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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人们喜欢将近代以来才有的不同于传统“读书人”、“士大夫”的“新式知识分子”分代，遂有近代以来多少代、1949年以来又有多少代之分。其实，“分代”并不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就将“天翻天覆”的1949年以前的“新式知识分子”定义为“旧知识分子”，而将其后的定义为“我们自己培养的”“新知识分子”。如依此划分，1948年高中毕业、1953年大学毕业的陈乐民先生当属“旧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代，“新知识分子”的第一代。因此，在这“一身跨两代”的特殊一代人身上，无论是新旧矛盾、冲突还是新旧调适、传承，表现都非常“典型”。可以说他们是破旧立新的一代，也可说他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
所以，“阅读陈乐民”在某种程度也就是阅读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思想；阅读时代的方方面面；阅读人们一直想厘清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在时代大潮中的纠葛缠绕。
一
1930年出生在北京的陈先生，从小接受的自然是已成平常的“新式教育”，不过，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中，都有分量不小的中国传统经典教育。他中学上的是教会学校，英语是重中之重，因此英语在那时已经“过关”，但教会学校却又十分重视中国经典教育。这些，为他的“中学”、“西学”打下了深厚的功底。曾记否，当年批判教会学校时，其罪恶之一是既进行“洋奴教育”又进行“封建教育”。然而，现在看来，正是这种教育使学生中、英文俱佳。面对时下的“英语热”，许多人为“中文”的前途担忧。但教会学校的经验证明，“英”、“汉”并非“此消彼长”、“不两立”的对立关系。
从1948年教会学校高中毕业到1953年北京大学毕业，在这短短几年中，陈先生竟先后就读于高等铁路专科学校、燕京大学、中法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陈先生1950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法文专业时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水木清华、荷塘月色、圆顶大礼堂、藏书甚富的图书馆和许多闻名遐迩的学术大师。然而，马上风云骤起，从1951年秋就开始了“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宁静的‘清华园’不再是我第一步走进时的‘世外桃源’，而成了知识分子的‘炼狱’!”(陈乐民：《在中西之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著名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兼图书馆长，因被人反映图书馆竟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同一般宣传小册子放在一起而备受指责。老师必须在大会上“挖思想根子”、“自我剖析”同时还要揭发批判别人，学生也都参加，从发言质问到“上纲上线”批判老师。陈先生至今记得，冯友兰先生在文学院“自我剖析”，当他讲到为何被蒋介石聘为“顾问”时听众群情激愤，冯先生和台下的冯夫人都落了泪。而陈先生之所以一直向往清华、最后考入清华，就是因为清华有这样一批鸿儒硕学，听了几次冯先生及其他几位教授的检讨，他觉得这是“作践”他们，很不合情理。所以，当他熟悉的法文老师、外文系主任吴达元检讨多次，但仍被不断质问不能过关时，陈先生感到很说不过去，于是竟不合时宜地起身说：“我认为吴先生的检讨已经够深刻的了。”结果全场目光都对准了他，于是他赶忙坐下。会后，系里一位负责学生思想工作的“大同学”专门找他谈话，批评他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提醒他根源在于家庭和旧社会的影响，今后要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对于当时正在“追求进步”的陈先生来说，这番话自然十分重要。然而，这位“大同学”自己在六十年代却受到政治整肃，在“文革”中又遭种种残酷迫害，终在“文革”后赴美定居，在宗教研究中寻找精神、心灵的寄托。这也算是一种“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吧。平心而论，与后来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相比，此时的“改造”堪称温和。然而，细细想想，后来的种种“严酷”并非一日之寒、突然如此，正是由此“学生批判老师”而“学生斗老师”，再一点点发展到“文革”中的大规模的学生打老师。
