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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2008年8月13日从北京奥运会古典跤场上传来我省74公斤级选手常永祥勇夺银牌捷报，为山西省实现历史性突破的时候，人们记住了这名优秀运动员的名字，却忽视了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山西大学体育学院运动训练专业2005级学生。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有多少这样的学生?还是用成绩来认识他们吧!
还是在北京奥运会的赛场上，2006级学生董栋获得男子蹦床铜牌；在第二十四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王亮、周欣两名同学获得男子团体冠军、男子单人十米跳台亚军、双人十米跳台亚军；200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唱晶、王亮两名同学继2005年全国十运会、第四届东亚运动会10米跳台夺冠之后再次登顶，随后，在2006年国际泳联跳水大奖赛西班牙马德里站的比赛中，又在男子10米台双人赛中为中国队收获唯一跳台金牌；袁新东等8名运动训练专业学生获全国九运会冠军，王露、穆勇峰参加了雅典奥运会；到2009年10月底结束的第11届全运会上，山西大学体育学院的学生更是大放异彩：全院共有67名学生参加了16个大项，44个小项的比赛。其中郑义、王重阳、董栋等8人获8枚金牌，赵志阳等4人获3枚银牌，王亮等12人获8枚铜牌，赵岩、于亮亮等43人获28项4至8名的好成绩，在山西体育代表团总成绩的9金7银12铜中，体院就占据了8金3银8铜的份额；在567的总分中就占据了3/2还多的400分。
二
出色的成绩，让人们想到了社会新近出频率相当高的一个名词——“体教结合”。同时也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说起体育学院，人们记忆最深的是“北体”“上体”“天体”等名牌学院。实际上，山西大学体育学院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16所体育系科之一。从1951年起步，60年代成立体育系，1996年“撤系建院”，成立山西大学体育学院，到现在，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学院的学科专业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快速发展时期，现已成为在山西省享有盛誉，在全国有影响的体育院校。截至2009年为止。山西大学体育学院体育教育本科专业在全国207所体育院校中排名第八，运动训练本科专业排名第二，在全国739所体育院校中的整体排名位于13，在全国A类大学中均处于A＋＋水平。
然后，当记者见到院长李建英，向他采访“体教结合”的情况时，他的脸色却变得凝重起来。
这确实是个沉重的话题。在我国“体教结合”的提法虽然已有20多年，但在社会真正唱响却是在2005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清华大学“眼镜侠”胡凯勇夺男子百米冠军之时。
在过去，按我国传统的训练体系，运动员大部分所走之路是：少体校——省体校——青年队——省体工队的集中训练制，有些还能去国家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系统训练时间紧张，文化学习被忽视，文化课得不到保证。而随着时间的积累，我国运动员便形成了文化普遍低下的状况。这有两方面的弊端：一是文化低影响了对体育的理解，所形成的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使成才率降低；二是由于缺乏全面教育，大批运动员除了自己的运动专项特长外，缺乏进入其它行业所必需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这就影响了他们退役后的出路。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只能去干看门房、看仓库、搬运货物、打扫卫生等一类的简单劳动。有些连这样的工作也找不到，比如前一段时间亚洲举重冠军才力看门房，全国冠军邹春兰当搓澡工，艾冬梅卖金牌寻找生活出路新闻的曝光，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倒不是说，他们不能去干普通的工作，而是让我们看到，这种现象折射出的传统培训体制已不适应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这个问题再不解决，我们的社会还会增加许多新的文盲，当运动员的人也会越来越少，这势必会影响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在世界先进国家，体育早就被列入从小接受的教育系列，运动员不但文化素质高，对运动项目理解深，成才率高，而且退役后都能成为社会各行业的出色人才。巴西足球队球星苏格拉底是一位博士牙科医生；英国足球队队队长基岗是一位著名歌星；丹麦门将尼里斯，波是一位物理学家，还有很多运动员退役后成为了设计师、工程师、教师……
