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试图真实地还原多年前发生在这个北方县城里的一起杀人案。
　　但我不是警察，不是医生，不是法官。
　　我只是一个自由拍纪录片的人，自己摄影，自己剪辑，大部分时候我的电影是没有多少观众的。我走过很多地方，有时候徒步，有时候搭汽车，有时候乘火车，几年前我在甘南草原拍片的时候还养了一匹马在草原上骑着。我在一个牧民家里借宿了一段时间，老牧民热情地问我结婚了没有，我说没有。他连忙说，那我把拉卜楞寺住持的侄女介绍给你吧，和你一样，也三十好几了，人家开一家吉祥用品店呢，那可都是开过光的。我只好又改口，老伯，其实我已经结婚了。老牧民很不高兴，连自己结婚没结婚你都记不清楚啊。
　　骑着马离开甘南草原，我又朝着河西走廊的那些雪山走去。那些雄壮的雪山在阳光下闪着银色的光芒，如同神殿，让人不能不远远生出敬畏来。听说通往这每一座雪山的半路上都埋有几具冻骨，有几年前的，还有十几年前或几十年前的，都是些来朝拜雪山的人们。每到春天，这些冻骨就会随着雪山的融化暴露出来，居然衣衫完整，然后又随着一两场大雪的到来继续封存在雪山深处。
　　雪山使他们的死亡看起来不像死亡，更像一种千年不朽的沉睡。还有更多的死亡就地成谜、成冢、成化石、成清风、成流云、成永生、成时间。
　　直到过了几年又返回京城之后，我仍然时常怀念在雪山上看星星的感觉。那种感觉来自即使知道自己会朝生暮死，但因为离诸神般的天体如此之近，竟会觉得再短暂的生也自有着一种庄严感。
　　出来拍电影之前我是京城一所大学里教影视课的老师。我终日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艺术电影，讲雅克·贝内克斯影片中如古典油画般端庄而不羁的美感;阿伦·雷乃在电影中关于时间与记忆的暧昧与不确定性;路易斯·布鲁埃尔电影中的超现实主义与精神分析痕迹;鲁奇诺·维斯康蒂深埋在骨血里的贵族气和那些傲慢优雅的镜头;阿巴斯电影中的极简主义;法斯宾德的邪性狂热;赫尔措格的幻想偏执;安哲电影中如慢慢拉动的小提琴一样的长镜头;塔尔可夫斯基电影中藏在诗后的对信仰和救赎的极度渴望。
　　然而有一天我终于厌倦了这一切。当我努力把自己穿得像模像样，以期更有尊严一点，站在讲台上热泪盈眶地讲塔尔可夫斯基的时候，坐在下面的学生却露出嘲讽的微笑。显然，他们觉得我讲的这些对他们来说是无用的。我孤独地站在讲台上，硬着头皮继续：“塔氏电影反复在说的是一个主题，当宗教信仰不再，人类心灵麻木不仁，如何才能弥补这世界的裂痕。”多数学生只顾低头划手机屏。这些表演系的学生们为了在话剧里抢得一个配角而使出浑身解数，以至于在谢幕之后的深夜里还久久不愿卸妆。女生们排队向一个不入流的导演献媚。一个真正有想法的学生写出了自己的剧本四处找不到投资方，最后找到的投资方却以霸王条款要求他签卖身契。
　　我感觉自己拖着庞大而不合时宜的身躯置身于人群中间，就像一只正在表演马戏的笨拙大象。同样是表演，登台却迥异。院里管教学的女领导找我谈话，学生们反映来的问题，说你讲课不要总这么严肃，现在的人都想要点轻松的东西。另外，还有人举报你在课堂上乱说话，我就顺便提醒你一句，不管什么时代，不该说的话就不要乱说，明哲保身总不是坏事。
　　我说，课堂上随便讲了几句实话便被记录并举报上去，倒是颇有明朝东厂风度。
　　女领导说，如果你以后说话还是毫不顾忌的话，就得考虑换工作了……其实对于知识分子们来说，学学人家某某某的幽默风趣会开玩笑肯定不会有坏处，想迎合这个时代嘛也简单。
　　我忽然发现女领导的双眼皮是刚割出来的，忽闪忽闪，火眼金睛似的。看上去就像一个老女人的脸上骤然冒出了一双十六岁少女的崭新眼睛。
　　那个黄昏，我久久站在学校十七层的窗口望着窗外，远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在京城阴郁的天幕下绘出一条灰暗无光的轮廓线，它看起来就像科幻小说里建在月球上的一座城市，颓败冷漠，散发着谜一样的气质。夕阳西沉，天边的光线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星河灿烂，我似乎看到遥远的冰雪天体闪着寒光，绚烂的彗星正从夜空中疾驰而过。它们本是些呆板的丑石，失衡之后恰好经过太阳，便摇身变成壮美的彗星。与人世间倒也相映成趣。
　　我主动辞去了大学里的教职，脱离体制，背着一只大背包，扛着一台半旧的EOS C500开始了我的自由生涯。我已经交往了五年的女友自然没有跟着我一起辞职去流浪，但也没有立刻提出分手。我知道她还需要些时间去想清楚这一切。
　　就这样我独自远离了京城，全身被晒得黢黑，经常不刮胡子，头发很多天没机会洗，以至于后来都生出了虱子，身上的衣服也渐渐褴褛起来，我甚至有时候会被人当作是流浪汉，而同时我被另一部分人叫作是独立导演，据说现在独立的意思就是真实。
　　既然不再需要依附于什么，我便决定要说出一些自己真正想说的话。我要拍出一部能被人记住的电影。
　　为了找到这部纪录片，我走过很多地方，大雪紛飞寒鸦数点的北方，缠绕着榕树妖娆气根的濡湿的岭南，草甸上牛羊如珍珠撒落的巍峨雪山下，千里湖光渔舟晚唱的江南。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我仍然没有找到足以让我心仪的题材。眼看积蓄在渐渐花光，这使我心里越来越恐慌，而曾经的生活不管到底怎样，都已经是回不去了。为了维持生计，我不得不每到一个县城和乡村，就做点倒卖盗版碟的小生意或者走街串巷地去做摄影师。我在乡村的流水席上给新娘新郎做过婚礼摄影，还在小镇的十字街头给那些为自己准备后事的老人们拍过遗像。洗出的照片里的老人们都是阴森森的，好像正从另一个世界里看着我。可是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又时时刻刻想撇清眼下这游贩走卒的身份，想提着耳朵告诉对面的人们，我原来是个大学教师，我原来是在大学里教艺术的，我并不是应该专门做这个的。 　　不过他们正沉浸在喜悦或悲伤里，根本没有人想听我在说什么。这种感觉与在大学课堂上面对学生讲课的感觉竟出奇地相似。
　　我只好继续寻找下去。

二

　　有一天我来到了这个灰暗的北方县城，它叫交城。这个县城的边缘有一大片破败的工厂，工厂的后面是一大片阴森的树林。
　　工厂一进门的空地上摆着一台花花绿绿的旋转木马，木马身上的颜色已经斑驳脱落得厉害，但仍能看到它的主体部分曾经是金色的。我能想象到这样一台金色的木马在灯光下旋转起来的时候必定接近于流光溢彩，富丽堂皇。木马顶棚上绘上去的一幅幅简陋的图案，在旋转的时候会莫名地有点像绘在教堂顶上的圣经故事，肃穆的、光明的、半人半神的。所有旋转起来的木马一直都给我一种神秘的感觉，似乎都带着一种暗哑的神光。
　　现在，这台破旧的金色木马静静地被废弃在这里，好像一个被埋葬起来的过时秘密，轴心里长着半人高的荒草，一看就是久没有人来玩过。估计是当初哪个无业游民看中了这块空地，把木马装在这里，想收点小孩子的门票钱，不料却人迹罕至，最后只得废弃。
　　金色的木马背后是月球一般荒凉的工厂废墟，废墟的背后是一轮血红色的大夕阳。就在那一瞬间，我站在那里忽然就被什么击中了。
　　我打开摄像机往工厂深处走去，我通过镜头看到一根根墓碑似的电线杆，一座座冰冷的钢炉，想来当年这些钢炉应该都是钢水奔流火花四溅的。一排排早已废弃的厂房，没有了玻璃的窗口黑洞洞的，像一张张无声的嘴巴，窗下的荒草有一人多高，弥漫着一种植物属性的杀气。这一排一排灰色的厂房和那台曾经金碧辉煌的木马相偎依在一起，诡异地站在这早已被人们遗忘的时间荒冢里。
　　我试图向那厂房里张望，却只能看到锈迹斑斑的机器和蝙蝠的影子，还有大片大片铁一样的死寂，这里好像除了我再不会有第二个人。我又顺着楼梯上去，镜头慢慢摇动，我看到了休息室里墨绿色的木头长椅，油漆斑驳的铁皮柜，桌子上散落的铝饭盒、搪瓷茶缸、象棋里的車、扑克牌里的K，如同一场烟花之后留下的满地碎屑。镜头继续往深处移动，周围的一切越来越破败荒凉，我感到了害怕却又欲罢不能，就像有一种神秘的音乐正不断把我引向深处，顺着这音乐的纹路我怕忽然会走进某种梦境。
　　像一切废墟一样，时间在这里早已失去了意义，连瞬间都是凝固的。继续往里走，在一间昏暗潮湿的大屋子里，我看到了被废弃的澡堂，巨大的水池里长满暗绿的青苔和鬼魅的倒影，看起来神秘而恐怖，但这种神秘却更深地吸附着我。
　　忽然听到楼道里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脚步声，我一惊，连忙走出去一看，楼道里正迎面走来一个人。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瘦小男人，脸上沟壑纵横，一只很大的编织袋把他的一只肩膀压了下去。他站在那里也正吃惊地看着我。我连忙解释，我是来这里拍电影的。他盯着我手里的摄像机看了半天，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忽然干笑了一下，有些紧张地说，你是电视台派来的么？我说，不是不是，我和电视台没什么关系，我是来拍电影的，我想把这工厂拍下来，没想到一个小县城里还有过这么大的工厂。