与同时代人相比，陈先生是幸运的。当时中国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参加一些国际活动。“外事无小事”，因此“我们自己培养”的外语人才极端缺乏，1953年，由于“院系调整”而进北大未久的陈先生便以“北京大学毕业生”的身份进入“涉外部门”，在闭关锁国时代成为凤毛麟角、为人“艳羡”的长期驻外人员。他被分配到郭沫若为主席、廖承志为副主席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工作。所谓“和大”，是苏联操纵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国际性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相应组织，许多国家都成立了这种相应的“和平组织”，大多为各国共产党控制、领导。
在他们单位，许多中年以上的人都是从“旧社会”甚至是国民党驻外机构“起义”的人员。所以刚参加工作，领导就对他们这些青年谈话：你们这些年轻人可能没有工作经验，业务上比不过那些旧社会过来的人，但是你们是党所倚重的力量，将来有一天，你们要取代他们。所以你们要努力赶上去。你们是党的孩子，即使孩子还没长好，也许头上还长了疮，但那也是党的孩子!这番话让他深受感动，让他更有“天之骄子”自豪感的是，领导还将片纸只字都是秘密的文件柜钥匙交他掌管。因此他自信自己虽在业务上不如那些“旧知识分子”，“但在政治上，我绝对‘胜’过他们!”(《在中西之间》，第51页)所以他承认，这些都使自己在很长时间内“几乎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一切的一·切都听从‘组织’的指令和安排，是很典型的党的‘驯服工具”’(《在中西之间》，第98页)。
因此，在驻维也纳“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四年及回国后的外事工作，其内容几乎完全相反。以前他一直是发自内心地遵从组织之命，极力维护苏联，“例如毛泽东的‘一边倒’政策，在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前，我是当做信条来服从的”(《在中西之间》，第71页)。而后，当毛泽东、中共与苏共决裂开始“反修”时，他的工作就是在一切场合越来越激烈地“批判苏修”。总之，“文件上怎样说，就怎样接受，绝不问一个为什么”(《在中西之间》，第71页)。长驻国外，使他无意中躲过了“反右”风暴。“反右”期间他曾短暂回国，这时“鸣放”已经过去，而“批判”刚刚开始他就返回维也纳了。他回想说，如果早些时候回国，以他本性中的清高和对党的忠诚，很可能响应组织号召积极“鸣放”，结果很可能被打成“右派”；如果回国再晚些参加了后来的“批判”，以他对党的信赖忠诚和感情，则又很可能会成为“反右派”的“打手”和“积极分子”。有时，就这片刻之差便使人生既避免了“被打”的厄运又躲开了“打手”的污名，委实幸运。
1959年，他回到了离别四年的祖国，以前他只是从遥远的异国他乡的各种“文件”、学习材料中得知祖国“大跃进”的“红火”、“轰轰烈烈”。然而，这次 当他到河南西部获嘉县某农村“锻炼”时，才大为吃惊地了解到农村、“大跃进”的实情。开始他大吃一惊，农民的主粮竟是干瘪的小红薯，但不久连红薯都没有了，只能吃一种“糊糊”，后来“糊糊”也日渐稀薄，变成了只有几粒“毛粮”的稀汤。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解散“公共食堂”曾经引起最高领导层的分歧，最终，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不得不解散食堂。那天，他与队干部一起到县里开会，“上面说了，‘公共食堂’是要‘万岁’的；麦收前的困难是‘暂时’的”，作为临时措施可以允许农民领回口粮自己开伙，但又一再叮嘱麦收后马上恢复食堂。“不料回到村里向农民一传达，个个毫无反应，呆呆地茫茫然。一个声音打破了沉寂：锅没有了，用啥开伙!原来各户的铁器早被‘一平二调’去‘大炼钢铁’了”(陈乐民：《过眼小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220页)。