李建英今年50出头，已进入知天命之年，但他修长的身材，俊朗的面貌，快人快语的体育人性格，让人感到他和年轻人没什么两样。只是听着他的侃侃而谈和对“体教结合”的深刻见解，特别是“再不能付出运动员没文化的代价了！”那句掷地有声的话，你才能感受到他作为一个中年人的丰富阅历和成熟。
李建英原是本体院的一名高材生，1983年他在跳高项目上，曾超过了2.05米的高度，成为山西省当时跳高的佼佼者。但他没有因此“偏门”，而是在刻苦训练的基础上，抓紧学习各种课程，夯实基础知识，研究各种学术问题，在经历了国内读研、国外读博的发奋后，使他从一名学员到教员，终于成长为山西大学体育教育训练学博士学位授予权首席专家，山西大学体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首席专家，山西省重点学科体育教育训练学首席专家。他还在全国体育院校、中国、亚洲体育学会任各种要职，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期间，他是山西唯一在赛场上的田径技术官员。
2003年，当山西大学体育学院培养后备体育人才的接力棒传到他手中的时候，也正是“体教结合”在我国进入了全面探索，在我省进入了实践的改革之年。他从自己的前任学到了许多的东西，也从自己的成长过程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因此，一肩挑起院长、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体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的他上任伊始，就成为“体教结合”的坚定探索者和推动者。
三
步伐的坚定，来源于李建英带领一班人经过努力形成的对体育教学的深刻共识：学校体育是整个国民体育的基础，是体育工作的重点，也是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结合部位。只有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才能为各个层面培养出和输送优秀体育后备人才。
从微观层面上讲，体教结合中的“体”指运动训练，“教”指文化课学习。“体教结合”是针对运动员个体而言的，即运动员在接受运动训练的同时接受文化教育，它是体教两家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出的一种科学育人模式。文化教育与专业训练同等重要，是运动员出成绩的双翼。从某种意义上讲，体能的开发是有限的，而智能的开发是无限的，以智能补体能，就可以使体能开发达到最佳状态。运动员文化素质的高低，决定着运动员体能开发和技术掌握的程度，直接影响着更高运动水平的发挥。
基于这样的理论，山西大学体育学院大胆创新、突破传统训练理念，从1978年就开始将竞技体育列入教学系列，设立了运动训练专科，1999年设立本科，并开始了体教结 合教学的探索。
李建英清楚：在步入新世纪后，人们对“体教结合”呼声越来越高，只有在继承前任的道路上不断创新，不断完善新教学模式，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的变化是巨大的，首先是理论学习和科研加大了力度。在这方面李建英身先士卒，他连续几年在《体育科学》、《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中国体育科技》、《中国运动医学杂志》等国内外学术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等)20余部。获奖成果高达30余项：其中国家级20余项，省部级10余项，目前承担的国家、省部级主要科研项目20余项。
在他的带动下，全院著书立说蔚然成风，获硕果累累。到现在学院共承担国家、省、部级各类科研项目40余项，主编和参编国家统编教材25部，发表核心学术论文400余篇，国家级和省部级获奖成果高达30余项。其中由李建英主持承担的国家体育总局和省体育局科研项目《山西省蹦床运动员的技术诊断与评价》、《800米运动员核心竞技能力的构建》等10余个项目，探寻实用有效的运动训练方法体系，提高运动训练的效率与增强运动员比赛能力，鉴于其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全部被国家体科所应用于国家队的实训中。这也为我省蹦床运动员董栋夺得北京奥运会男子蹦床铜牌、十一运男子蹦床冠军提供了有力的体育科技支持。
其实，这一举措一石三鸟，也握住了“体教结合”的抓手。不仅调动了学生加速掌握体育技能的自觉性，也奠定了“教学、科研、训练”三结合的教学模式，使体育教育训练学取得了重大突破：2003年成功申请为全国体育教育训练学博士授权单位的11所体育院校之一，形成了从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流动站一条龙的教育模式，这已经成为山西大学的品牌专业，山西省重点建设学科，同时，该学科也成为我国体育科学四个高层次学位教育方向的重点学科，在奥运战略和全民健身中承担起了培养高端开拓人才和基本建设人才的主要任务。
更重要的是，知识的推动力使本院的师资力量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强，在教职工100人中，就有教授12人，副教授25人，博士生导师3名，硕士生导师30名，这使培养人才的含金量大幅度提高。这方面学院有光荣的传统，前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中央电视台著名体育评论员孙正平，省体育局副局长杨凤楼，国家体育科研知名学者李力研等都出自于这里。学院还走出了许多学者型教练，如投掷教练张和宏等。据统计，在省级训练队中的教练出自于该院的就占80％。
