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张1969年拍摄于巴黎街头的黑白照片中，剃光头、戴牛角眼镜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捏着两张从口袋掏出的有折痕的纸，正对着记者的麦克风发表一篇宣言。
　　在他一旁，身材矮小、头发泛着银光的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正低头试图在寒风中点燃一支烟。两人的身后，露出另一位哲学家吉尔·德勒兹的侧脸。
　　只有在法国，我们才能在社会运动中看到如此多思想家的身影;也只有在法国，人们已经习惯于，学者不仅躲在象牙塔里潜心钻研，还会为了社会的不公不义走上街头。
　　20世纪的法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与之相应，法国的思想界也经历了几次重要转折。出现在同一张照片中的萨特和福柯，可以说代表了20世纪法国思想的两个时代。
　　萨特所掀起的存在主义运动，为经历过战争失败的法兰西民族精神注入了新的活力;由福柯推至顶峰的结构主义思潮，反映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政治困境中，法国人根深蒂固的政治挫败感。
　　透过萨特和福柯的思想和经历，我们也许能够管窥20世纪法国思想范式的重大转换和争论焦点，并有可能理解这个热爱自由的民族对现代人类困境所作的思考。

自由的悖论

　　英国作家萨拉·贝克韦尔提议，把存在主义的诞生定在1932年至1933年之交，三个年轻哲学家在巴黎蒙帕纳斯大道上的煤气灯酒吧里闲聊。从德国柏林放寒假回巴黎的雷蒙·阿隆，兴致勃勃地向27岁的让﹣保罗·萨特和25岁的西蒙·德·波伏娃，介绍一种叫作“现象学”的新鲜思潮。
　　彼时，萨特还只是个循规蹈矩、受过学院哲学训练的中学教师。由德国思想家埃德蒙·胡塞尔所开启的现象学，却绕过了思辨哲学对于理念世界的追寻，振臂高呼“回到事物本身”。
　　胡塞尔主张，不应再去追问事物的表象之下是否有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真理就在自我呈现的现象当中。用阿隆的话来说：“如果你是个现象学家，就可以从这杯鸡尾酒大谈哲学！”
　　这让厌倦了大学所学及高中教学的年轻萨特激动得“脸色惨白”。1933年的暑假一过，萨特就怀着创立自己哲学体系的雄心，动身前往柏林进修胡塞尔的现象学。
　　在萨特前往柏林进修之时，纳粹党已经在德国兴起，战争的乌云笼罩在欧洲上空，薩特也被迫卷入了战争的漩涡。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法国发布参战动员，萨特被派往布鲁马斯担任气象兵。1940年5月，德国进攻法国，法国军队在短暂抵抗之后溃败，萨特则在德法边境被德军俘虏，后来又被遣送至德国特里尔的一个战俘营。
　　战争爆发前，萨特虽然持标准左翼学生的政治观点，但并不热心政治。逃出战俘营后，萨特深信必须积极参加反抗压迫的斗争。他回到巴黎后，与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一起，创办了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的抵抗组织。

　　对处在维希傀儡政府统治下的法国人来说，《存在与虚无》是一篇反抗压迫的宣言。

　　1943年，萨特出版了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由于战时巴黎煤炭短缺，且电力供应不足，萨特不得不到圣·日耳曼大街的花神咖啡馆写作。这部从战火中诞生的著作，奠定了法国存在主义思想的基础。萨特将自由置于所有人类经验的核心，他认为有两种存在的方式—“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
　　“自在的存在”是指人其实和世间万物一样，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他只是存在于那里，没有任何意义可言;“自为的存在”是指人不同于其他事物之处，在于人有意识，而人的自由就在于这种不断创造自身存在意义的行动中。萨特用一句简短的口号，将存在主义概括为“存在先于本质”。