在随后的几年中，陈先生的全部任务几乎都是参与“批判苏修”的斗争。然而，“文革”爆发，他也受到批判，“靠边站”了。因为“文革理论”认为，“文革”前的十七年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因此，他们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原本被称为“党的孩子”、“我们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肩负改造和取代“旧知识分子”使命的这一代“新知识分子”，此时也成为要被改造取代的“旧知识分子”。陈先生坦承，在巨大的压力下，自己感到有必要“转变”态度，争取“主动”，于是“我很快表态‘紧跟小将’，向‘无产阶级造反派’学习，批判‘和大’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了自保，写了不少这类内容的大字报，并且严厉地批判自己家庭出身、社会影响以及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用自己的手剥下了自己的个人尊严!表示自己已经同过去直接领导过我的领导人划清了界限”(《在中西之间》，第99页)。
这一代人曾经为作“新一代”，参与逼迫自己的师辈“用自己的手剥下自己的尊严”，没想到十几年后就轮到比他们“更新的一代”用更严酷的方法来逼迫他们了。这是历史的轮回还是历史的报应?无论如何，这段沉痛的历史不能轻易忘记。
“文革”结束，几经努力，陈先生终于摆脱了让多数人羡慕的“外交系统”，来到当时更有学术氛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回到”自己喜欢的学术研究领域，后来他曾长期担任该所所长。
二
陈先生初中起就在教会学校上学，精通英、法文，长期在涉外部门工作、甚至有过不短的“驻外”经历，近三十年又以“欧洲研究”为专业，想来应当非常的“洋派”。然而，他却又非常传统，喜爱、谙熟中国传统经典、诗词。直到现在，他仍拒绝电脑，坚持毛笔写作，比许多“弘扬传统”者更加坚持“传统”。学贯中西的知识背景与经常“出洋”的经历，使他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思考格外深刻，极富启发意义。
“欧洲研究”是陈先生后半生的“本业”，然而他认为研究欧洲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却离不开更广、更深、更为基础的历史和哲学。因此，陈先生对中外历史、哲学下力尤多，极富洞见。
常说中国最富于史学，但陈先生指出，中国史学的先天不足是历朝历代的“史”其实都是“政治史”，而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等都是空缺的。这是因为中国历史是在史官的“实录”框架中写出来的。在中国，“修史”是掌握在“史官”的手中，自然多是帝王政治活动的记录。由于没有专门以治史为务的历史学家，所以在史学理论方面就难有独立发展，虽然强调史德、史才、史识，但都是在“史官文化”的樊篱中论史。因此，他对张岱的一段史论尤为赞赏。张岱曾尖刻地说道：“第见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原因在于“史官”的乌纱碍了手脚。正如陈先生所说，张岱之所以能秉笔而书因其家藏甚丰，国变之后仍能隐迹山林，无官之累，张岱自己也说：“幸余不入仕版，既鲜恩仇，不顾世情，复无忌讳。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末核，宁阙勿书。”而且，陈先生认为“机械唯物史观”是近几十年来“史学又添一新病”，这种“病症”是“每每先有一种判断在脑中，为确证这个判断而去寻找乃至裁量史料，终将以史料强合观点，实行的正是本末倒置之法”。“治此二病者，其为‘年鉴派’史法乎?”(陈乐民：《过眼小辑》，第48页)
陈先生认为中国史学弊病虽深，但中国哲学却自有特点，不能用西方哲学体系衡量。中国哲学不讲究“体系”往往被人诟病，但他认为之所以无体系是因其“虚”，而这也许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或优点，“它可以给你依据不同的历史时期神思驰骋的灭地”；其包容性涵盖了纵横两个方面，“纵的是不同的历史时期，横的是天地人生”。他强调，“在研究中西文化思想史时，需胸有中国哲学的主体，方能搔到痒处；再与西方哲学相对，方能有较深的体悟”(陈乐民：《书巢漫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页)。
由于胸有中国哲学思想的主体，所以精通西方思想、文化史的陈先生对西方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尤其是它们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的论述，入木三分，鞭辟入里。