为了保证运动队训练的科学性，学院先后投资购买了多项用于训练研究的仪器和设备，并就田径、蹦床、举重、帆船、射箭、射击、自行车、柔道、摔跤、游泳、跳水、铁人三项、皮划艇等运动项目与国家体科所和国家运动队建立科研团队，对各运动项目的技术指标进行运动学、动力学、肌电学指标的分析、研究和诊断。同时，山西大学体育学院还安排在校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为运动员就体育科学的前沿动态进行讲学，增强运动员的学习兴趣和深度。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看着一批又一批运动员成为文武双全的人才时，李建英深有感慨地说：如果现在我们仍然停留在“重训练，轻学习”的传统培养层面上，那就违背了科学发展的规律，也必然会导致与今天的成绩失之交臂。
四
运动员长年集训，又要参加文化课业，学训冲突是最大的矛盾。
解决最大的矛盾带来了山西大学体育学院最大的变化。李建英的思路是清晰的，“学训矛盾”不可回避，处理不好，体教结合就会流于形式。
因此，从2003年开始，学院严格步入规范化。他们根据教育部和山西省教育厅下发的各项关于招收运动训练专业和高水平运动员的有关文件精神，制定了山西大学《关于招收运动训练、高水平运动员管理办法》。成立学校领导小组，从实际出发，招生工作实行教练员负责制，严格按照学校招生文件规定进行。入学后的运动员和普通大学生一样实行四年学分制学籍管理。为了具体处理好“学训矛盾”中的现实问题，他们对运动训练专业和高水平运动员实行了灵活多样的教学管理模式，如单独制定学习计划、集中管理、集中授课、运动成绩与文化课成绩挂钩、单科成绩累积、对其学习成绩进行奖惩。同时，根据各代表队的训练和比赛时间，及时办理运动训练专业和高水平运动员的请假、补课、考试等程序，为运动员的正常学习提供良好的便利条件。
由于运动员与普通大学生有着不同的思想历程，所以学院将新的人才培养观和自我管理作为思想教育重点和管理重点来抓，还加强了教练员队伍的建设，安排有资质的教练员到体工队进修带队，如派学院田径教师楼静到省田径队担任教练，她一边带运动员认真学习，一边刻苦训练，几年就培养出了于亮亮、赵岩等几位十一运进入田径前八名的优秀学生。同时聘请国内外、省内外的教练员、资深学者、教授来讲学，担任本校体育硕士的研究生导师。这样构成的多层次讲学和考核制度，使学院形成了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机制，培养出的学生质量也越来越高。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体教结合之路经历了几十年之后，在运动员中培养大专生1000多人、本科生3000多人。据了解，这些学子除了部分还在一线队伍外，其他的都已走向社会，没有一个失业者。由于学到了知识，无论是在机关任职，还是在各行业和企业工作，都发挥着体育和全民健身的骨干作用。可以这样讲，这4000学子起着引领三晋体育的作用。樊卫平原是射箭队员，经学习后，不仅成长为国家级裁判，而且还担负起了省体总秘书长、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的重任。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现在入学的运动员也得到了健康的成长，王露是我省沙滩排球的老运动员，在参加雅典奥运会后受伤对运动成绩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她坚持学习，和搭档李颖完成了体育教育训练学大学学业，并一同考上了该学业的研究生。知识的增长使训练更加科学，她们在十运会、特别是在十一运会比赛的困难中，顶住压力，杀人决赛，两次拿到了亚军。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培养优秀运动员的教学模式应该说已经是硕果累累，但李建英并没有轻松的感觉。他透露，迈向“体育强国”的口号提出后，又为本院设立了新的奋斗目标：山西还没有奥运单项冠军，竞技体育还缺乏奥运会上的集团优势项目，国民身体素质监测和群众体育还有许多空白点，体育产业还没有形成模式……这些都是新的课题，要实现这些目标，人才是第一位的，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增强“体教结合”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不断地去摸索，为体育全面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寻找一条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育才之路，为国家、为山西培养出更多的社会所需的体育人才。
当2008年8月13日从北京奥运会古典跤场上传来我省74公斤级选手常永祥勇夺银牌捷报，为山西省实现历史性突破的时候，人们记住了这名优秀运动员的名字，却忽视了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山西大学体育学院运动训练专业2005级学生。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有多少这样的学生?还是用成绩来认识他们吧!