　　他听我不是电视台的，便也懒得再搭理我，只是俯身把楼道里的一些破铜烂铁捡到了编织袋里。难得在这里见到一个活人，我想和他搭上话，就又补充了一句，你看这旧工厂还挺有意思啊。听到我这句话之后他却忽然翻起眼睛冷笑一声，有意思？原来这县里十分之一的人口都在这厂里上班，后来这些人哗啦哗啦全部都下岗了，一个没留，你说怎么能没意思呢？我在他身后又追问了一句，那么多的人后来都做什么去了？
　　他晃悠悠回过头看见我正站在澡堂门口，忽然就无声地笑了一下，诡异地说，这里面你可别乱进去啊，我给你讲个故事，当年我们厂的工人下了班都要在这里泡澡，后来不是让我们都下岗嘛 ，不走也不行，都不给开支了。工人们就越来越少，在这儿泡澡的人也越来越少，最后就剩下几个人还来这儿泡澡，到最后就只剩了一个工人每天还要来泡澡。后来你猜怎么，有一天这人泡完澡忽然就从澡堂里消失了。哪儿都找不到，至今也没找到这人。
　　我浑身一哆嗦，仿佛还能看到当年满池的热水中挤着熙熙攘攘赤身裸体的工人们。男人们白花花地泡在一个池子里，很是壮观。后来工人们越来越少，慢慢剩下了幾个，慢慢剩下了两三个，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工人孤零零地泡在一池浩大的水中久久不肯离去。 我想不出这工厂里的最后一个工人究竟在这池子里泡了多久，他又是何时离开的。或者，他其实根本就没有离开过这里。他的骸骨至今还埋藏在布满青苔倒影斑驳的池底。
　　这种神秘的恐惧像一个水中的漩涡一样要把我吸进去，我拼命挣扎。在一阵轻微的眩晕之后我忽然明白过来，我终于找到了我想拍的东西。
　　血色的夕阳正在群山之上猎猎燃烧着，半个天空都被烧得像一座肃穆的希腊神庙，夕阳下的工厂看上去愈发荒凉阒寂，像座远古时代留下的废墟。我和那拾荒的瘦小男人各自骑在一匹木马上，各自叼着一根烟，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一根烟抽完，他不愿说下去了，我又递过去一支烟，说，我再出一百，你再给我多讲点你们厂里的事。他骑在木马上，垂着两只脚，腿短，脚尖都够不着地，整个人看上去有一种谦逊的凄凉。他跳下木马跺了几跺脚，不和你说过了吗，我没文化，嘴笨，不会说。当年我是顶替了我老子的班，十八岁就来这厂子里了，那时候进厂里那个吃香啊，谁不眼红。他眯起眼睛看着远处的群山，怅惘地看了半天才又说，不过有谁是长了前眼后眼的，真要是长了前眼后眼，人哪还用得着后悔，一眼就把一辈子看到底了。这样吧，你再给我加一百，我就告诉你去找谁。
　　我只好又给了他一百块钱，他嘴角叼着烟，把钱拿住，装进了口袋，又抽了两口，才慢条斯理地说，有一个人肯定知道得多，这人叫伍学斌，是我们车间当年的车间主任。
　　告别了矮个子男人之后我又是兴奋又是紧张，兴奋的是，终于遇到了自己真正想拍的东西;紧张的是，资金是个问题。就是成本再低的纪录片也是需要花钱的，如果遇到矮个子男人这样的，他还会不停地要挟加价。思来想去，我不得不厚着脸皮给多年前的老友打电话，想问他借点钱。打电话之前把要说的每一个字都想好了，结果寒暄了半天却始终开不了这个口，于是没提一个钱字就慌忙挂掉电话。挂了电话又赶紧关了机，好像生怕人家会追着打过来一样。 　　半宿没睡着，吊着眼睛到天亮，然而到了第二天我发现自己的银行账户里忽然多出来两万块钱。我吓了一跳，竟像做贼被抓了现行一样。独自呆呆坐了半日，心里算想明白了，一定是老友在电话里听出了我的窘迫，便告诉了我在北京的前女友，一定是她打到我账户上的，因为只有她知道我这个账户。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了任何联系，我也不敢和她有任何联系，因为我怕和她联系的时候，我会后悔，更怕她至今没有一点后悔。
　　看到账户上有了钱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走上街头先要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羊肉面。一碗面居然几下就下去了，我在灯光下久久与那只空碗对视着，一种古怪的轻松感伴随着尊严的失去，反而充斥在我身体的每道褶皱里。我索性又要了两瓶啤酒，走出小饭店，坐在路边，一边喝啤酒一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一个骑自行车的差点撞到我身上，我坐在夜色里挑衅地骂了一句，没长眼睛啊？对方停下打量我一番，骂了一声醉鬼便走了。我只是想引来某个路人对我的攻击。在这个再平凡不过的夜晚，我如此强烈地想被当作泥土，当作灰尘，当作树叶，而千万不要被当作人类。我在这个夜晚单单只是不想被当作人类。
　　我并没有向她道一个谢字，因为眼下我只希望能被她遗忘甚至遗弃。我发现在这世界上被人遗弃居然也具有一种近似于狂欢的气质，带着沉醉、喜悦、烂熟与辽阔的堕落。
　　我按矮个子男人说的地址一路找到位于县城西南的棺材街，老车间主任家门上却挂着锁。他邻居的一个老太太正坐在门墩上晒太阳，她像只猴子一样用手搭了个凉棚看了我半天，才张开没牙的嘴，走风漏气地说，扛着这个你是来拍电视的吧？你是电视台的？这么说是老伍要上电视了？我说，啊，那个，那个。老太太已经又把话抢过去了，老伍出名了？那快不用等了，去北面找他，一直往北走，就能看到一棵老柏树，他肯定在那儿撞背呢，他又没地儿去，天天都长在那树上，天黑了他还要绕我们县好几圈，你还能等到？
　　我顺着老太太的指点一直往北走，果然远远就看到了一棵巨大的柏树，看上去怎么也有一千多岁了，老态龙钟，几个人怕是都抱不拢，像是这个县城的老祖母，从树梢到树根的每一寸树皮下都散发着一种介于树和妖之间的气息。我走近了才发现，大树下确实有个老头正使劲地把自己往树上摔。树太大太老，衬得树下的老人如蹦蹦跳跳的顽童。只见他摔背、摔肩膀，拎起自己身上的任何一件器官都“咣咣”往大树上摔。我曾听说过是有这么一种流行一时的保健方法，但在这里猛然看到有个真人真这样把自己“咣咣”往树上摔，好像有仇一样，还是吓了一跳。老头起先并没有注意到我，他再一次摆好架势，很投入地把自己整个人摔出去。我忽然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绝望而炽烈的东西，就好像他的整个人都被逼到一个最狭小的格子里去了，把自己摔到树上已经变成了一种宣泄、乐趣、热情、癖好，一种激烈的狂怒。然后，当他再次提气、转身，准备往树上撞去时，忽然看到了几米之外扛着摄像机的我。
　　他警惕而兴奋地盯着我，准确地说是盯着我的摄像机，他审问道，你扛着这个是要干吗？
　　我舔了舔嘴唇，正准备耐心地解释我想拍一部关于工厂的电影。可是我刚开口就被他打断了，他说，我知道了，你是来拍电视的。我忙说，是电影。他说，哦，拍电影的？电视和电影也差不多。我看你年龄也没多大吧，就一个人能拍电影了？啧啧，拍电影不是要很多人吗？你们拍的电影是不是都要在那种城里的大电影院放啊？那种大电影院我就去过一次，好家伙，那个大呀，上下两层，那得坐多少人才能坐满啊。
　　我思忖着他这架势是不是准备问我要很高的报酬，我忙说，您说的那是大众电影，我这种纪录片上不了大影院的，不会有什么票房，我就是希望拿出去能在电影节上获个奖。
　　谁料他更加兴奋起来，好像整个人都要扑到我脸上来说话，获奖好啊，一获奖全中国就都知道你的电影了，你看什么金鸡奖啊百花奖啊多风光。你想拍工厂里的工人？哈哈哈哈哈哈，太好了，你找对人了。你想拍什么都告诉我，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這儿不行？那就不行，走走走走走，到我家去拍。
　　说完便极热情地引路，还要帮我拿摄像机。搞得我不禁有些心虚，这样的热情里好像应该有诈一样。他一路上都在向我絮絮叨叨，且每见一个人都一定要停下来打招呼。
　　“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忽然就让我们下岗，我开始还以为自己怎么也是个车间主任，还是个八级钳工，再难的活儿也拿得下，别人都下了也轮不到我呀。后来才知道一样，都一样，最后整个厂里就没留下一个人。都不发工资了那还能怎样？有人说要去县长家门口上吊，还有人说要每天去堵县长的被窝，让他光着屁股跑来跑去，最后还不是都乖乖下岗。下岗后？我什么都干过，摆过袜子摊，卖过红枣，养过鸡，修过电器，开过三轮，还离了个婚，老婆不跟我了。人家要走我也留不住，我一个破工人。怎么养老？我早就是老头子了不也活着？
　　“忙什么呢？哎，张三，和你说，这是个从北京来拍电影的导演，人家要拍我呢。
　　“后来我儿子长大也工作了，我的退休金也慢慢涨到一千多块钱了，饿不死就行，我不想再那么像只鸡一样不停地从地里刨食了，大不了就少花一点，少穿一点，少吃点好的。人心哪有尽头。
　　“不是拍电视的，是拍电影的，要在电影院放的那种电影，到时一定去看啊。人家是个导演，要去我家拍去。不是我请来的，是他自己找上门的。