长期的欧洲研究，使他对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卢梭、伏尔泰、费希特、马勒伯朗士及一些来华传教士都深有研究。他对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神学家马勒伯朗士在中国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深感遗憾，但他承认在西方哲学家中，最喜欢的还是莱布尼茨和康德。对莱氏，陈先生已经研究好几十年，还主编过莱氏著作中译本的选本。莱氏在中国之所以出名，盖因其力主并推进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大都认为他的思想深受中国思想影响、他的“二进制”更是受中国阴阳八卦的影响。然而，陈乐民先生令人信服地指出，莱布尼茨首次看到邵雍的“八卦图”、对中国哲学有所了解是在1701年，此时他已55岁了，“他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如数学上的‘二进位制’、物理学中的连续性运动规律，形而上学中的‘简单实体’、‘理由充足论’、‘先定谐和’等等都已提出，因此所受中国的影响是颇为有限的”；他与中国的“特殊关系”经过人为的“放大镜”变成了“特写镜头”，他的形象在中国便走了样(《过眼小辑》，第124～125页)。莱氏后来才知道《周易》“八卦图”，以自己的理解把阴爻训为“零”，把阳爻训为“一”，认为这与自己的“二进制”不谋而合。“但直到今天，中国还仍有人以此来表明中国文化的高明，以满足一些民族的自尊心。这实在没有什么意思”(《书巢漫录》，第230页)。
但康德对陈先生的影响更大：“康德几乎占据了我的整个八十年代，我反复地读康德”，“康德影响了我尔后的治学道路，特别是在方法论上，我受到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谓‘润物细无声’”(《在中西之间》，第160页)。尤其是康德“三大批判”外加《永久和平论——一个哲学 方案》《何谓启蒙?》《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等“第四批判”，陈氏更是奉为至宝。在他研究欧洲的过程中，康德逐渐被尊为“圣人”。对中国、欧洲历史的深刻了解和康德的“普遍历史”、“世界公民”观念的启发，使陈先生在研究中得出了这样的论断：“因东西之异而有古今之异，这是势所必然的。而中国既然也要走向现代，则‘洋为中用’和‘拿来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承认我国还落后于现代，那么，我们就还处于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时期”(《过眼小辑》，第85页)。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可能等中国自己自生地“补齐”了课再一起前进，“中国必须、而且只能从两方文明中‘移植’和‘嫁接’过来对自己有用的物质和精神的东西”(《在中西之间》，第171页)。他一再强调“全球化”不应也不可能只是“经济”的全球化，而“例如民主制度、自由的思想、基本人权等普世性的价值观，也必是‘全球化’的内容”(《在中西之间》，第183页)。当然，这是基本价值、制度的“全球化”，而非文化所有方面的“全球化”。“通读了中国和西方两种不同的文明史，就不能不承认，中国比起西方来，缺少的正是源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即“科学”与“民主”。所以今日之中国，“‘回归五四’，倡导科学与民主，仍是非常现实的任务”(《在中西之间》，第172页)。因此他语重心长地提醒人们：“前几年，某些号称‘新左派’的学者拾了外国的‘后现代’的牙慧，说‘启蒙’是‘前现代’的东西，现在已不需要了!也许他们已经‘成熟’了，不过，看来仍有必要读读康德这篇短文：《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过眼小辑》，第399～400页)。同时，他指出这类“文风”是“以方块字说洋文之‘翻译腔’”，“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深的道理，然而为了显示自己的不同凡响，便故意把话说得别别扭扭。吴宓所谓‘众人不解，矫揉造作”’(《过眼小辑》，第113页)。
至今坚持用毛笔写作的陈先生明确表示：“我对某些海外华人学者大概是抱有一些成见；尤其是喝着咖啡、满口洋文、享受着西方生活方式而口谈热爱中国儒家文化的人，常觉得他们有些矫情。而且偏偏是这些分明一点儿本土气息也没有的半洋人，特别喜欢教训中国人要尊孔、要弘扬中华的传统文化。”“他们站在天边说地上的事，还自以为高明。”他认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杜文没有什么新鲜的见解，不过写得很技巧；其中唬人之一，就是借用他所熟悉的洋人的名字来讲‘新儒家’的经”。他指出，“新儒家”的重大逻辑矛盾之一是：“儒家东亚的现代化有‘儒’学因素，那么必是‘创新’或‘转化’了的‘儒’在起作用。然则，经过‘创新、转化’的‘儒’又是个什么样子呢?若是‘西化’之‘儒’则已不是原来的‘儒’了”(《过眼小辑》，第144～145页)。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是钱锺书先生的名句，陈先生多次引用。陈先生的思想、学问，也正是钱氏此言的印证。