还是在北京奥运会的赛场上，2006级学生董栋获得男子蹦床铜牌；在第二十四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王亮、周欣两名同学获得男子团体冠军、男子单人十米跳台亚军、双人十米跳台亚军；200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唱晶、王亮两名同学继2005年全国十运会、第四届东亚运动会10米跳台夺冠之后再次登顶，随后，在2006年国际泳联跳水大奖赛西班牙马德里站的比赛中，又在男子10米台双人赛中为中国队收获唯一跳台金牌；袁新东等8名运动训练专业学生获全国九运会冠军，王露、穆勇峰参加了雅典奥运会；到2009年10月底结束的第11届全运会上，山西大学体育学院的学生更是大放异彩：全院共有67名学生参加了16个大项，44个小项的比赛。其中郑义、王重阳、董栋等8人获8枚金牌，赵志阳等4人获3枚银牌，王亮等12人获8枚铜牌，赵岩、于亮亮等43人获28项4至8名的好成绩，在山西体育代表团总成绩的9金7银12铜中，体院就占据了8金3银8铜的份额；在567的总分中就占据了3/2还多的400分。
二
出色的成绩，让人们想到了社会新近出频率相当高的一个名词——“体教结合”。同时也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说起体育学院，人们记忆最深的是“北体”“上体”“天体”等名牌学院。实际上，山西大学体育学院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16所体育系科之一。从1951年起步，60年代成立体育系，1996年“撤系建院”，成立山西大学体育学院，到现在，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学院的学科专业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快速发展时期，现已成为在山西省享有盛誉，在全国有影响的体育院校。截至2009年为止。山西大学体育学院体育教育本科专业在全国207所体育院校中排名第八，运动训练本科专业排名第二，在全国739所体育院校中的整体排名位于13，在全国A类大学中均处于A＋＋水平。
然后，当记者见到院长李建英，向他采访“体教结合”的情况时，他的脸色却变得凝重起来。
这确实是个沉重的话题。在我国“体教结合”的提法虽然已有20多年，但在社会真正唱响却是在2005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清华大学“眼镜侠”胡凯勇夺男子百米冠军之时。
在过去，按我国传统的训练体系，运动员大部分所走之路是：少体校——省体校——青年队——省体工队的集中训练制，有些还能去国家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系统训练时间紧张，文化学习被忽视，文化课得不到保证。而随着时间的积累，我国运动员便形成了文化普遍低下的状况。这有两方面的弊端：一是文化低影响了对体育的理解，所形成的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使成才率降低；二是由于缺乏全面教育，大批运动员除了自己的运动专项特长外，缺乏进入其它行业所必需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这就影响了他们退役后的出路。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只能去干看门房、看仓库、搬运货物、打扫卫生等一类的简单劳动。有些连这样的工作也找不到，比如前一段时间亚洲举重冠军才力看门房，全国冠军邹春兰当搓澡工，艾冬梅卖金牌寻找生活出路新闻的曝光，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倒不是说，他们不能去干普通的工作，而是让我们看到，这种现象折射出的传统培训体制已不适应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这个问题再不解决，我们的社会还会增加许多新的文盲，当运动员的人也会越来越少，这势必会影响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在世界先进国家，体育早就被列入从小接受的教育系列，运动员不但文化素质高，对运动项目理解深，成才率高，而且退役后都能成为社会各行业的出色人才。巴西足球队球星苏格拉底是一位博士牙科医生；英国足球队队队长基岗是一位著名歌星；丹麦门将尼里斯，波是一位物理学家，还有很多运动员退役后成为了设计师、工程师、教师……
李建英今年50出头，已进入知天命之年，但他修长的身材，俊朗的面貌，快人快语的体育人性格，让人感到他和年轻人没什么两样。只是听着他的侃侃而谈和对“体教结合”的深刻见解，特别是“再不能付出运动员没文化的代价了！”那句掷地有声的话，你才能感受到他作为一个中年人的丰富阅历和成熟。