　　“但不刨食了也得给自己找事做啊，你说我们这种半截子已经入土的人还能做什么？我以前就喜欢给人修理个东西，修个录音机修个手表都没问题，但现在都不时兴修东西了，坏了就扔了，再买新的。老工友们让我再找个老婆，找老婆又得花钱，又怕我儿子不高兴，做饭洗衣我自己都会，想想还是算了。还是身体是本钱，身体都没了，别的都扯淡。为了有个好身体我先是跟着寺庙里的老和尚练了几年武术，看人家老和尚都能活一百多岁，还顿顿一大碗饭。练着练着觉得山上清净，就干脆到玄中寺里做了两年的居士，后来觉得在山里待久了太孤寂，就下山了。山中一日，世上千年啊，下山了才发现原来一个厂的老工人们已经哗啦啦死了一半，活着的也都老得不成个人样了。听说还有一个得了抑郁症，一天到晚疑神疑鬼，还老想着怎么能跳楼，身边得寸步不离地守着人，结果你猜？就是家里人眨了个眼的工夫，他就‘吧唧’一声真跳下去摔成了肉饼。你看看要一个人死容易不容易，其实和拍死一只苍蝇差不多。 　　“已经吃过饭啦？人家可是个导演，拍电影的，现在去我家拍去。一会儿过去看哪。
　　“我以前厂子里的那些老工友们，有的子女有出息的给他们钱，他们就有钱买保健品吃，据说吃了之后一年到头都没有个发烧感冒的。我没钱，买不起，保健品都死贵死贵，我怕自己也哪一天忽然死了怎么办？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啊，那就得想办法锻炼身体，所以我一天到晚就想着怎么把身體搞好。我每天早晨五点起来就绕县城跑一圈，晚上再绕县城走几个圈，一直走到半夜，有人半夜撞见我还吓一跳，好像我是个夜游鬼一样。后来听人说这千年的古柏有灵气，已经差不多成精了，多撞树就能吸到它的精气，我反正也没事干，就一天到晚想法儿锻炼身体，要么就练武术，要么就跑步，要么就散步，再要么就去撞树。一天到晚都不怎么在家里，要不你看见我锁着门呢。”
　　开了锁，进了屋子，摄像机开着，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屋里很简陋，有几件八十年代自己打制的家具，一张暗红色的木床上摞着一床花棉被，墙上贴着一张花红柳绿的娃娃年画和一张世界地图。他进门之后又是给我倒水，又是拿塑料袋里储存的花生。我说，老主任，不忙不忙。他说，先吃着喝着好说话。见我不动，又抓过一把花生剥了壳送到我手里，说，吃啊，多吃点。我只好吃了几颗。倒好水之后他端坐在我对面的一把椅子里，双手扣在腿上，忽然就抬起头很紧张地看着我说，导演同志，我求你件事，我求求你一定要把我拍进电影里去，等你获奖了全国人民就都看到我了。我想出名，你的电影一定能让我出名，只要能让我出了名，那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我心里为遇到这么想出名的老人暗暗叫苦，嘴里忙说，老主任你误会了，我只是想拍一部能说真话的电影，肯定是小众电影，还不知道会拍成什么样子，更不敢想着能出名了。他见状忽然起身打开衣柜，在最下面的角落里摸索了半天才摸出一点东西，然后恭恭敬敬地捧到了我面前。我一看，是一个纸包，他把纸包一层一层剥开，最里面露出了一卷皱巴巴的钱。我立刻被吓了一跳，只听他急切地说，导演同志，我一个工人也没什么钱，就攒下这么一点，你要不嫌少就都拿去吧。还有这屋里的东西，你看着什么好就都拿去吧。我还会打家具，你以后要是需要家具，我帮你打。
　　我吓坏了，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说道，老主任……
　　他也不好意思再看我，只管对着我身后的一大团空气说，以前我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我有证书，都给你看。说着立刻开始翻箱倒柜，他从床底下拖出一只箱子，从里面取出一沓满是灰尘的先进工作者证书，一边塞给我看，一边连声问，你看我没有骗你吧？我说的都是真的吧？我可年年都是先进啊。这些证管用吗？你听说过吧，三年一个精车工，十年一个烂钳工，钳工想做好那是很难的，可我会自己设计、制图、排工艺，像锻造、铸造、车、铣、刨、磨、镗、铆、焊、钣金下料，这些工种我都很熟练，就连丝杆我都车得了，别人能行？年轻的时候我还参加过省里的青工钳工大赛得了第一名，给你看，就是这个证书。你不是想拍厂里的工人吗？那你找我真是打着灯笼都没有的事。
　　因为紧张和激动，他的两片嘴皮子都在哆嗦，以至于连字都要咬不住了。我刚又好不容易插了一句，老主任……他就已经蹲下身子又拖出一只箱子，打开了，里面是旧笔记本、旧车票、旧头灯、旧手套、各种发黄的票据、一堆锈迹斑斑的工具，居然还有一沓几乎没有用过的名片。他哆哆嗦嗦地从那沓名片里拈起一张，像看别人的名片一样，眯起眼睛仔仔细细端详了半天，才半是荣耀半是感伤地交到我手里。我拿起一看，上面印着他的名字伍学斌，职务是副厂长。他说，其实我不想说的。当年我刚刚被提拔成副厂长，名片都印好了却要下岗了，一张都没有用过，就再没机会用了。
　　拈着这张名片我已经不忍心再开口了，同时又为能拍到这样的镜头而暗暗窃喜。见我不说话他更慌了，还是不够，是吧？你不要着急，你先坐下吃着喝着，让我再找找，再找找。我说，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立刻回头警惕地看了我一眼，像是怕我会跑掉，又掉头趴在地上撅起屁股继续在床底下寻找。我用摄像机拍下他的一举一动，一边窃喜一边又愧疚，结果舌头越发不管用。这时他忽然像变魔术一样从床底下又拽出一样东西。
　　这次是个推光漆的朱红樟木盒子，掸掉尘土之后还能看到盒子上绘着白牡丹的图案。盒子慢慢地庄严地在我面前打开了，一股浓烈的樟脑味扑面而来，我有些紧张，觉得里面正蛰伏着什么古老而艳丽的有毒生物。却只见里面静静卧着一团驼色的、毛茸茸的、安静的东西，像一只小动物。再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件手织的毛衣。只见他使劲一咬牙，便把那件毛衣拎了起来，像拎起一具动物的尸体一样展览给我看。他对我晃着那件毛衣，除了眼睛邪亮峭拔，全身都在加速向着某个方向坍塌下去。他说，我看出来了，你是不愿把我拍成先进工作者，不愿意把我拍成好人是吧，没关系，真没关系，你把我拍成坏人也可以，只要能出名。看到这个了吗？这是当年我在厂里的相好给我织的，我有过一个相好的。怕我老婆知道就藏了起来，一藏这么多年，这毛衣我都没舍得上过一天身。我们偷偷好了好几年，厂里也没几个人知道我们好过，只有几个能割头换肉的弟兄知道。后来就这么过去了，十年前她就得癌症死了。
　　他眼睛里的邪亮轰然坍塌下去。我开始感到一种真正的难过，我口干舌燥地说，老主任……
　　他抬起眼睛盯着我，这次是一个真正的老人的目光，疲惫、浑浊、恐惧、无措。他说，你是想说还不够是吧？那我再告诉你，这些工具，你看到了吗，这些生锈的工具都是我当年顺手从车间拿到自己家里的，就这么放着放着生了锈。那时我年年是先进工作者，是车间主任，可没人知道我还偷过厂里的东西。没事的，你不想把我拍成好人那就把我拍成一个坏人、一个恶棍，偷厂里东西，背着老婆搞相好的，到我那相好的快死的时候我都没给过她一分钱，坏吧？坏不坏？只要能让我出名，拍得再坏些都行。我不怕。
　　我说，老主任，你……
　　他再次打断我，我知道你想问什么，睡过的，我和她睡过觉的，我们每次就在厂子后面的那片小树林里，那树林里有一层厚厚的落叶……你到底想知道什么？是不是还想听树林里的细节？没问题的，我都讲给你，每一句话我都会讲给你。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猛然被喝住了，就像被一团什么坚硬的东西硬生生地堵回去了。那件毛衣还是刚才那个姿势被他拎在手里，它就像一张刚刚被剥下来的兽皮一样血淋淋地挂在那里，正一滴一滴地往下滴血。我似乎都能听到那“滴答滴答”更漏将阑的声音，像雨滴拂过树梢，像鸟爪落入雪地，有一种极深极静的悲伤正缓缓流动在里面。
　　我们面对面久久站着，他不动，我也不动，他不敢看我的脸，我也不敢看他的。只有摄像机无声地注视着我们。我们像遥遥站在一条大河的两岸，只从水中依稀可以看到对方波光粼粼的倒影，却不忍去看清楚，似乎此时看清楚了便是要把对方置于死地。
　　好像有几个春天从我们中间踩踏过去了，又有几个秋天也过去了，他终于疲惫地把那件毛衣收了回去，用两只手轻轻摩挲着那团毛茸茸的驼色，忽然就用彻底坍塌下去、彻底抽掉骨头的声音冷清清地说了一句，连这也不管用。是吗？

三

　　晚上，他一定要留我在他家喝酒，我也不推辞。两个人都像是刚从战场上撤退下来，身心俱疲。坐在昏黄的灯泡底下推杯换盏了几个回合，便渐渐都有些醉了。最初的几杯他还很矜持，小心翼翼地、试探性地抿了两小杯，就像一个人正站在水池边试水温，但很快地，他便渐渐沉入水中了。先是两只脚进去了，然后是全身进去了，再然后连头也埋进去了，他整个人都完全浸泡在了酒精里。他说，这是我到杏花村打的原浆，七十度，这才叫白酒，你放开喝。有人不抽烟不喝酒，你说要是连酒都不喝了这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什么意思？