所以，“阅读陈乐民”在某种程度也就是阅读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思想；阅读时代的方方面面；阅读人们一直想厘清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在时代大潮中的纠葛缠绕。
一
1930年出生在北京的陈先生，从小接受的自然是已成平常的“新式教育”，不过，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中，都有分量不小的中国传统经典教育。他中学上的是教会学校，英语是重中之重，因此英语在那时已经“过关”，但教会学校却又十分重视中国经典教育。这些，为他的“中学”、“西学”打下了深厚的功底。曾记否，当年批判教会学校时，其罪恶之一是既进行“洋奴教育”又进行“封建教育”。然而，现在看来，正是这种教育使学生中、英文俱佳。面对时下的“英语热”，许多人为“中文”的前途担忧。但教会学校的经验证明，“英”、“汉”并非“此消彼长”、“不两立”的对立关系。
从1948年教会学校高中毕业到1953年北京大学毕业，在这短短几年中，陈先生竟先后就读于高等铁路专科学校、燕京大学、中法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陈先生1950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法文专业时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水木清华、荷塘月色、圆顶大礼堂、藏书甚富的图书馆和许多闻名遐迩的学术大师。然而，马上风云骤起，从1951年秋就开始了“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宁静的‘清华园’不再是我第一步走进时的‘世外桃源’，而成了知识分子的‘炼狱’!”(陈乐民：《在中西之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著名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兼图书馆长，因被人反映图书馆竟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同一般宣传小册子放在一起而备受指责。老师必须在大会上“挖思想根子”、“自我剖析”同时还要揭发批判别人，学生也都参加，从发言质问到“上纲上线”批判老师。陈先生至今记得，冯友兰先生在文学院“自我剖析”，当他讲到为何被蒋介石聘为“顾问”时听众群情激愤，冯先生和台下的冯夫人都落了泪。而陈先生之所以一直向往清华、最后考入清华，就是因为清华有这样一批鸿儒硕学，听了几次冯先生及其他几位教授的检讨，他觉得这是“作践”他们，很不合情理。所以，当他熟悉的法文老师、外文系主任吴达元检讨多次，但仍被不断质问不能过关时，陈先生感到很说不过去，于是竟不合时宜地起身说：“我认为吴先生的检讨已经够深刻的了。”结果全场目光都对准了他，于是他赶忙坐下。会后，系里一位负责学生思想工作的“大同学”专门找他谈话，批评他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提醒他根源在于家庭和旧社会的影响，今后要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对于当时正在“追求进步”的陈先生来说，这番话自然十分重要。然而，这位“大同学”自己在六十年代却受到政治整肃，在“文革”中又遭种种残酷迫害，终在“文革”后赴美定居，在宗教研究中寻找精神、心灵的寄托。这也算是一种“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吧。平心而论，与后来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相比，此时的“改造”堪称温和。然而，细细想想，后来的种种“严酷”并非一日之寒、突然如此，正是由此“学生批判老师”而“学生斗老师”，再一点点发展到“文革”中的大规模的学生打老师。
