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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成吉思汗的蒙古铁蹄踏过辽阔的中亚草原，那曾经一串串如珍珠般辉煌的城市，顿时在12世纪的那个节点上凝固成了一座座荒芜的土堆。
对于中亚古城的理解，我以往总是难免陷入典型的中原城池的思路中。中国古代自强秦以来，城池的建筑与树立总是同“京—郡—县”这样完全垂直的行政架构相联系，几千年来概莫能外。
而在古代中亚地区，尤其是12世纪之前的中亚腹地，城的建筑与树立问题就不会这么简单，因为中亚地区不但是以古代斯基太人为代表的游牧部族活动的地域，也是东西民族与部族交会流动最为频繁的地域。这一点就决定了该地区城池的性质，与有着悠久农业定居传统的中原城池有很大差别。
玄奘在路经中亚时对这一带城池有这样的描述，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说：
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糜麦蒲萄，林树稀疎，气序风寒，人衣毡褐。
素叶已西数十孤城，城皆立长，虽不相禀命，然皆役属突厥。
碎叶城（Ak-Beshim）当丝路要道，玄奘记载这是一个“诸国商胡杂居”的城市，显然同中原地区古代城市主要是以政治功能为中心集聚成城的形成机制不同，并且此一地域内交通线上的其他城市也都是各自独立的——即所谓“孤城”，是“城皆立长”的，而没有相互统属关系。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在从塔尔加尔、碎叶城到塔拉兹这一段交通线上，会有那么多城池的原因。而当地考古学家也总是强调这些城池的“驿站”性质。这应该就是对于同一问题的两个立场的解读：其一，对于每一个城池来讲，城都是独立的体系，大多与商业密切相关，这就是为什么丝绸之路能成为“路”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有这些商人聚居点；其二，相对于该地域内最大的军事势力——如突厥帝国或西突厥汗庭或唐庭，每一个城池又都是可以连在一起通行无阻的“驿站”。
我们此次考察过的塔尔加尔（Talgar）、伊思塔拉芙尚（Istaravshan）、八喇沙滚（Balasagun）、库兰（Culan）、克斯托比（Kostobe）、别克托比（Bektobe）、千泉古城（Merke）、新城（Citadel）、塔拉兹古城（Taraz），在其东西交流方面，都可以目之为“驿站城”。
在哈萨克斯坦的Merke小镇，唐代的千泉城仅存四方的若隐若现的城墙轮廓，城池东南角的角楼遗址是一个可以俯视的制高点，前苏联的考古学家在这里立了一块标志碑。此地已经看不出当年突厥可汗夏季王庭的气势，高僧玄奘曾在此受到突厥可汗的盛情款待。据玄奘的记载，突厥可汗在千泉城驯养着成群的鹿，鹿群脖子上的大铃铛声闻四野。如今，只有一个喝醉了酒的当地汉子在残城潮湿的草地上呼呼大睡。
而由石块构筑的Akyrtas城堡，虽然是一个未完成的城市圈子，但是它可能又会为我们提供关于中亚古代城池的另一个理解思路：那就是泥砖城、夯土城与石头城不同，可能代表着不同的功能或民族文化。看来，哈萨克斯坦有考古学家认为这是阿拉伯人的石殿不是没有道理的，毕竟，在中亚土城为主的地域，出现了这样一个石头城，就不能不让人去考虑存在着不同的文化部族。当然，这个城可能是由葛逻禄（Karluk）部落所修筑。修城的地点是在山脚下的平原冲积带上，这同中亚其他古城的选址也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考察过的其他古城，大都选择在比较高的台地上。片治肯特（Pendjikent）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我们从其西北向东南来看，就能看得很清楚了。
另一个让我觉得有对比意义的是木鹿城（Merv），其不同时代的巨大城墙很容易给我们造成视觉冲击，而处于大城外面的两座泥砖结构的高大城墙的堡垒式小城公主堡，更容易引起我们的思考：为什么在大城外要建这样的堡垒？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中古的中国东北地域，高句丽人往往会建两套城市系统，一套是平时生活居住的平原城，另一套就是依据山势修在高山之巅的山城，以备战时之最后的防卫。我想，木鹿城的高大泥砖小城，是否也正是这样的产物？或者说是一种协助大城守卫的卫城？