　　很显然，这种彻底的浸泡很快让他获得了某种安全感，他甚至有些贪恋于其中都不肯出来了。他酒喝得越来越快，就像正在自己身上点燃一种加速度，即将把自己发射出去。果然，不一会儿他就醉了，他开始反反复复地重复一些话，导演，我这辈子也没求过什么人，但求你了，你就让我上一回电影让我出一次名吧。十五年就这么过去了，我一年一年地等，就这样等了十五年，这十五年里我每次觉得活着实在没什么意思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有点耐心，再耐心点。导演你用十个指头数数十五年有多长，十个指头都不够用的，还得加脚趾头。别人都笑我这么大年龄了跑步还跑得比谁都欢，真是比谁都怕死，你们真以为我怕死吗？死还不容易？我要想死随时都能死。可我不能死。但你别以为我就真的什么都不怕，我怕的东西太多了，那件毛衣，那沓名片，都是我怕的，这么多年里我碰都不敢去碰它们，只敢把它们藏在角落里，让它们永不出世。可是今晚我全豁出去了，全部，你知道我为什么全要拿出来抖搂给你看，你知道是为什么？你肯定不会知道的，你怎么会知道？
　　他想把脸凑到我跟前，却一下从椅子上滑了下去，跌坐在了地上，他又歪歪扭扭地爬起来，摇摇晃晃地站到椅子上，挥舞着手臂，笑嘻嘻地看着我说，导演，活着不容易吧，不怕，来，我给你唱段戏吧，我们喝着酒儿唱着戏，阎王来了也不怕……为剿匪先把土匪扮，似尖刀插进威虎山，誓把座山雕埋葬在山涧，啊啊啊……
　　猛然他连人带椅子一起栽倒在地上。他也不起来，就用那个跌倒的姿势一直躺在地上。我先是大笑了两声，然后又踉跄着过去扶他，结果被他一把抱住了肩膀。他抱着我的肩膀先是安静地靠了两分钟，然后忽然就开始号啕大哭，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把胸前的衣服都哭湿了一大块。他的哭声好像要活活把自己撕扯成几块，他边哭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最害怕的东西拿出来展示给你看？因为如果不拿出来给你看一眼，它们就只能跟着我入土了，它们就和我一起被埋在地底下，永永远远地消失了，永永远远，就好像我们这些蚂蚁一样的人从来就没有来过这世上。所以我要把它们展览出来给你看，我求求你把它们都拍进电影，我想让它们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啊。那件毛衣，你一定一定要把它拍进你的电影里，我不怕丢人不怕被人骂，我就想给它在这世上留下来一个纪念。那和我好过的睡过的女人，我什么都帮不了她。她和她男人也都下岗了，一家子忽然没有了活路，那男人身体也不好，后来她就跟着出去站街了。我们厂里的很多女人下岗之后都去做这个了，年龄越大的越便宜。我在街上看见她站在那里，穿着一件她最好的衣服，就明白她也去干这个了。我知道她那时候最希望的是我能绕路走，假装没看到她，我知道她最怕的就是我会给她钱。后来我就真的每次都绕路走，我们连面都再不敢见了。又过了几年她就无声无息地死了，听说是得了癌，到死我都没有再见她一面，也没有给她一分钱。就这么过去了，一个人就这么过去了。她留给我的就这么一件毛衣，是她一针一线织出来的，我没有舍得穿过一天。可是我为什么要翻出来给你看，还让你拍下来，不是因为我不要脸，不是因为我不是人，我只是想替她在这世上留下一点点纪念，纪念像她这样的人曾经也来过这世上一遭。
　　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几乎瘫倒在地上，然后又开始呕吐，把衣服上、地上，吐得到处都是。我也醉了，歪倒在他污浊不堪的身上，被刺鼻的酒精味和秽物味包围着，却忽然感到了一种奇特的、从没有过的丑陋满足。不远处的摄像机安详地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三年了，我已经出来三年了。我掏出手机终于按下了一个烂熟于心的手机号码，是我在北京的前女友的电话，虽然这个号码我太过熟悉，这却是三年里我第一次给她打电话。听着电话里等待的嘟嘟声，我想，三年是什么，三年足够一个人出生，够一个人死去，够一个人开始变老。而对于我来说，这三年的时间更是如广袤的苍穹一般接近永恒，在质地上更像上帝，像海水，像音乐。
　　她终于接起了电话却并不说话，无边无际的沉默。我明白了，她身边有男人。我说，那再见了。便挂了电话。
　　早在一年前就听北京的朋友说，她和一个有钱的老男人住在一起了，只是好像还没有结婚。我无数次地想象过怎么给她去电话，甚至连先说什么再说什么都想了無数次，我是应该感谢她雪中送炭，还是应该告诉她，给我点时间，直到我能拍完这部电影。然后呢？然后告诉她我有一天会把钱还她还是祝她幸福。但是直到今天晚上，才是三年里我第一次给她去电话。我知道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我身边东倒西歪的老人把头埋在两腿间像一只羽毛掉光的鸵鸟。他以为电影根本还没有开始，却并不知道，从我见到他的那一刻起，他所有的表情，所有的动作就都已经在摄像机里了。它不仅在观察着他，也在观察着我。我对着摄像机的镜头更深地笑了起来，我忽然发现在这部电影里其实我也是一个角色，而且如此真实。我扛起摄像机，拉起老主任就跌跌撞撞往外走，我说，老主任，这世上的事情你哪管得过来，走，不如跟我看星星去，我心情不好了就去看星星，你看天上的星星有多少啊，地球也是颗星星。 　　外面是无边的黑夜，夜空里有寒凉的星光，我丢下老主任，开始拍墨青的夜空，拍街头的小贩，拍拥抱的恋人，拍颓败的工厂还有那金色的木马。这种感觉就像在写诗，就像一个钢琴师在琴键上随便弹奏自己编出来的一串音符，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拍的到底是什么，我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此刻我是如此需要它们，就如同圣徒置身于教堂，只要能听到所有与圣诞有关的依稀的音乐，那便是最大的安慰。活在这个世界上，多少人需要这种圣诞式的安慰，比如那举着毛衣让我看的老车间主任，比如他那已经死去的相好，比如我那在北京的前女友，比如此刻的我自己。
　　我对着无边的夜色拍下一个悠扬缓慢的长镜头，镜头里有黑暗、有蝙蝠、有树影、有星光。我一连拍了两遍，缓慢、庄重，如同在钢琴上弹奏一曲《圣诞忆旧》。
　　第二天早晨我哆哆嗦嗦从路边爬起来，发现自己就在路边过了一夜。到了老车间主任家里一看，他上身还是昨天那件衣服，下身却只穿着一条花短裤坐在桌子旁边发呆，浑身还散发着宿酒的难闻气味。我吓了一跳，说，老主任，你怎么穿个短裤坐着？他连忙往自己下身一看，惊叫道，我没穿裤子？我都不知道我居然没穿裤子，那我的裤子呢？肯定是被人扒走了，昨晚喝多了，也不知怎么就跑到大街上睡去了，后半夜被冻醒就自己走回来接着睡。真是喝多了，我醒来坐这儿半天了都没发现我居然没穿裤子。我抱歉地说，哎呀，昨晚是我把你拉出去的，打算带你看星星，结果我自己喝多也睡在大街上了，都没管你。他说，不碍事不碍事，肯定是哪个可怜的流浪汉连条裤子都没有，马上天就冷了，就当送他了。我昨晚喝多了，说了什么我自己都忘了。我说，老主任你什么都没说。他说，不过酒后的话大部分都是真的，倒是也可以信。
　　我反倒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又说，你进来的时候我正在这里醒神呢，酒还没醒，所以也没觉得腿上冷。我说，我也喝多了，不过运气还真是好，醒来一看，摄像机还抱着，居然没丢，真是走大运了。他显然根本没认真去听我在说什么，只是带着一身宿酒气，光着两条腿迟钝地杵在那里，又定了会儿神，才像下了什么大决心一样，咬着牙狠狠对我说，看来我就不是你想拍的那个人，反正好人坏人你都不想拍。
　　看着他的目光我忽然有些害怕，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于是忙说，哪有哪有，你就很合适，我特别喜欢你那件毛衣。
　　他忽然阴冷地盯了我一眼，我打了个寒战，手心出汗，忙补充道，我是说你毛衣的故事，不是毛衣。他又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才终于把目光挪向别处，他对着空空的墙说，你不想拍我，我不会勉强你的，总不能把你吃了。就刚才我倒是忽然想起一个人来，我觉得她肯定是你想找的人，我给你打包票。她原来也是我们厂的女工，叫李小雁。她父亲原来是我们厂里的老工人，当年死于厂里的一起事故，她初中毕业没多久就去南方打工养家了，一个人在外面闯荡了总有十来年了，有一天忽然又回来了，还哭着喊着要进厂子当工人。因为她父亲死于工伤，就把她招工到了我们厂里，其实那时候我们已经听到厂子改制的风声了，只是还不信。她就那个时候进来的，那时候她大概都有二十七八岁了，还没有结婚。结果她到了我们厂没两年，厂子就不行了，开始下岗了。她就每天往厂长那里跑，想求着厂长不要让她下岗，听人讲她后来在厂长面前把衣服都脱光了。但这也没有用，最后还是得下岗。她就和厂长约好，下班后在一个车间里见面，她要和厂长最后一次谈谈。结果你猜怎么，两个人给谈崩了，李小雁在气头上一把把厂长推倒在了车间的电解池里，几分钟的时间厂长就连人带骨都被电解液化掉了，一个人就这样死了，尸骨无存啊。当然李小雁是不可能承认自己杀了厂长的，但正好那天就在那车间里还有个工人因为忘了什么东西又返回来拿，正好看到了杀人现场，后来就是这个工人出来做了证人，李小雁自己也承认了，于是就被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后来大概在里面表现好，又被减了几年。我为什么想到这个人呢？是因为再过十来天就是她出来的日子了。我一直都记得这个日子呢。她在里面都十五年了，进去的时候三十来岁，出来的时候已经四十五六了。我们厂长死了竟然也有十五年了，那样好的一个人。