与同时代人相比，陈先生是幸运的。当时中国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参加一些国际活动。“外事无小事”，因此“我们自己培养”的外语人才极端缺乏，1953年，由于“院系调整”而进北大未久的陈先生便以“北京大学毕业生”的身份进入“涉外部门”，在闭关锁国时代成为凤毛麟角、为人“艳羡”的长期驻外人员。他被分配到郭沫若为主席、廖承志为副主席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工作。所谓“和大”，是苏联操纵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国际性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相应组织，许多国家都成立了这种相应的“和平组织”，大多为各国共产党控制、领导。
在他们单位，许多中年以上的人都是从“旧社会”甚至是国民党驻外机构“起义”的人员。所以刚参加工作，领导就对他们这些青年谈话：你们这些年轻人可能没有工作经验，业务上比不过那些旧社会过来的人，但是你们是党所倚重的力量，将来有一天，你们要取代他们。所以你们要努力赶上去。你们是党的孩子，即使孩子还没长好，也许头上还长了疮，但那也是党的孩子!这番话让他深受感动，让他更有“天之骄子”自豪感的是，领导还将片纸只字都是秘密的文件柜钥匙交他掌管。因此他自信自己虽在业务上不如那些“旧知识分子”，“但在政治上，我绝对‘胜’过他们!”(《在中西之间》，第51页)所以他承认，这些都使自己在很长时间内“几乎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一切的一·切都听从‘组织’的指令和安排，是很典型的党的‘驯服工具”’(《在中西之间》，第98页)。
因此，在驻维也纳“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四年及回国后的外事工作，其内容几乎完全相反。以前他一直是发自内心地遵从组织之命，极力维护苏联，“例如毛泽东的‘一边倒’政策，在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前，我是当做信条来服从的”(《在中西之间》，第71页)。而后，当毛泽东、中共与苏共决裂开始“反修”时，他的工作就是在一切场合越来越激烈地“批判苏修”。总之，“文件上怎样说，就怎样接受，绝不问一个为什么”(《在中西之间》，第71页)。长驻国外，使他无意中躲过了“反右”风暴。“反右”期间他曾短暂回国，这时“鸣放”已经过去，而“批判”刚刚开始他就返回维也纳了。他回想说，如果早些时候回国，以他本性中的清高和对党的忠诚，很可能响应组织号召积极“鸣放”，结果很可能被打成“右派”；如果回国再晚些参加了后来的“批判”，以他对党的信赖忠诚和感情，则又很可能会成为“反右派”的“打手”和“积极分子”。有时，就这片刻之差便使人生既避免了“被打”的厄运又躲开了“打手”的污名，委实幸运。
1959年，他回到了离别四年的祖国，以前他只是从遥远的异国他乡的各种“文件”、学习材料中得知祖国“大跃进”的“红火”、“轰轰烈烈”。然而，这次 当他到河南西部获嘉县某农村“锻炼”时，才大为吃惊地了解到农村、“大跃进”的实情。开始他大吃一惊，农民的主粮竟是干瘪的小红薯，但不久连红薯都没有了，只能吃一种“糊糊”，后来“糊糊”也日渐稀薄，变成了只有几粒“毛粮”的稀汤。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解散“公共食堂”曾经引起最高领导层的分歧，最终，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不得不解散食堂。那天，他与队干部一起到县里开会，“上面说了，‘公共食堂’是要‘万岁’的；麦收前的困难是‘暂时’的”，作为临时措施可以允许农民领回口粮自己开伙，但又一再叮嘱麦收后马上恢复食堂。“不料回到村里向农民一传达，个个毫无反应，呆呆地茫茫然。一个声音打破了沉寂：锅没有了，用啥开伙!原来各户的铁器早被‘一平二调’去‘大炼钢铁’了”(陈乐民：《过眼小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220页)。
在随后的几年中，陈先生的全部任务几乎都是参与“批判苏修”的斗争。然而，“文革”爆发，他也受到批判，“靠边站”了。因为“文革理论”认为，“文革”前的十七年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因此，他们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原本被称为“党的孩子”、“我们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肩负改造和取代“旧知识分子”使命的这一代“新知识分子”，此时也成为要被改造取代的“旧知识分子”。陈先生坦承，在巨大的压力下，自己感到有必要“转变”态度，争取“主动”，于是“我很快表态‘紧跟小将’，向‘无产阶级造反派’学习，批判‘和大’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了自保，写了不少这类内容的大字报，并且严厉地批判自己家庭出身、社会影响以及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用自己的手剥下了自己的个人尊严!表示自己已经同过去直接领导过我的领导人划清了界限”(《在中西之间》，第99页)。