　　存在主义在经历过战争失败的法国人精神深处，掀起了一场革命。对处在维希傀儡政府统治下的法国人来说，自由是最为缺乏也最为宝贵的事物，《存在与虚无》是一篇反抗压迫的宣言。
　　尽管有人批评萨特的自由观过于理想，夸大了人的能动性而不顾现实，但萨特指出，他所谓的自由总是处在某种特定的“处境”中，完整的自由必定也包含了现实的限制。不管加诸人的处境有多么极端，只有人自己才能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也就是说，即使面对战争、监禁或死亡，人的自由都是不可剥夺的。
　　尽管萨特将现实的条件纳入了他对自由的论述，但“处境自由”仍然成为萨特一生都要面对的问题。正如美国学者加里·古廷所认为的，在德国占领期间，在与占领军合作或抵抗之间作选择是相对简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面对的选择要复杂得多，很多相反的选择都能合理宣称是出于“自由”的名义。
　　尤其在战后法国的种种政治斗争中，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相互交织，积极参与斗争的萨特时常面对着自由的悖论。萨特需要解释的不再只是自由本身，而是在特殊人类状况中的自由。

“人之死”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萨特一直是法国思想界的明星。他不仅是一个会写艰涩哲学著作的学者，还是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甚至认为，自己的作家身份要比哲学家身份重要。
　　40岁之前，萨特已经发表了小说《恶心》，还以剧本《苍蝇》和《密室》在戏剧界成名。他从1947年开始主张一种“介入文学”，提倡要让文学直接参与政治，要“努力使读者意识到在那一历史环境中包含的人类解放的可能性”。为了反对与他文学理想相对立的“纯文学”，萨特甚至拒绝了1948年颁给他的诺贝尔文学奖。 　　文学上的成功，让萨特不再需要担任教职维持生计，他把大量的时间都投入政治。在二战结束后的种种重大政治事件中，都能看到萨特的身影。但是，走出战争阴影的法国社会，似乎已经消耗掉了自身革命的热情，随之而来的1945—1975年是经济增长与消费者富裕的“光辉30年”。萨特主张的存在主义，似乎越来越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
　　20世纪50年代悄然兴起的结构主义思潮，成为了存在主义的劲敌。与存在主义强调人的自由相反，结构主义认为人的自主性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实际上，人的主体性一直受到诸如语言、神话、无意识这样相对稳定的文化常量的制约。意义不是由人的思想和行动创造的，相反，人需要仰赖社会性的符号结构提供的意义。
　　到了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思想家开始直接将炮火对准萨特。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批评，萨特对所谓“自为存在”的执迷与原始社会的野性思维并无二致。西方提倡人类自由的文化，也并不比其他社会的文化更为优越。
　　此后，在法国思想界崭露头角的米歇尔·福柯，将结构主义思潮推向顶峰。他在《词与物》中对萨特存在主义珍视的“人”“主体性”“人道主义”等概念，作了不留情面的批判。福柯在这本书的结尾写道：“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
　　显然，当福柯说出“人将不再存在”时，并不是说作为生物或社会物种的人的灭绝，而是西方文化中有关人的观念，以及对人的优越性的想象实际上是历史的产物，也终将在历史中消失。
　　福柯出生于1926年，与萨特一样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德国人占领法国。青年福柯大部分时间都在勤奋苦读，准备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入学考试。在巴黎高师，他也追随声名显赫的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怀抱热忱，但他很快就意识到法国思想需要新鲜空气。
　　虽然终其一生，福柯都坚持左翼的立场，但他刻意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与此同时，福柯对法国盛行的存在主义也产生怀疑，他苦苦思索着摆脱萨特这位法国思想界“父亲”的道路。