　　末了，他稍稍犹豫了一下却还是对我说，我那件毛衣，你要不要再拍一次？我也稍一犹豫，最后还是说，老主任，差不多了。他不再说话，也不再看我，只是挥挥手，示意我和我的摄像机可以走了。
　　我赶紧扛着摄像机连滚带爬地离开了。
　　就这样我又循着老车间主任的话，开始在棺材街上四处寻找李小雁的痕迹，因为听他说李小雁从小就是在这条街上长大的。这条街本来不叫棺材街，反而有一个气宇轩昂的正派名字，兴华街。它在一个县城里其实不算老街，一排排低矮的宿舍平房一看就是七八十年代建的，没有磨得油光水滑的老青石板路，没有挂着铜风铃的飞檐，这里是随工厂一起兴起的工人区。九十年代末工厂倒闭之后，这条街也便跟着衰落，渐渐沦落为县里的殡仪一条街，就被人们喊成了棺材街。我在棺材街上一连游荡了数日，加上老车间主任从中帮忙介绍，我逐渐打听到，李小雁有一个弟弟和母亲还住在这条街上，弟弟四处给人打工，一家人的生活也很窘迫。母亲则因为脑萎缩几年前就已变成了痴呆，都不怎么认识人了。
　　棺材街上。
　　老年妇女甲（退休老教师）：你说李小雁啊，怎么不认识，我就是她初中时候的语文老师。这个学生上学时不怎么爱说话，喜欢在日记本上写点诗歌，春天花开了她要写首诗，下点雨她也要写首诗。因为这个我还说过她，我说日记就要好好记事，不能写个诗歌就应付了。不过她个人资质很一般，虽然学习刻苦，但是功用不到点子上，考试成绩一直也就是班上的下游。这样的学生考不上大学是很正常的，所以李小雁初中毕业就不上学了。我记得那时候经常让她帮我擦黑板，因为她特别听话，你和她说什么就是什么。她也很愿意帮老师干活，可能生怕自己成绩不好被老师瞧不起。你说这样的学生能去杀人，还把人推进盐酸池里？我怎么也不能把这种事想到她头上去，听说她最后还真坐了牢，到现在都没出来。
　　中年妇女甲（县医院B超科大夫）：我和李小雁小学初中都是一个班的，又住在一条街上，我太了解她了。她是那种不太聪明的人，但自尊心强，就知道死用功。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女生学习成绩特别好，李小雁就什么都学人家。那女生早早去学校背英语，她就去得比人家更早，也在教室里背英語。那女生中午要做会作业才走，她便走得比她还晚，连午饭都要吃不上了。晚上睡觉前她还要跑到那女生家门口偷看一下她屋里的灯灭了没有，如果没有就说明人家还在看书。那她也不睡了，回去继续看书学习一直到半夜。一心要做好学生，就这样学习也不好。所以班上的男生们都喜欢捉弄她，我记得那时候他们经常走在她后面忽然揪她的头发玩。初中上完她就不上学了，那时候大概正是八十年代的尾巴上，听大人们老说下海下海的，流行个体户，她便也跟着别人去了深圳打工。我考上卫校之后她还从广东给我写过一封信，说很羡慕我什么的，里面夹着一片干花瓣，她信中说是木棉的花瓣，北方没有。我也没回她。后来我们之间就再没有过联系，偶尔想起小时候，我还觉得心里挺过意不去的。人小的时候不懂事嘛。再后来就忽然听说她杀了人。她这人虽然不聪明，但从小那么上进，所以她能杀人，我还惊讶了好一阵子。 　　中年男人甲（杂货店小店主）：我们是初中同学，上学的时候李小雁确实经常被班上的男生们欺负，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跟在她后面追着她跑，要拽她的头发玩。因为那天她梳了条奇怪的辫子，学校里从来没见有人梳过，她还在辫子上绑上路边采来的野花。那时候哪有女生会把野花戴到头上去学校的？她摘个花草、捡个树叶、捉个蝴蝶什么的，都要夹在本子里，等树叶干了还在上面写上诗。我见过她用的一条手帕上都用毛笔写上诗，你说那还能用吗？一擦不都擦到脸上了。还往死里用功，学习也不咋的。她人也不坏，可那时候我们为什么都讨厌她呢？现在想想，可能就是觉得她老是在做一些她够不着的事情，像活在梦里一样，有时候觉得她都不像个真人。我们那时候欺负她其实也是一个看一个。
　　中年男人乙（县教育局职工）：我就记得李小雁特别喜欢写诗，这在中学生里还是不多见的。有一次交日记的时候她又交了一首诗，被语文老师批评了一顿，说她偷懒耍滑，分行写了几句话就当一天的日记交上来了。还把那首诗当众读了一遍，那诗也不见得多好笑，就是些树啊云啊眼泪啊，无病呻吟的东西，但全班人都笑成了一团，都觉得可笑得不行。以至于我后来好多年里都不敢和别人承认自己也是喜欢读诗的。后来我在师专读中文系的时候，不知怎么有一天想起李小雁，我心里忽然就一阵难过。就连她后来的流浪、杀人、坐牢，都和别人不一样，有点像俄罗斯小说里的生活。其实啊，我觉得她还真是个有诗意的人。写诗本来就不是一定要聪明人干的事，你想太聪明的人哪有心思每天看花看树叶看月亮？因为这个世界给聪明人的机会太多了，他可以去做很多事，写诗显然没什么用。
　　中年妇女乙（焦化厂会计）：我们以前是同学，李小雁这个人哪，一方面比谁都听话，别人告诉她什么就是什么，好像很容易被人摆布。另一方面，她无论怎么听话，都还是和别人不大一样，不知哪里就是有点别扭劲。要不你想她一个女人家后来怎么会去杀人呢？杀人那可不是谁想杀就能杀得了的。
　　李小雁出狱的那天，我一大早就去了郊外，在监狱门口等着接她。监狱的大门开了，我看到一个穿着一身灰色囚服的女人夹着一只小包怯怯地站到我面前。在见到她之前我已经把她想象了无数次，可是等她终于站在我面前了，我还是没法把眼前的女人和想象中的那个对上号。她看起来枯瘦胆怯，不敢正眼看人，脸色暗黄，短头发里夹着半头白发。我努力对她笑着，是李小雁吧，他们已经和你说过了吧，我就是来接你的那个人。
　　她都来不及看清楚我的脸就急切地说，你能帮我买身衣服吗？我以后还你钱，让我先把这身上的衣服换掉。我打开随身背的包，取出一套女人的衣服递给她，说，前两天就给你买好了，就是不知道合身不合身，先试试吧。她接过衣服连个谢字都不说，就急匆匆躲进附近的树林里换衣服。我抽着烟等她出来。尽管我已经在尽可能地降低这部电影的成本，但李小雁对我来说是这部电影里最关键的一个人物，我必须得取得她的好感。
　　她穿着一身换好的衣服出来了，因为她太瘦，衣服还是显得大了一点，袖子得挽起来两圈，整个人装在里面空荡荡的。我说，唉，还是买大了，真是抱歉。因为已经脱下了囚服，她脸上的神情不似刚才那么紧张，只是手里还团着那身换下来的囚服不知所措，她没去听我在说什么，只是求助地看著我，怎么处理？扔了？还是送给什么人？
　　我扔掉烟头，接过那身囚服扔到了附近的一个垃圾堆上，我说，你不舍得扔掉难道还想送了别人来穿？她站在我面前一直不敢看我的脸，只说，我是看衣服还好好的，扔了可惜。片刻之后她躲着我的眼睛慢慢走到了我面前，似乎犹豫了几下，才下了决心一般忽然说了一句，那个，你能借我点钱吗？她语速很快，似乎生怕说慢了就说不出口了。我微微一愣，她感觉到了我的犹豫，立刻抬起头来直直盯着我，脸上是一种暴露无遗的、毫不设防的乞求，你能先借我点钱吗？等我一有了钱就还给你。不用多，我就是想买点吃的回去看看我妈，我弟弟写信说我妈还活着，我已经十五年没有见到她了啊，我都想不出她已经老成什么样子了，我觉得她能活下来就是在等我。
　　我用租来的电动摩托车带着她找到一家小超市，她有些惶恐有些迷惑地看着超市，又看着货架上摆放的东西，像刚来到一个陌生星球上的外星人，轻轻拿起这个又放下，拿起那个又放下。在超市里转了几圈之后，她还是小心翼翼地选了几样最老式的食品，白面包、混糖饼、橘子罐头。在付钱的时候她还不时拿眼角偷偷看我一下。我假装什么都没看到，只是站在门口抽烟。
　　她用塑料袋拎着食物，我又把她带到了棺材街上的家门口。她从电动摩托上下来的时候几乎站立不稳，两条腿都在打哆嗦，她把那只塑料袋紧紧抱在怀里，踉跄着靠在了墙上喘气。我走到她身边时，竟然可以触摸到一种从她骨骼里散发出来的恐惧，那恐惧摸上去坚硬而冰凉。我扶住她的肩膀往前走，她的脚已经几乎不是自己的了，全身的重量都倚在了我的那只手上。我帮她推开了院门。
　　然而就在推开院门的那一瞬间，我忽然感到一种人形的力量从这女人瘫软的身体里剥离出来，把女人的肉身丢弃在一边，而它自己则以一种坚定的甚至有些快乐的步伐向屋里走去。它显然对这里的一切都太过熟悉了，以至于什么对它来说好像都是透明的，它像魂魄一样从一切的中间穿过去，从门里穿过去，一直来到躺在床上、浑身散发着异味的老妇人面前。它怪异地简单地叫了一声，妈。
　　老妇人半躺在床上，蓬着一头灰白的头发，两只手袖在袖子里，呆滞地看了来人一眼，显然并没有认出她是谁。她把塑料袋里的吃的一件件掏出来，积木一样搭在老妇人面前，然后又抖着声音叫了一声，妈。老妇人眯起两只浑浊的眼睛盯着她看了半天，似乎像想起了什么，又看了看她带来的食品，张了张嘴，说了一句，带这么多好吃的做啥，你是谁家的？
　　她的嘴张开又合上，再张开还是合上。呆呆坐了几分钟之后她站了起来，环顾四周一圈，忽然抓住角落里的扫帚就开始扫地，又擦桌子，又给老妇人换洗床单。此刻她整个人身上散发出一种浩大而温柔的平静，几乎没有一点破绽，这种平静使她看起来像一枚正滑行在轨道上的月球，散发着磨砂质地的光晕。她似乎越干活便越快乐，到后来还小声哼起了一首十几年前流行过的《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这时候门被推开，进来一个中年男人，看样子应该是她的弟弟。男人看见她一愣，继而淡淡打了个招呼，回来了？ 　　嗯。
