机与阿根廷金融危机都转变成了社会危机,与这些国家的社会组织不够健全有一定关系。展望未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将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其社会脆弱性极有可能遭遇金融危机的重创而转变为社会危机,这点不可不警惕。
三、金融危机下的决策心理分析
罗伯特·杰维斯将心理学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对个人心理与决策层面进行分析,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金融危机对决策心理的影响十分明显,体现在关注短期利益、自我中心倾向和决策竞争激烈。
金融危机使未来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决策者将更加关注短期利益。决策者决策时的信心大小往往反映给定的不确定性的强度。与信息给予相关,决策者的信心将随信息获取的增加而加强。作为一般规律,决策者拥有越多的信息,也就越有信心作出正确决策。[9]如果信息匮乏,个体决策者往往关注短期利益。金融行业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将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存款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使存户面临“囚徒困境”,从而引发银行挤兑的集体非理性行为。[10]就国家层面的决策而言也有类似体现。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各国往往喜欢采用货币贬值、汇率调整、贸易保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非进行集体合作、着眼长远利益来解决金融危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往往容易使决策者趋于短视,而基于短期利益往往难以促成国际合作。
金融危机使决策者的自我中心倾向增强。在全球金融危机下,如果缺乏有效的国际治理制度,各国将陷入“猎鹿困境”。决策者无法预知其他决策者的行为,其接收到的信息会被原有印象同化,[11]刻意寻求一种认知相符,实际上却偏离正确方向走上自我实现预言的道路。国家决策可能遭遇非预期效果,其非理性之举往往被相关者看成是有意为之,诱发定势的作用也将在决策中显现。由决策心理出发,国家面临诸多博弈选择,但在金融危机引发的对未来不确定性和恐惧之下,占优战略往往成为国家的首选。国家决策者的自我中心倾向有所加强,决策时将更趋简单与服从国内压力而不会太多考虑其他国家的反应。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东南亚国家纷纷采取货币贬值与汇率调整的政策试图挽救本国金融危机,这对竞争性大于互补性的出口结构的东南亚国家而言,必然导致灾难的螺旋式恶化,致使危机不断蔓延。金融危机导致各国决策自我中心倾向强化,从而淡化国际合作的价值,集体行动的困境导致集体理性的缺失。这无助于危机的解决并会导致危机的恶化,各国努力寻求将危机外部化也就增加了国际冲突的概率。
金融危机将使决策竞争激烈,决策者面临选择困境。金融危机对个人及不同行业而言会形成不同的冲击。从自我利益出发,各方利益集团将力求对决策者施加影响,从而使决策角力十分激烈。金融危机往往对国际贸易构成影响,要素流动的高低将成为阶级联盟或行业联盟的动力,进而引发政治冲突。[12]对民主国家而言,面对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国内外问题,基于选举导向,其往往将国内问题置于优先地位考虑。外部利益集团不断对决策者进行游说,使相关决策面临难产。危机之下,增加国内需求是解决危机的最佳选择,因为它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效应,但事实上它只是理想状态下的产物。决策竞争激烈也对金融危机构成影响:其一,决策的“时滞”不利于金融危机的救济;其二,决策的角力往往导致一种多方妥协的政策出台,而这一政策往往是最差的;其三,国内政治冲突将酿成国家决策非本意的后果,使别国的认知与应对困难加大。对于国际合作而言,诸多影响不利于国际合作的开展,各国的决策张力会有所加大,轻微的国际冲突极有可能发生。
虽然金融危机与国际冲突之间并无必然性,但存在相关性。当金融危机引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时,将增加国际冲突发生的概率。金融危机引发国际冲突与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性以及国际制度的缺位、失位、越位有关,通过影响社会心理与决策心理的途径发挥作用。国内与国际经济的畅通运行,要求对国际金融进行有效的国家管理,这种管理一旦失败,就会导致政治或经济危机。[13]历史的悲剧不会重演,但考虑到金融危机的不可根除性以及金融危机的传染性,金融危机引发国际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责任编辑:吴之铭)
参考文献:
[1] 张学斌.经济外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5.
[2] 金卫星.1929-1933年大萧条与伦敦世界经济会议[J].史学集刊,2003,(04):69-70.
[3][4]吴艳君.东亚金融危机对亚太地区安全的影响及我国的对策[J].当代亚太,1999,(03):38;41.
[5]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国家经济安全[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174-182.
[6] M. Obstfeld. The Logic of Currency Crisis[N]. NBER WorkingPaper. 1994, No.4640.
[7] 陸铭.经济危机是推动社会结构调整的契机[J].社会,2009,(01):1.
[8] 孙立平.金融危机的逻辑及其社会后果[J].社会,2009,(02):1.
[9] [美]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1、72.
[10]张志波.金融危机传染与国家经济安全[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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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美]弗雷德里克·皮尔逊、西蒙·巴亚斯里安.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体系中的冲突与合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