　　1966年出版的宣称“人之死”的《词与物》让福柯一跃成为与萨特齐名的学术巨星。

　　灵光乍现的时刻，在1953年年初一个寒冷的夜晚到来。福柯在巴黎一家熄了灯的戏院看戏。这出戏有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花在无休止的等待上，其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当有人喊出“给我思想，猪猡！”之时，脖子上套着绳索的奴隶突然跳上舞台胡言乱语一通，全都是无法理解的音节。
　　这个在巴黎轰动一时的演出，是剧作家萨缪尔·贝克特的作品《等待戈多》。这出荒诞戏剧仿佛哲学寓言，让福柯猛然领悟到，自以为是万物尺度的人，实际上受着由“戈多”所代表的理想社会秩序观念的奴役。《等待戈多》让他“实现了突破”。
　　1966年出版，宣称“人之死”的《词与物》出人意料地成为了法国的畅销书，并且让福柯一跃成为与萨特齐名的学术巨星。学者迪迪埃·埃里蓬在传记中写道：“所有在1966年春天见过他的人，都说他是幸福的。”
　　1966年底，成为众矢之的萨特对福柯的新书作出了严厉的回应。《拱门》杂志刊出对年迈哲学家的专访。萨特声称，福柯只不过是“用幻灯片取代了电影，用一连串静止的图像取代了动态的画面”。他认为《词与物》只是一盘东拼西凑的杂烩，一种意识形态的虚构，是“资产阶级尚有能力构筑起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对于萨特意气用事的攻击，福柯仅在时隔多年以后才语带讥讽地说：“可怜的资产阶级，要是他们真需要我来筑一道‘防线’的话，那他们也真是虚弱到家了。”

知识分子，普遍还是特殊？

　　1968年，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
　　这场突如其来的学生运动，从大学校园、拉丁区的斜巷蔓延至整个法国。事件的发生让法国知识界措手不及，最先陷入窘境的，是宣告“事件”不可能发生的结构主义者们。

　　尽管萨特和福柯在学术观点上势不两立，但两位哲学家却会经常出现在同一抗争集会上。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学生们高喊着“结构不上街”，批评结构主义的理论。法国导演让﹣吕克·戈达尔的电影《中国姑娘》中，导演甚至安排女主角把一连串番茄砸到福柯的《词与物》上。
　　刚为存在主义敲响丧钟的结构主义者们猛然发现，萨特的思想似乎再次迎来了春天。5月10日，萨特签署了一份联合宣言，发表在支持学生诉求的《世界报》上。萨特甚至成为5月20日索邦大学集会上，唯一被允许发表演讲的知识分子“保守派”成员。原本齐声攻击这位思想界领袖的学生们，此刻则极度渴望得到这位“父亲”的认可。有学者敏锐地将这一幕称为“让﹣保罗·萨特的报复”。
　　在积极投身社会运动的过程中，萨特也在思索发达工业社会中知识分子的角色。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知识分子的使命陷入了难以解决的矛盾。虽然知识分子声称从普遍有效的知识立场发表意见，但他们的行动却总是在为特殊的社会利益服务。

　　“五月风暴”发生后，萨特意识到，要想摆脱困境，知识分子必须保持一种谦逊的态度。毕竟这场运动，让所有自认为是社会先知的法国知识分子颜面尽失。
　　毫无疑问，“五月风暴”也对福柯產生了深刻影响。只不过事件爆发时，福柯还远在突尼斯，只能通过他的同性伴侣间接了解事态的发展。错过了“五月风暴”的福柯回到法国以后，转而积极参加“介入性”的政治行动。
　　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就经常能看到文章开头那张照片上的景象—尽管萨特和福柯在学术观点上势不两立，但两位哲学家却会经常出现在同一抗争集会上。
　　事实上，福柯对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角色作了不一样的思考。他首先区分了普遍知识分子和特殊知识分子。普遍知识分子以萨特为代表，信奉超越历史的、超验的人类价值;特殊知识分子则遵从福柯理想的政治介入模式。
　　福柯发现，现代权力事实上并不只是自上而下的、由司法体系牢牢掌控的，而是像毛细血管一般渗透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知识分子不能自外于现代社会权力之网，只能通过引入那些与权力有直接关联之人的“局部知识”，有策略地对抗权力。
　　他很快将特殊知识分子的理想，投入政治活动与学术研究。他成立了“监狱信息小组”，让监狱囚犯的非人处境曝光于世，并且用系谱学方法撰写《规训与惩罚》，提出现代社会的规训机制发端于一种“全景敞视监狱”的模型。
　　显然，萨特和福柯对于知识分子的使命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萨特终生都信仰一种普遍的人类自由，而福柯虽然不信任这种普遍理想，却也试图通过局部的“越界”解放权力之网中的个人。
　　毫无疑问，他们都承接了19世纪末以来由埃米尔·左拉开创的法国知识分子传统，用自己的方式肩负起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