这一代人曾经为作“新一代”，参与逼迫自己的师辈“用自己的手剥下自己的尊严”，没想到十几年后就轮到比他们“更新的一代”用更严酷的方法来逼迫他们了。这是历史的轮回还是历史的报应?无论如何，这段沉痛的历史不能轻易忘记。
“文革”结束，几经努力，陈先生终于摆脱了让多数人羡慕的“外交系统”，来到当时更有学术氛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回到”自己喜欢的学术研究领域，后来他曾长期担任该所所长。
二
陈先生初中起就在教会学校上学，精通英、法文，长期在涉外部门工作、甚至有过不短的“驻外”经历，近三十年又以“欧洲研究”为专业，想来应当非常的“洋派”。然而，他却又非常传统，喜爱、谙熟中国传统经典、诗词。直到现在，他仍拒绝电脑，坚持毛笔写作，比许多“弘扬传统”者更加坚持“传统”。学贯中西的知识背景与经常“出洋”的经历，使他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思考格外深刻，极富启发意义。
“欧洲研究”是陈先生后半生的“本业”，然而他认为研究欧洲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却离不开更广、更深、更为基础的历史和哲学。因此，陈先生对中外历史、哲学下力尤多，极富洞见。
常说中国最富于史学，但陈先生指出，中国史学的先天不足是历朝历代的“史”其实都是“政治史”，而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等都是空缺的。这是因为中国历史是在史官的“实录”框架中写出来的。在中国，“修史”是掌握在“史官”的手中，自然多是帝王政治活动的记录。由于没有专门以治史为务的历史学家，所以在史学理论方面就难有独立发展，虽然强调史德、史才、史识，但都是在“史官文化”的樊篱中论史。因此，他对张岱的一段史论尤为赞赏。张岱曾尖刻地说道：“第见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原因在于“史官”的乌纱碍了手脚。正如陈先生所说，张岱之所以能秉笔而书因其家藏甚丰，国变之后仍能隐迹山林，无官之累，张岱自己也说：“幸余不入仕版，既鲜恩仇，不顾世情，复无忌讳。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末核，宁阙勿书。”而且，陈先生认为“机械唯物史观”是近几十年来“史学又添一新病”，这种“病症”是“每每先有一种判断在脑中，为确证这个判断而去寻找乃至裁量史料，终将以史料强合观点，实行的正是本末倒置之法”。“治此二病者，其为‘年鉴派’史法乎?”(陈乐民：《过眼小辑》，第48页)
陈先生认为中国史学弊病虽深，但中国哲学却自有特点，不能用西方哲学体系衡量。中国哲学不讲究“体系”往往被人诟病，但他认为之所以无体系是因其“虚”，而这也许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或优点，“它可以给你依据不同的历史时期神思驰骋的灭地”；其包容性涵盖了纵横两个方面，“纵的是不同的历史时期，横的是天地人生”。他强调，“在研究中西文化思想史时，需胸有中国哲学的主体，方能搔到痒处；再与西方哲学相对，方能有较深的体悟”(陈乐民：《书巢漫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页)。
由于胸有中国哲学思想的主体，所以精通西方思想、文化史的陈先生对西方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尤其是它们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的论述，入木三分，鞭辟入里。
长期的欧洲研究，使他对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卢梭、伏尔泰、费希特、马勒伯朗士及一些来华传教士都深有研究。他对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神学家马勒伯朗士在中国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深感遗憾，但他承认在西方哲学家中，最喜欢的还是莱布尼茨和康德。对莱氏，陈先生已经研究好几十年，还主编过莱氏著作中译本的选本。莱氏在中国之所以出名，盖因其力主并推进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大都认为他的思想深受中国思想影响、他的“二进制”更是受中国阴阳八卦的影响。