　　男人在一只板凳上坐下来，我递过去一支烟，他把烟点上，打量了我一番，却并不和我说话，只是继续问那女人，在里面过得怎么样？
　　就那样，每天都一样，白天在车间里干活，晚上按时睡觉，过年过节的还有顿饺子吃。
　　听你这口气在里面也没受过什么罪啊。
　　她不接话了，哼着歌继续搓洗床单。
　　男人忽然就从凳子上蹦了起来，用一只发抖的手指指着女人的鼻尖骂道，坐了十几年牢出来了你居然还能唱得出来，我嫌你丢人都不够，你还能唱出来？你看你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天不怕地不怕的，杀过人，坐过牢，出来了还有脸唱歌，真是一点悔改的意思都没有，这监狱我看你也是白坐了。你要是回来也千万别让街坊邻居再看见你，都在背后指点你呢，我跟你丢不起这人！
　　她洗床单的两只手只略略停顿了几秒钟，然后，她抬起头忽然对着空气坚定地微笑了一下，低头又继续搓洗。她的两只手越搓越快越搓越快，到最后，她的整个人简直都要乘着她的那两只手飞起来了。我从她的眼睛里连最后一丝恐惧都看不到了，她的眼睛里堆积着一大片奇异的安详和肃穆，像雪地里站着一棵挂满了彩色灯泡的圣诞树，远处是雪橇上依稀的铃铛声和孩子们的笑声。
　　我站在屋门口，忽然听到坐在床上的老妇人在屋里大放悲声，她抽抽搭搭地边哭边说，你还给我洗床单，闺女就是好啊，我原来也有个闺女的，小川说她去了南方挣钱，还挣了大钱，可她就是不回来看我，我一年年地等，可她就是不回来。每年过年侄儿们外甥们给我的几十块钱我都偷偷攒着呢，等我攒够了路费，我就去南方看她去。
　　李小雁已经把洗好的床单晾在了院子里，正好有风从院子里吹过，鼓鼓的床单像只即将开走的大帆船，她把自己埋在飞翔的床单里久久不肯出来，只露出两只瘦骨伶仃的脚在外面，那两只脚上穿的是一双绿胶鞋。我知道她也许正躲在那里面流泪，也许不是。但我绝不去催她，只走到院子里的枣树下又抽起一支烟来。自打离开京城，收入越来越少，烟瘾倒是越来越大了。
　　只见那鼓起的床单像一大片云一样，久久托着她不忍把她放下来。
　　弟弟家是不能住了，我只好用租来的电动摩托带着她来到我寄身的旅店。进旅店的时候我恍惚看到有个人影站在不远处好像正看着我们，我也没多想。我说我再给你开间房吧。她连忙惶恐地冲我摆手，不用不用，真不用，太浪费钱了，你能让我打个地铺就行，我睡哪里都能睡得着。我也正在发愁这又多出来的一笔开销，见她这么说便把她带到我住的房间里，指着另一张床说，这里倒是有两张床，你要不介意就先在这里将就一下，前提是如果你肯信任我。
　　她忙不迭地说，就这就这，住这么好，这么大的床，这么软和。她说着把那只从监狱里带出来的小得可怜的布包端端正正地摆在枕边，刚才在她弟弟家时脸上那种过于虚张声势的平静明亮已经彻底萎谢下去了。事实上她整个人此刻看上去都是萎谢的，不是痛苦，不是愤怒，没有怨恨，没有任何锋利的东西在里面，就单单只是一种从骨头深处长出来的萎谢。而这萎谢又散发着白骨的釉光。
　　我递给她牙刷和毛巾，說，这是专门给你买的，不知你喜欢什么颜色，我特地给你挑了块粉红色的毛巾。她接住了，有些惶恐地看了我一眼，不说谢谢，却只低下头去反复研究那块毛巾。我说，我还没来得及和你细说，我是个拍电影的。我想拍一部关于老工厂的电影，再没有人拍的话，它们可能就要从这地球上彻底消失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找到你，因为，我对你十几年前的那些和工厂有关的故事很感兴趣。我是觉得，它们应该被留下点纪念。你觉得呢？不过这个还是要看你自己了，如果你同意的话，这段时间我也不会白辛苦你，我会尽我的能力付给你一些报酬。
　　我不忍说出的一句话是，我知道你刚从里面出来，身上肯定一分钱都没有。我更不忍说出的另一句话是，我也知道你一定会答应的，因为你没有多少选择。
　　我发现我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像一个形容丑陋的软体动物，我那只摄像机就是背在我身上坚硬残忍的壳，下面包裹着的是我内里那种肉质的软弱和干渴。
　　果然，她只是疲倦地点点头表示同意，也不多说什么，便侧身朝里躺了下来。我刚要伸手关灯，她忽然睁开眼睛恐惧地对我说，不要关灯，我在监狱里十五年晚上都没有关过灯，关了灯我会睡不着，会害怕。
　　于是灯就整晚那么亮着，我能听见灯泡里面因为阻丝燃烧而发出的微弱的爆裂声，有一只虫子使尽全力想撞到灯泡的光亮里去。她背对着我，但显然也没有睡着，我觉得应该让她轻松一点，便对着她的背影说，不要为难，我肯定不会勉强你的，你要不愿意明天就可以走。我是想说，你不要把这个事情当成一种负担，甚至也不算一种工作，你只要给我讲一些你们工厂过去发生过的真实的故事就好，就你知道的那些过去的事。我想在这部电影里能说点实话。
　　她重复了一遍，那些过去的事。
　　我说，对，你好好想想。
　　我没有办法告诉她，那些过去已经变成一个时代，而不管是多么疯狂多么无法理解的时代，只要放在整个的历史中去看，就会发现它们自有着一种内部的秩序，内部的音律，甚至于悠然自得，就像四季俯仰日月盈昃一样。
　　她面朝里安静地躺在那里，不再接我的话。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睡着了。她好像完全不介意睡在这屋里另一张床上的是个男人，那也就是说，这种性别之间的气息差异对她来说已经很不重要了，她并不在乎我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显然我只要是个人就可以。她虽然就睡在离我两米之外的地方，我却感觉她整个人是被装在一只透明的玻璃匣子里的，她不想出来，别人也别想进去。至于我，一个学油画出身的摄影师，即使再窘迫再孤独，也还是有一些执拗的审美，很难对她有任何性别上的幻想。
　　这时候我忽然发现她只睡了靠外的半张床，而靠里的半张床是空着的，这不像是无意中空出来的，倒像是刻意留出来的。细细一看，倒像是有一个看不见的人正躺在那里，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这时候我又发现，摆在她枕边的那只小布包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在那里了，而是被她紧紧抱在了怀里。

四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她已经在洗漱了，我看到她正用那块粉红色的新毛巾反复擦洗自己的脸和手，末了，又把那毛巾久久贴在自己一边的脸颊上摩挲着，不舍放下。
　　吃早饭的时候我点了两笼热气腾腾的包子，她并不看我，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包子，然后一声不吭地拿起来一个吃了。她嚼得很慢很细，嘴里没发出一点点声音，嘴唇也几乎不动，像是很不好意思被我看到她正在吃包子。她吃完一个，犹豫了一下，又拿起一个吃了，然后又吃了一个。吃完第四个包子的时候她忽然打了一个饱嗝，她一惊，像是不相信是自己发出的声音，吓得连忙把嘴捂上。
　　我递给她一碗小米粥，问道，你这些年在里面过得怎样？她又把那几句话机械地重复了一次，白天到车间干活，晚上按时睡觉，过年过节还有顿饺子吃。两人沉默了片刻，我又试着问，你为什么在九十年代末才进工厂？那个时候国有工厂已经都开始面临改制和破产了啊。李小雁不安地看看一边的摄像机，又不时偷看我一眼，半天才说，我想回厂里看看，行么？我心中暗暗高兴，看来她还愿意回去。
　　她带着我来到了工厂门口。深秋的风从废墟一般的工厂上空呼啸而过，我和她站在金色的木马前，都有些畏惧地看着这庞大的骨骼林立的老工厂。当我们一旦走在其中的时候，我又觉得就像立刻坠入了时间的永生地带，周围除了时间还是时间，大团大团黏稠的时间，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时间，大雪一般覆盖住一切道路。没有过往，也没有将来。
　　她脚步蹒跚地往前走，眼睛上有一层灰蒙蒙的薄脆的泪影。我不忍心去看她的脸，只通过摄像机看着她，这样就好像给我们彼此都隔离出了一个安全带，好像我和她并不在一个世界里。来之前我已经和她说过，她可以用她所愿意的任何方式去讲述这工厂里过去的故事。但我发现，当她真的站在这工厂里的时候，即便不说话，光是她的表情和背影也足以令我满意了。
　　走着走着李小雁忽然站住了，她只是举目四望，却不敢再往前走一步。我猜测，她一定是来到了什么熟悉的地方。这么多年里，她一定会在梦中一次又一次地来过这里，在那些黑白的梦境中，她看不清任何人的脸，包括她自己的。十几年之后当真的站在了这梦中的工厂里，她一定在艰难地辨别着，这是不是只是又一个梦境。
　　呆立了一会之后她终于又迈步，脚步蹒跚地向工厂更深处走去，我扛着摄像机一路跟在她后面。我想起诺兰有一部电影就是关于多层次的梦的电影，做梦，梦中之梦，梦中之梦之梦，梦中之梦之梦之梦。电影中的梦就是在虚无中用意识建造出一座城市，梦中人的每一次退出与重新进入都是一座身世之牢。所以，那些一再重复的梦境，对一个人来说其实很容易变成一个真实的世界，直到他彻底无法区分梦境与现实。