据古代伊朗历史学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的记载，蒙古王子拖雷的大军在攻打下木鹿城之后，尽数屠杀了其130多万居民。站在木鹿城残存的高大城墙上，历史的残酷与悲凉直透后背。
此外，在翻越突厥斯坦山的过程中，算是彻底了解了为什么片治肯特会成为中古时期粟特文明的一个重要城市点。从3000多米的雪峰下来，一路沿着德拉芙尚河（Zerafshan）河谷前行，两侧山峰虽然不能说是寸草不生，但其干枯程度却也是惊人的。当时就有个很残酷的想法，两侧干枯的山地看着洪流滔滔的德拉芙尚河，就像一个饥渴的光棍眼望着美少女在自己身边欢畅跳跃，但却沾不到一点渴望的润泽，那是一种多么撕心裂肺的煎熬？这种煎熬在翻过突厥斯坦山之后就突然结束，河谷地带的德拉芙尚河豁然敞开胸怀，将大地滋润得风生水起，片治肯特就是那个最幸运的城市。如果没有这种沿着德拉芙尚河河谷前行的经历，也许永远也无法理解片治肯特为什么是片治肯特的最根本原因。
当然，考察的最直接冲击还在于地理风土的直接感触，为文献的平面化阅读带来了深度理解的可能性。“丝绸之路”专名之起，自然是围绕中华所产丝绸之西流而生，然而，在国内研究丝绸之路的著作中，我们的主要探讨其实都是围绕着“胡风东渐”（Exotic flavor）这样一个主题而进行的。无论是物种的传播、音乐等文化的变化，还是佛教等宗教及其艺术形式的向东而来，都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华文明体系中非常引人瞩目的闪亮元素。
问题是，中华文化的“西去”趋势如何？换句话说，如果说“胡风”是唐代文明中一个闪亮之处，那么，“华风”是否也是西域文明中一个更为重要的文化要素？这种“华风流波”在中古时期达到了何种程度？在今天的中亚文化结构中或中亚古代文化遗存与文物中，留下了多大比重的影响或痕迹？哈萨克斯坦的考古学家在正在发掘的塔拉兹古城早期遗址中发现了中国唐代钱币，我们已经看到，也有拍照，但是瓷器却没有被展示，这是一个遗憾。
此次考察，我们主要寻找的中华象征性文物是瓷器和钱币，而这方面的留存文物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丰富。由此，中亚地区11世纪以后的大规模伊斯兰化对于“华风流波”的淹没，应该也是我们要严肃考虑的一个问题。
对于中亚古城的理解，我以往总是难免陷入典型的中原城池的思路中。中国古代自强秦以来，城池的建筑与树立总是同“京—郡—县”这样完全垂直的行政架构相联系，几千年来概莫能外。
而在古代中亚地区，尤其是12世纪之前的中亚腹地，城的建筑与树立问题就不会这么简单，因为中亚地区不但是以古代斯基太人为代表的游牧部族活动的地域，也是东西民族与部族交会流动最为频繁的地域。这一点就决定了该地区城池的性质，与有着悠久农业定居传统的中原城池有很大差别。
玄奘在路经中亚时对这一带城池有这样的描述，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说：
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糜麦蒲萄，林树稀疎，气序风寒，人衣毡褐。
素叶已西数十孤城，城皆立长，虽不相禀命，然皆役属突厥。
碎叶城（Ak-Beshim）当丝路要道，玄奘记载这是一个“诸国商胡杂居”的城市，显然同中原地区古代城市主要是以政治功能为中心集聚成城的形成机制不同，并且此一地域内交通线上的其他城市也都是各自独立的——即所谓“孤城”，是“城皆立长”的，而没有相互统属关系。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在从塔尔加尔、碎叶城到塔拉兹这一段交通线上，会有那么多城池的原因。而当地考古学家也总是强调这些城池的“驿站”性质。这应该就是对于同一问题的两个立场的解读：其一，对于每一个城池来讲，城都是独立的体系，大多与商业密切相关，这就是为什么丝绸之路能成为“路”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有这些商人聚居点；其二，相对于该地域内最大的军事势力——如突厥帝国或西突厥汗庭或唐庭，每一个城池又都是可以连在一起通行无阻的“驿站”。
我们此次考察过的塔尔加尔（Talgar）、伊思塔拉芙尚（Istaravshan）、八喇沙滚（Balasagun）、库兰（Culan）、克斯托比（Kostobe）、别克托比（Bektobe）、千泉古城（Merke）、新城（Citadel）、塔拉兹古城（Taraz），在其东西交流方面，都可以目之为“驿站城”。
