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莞21年后，东莞塘厦立德电子厂迎来“革命性”转变：员工可坐着上班！
　　过去21年里，先后在这家工厂打工的数万名工人，都是站着上班的。但“90后”登场后，不干了。这拨新生代产业工人通过罢工，改变这家工厂持续20多年的“站立作业”的规则。
　　“站着上班，脚都站肿了，谁干？”参与这场罢工的阿磊告诉《南风窗》记者，“缺乏人性化的企业，注定要出大事。”
　　敏感者应从中嗅出一点异味。逐渐成长起来的“90后”新生代，正逐步成为这个社会的用工主体。企业、政府，必须依据他们的行为特征和心理状态，做出异于以往的诸多制度安排，研究潜藏在他们身上，即将引爆的种种可能与不可能。

改变定义的群体

　　随着“90后”登台，中国职场关于“农民工”的定义已经消亡。纵观他们的成长轨迹，基本是按照“家门—校门—厂门”这样的轨道，一路走来。
　　他们是农民的儿女，但不事农耕，甚至家里田地的分布也搞不清楚。在父母供养下，他们常年住校读书，直至考学失败，才在老乡、亲友的引领下，一个个被“扔”到陌生都市里的工厂车间。
　　但从外表和认知上观察，这拨“新人”，已被“钉”到和城市主流社会群体的同一面墙上。是否会掉下来，就看他们的造化了。
　　8月16日下午，《南风窗》记者来到东莞市塘厦镇石潭埔市场附近的一栋民房。阿磊就租住在这栋民房的一室一厅里，30来平方米。
　　当时，光着膀子的阿磊，正和几个老乡坐在床沿上喝啤酒、抽烟。两台落地扇对着他们胀鼓鼓的肚腩，“咔叽、咔叽”吹得起劲，他们也咕咚咕咚喝得爽快。身旁，横七竖八躺着一地的空啤酒瓶，有的里面盛装着他们抽烟时弹入的烟灰与烟头。
　　这是一帮24岁左右的小伙，来自广西百色的同一村庄。他们的老家，背靠着一座高山，门前是条穿村而过的小河，河水长年静静流淌。
　　除了这些印记，他们对故乡依旧很陌生。毕竟这代人，自小学就到镇上读书，远离家乡。如今聊到家乡的话题，大多是从老乡QQ签名的变动中捕捉一些消息。话题不外乎“××是不是和老婆闹离婚了？”、“××的女朋友又跑掉了”之类的。
　　阿磊租下的这间房，租金每月250元。入住后，他拉了网线，装上电脑，每月交60块钱网费。下班时，他躺在床上玩手机。确切说，是手机玩了他。前段时间，他在网上勾到一女朋友，对方叫他充了300块钱话费后，就消失了。
　　现在，阿磊和他的老乡想转型开网店。因为他们烦透了流水线上的那些日子。

渐渐无效的控制

　　摆脱学校的严管，成为自由人—曾是他们蚀骨的渴望。结果发现，这是从火坑跳到了火炉。现实很快就消解他们原先外出打拼的热情。工厂里，除上正常班外，每天加班三四个小时。赶货的季节，甚至加班到凌晨两点。
　　阿磊以他所在的立德电子厂为例介绍说，每早7点多到厂里就要背诵“五要五不准”：作业指导要熟记，上班不准打瞌睡……之后听领班训话、提要求。
　　调查发现，新生代工人在不同的工厂里，都有着共同的遭遇：上班不准讲话、不准拿手机。坐立不端正，领班会大吼，弄得整个车间的人都听到。
　　由于感受不到尊重和尊严，很多工厂的员工与领班间的矛盾，十分突出。他们的矛盾主要是辞工、罚款和调岗等引发。比如员工辞工，通常遭到领班和经理的“踢皮球”：领班说要经理批准，经理说要领班同意。
　　遇到这种情况，“60后”、“70后”大多隐忍。但“90后”解决问题的方式，已经不同了：女工天天跟在领班身后，赖着，不厌其烦地问着。男工主要找老乡、找朋友，然后在厂门口教训或威胁领班。因为不信任，真正找劳动局去解决的，反而很少。
　　辞工不顺时，“男靠打，女靠赖”已成为“90后”的惯用手法。
　　其实，工厂也面临管理上的困境，因为以往的很多招数已经失灵。比如，不服从岗位安排的员工，以前厂方祭出的杀手锏是“不让这名员工加班”—这意味着这员工的收入将锐减。
　　但用在“90后”身上，这些处罚通常就成了他们求之不得的恩惠。
　　是的。他们的父辈在20多年前的漂泊、打拼后，已为他们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这包括家里起了楼房，衣食住行有了保障。
　　在超市、车站等场所，从穿戴上看，几乎没人看得出新生代产业工人与白领间的差异。沟通用语上，他们的话语，也充斥着与时俱进的网络语言。
　　看起来都已无差别，但潜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种种不满，至今无法抹掉。