李建英原是本体院的一名高材生，1983年他在跳高项目上，曾超过了2.05米的高度，成为山西省当时跳高的佼佼者。但他没有因此“偏门”，而是在刻苦训练的基础上，抓紧学习各种课程，夯实基础知识，研究各种学术问题，在经历了国内读研、国外读博的发奋后，使他从一名学员到教员，终于成长为山西大学体育教育训练学博士学位授予权首席专家，山西大学体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首席专家，山西省重点学科体育教育训练学首席专家。他还在全国体育院校、中国、亚洲体育学会任各种要职，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期间，他是山西唯一在赛场上的田径技术官员。
2003年，当山西大学体育学院培养后备体育人才的接力棒传到他手中的时候，也正是“体教结合”在我国进入了全面探索，在我省进入了实践的改革之年。他从自己的前任学到了许多的东西，也从自己的成长过程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因此，一肩挑起院长、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体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的他上任伊始，就成为“体教结合”的坚定探索者和推动者。
三
步伐的坚定，来源于李建英带领一班人经过努力形成的对体育教学的深刻共识：学校体育是整个国民体育的基础，是体育工作的重点，也是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结合部位。只有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才能为各个层面培养出和输送优秀体育后备人才。
从微观层面上讲，体教结合中的“体”指运动训练，“教”指文化课学习。“体教结合”是针对运动员个体而言的，即运动员在接受运动训练的同时接受文化教育，它是体教两家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出的一种科学育人模式。文化教育与专业训练同等重要，是运动员出成绩的双翼。从某种意义上讲，体能的开发是有限的，而智能的开发是无限的，以智能补体能，就可以使体能开发达到最佳状态。运动员文化素质的高低，决定着运动员体能开发和技术掌握的程度，直接影响着更高运动水平的发挥。
基于这样的理论，山西大学体育学院大胆创新、突破传统训练理念，从1978年就开始将竞技体育列入教学系列，设立了运动训练专科，1999年设立本科，并开始了体教结 合教学的探索。
李建英清楚：在步入新世纪后，人们对“体教结合”呼声越来越高，只有在继承前任的道路上不断创新，不断完善新教学模式，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的变化是巨大的，首先是理论学习和科研加大了力度。在这方面李建英身先士卒，他连续几年在《体育科学》、《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中国体育科技》、《中国运动医学杂志》等国内外学术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等)20余部。获奖成果高达30余项：其中国家级20余项，省部级10余项，目前承担的国家、省部级主要科研项目20余项。
在他的带动下，全院著书立说蔚然成风，获硕果累累。到现在学院共承担国家、省、部级各类科研项目40余项，主编和参编国家统编教材25部，发表核心学术论文400余篇，国家级和省部级获奖成果高达30余项。其中由李建英主持承担的国家体育总局和省体育局科研项目《山西省蹦床运动员的技术诊断与评价》、《800米运动员核心竞技能力的构建》等10余个项目，探寻实用有效的运动训练方法体系，提高运动训练的效率与增强运动员比赛能力，鉴于其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全部被国家体科所应用于国家队的实训中。这也为我省蹦床运动员董栋夺得北京奥运会男子蹦床铜牌、十一运男子蹦床冠军提供了有力的体育科技支持。
其实，这一举措一石三鸟，也握住了“体教结合”的抓手。不仅调动了学生加速掌握体育技能的自觉性，也奠定了“教学、科研、训练”三结合的教学模式，使体育教育训练学取得了重大突破：2003年成功申请为全国体育教育训练学博士授权单位的11所体育院校之一，形成了从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流动站一条龙的教育模式，这已经成为山西大学的品牌专业，山西省重点建设学科，同时，该学科也成为我国体育科学四个高层次学位教育方向的重点学科，在奥运战略和全民健身中承担起了培养高端开拓人才和基本建设人才的主要任务。
更重要的是，知识的推动力使本院的师资力量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强，在教职工100人中，就有教授12人，副教授25人，博士生导师3名，硕士生导师30名，这使培养人才的含金量大幅度提高。这方面学院有光荣的传统，前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中央电视台著名体育评论员孙正平，省体育局副局长杨凤楼，国家体育科研知名学者李力研等都出自于这里。学院还走出了许多学者型教练，如投掷教练张和宏等。据统计，在省级训练队中的教练出自于该院的就占80％。