然而，陈乐民先生令人信服地指出，莱布尼茨首次看到邵雍的“八卦图”、对中国哲学有所了解是在1701年，此时他已55岁了，“他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如数学上的‘二进位制’、物理学中的连续性运动规律，形而上学中的‘简单实体’、‘理由充足论’、‘先定谐和’等等都已提出，因此所受中国的影响是颇为有限的”；他与中国的“特殊关系”经过人为的“放大镜”变成了“特写镜头”，他的形象在中国便走了样(《过眼小辑》，第124～125页)。莱氏后来才知道《周易》“八卦图”，以自己的理解把阴爻训为“零”，把阳爻训为“一”，认为这与自己的“二进制”不谋而合。“但直到今天，中国还仍有人以此来表明中国文化的高明，以满足一些民族的自尊心。这实在没有什么意思”(《书巢漫录》，第230页)。
但康德对陈先生的影响更大：“康德几乎占据了我的整个八十年代，我反复地读康德”，“康德影响了我尔后的治学道路，特别是在方法论上，我受到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谓‘润物细无声’”(《在中西之间》，第160页)。尤其是康德“三大批判”外加《永久和平论——一个哲学 方案》《何谓启蒙?》《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等“第四批判”，陈氏更是奉为至宝。在他研究欧洲的过程中，康德逐渐被尊为“圣人”。对中国、欧洲历史的深刻了解和康德的“普遍历史”、“世界公民”观念的启发，使陈先生在研究中得出了这样的论断：“因东西之异而有古今之异，这是势所必然的。而中国既然也要走向现代，则‘洋为中用’和‘拿来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承认我国还落后于现代，那么，我们就还处于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时期”(《过眼小辑》，第85页)。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可能等中国自己自生地“补齐”了课再一起前进，“中国必须、而且只能从两方文明中‘移植’和‘嫁接’过来对自己有用的物质和精神的东西”(《在中西之间》，第171页)。他一再强调“全球化”不应也不可能只是“经济”的全球化，而“例如民主制度、自由的思想、基本人权等普世性的价值观，也必是‘全球化’的内容”(《在中西之间》，第183页)。当然，这是基本价值、制度的“全球化”，而非文化所有方面的“全球化”。“通读了中国和西方两种不同的文明史，就不能不承认，中国比起西方来，缺少的正是源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即“科学”与“民主”。所以今日之中国，“‘回归五四’，倡导科学与民主，仍是非常现实的任务”(《在中西之间》，第172页)。因此他语重心长地提醒人们：“前几年，某些号称‘新左派’的学者拾了外国的‘后现代’的牙慧，说‘启蒙’是‘前现代’的东西，现在已不需要了!也许他们已经‘成熟’了，不过，看来仍有必要读读康德这篇短文：《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过眼小辑》，第399～400页)。同时，他指出这类“文风”是“以方块字说洋文之‘翻译腔’”，“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深的道理，然而为了显示自己的不同凡响，便故意把话说得别别扭扭。吴宓所谓‘众人不解，矫揉造作”’(《过眼小辑》，第113页)。
至今坚持用毛笔写作的陈先生明确表示：“我对某些海外华人学者大概是抱有一些成见；尤其是喝着咖啡、满口洋文、享受着西方生活方式而口谈热爱中国儒家文化的人，常觉得他们有些矫情。而且偏偏是这些分明一点儿本土气息也没有的半洋人，特别喜欢教训中国人要尊孔、要弘扬中华的传统文化。”“他们站在天边说地上的事，还自以为高明。”他认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杜文没有什么新鲜的见解，不过写得很技巧；其中唬人之一，就是借用他所熟悉的洋人的名字来讲‘新儒家’的经”。他指出，“新儒家”的重大逻辑矛盾之一是：“儒家东亚的现代化有‘儒’学因素，那么必是‘创新’或‘转化’了的‘儒’在起作用。然则，经过‘创新、转化’的‘儒’又是个什么样子呢?若是‘西化’之‘儒’则已不是原来的‘儒’了”(《过眼小辑》，第144～145页)。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是钱锺书先生的名句，陈先生多次引用。陈先生的思想、学问，也正是钱氏此言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