　　有些走累了，我们在长满荒草的台阶上坐了下来，荒草没过了我们的头顶。我说，你曾经梦见过这里吗？果然，她说，开始的时候每晚每晚都会梦见这里，没有一个晚上不梦见，梦见我又来上班了，梦见我们新发的白帆布手套戴在手上，在阳光下干干净净的。梦见我们又围着桌子吃着瓜子开茶话会，梦见我们表彰先进工作者的镜子还挂在墙上，又梦见我们一起在厂子后面的树林里摘柿子吃。秋天的时候柿子叶基本上已经落光了，只剩下那些金色的大柿子挂满枝头，阳光好的时候，看上去真像在树上点着一盏盏灯笼。那柿子又软又甜，鸟儿们和松鼠们也爱吃。我还经常梦见我以前的那些同事们，每次他们都对我说同样的话，你可回来了啊。我在梦里都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快乐和担心，我在梦中对自己说，这次一定不是做梦，这次一定是真的，我一定是真的回来上班了，我终于又回来了，这次回来我就再也不走了，我愿意到老都在这里，我哪里都不想再去。有时候做梦做着我就会哭出来，一直到把自己哭醒为止。醒了才发现，原来真的还是一场梦，还是一场梦。然后我就会想，能再回到刚才的梦里该多好啊，我想再睡过去，再继续那个梦。所以在监狱里有很长一段时间，整个白天里我最盼望的就是天黑，因为天黑了就可以睡觉，睡觉的时候就可以做梦。到后来，再后来，一年又一年过去，梦见这里就越来越少了，有时候一年才梦到那么两次，每次梦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像过节一样高兴，觉得不管过去了多少年，自己终于还是回来了，在梦里又回到这里了。你不知道，有时候做梦让人真快乐。
　　她脸上仍然是那种麻木而略带不安的神情，看不到我期待中的大恸或大喜。她就像一个正游走在冥明分界处的魂魄，好像她自己也分不清过去和现在，分不清狱里与狱外，甚至也分不清现在到底是一九九九年还是二○一五年。
　　時间对她好像已经失去了效力。
　　我问她，这工厂里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地方？她慢慢走到墙角下抓起一把土给我看，她边在土里翻找着什么边说，你看这厂子下面的土，这下面都是沙土，里面还经常能找出很小的贝壳，看，就是这样的贝壳的碎片，北方连雨都很少下，怎么会有贝壳的碎片？我很小的时候跟着我父亲来这工厂里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秘密了，但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因为我觉得这是只属于我和这工厂之间的一个秘密，它就像一个老人一样，有很多属于自己的秘密，我得为它守住这点秘密。后来我也想过，这个县城在几亿年前可能是海底，后来沧海桑田地壳运动，把海底变成了黄土高原，就是在这黄土高原上慢慢有了村庄、县城和工厂。所以这厂子在很远古的时候其实是在海底的，可能这里原来长满水草和五颜六色的珊瑚，鱼儿们在其中游来游去。现在却变成了一片破旧的工厂，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我从小就没有见过大海，那时候就是因为这些从沙土里捡出的贝壳碎片，我突然就觉得离大海好近，好像我就站在曾经的海底，鱼儿们正从我身边经过，海星爬到了我的脚趾头上，水草像头发一样飘来飘去，我站在那里是多么地自由自在啊。
　　我还是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要在快三十岁的时候忽然回到这工厂？
　　在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来工厂上班的时候就把我也带来，让我一个人在厂里玩，捉虫子、捡石子、摘柿子。我对这里最熟悉。
　　你那时候是不是还把进工厂当成是进体制的保障？
　　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自己作过什么主，上学的时候只想做个好学生，因为别人都喜欢好学生。刚上完初中，别人说正流行下海，上学没什么用了，不如去南方闯荡，我就跟着去了广东打工。我就像一直在被推着走。我在南方待了很多年，都快三十岁的时候，忽然就想回去。别人又说你都出来这么多年了，南方比北方工资高，别人都往南方涌，你却要回去。可是我忽然觉得这些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我总是想起通往工厂的那条小路上开满野花，想起沙土里的那些小贝壳，想起秋天里的那些大红柿子。一想起这些我心里就觉得快乐。后来我就自作主张回来了。我回来的时候也不知道再过两年工厂就要倒闭了。 　　听到这里我心里忽然就一阵难过。我发现我在拼命窥视她、打探她，想要打探到一个人与体制之间的真正关系。因为我已经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怀疑自己当初离开京城，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而我又不能不为这种怀疑感到羞耻。如果说我不该离开京城却离开了，而她是不该留在工厂了却一定要留下来，我们看似两辆列车一般背道而驰，结果却奇异地殊途同归。
　　我摘了几枝身边的狗尾草编成一只鸟送给她，她笑了一下，说，小时候常玩的。我又问，可是，后来你都知道厂子要倒闭了，为什么还是不愿意离开？
　　我都回来了还能去哪里。
　　所以你就想一辈子守在工厂？
　　守不住的，最后什么都要消失的。我在监狱里睡不着的时候经常想，那么大的一个工厂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看来世上真的没有什么永远的东西。我们那个县城说不定有一天说消失就消失了，说不来哪天这黄土高原就又重新回到海底了。我们住过的房屋、我们的工厂都会被海水淹没，人是没法再住进去了，只有大大小小的鱼儿们从门进去，再从窗户游出来。还有螃蟹、虾米、贝壳都住在里面，像一大家子一样。这样想来想去，就觉得守不住也无所谓了，连海底都能变成高原，又能从高原变回到海底，一个工厂又算个什么。
　　我忽然想起在棺材街上听到的那些话。
　　中年男人丙（下岗工人）：李小雁是后来才进了我们厂的，那时候都很晚了，九七年吧，从她进厂到厂子倒闭统共也就两年时间。她进厂的时候年龄已经老大不小了，奔三十了吧，听说在广东打了好多年工，也不知道干过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工作，只听说好像被骗过好几次，钱也没挣到多少。还有人说她在那边坐过台，也不知真的假的。进厂的时候还打着她爸当年死于厂里事故的旗号，不然也招不进来。她倒不是坏人，但是确实不太讨人喜欢，怎么说呢，就觉得不知道她什么地方总和别人不一样，她那么大年龄的人了，时常表现得像个小姑娘一样，要么在自己的衣服袖口上绣朵花，要么在手腕上用五色线戴了兩只小铃铛，盯着片树叶也要一看老半天，还把厂里那些开残了的花瓣都拾起来说要做香囊。说上进倒是真上进，可上进得也和别人不一样，像个小学生一样。你想她都那个年龄了，又独自在外面闯荡了多少年，开会的时候还要坐在第一排，一个字一个字认认真真地做笔记，好像别人告诉她什么她就听什么，领导说的那些假大空的话她居然也都相信，还要记下来。见了领导恨不得把整颗心都掏出来给人家看，她好像生怕别人会嫌弃她。她倒是在背后从不说任何人的坏话，不搬嘴，也不扯闲话，一说全是些书里面的话，像背书一样，可是这样已经很吓人了不是？下班了也不走，还要一个人在车间里加班加点，钱也不比别人多拿一分，上班又来得最早。听说她晚上还要熬夜点灯地写诗，就是写个花朵啊月亮啊，写好了还要往出投稿。
　　我说，其实你当时是不是一回到厂里，就已经感觉到那种失业前的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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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说，你还记得当年戴在手腕上的那串铃铛吗？你还留着它们吗？
　　她不看我，好像没听见，只是向着那些幽暗的住着蝙蝠的车间走去，我紧跟在她后面。车间里蛰伏着一台台锈迹斑斑的大型机器，像插满墓碑的坟场。她指着这些庞大的机器说，我当年就在这个车间里，当年好几个工人的手指都是被这种切钢板的机器切掉的，那被切下来的手指自己还会蹦一会儿，还有人的整只手都被切掉了，就是从手腕这里。我当时很害怕的，害怕哪天我的这只手也被整个切下来了。所以那时候就给自己编了串铃铛，铃铛叮叮当当响的时候就像在提醒我，要小心要小心。干活的时候我真怕自己的手忽然就没了，后来这只手一直留着，那铃铛却早不知丢哪里了。
　　她站在机器中间一边细细端详着自己的那只手，一边说，那时候我是很害怕，害怕传说中的破产，害怕手会被机器切掉，所以我就拼命地给自己找些小快乐，就是用月季的干花瓣做个香囊我都觉得很快乐，戴串铃铛我也会觉得快乐。