为了保证运动队训练的科学性，学院先后投资购买了多项用于训练研究的仪器和设备，并就田径、蹦床、举重、帆船、射箭、射击、自行车、柔道、摔跤、游泳、跳水、铁人三项、皮划艇等运动项目与国家体科所和国家运动队建立科研团队，对各运动项目的技术指标进行运动学、动力学、肌电学指标的分析、研究和诊断。同时，山西大学体育学院还安排在校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为运动员就体育科学的前沿动态进行讲学，增强运动员的学习兴趣和深度。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看着一批又一批运动员成为文武双全的人才时，李建英深有感慨地说：如果现在我们仍然停留在“重训练，轻学习”的传统培养层面上，那就违背了科学发展的规律，也必然会导致与今天的成绩失之交臂。
四
运动员长年集训，又要参加文化课业，学训冲突是最大的矛盾。
解决最大的矛盾带来了山西大学体育学院最大的变化。李建英的思路是清晰的，“学训矛盾”不可回避，处理不好，体教结合就会流于形式。
因此，从2003年开始，学院严格步入规范化。他们根据教育部和山西省教育厅下发的各项关于招收运动训练专业和高水平运动员的有关文件精神，制定了山西大学《关于招收运动训练、高水平运动员管理办法》。成立学校领导小组，从实际出发，招生工作实行教练员负责制，严格按照学校招生文件规定进行。入学后的运动员和普通大学生一样实行四年学分制学籍管理。为了具体处理好“学训矛盾”中的现实问题，他们对运动训练专业和高水平运动员实行了灵活多样的教学管理模式，如单独制定学习计划、集中管理、集中授课、运动成绩与文化课成绩挂钩、单科成绩累积、对其学习成绩进行奖惩。同时，根据各代表队的训练和比赛时间，及时办理运动训练专业和高水平运动员的请假、补课、考试等程序，为运动员的正常学习提供良好的便利条件。
由于运动员与普通大学生有着不同的思想历程，所以学院将新的人才培养观和自我管理作为思想教育重点和管理重点来抓，还加强了教练员队伍的建设，安排有资质的教练员到体工队进修带队，如派学院田径教师楼静到省田径队担任教练，她一边带运动员认真学习，一边刻苦训练，几年就培养出了于亮亮、赵岩等几位十一运进入田径前八名的优秀学生。同时聘请国内外、省内外的教练员、资深学者、教授来讲学，担任本校体育硕士的研究生导师。这样构成的多层次讲学和考核制度，使学院形成了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机制，培养出的学生质量也越来越高。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体教结合之路经历了几十年之后，在运动员中培养大专生1000多人、本科生3000多人。据了解，这些学子除了部分还在一线队伍外，其他的都已走向社会，没有一个失业者。由于学到了知识，无论是在机关任职，还是在各行业和企业工作，都发挥着体育和全民健身的骨干作用。可以这样讲，这4000学子起着引领三晋体育的作用。樊卫平原是射箭队员，经学习后，不仅成长为国家级裁判，而且还担负起了省体总秘书长、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的重任。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现在入学的运动员也得到了健康的成长，王露是我省沙滩排球的老运动员，在参加雅典奥运会后受伤对运动成绩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她坚持学习，和搭档李颖完成了体育教育训练学大学学业，并一同考上了该学业的研究生。知识的增长使训练更加科学，她们在十运会、特别是在十一运会比赛的困难中，顶住压力，杀人决赛，两次拿到了亚军。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培养优秀运动员的教学模式应该说已经是硕果累累，但李建英并没有轻松的感觉。他透露，迈向“体育强国”的口号提出后，又为本院设立了新的奋斗目标：山西还没有奥运单项冠军，竞技体育还缺乏奥运会上的集团优势项目，国民身体素质监测和群众体育还有许多空白点，体育产业还没有形成模式……这些都是新的课题，要实现这些目标，人才是第一位的，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增强“体教结合”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不断地去摸索，为体育全面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寻找一条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育才之路，为国家、为山西培养出更多的社会所需的体育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