在哈萨克斯坦的Merke小镇，唐代的千泉城仅存四方的若隐若现的城墙轮廓，城池东南角的角楼遗址是一个可以俯视的制高点，前苏联的考古学家在这里立了一块标志碑。此地已经看不出当年突厥可汗夏季王庭的气势，高僧玄奘曾在此受到突厥可汗的盛情款待。据玄奘的记载，突厥可汗在千泉城驯养着成群的鹿，鹿群脖子上的大铃铛声闻四野。如今，只有一个喝醉了酒的当地汉子在残城潮湿的草地上呼呼大睡。
而由石块构筑的Akyrtas城堡，虽然是一个未完成的城市圈子，但是它可能又会为我们提供关于中亚古代城池的另一个理解思路：那就是泥砖城、夯土城与石头城不同，可能代表着不同的功能或民族文化。看来，哈萨克斯坦有考古学家认为这是阿拉伯人的石殿不是没有道理的，毕竟，在中亚土城为主的地域，出现了这样一个石头城，就不能不让人去考虑存在着不同的文化部族。当然，这个城可能是由葛逻禄（Karluk）部落所修筑。修城的地点是在山脚下的平原冲积带上，这同中亚其他古城的选址也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考察过的其他古城，大都选择在比较高的台地上。片治肯特（Pendjikent）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我们从其西北向东南来看，就能看得很清楚了。
另一个让我觉得有对比意义的是木鹿城（Merv），其不同时代的巨大城墙很容易给我们造成视觉冲击，而处于大城外面的两座泥砖结构的高大城墙的堡垒式小城公主堡，更容易引起我们的思考：为什么在大城外要建这样的堡垒？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中古的中国东北地域，高句丽人往往会建两套城市系统，一套是平时生活居住的平原城，另一套就是依据山势修在高山之巅的山城，以备战时之最后的防卫。我想，木鹿城的高大泥砖小城，是否也正是这样的产物？或者说是一种协助大城守卫的卫城？
据古代伊朗历史学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的记载，蒙古王子拖雷的大军在攻打下木鹿城之后，尽数屠杀了其130多万居民。站在木鹿城残存的高大城墙上，历史的残酷与悲凉直透后背。
此外，在翻越突厥斯坦山的过程中，算是彻底了解了为什么片治肯特会成为中古时期粟特文明的一个重要城市点。从3000多米的雪峰下来，一路沿着德拉芙尚河（Zerafshan）河谷前行，两侧山峰虽然不能说是寸草不生，但其干枯程度却也是惊人的。当时就有个很残酷的想法，两侧干枯的山地看着洪流滔滔的德拉芙尚河，就像一个饥渴的光棍眼望着美少女在自己身边欢畅跳跃，但却沾不到一点渴望的润泽，那是一种多么撕心裂肺的煎熬？这种煎熬在翻过突厥斯坦山之后就突然结束，河谷地带的德拉芙尚河豁然敞开胸怀，将大地滋润得风生水起，片治肯特就是那个最幸运的城市。如果没有这种沿着德拉芙尚河河谷前行的经历，也许永远也无法理解片治肯特为什么是片治肯特的最根本原因。
当然，考察的最直接冲击还在于地理风土的直接感触，为文献的平面化阅读带来了深度理解的可能性。“丝绸之路”专名之起，自然是围绕中华所产丝绸之西流而生，然而，在国内研究丝绸之路的著作中，我们的主要探讨其实都是围绕着“胡风东渐”（Exotic flavor）这样一个主题而进行的。无论是物种的传播、音乐等文化的变化，还是佛教等宗教及其艺术形式的向东而来，都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华文明体系中非常引人瞩目的闪亮元素。
问题是，中华文化的“西去”趋势如何？换句话说，如果说“胡风”是唐代文明中一个闪亮之处，那么，“华风”是否也是西域文明中一个更为重要的文化要素？这种“华风流波”在中古时期达到了何种程度？在今天的中亚文化结构中或中亚古代文化遗存与文物中，留下了多大比重的影响或痕迹？哈萨克斯坦的考古学家在正在发掘的塔拉兹古城早期遗址中发现了中国唐代钱币，我们已经看到，也有拍照，但是瓷器却没有被展示，这是一个遗憾。
此次考察，我们主要寻找的中华象征性文物是瓷器和钱币，而这方面的留存文物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丰富。由此，中亚地区11世纪以后的大规模伊斯兰化对于“华风流波”的淹没，应该也是我们要严肃考虑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