　　我们默默地往出走。
　　我用摄像机对着外面那些冰冷的钢炉说，这些钢炉都烧开的时候是什么颜色的？可惜看不到了。
　　她说，是金红色的，好像太阳住在了炉子里，让人都睁不开眼睛，还让人觉得恐惧，因为你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突然跑出来。后来真的有个钢炉裂开了，里面的铁水喷了出来，就像太阳炸裂开一样晃眼。人们还没看清楚的时候就烧死了一个司炉工人。
　　我问，被铁水烧死的人是什么样的，会不会变成黑炭？
　　她轻轻笑了一下，说，黑炭？怎么可能，只是一缕青烟罢了，只有一缕青烟，在一秒钟之内一个人就变成一缕青烟飞走了，你都来不及和他打招呼，也来不及看清楚，他是从窗户里走的还是从门缝里走的。
　　我打了个哆嗦，说，怎么听着就像聊斋一样。
　　我们走进一座二层的楼房，穿过长长的走廊，走进幽暗的休息室，我和她在休息室里的一把长条椅上坐下来歇息，长椅上落满灰尘，阳光透过破碎的玻璃进来，生生灭灭地在她脸上变幻着，像有四季正在那里疾驰而过。我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你在这厂里上班的时候，谈过男朋友吗？
　　她正数着在我们脚下一寸寸爬行的光阴，数了半天，那阳光爬走了，她才怅惘地说，有啊。十几年前的一天，我们刚在这里吃过午饭，那时都是自带的饭盒。然后就是在这把椅子上，赵金良，我们厂最优秀的一个技术员，是个大学生，那时他是我的男友，就是躺在这里，把头枕在我腿上给我讲了很多很多。他给我讲他小时候，讲他外婆，他外婆怎么带着他在雨后采蘑菇，怎么带着他走几里山路去听戏。那时候陆续开始下岗了，车间里上班的人已经少了很多，但机器每天还在转动，我们只要看见机器还在转动就觉得还有明天，心里就踏实了不少。那天他好像有什么预感一样，忽然就对我说了很多很多话，又说他小时候就爱学习，因为除了学习他知道没有别的出路。所以后来还算顺利地考上了大学，他们全村几年里就出了他一个大学生，大学一毕业就被分到我们厂里做技术员。他的话刚刚说完，就见我们车间主任急匆匆走了进来，看见我们坐在这里就告诉了我们一个消息，通知下来了，从明天开始厂子就正式解散了，工资停发，以后就不用来上班了。车间主任走了很久了，我们还在这里坐着，没动。后来他忽然就一把抱住了我，但什么话都没有再说。 　　我想象自己正坐在一间黑屋子里剪辑这些片段，我把棺材街上听到的一段话剪下来贴在了这里，仿佛它们是一堆万花筒深处的碎片，只要随意变换一下位置和颜色，就可以看到深处和更深处的景致。
　　中年妇女丙（下岗女工）：李小雁当时已经快三十岁了，还单身着，我们厂长还试图要给她介绍几个外厂的男工人，她都不去见，也不愿和人家介绍自己的情况。看她那样子倒不着急，不像是想结婚的样子。可是我们都知道她偷偷喜欢厂里一个叫赵金良的技术员，他们年龄也差不多，也都没成家，但人家赵金良是大学生，怎么可能看上她。她自己也明白，所以死也不敢过去和人家说句话，就只在背后一遍一遍地偷看那个人的背影。直到我们厂子后来倒闭大家散伙了，她都没敢说出来。大家伙都下岗了，那就更没机会了。你不知道李小雁当时最怕的两件事，一件是别人在她面前提文凭，另一件就是别人问她在广东打工的那十年是怎么过来的。她特别害怕别人问她文化程度，所以有些职工登记表格发下去她也不填，工会上告诉她不填要影响工资的，她还是不填，当没听见一样。我还记得她喜欢动不动就写诗，大中午吃完饭她还要趴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写几句诗，写完还要自己读几遍，都成了我们的笑料。大概是她觉得这样能显得她有文化一些吧。
　　我问，那你们后来为什么不结婚呢？
　　她没说话，从椅子上站起来。下楼。继续往前走。我扛着摄像机跟着她。我恍惚听到在我们身后还有一个人沙沙的脚步声，回头张望，却不见人影。我跟着她来到厂子后面一个半干枯的水塘边，水塘的后面是一片树林，因为常年没有人来而显得阴气森森。她看着那水塘说，这原来是厂里最美的地方，这塘里面原来有很多水的，还有鱼，是个野生的水塘。我记得那时候塘边长满了芦苇，八月的时候芦苇开满了白花，下雪一样，飘得水面上到处都是。老是有大大小小的鱼儿浮出水面，用嘴去咬那些芦花，你站在岸边都能看到水面上那些一张一合的鱼嘴，特别好玩。那时候水还是清的，夏天的时候就有男工人在这水塘里游泳，冬天的时候整个水塘都会结冰，冻成一面厚厚的大镜子，胆大的年轻人还会在上面溜冰。那些冬天的黄昏，夕阳快要落山的时候，金色的余晖会斜斜落在整个冰面上，整个水塘看上去就像一大块金色的水晶，会有一种很壮丽很辉煌的感觉。那时候，我和赵金良，大冬天下了班也不愿回家，就愿意坐在岸边一起看着这夕阳下的冰湖。我记得有一次我一扭头，正好看到他满头的黑发被夕阳染成了透明的金色，毛茸茸的，像婴儿头上刚长出来的那种柔软的毛发。我忍不住就伸手摸了他的头发一下，他就乖乖坐着，只是看着远处笑。北方的冬天真是冷啊，我们坐在那里经常鼻子冻得通红，得不停地跺脚，互相搓手，却还是想多坐一会儿，多坐一会儿，直到天完全黑下来。那时候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一直就这样坐下去，一直坐到我们都满头白发，得互相搀扶着走路。
　　中年妇女丁（卖菜的小贩）：那时候我们在厂里都知道李小雁为赵金良写过很多情诗，我们就打趣赵金良，问他一共收到过多少情诗。他就很着急地辩解，你们不要乱说话，真的一首都没看到过。又过了几个月，他忽然就和一个小学老师结婚了，大概也是为了堵住人们的嘴。我们知道他心里压根儿看不上李小雁，所以就不愿让人们多开他俩的玩笑，要是个自己喜欢的姑娘，怕他都每天盼着人们开他的玩笑呢。而且那时在工厂里大家好像都觉得写诗是一件好笑的事情，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互相之间都抿嘴一笑。
　　她抬头望着水塘对面的树林，我也朝那里望着，我忽然想起，老车间主任说的他和相好幽会的那片树林大概就是这里。她说，就是这片林子里长着很多柿子树，还有核桃树、杏树。每种树的性格其实都不一样，有的喜欢热闹，有的就喜欢安静，可它们还是能平平安安地长在一起。我记得林子里有棵大杏树，每到春天的时候就开满杏花，我特别喜欢站在那棵树下，有风吹过去的时候一树的杏花就像下雪一样落我一脸一身，那时节整个树林里都是杏花的清香。
　　我说，那我们要不要绕过去看看。她却摇摇头，转身离开。
　　我跟在她后面继续往工厂深处走去。走着走着我看到厂房外面有一只很长的水泥池，便问她，这是做什么用的？她说，这是原来的电镀池，机器上的零件做出来之后要在这里电镀一下。我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厂子里的白杨树已经长得很高，一有风吹过，树叶就沙沙沙地响成一片，有大知了在树上叫个不停，树下的蜀葵和波斯菊开得正鲜艳。我们围着池子一起把电镀好的零件捞上来，刚镀好铬的零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刚捞上来一大网银色的鱼。你说奇怪不？这么多年都过去了，那个下午的阳光和蜀葵我却一直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昨天一样。
　　水泥池的旁边是一间无声洞开着的巨大车间，看不清里面是什么，只觉得里面凝固着一团一团阴森的黑暗，使人本能地不敢走近。我指着那车间问了一句，这又是什么地方？
　　她看着那车间迟疑了半天，忽然幽冷地低低地说出一句，电解车间。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正是夕阳完全坠入树林之时，随着天边最后一抹光线的消逝，周围的一切轰然堕入了巨大的黑暗。车间、水塘和树林都变成了粗粝的黑色剪影，在墨蓝色的夜空下静静散发出鬼魅的气息。
　　《雪夜》
　　李小雁
　　春雪的声响
　　很轻
　　就像冬天从未来过这里
　　我在这落雪的夜晚写信
　　给那个过去的自己
　　我想感谢她
　　一直陪着我等到一场雪
　　深夜，惨白的灯光下，我和她躺在各自的床上。放在一边的摄像机像一只无处不在的荷鲁斯之眼，它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工作，要把她纤毫毕现的每一寸神情每一个动作都记录下来。经过剪辑之后，我要让这些黑白的影像变得明艳动人，我想让那些被深埋在时间之下白骨一样的秘密轰然开放。我期许把它带到电影节上的时候能引起一些轰动。
　　所以我必须得拍好这部电影，因为这样就算是没有什么商业票房，起码也可以获得一些电影基金会的扶持。
　　躺在床上睡不著便又细细算了算账，在棺材街上的采访花掉了一些钱，除了像老车间主任那样急着出名的人不收钱，其他人多少都要付一些报酬才肯开口说话的。还有每天我和李小雁的吃住开销，老是住在旅馆里成本太高，还是得租房子。这样算下来，前女友上次打到我账户里的钱也快用完了。我唯恐看到等我再次山穷水尽时，前女友又一次把钱打进了我的账户，却更恐惧于她即将把我忘记，即将把我彻底抛弃到人海中再也不会想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