欲望，鸿沟

　　在深圳、广州、惠州和东莞等地，《南风窗》记者在接触阿格的其他老乡时还发现：对工厂的种种不满，主要集中在“90后”的男工身上。同为“90后”的女工，无论对现在的收入，还是对社会现状，大都持满意态度。
　　这和这些年他们的收入逐年上升有关。以电子行业为例，5年前，工人每月收入2000元，现在月收入可达3500元，且工作时间没过去长，劳动强度没过去大。如此，很多上年纪的工人，甚至是“90后”的女工，都对企业有着较高的忠诚度和满足感。
　　满足感促使他们有了政治参与感。一些上年纪的男工，开始关心当下中国的政治格局和命运走向。尽管他们的知识背景，不足以摸清权力运行背后的逻辑，但他们关心反腐，认为“真打掉很多‘老虎’”。从他们接连的“打得好”的声中，可判断：上层的权力运行，已获得了包括下层在内的政治认同。
　　不过，“90后”男工则有说不出的滋味：感官上，他们意识到这回“和过去不一样了”，但受过去基层政权的不规范运行的影响，他们中的多数人，对现状持观望态度。
　　当然，想持久被“钉”在城市墙面上的压力，也时刻消解他们的政治好奇心。
　　在农村，新生代产业工人有着相对殷实的家底，可过上舒适生活。但城镇化背景下，他们遭到消费主义思潮不断的挑逗和刺激，开始产生了新的需求和欲望。且已有越来越多的伙伴，参与了城镇化的进程—前往县城或大城市买房定居。这注定了，他们也必须参与其中，努力去竞争，才不至于被留守在农村，变成了被时代和女人甩到城市边缘的落寞群体。
　　和他们交流时，记者发现，他们对父辈在老家所盖的那一栋栋楼房，丝毫不感兴趣。他们志不在此。他们渴望体面的生活，并持久维持。维持是需要实力依托，这实力包括在城市拥有稳定工作，自身有小车和进城购房的能力。
　　但在非国企、央企上班的他们，注定无法拥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矛盾因此凸显。这里的症结就在于，新生代产业工人日益被拉长了的欲望，和自身能力不足、不能吃苦等之间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

　　工作中，这表现为对这个时代和自身所处环境的极度焦虑与不安。
　　现在，这种焦虑和不安，只体现在他们工作的主要场域—工厂，等他们全面嵌入社会其他领域时，这种焦虑和不安，将弥漫整个社会。社会也将受此情绪波动的影响，而变得格外脆弱。

“补刀人”？

　　已有迹象不断传递出这种忧虑。
　　《南风窗》记者在和“90后”新生代产业工人的接触中发现，这个群体普遍认为，白领等社会中层是看不起他们的。另外，因劳动时间长、工作圈子单一等因素，他们也没有什么渠道和社会中层（更不用说上层）的人沟通。甚至，他们认为，“如果自己主动和阶层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沟通，会被别人认为自己是在拍马屁、讨好人家”，因而，更多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将自己的心扉封闭起来。
　　他们还承认，当给比自己有地位的人打电话，如果对方不接（可能是因事没接到），他们会认为，是阶层地位比自己高的人不想和自己交往的暗示。
　　正由于这样的敏感，他们一旦发怒，将产生十足的破坏力。“如果工厂发生暴动，那个领班的，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一位生产线上的“90后”向记者抱怨，领班没给他面子，在他加班很疲惫的时候，还当众辱骂自己。
　　在平时，“90后”新生代产业工人遭到批评时，即便当时他们沉默不语，但趁领班不注意，他们就会通过故意破坏产品等方式，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
　　不过，他们承认，他们中的很多人，凡事没有挑头的勇气，但社会秩序被打乱的机会来的时候，他们会做补刀者的角色。而被补刀的人，就是平常和他们打交道，阶层地位不比他们高多少的领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