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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890年3月，俾斯麦因与德皇威廉二世发生激烈的政见冲突而被迫辞职。之后，国际关系的格局随着俾斯麦的去职发生了深刻而又根本的变化。俄法接近即是其中最明显而又最重要的变化，而这一变化与俾斯麦及其辞职后的德国新政府和其他欧洲大国对俄法的一步步孤立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俾斯麦 现实政治 政治协定
1891年8月法俄间《法俄政治协定》及军事协定的达成是19世纪末甚或一战前国际关系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些协定的签订打破了俄、法两国政治上孤立的局面，改变了普法战争后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国际政治格局。一定程度上讲，俄法的接近是俾斯麦及其辞职后的德国新政府和其他欧洲大国对俄法的一步步孤立造成的。
一、俾斯麦对俄法的外交政策
俾斯麦在1890年3月去职前一直主导着欧洲的外交。他在领导德国的近二十年间，始终围绕其外交核心——孤立法国，约束俄国或把欧洲其余的强权团结到德国周围，以超乎寻常的谨慎和小心，执行自己曾大力鼓吹的现实政治，至少欧洲的权力均衡始终不曾破坏。［１］
在位期间，俾斯麦针对俄法建立了一系列同盟，如德奥同盟、三国同盟、奥塞同盟、奥罗德同盟和两次地中海协定。他利用德奥意三国同盟实现了德奥意三国的紧密团结和合作；利用奥塞同盟、奥罗德同盟承认并保障了奥地利在近东的利益；又利用两个地中海协定使得三国同盟与英国在维护地中海、近东现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共同遏制俄法野心的非同盟性联合；［２］1887年6月18日与俄国签订的《再保险条约》，牢牢地拴住了俄国，确保了俄国不会与法国建立任何形式的反德同盟及俄国在法国对德战争中的中立。19世纪80年代后期形成的这些同盟体系构建了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国际政治格局，“法国被彻底孤立了，眼下，至少在莱茵河两岸的两个强劲对手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３］
但是，俾斯麦的体系所促成的对德有利的均衡局面本质上是脆弱的，它的外交归根结底仍只能是一种拖延问题的权宜之计。［４］因为在体系内部，欧洲国际政治中的基本矛盾如法德矛盾、奥俄矛盾等都没有得到解决。但是，俾斯麦至少客观和理智地分析了当时德国在欧洲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二、德国新政府的亲英反俄的“新路线”
1890年3月俾斯麦由于与德皇威廉二世的矛盾辞职，威廉二世等人终于扫清了推行亲英反俄“新路线”的唯一障碍。这一外交“新路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拒签《再保险条约》。俾斯麦下台后不久，俄国驻德大使帕维尔·舒瓦洛夫向德国提出续订《再保险条约》6年的要求。新宰相卡普里维拒绝了俄国的要求，德俄联合关系由此中断。德国放弃《再保险条约》就等于失去了控制俄国或俄法关系的机会；对于俄国来说，透过这一举措它看到俾斯麦下台后德国外交政策的转向，从而联系法国以改变俄国的外交环境不仅成了必须的，也成了可能的。
2. 对近东问题的变化。德国在近东问题上一改俾斯麦时期在保加利亚问题上与俄国合作的态度，不再支持俄国的保加利亚政策。德国也明确反对俄国在没有与德国和奥匈帝国取得一致的情况下对海峡有任何的改变。在所有有关近东的问题上，德国新政府似乎正越来越明显地站在奥匈帝国一边，并且还希望与英国建立共同反俄的阵线，而俄国不可能不对这些变化视若无睹。
3. 对英示好。1890年7月，德国新政府与英国签订《赫尔果兰条约》，德国在非洲殖民地问题上向英国作出重大让步，以东非的桑给巴尔换取了英国在北海的赫尔果兰岛。德国认为此条约的签订不仅“消除了英德之间可能的冲突的根源，并且还结束了彼此间日益增长的不满”。［５］俄国认为，德国放弃《再保险条约》后，不惜代价地寻求与英国的合作，正是为了反对俄國的。
俄国的外交面临着窘境，似乎只能把眼光转向法国。同时，《赫尔果兰条约》的签订对法国震动也非常大，法国外交政策的目光似乎也投向了俄国。1890年5月30日法国突然逮捕了一大批流亡巴黎的俄国革命者的举动即是法国外交政策变化的明证。长期以来，法国政府对流亡法国的俄国革命者的容忍一直是法俄关系中的一根利刺，沙皇对此耿耿于怀。因此，法国的举动确实获得了极好的效果。亚历山大三世对法国的做法非常赞赏，以至于他立即向法国表示了正式的谢意。8月份，应亚历山大三世的邀请，法军总参谋长布瓦代弗尔访问了俄国，并且与支持法俄同盟的俄国国防大臣万诺夫斯基和俄军总参谋长奥布鲁切夫进行了会谈，由此打开了两国的对话与接近的渠道。
在德国为两线作战做准备时，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加强三国同盟。1891年5月德奥意《三国同盟条约》提前一年实现了续订。受三国同盟条约续订及随之而来的英德奥意四国友好的影响，在1890年改善了关系却没有能够走得更近的法国与俄国终于走到了一起。
根据1891年德奥意《三国同盟续约》，德国和意大利同意共同确保北非地区的现状。这一条约对意大利在北非和西地中海的扩张给予了支持，从而增强了意大利在这一地区的扩张。德国希望利用支持意大利在北非的扩张来换取英国在北非助意反法的承诺，从而实现联合英国，建立四国同盟的目标，同时，防止法国把意大利拉出三国同盟也是其考虑之一。
然而，英国虽拒绝了意大利的英国加入三国同盟的提议，却做出了友好的表示，派出舰队访问了奥匈和意大利的港口。7月4日至13日，德皇威廉二世携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等人对英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威廉二世热情地宣布他将尽可能确保德英两国的传统友谊。马沙尔与索尔兹伯里主要就俄国对土耳其的野心和近东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都表达了共同反对俄国对土耳其采取军事行动以及在近东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意愿。德国明确地告之英国，无论何时，当英国的利益受到威胁时，英国将可以依靠德国的支持。最后，作为这一系列大规模亲善事件的终曲，意大利在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访问了英国。
三国同盟条约的续订，英德、英意奥之间的友好和接近，表明了欧洲这四大国的相互支持。这种使俄法两国孤立的国际关系格局，也使俄法更加感到有接近的必要。对于法国来说，首先，三国同盟续订是法国长期以来企图使意大利脱离该同盟的努力的彻底失败；其次，三国同盟续订对意大利在北非的扩张行动给予了全力支持，使得法国在北非的处境变得极为被动；再次，英国与三国同盟之间的不是同盟的同盟使法国在北非、地中海，甚至是在近东和欧洲大陆都将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式，如果法国不能走和三国同盟乃至与英国妥协的道路，那么它唯一的选择和希望就是实现与俄国的联合。对于俄国来说，让俄国真正担心的是英国与三国同盟的亲善和合作。这种亲善和合作预示着英国已经与三国同盟携起手来在近东共同对付俄国，不仅会使俄国在近东寸步难行，而且还面临着节节败退的可能。这种形势刺激俄国积极起来，为了避免“在一个敌意联合面前的孤立”，［６］不得不与法国牵连起来。可以说，正是1891年三国同盟续订以及随之出现的一系列特殊情况成了俄国和法国接近的决定性因素。［７］
1891年7月，法国舰队访问俄国喀琅施塔德时，亚历山大三世脱帽聆听马赛曲成为俄法接近的先兆。8月，俄法两国外交部互致信函，沟通结盟的思想，缔结了政治协定。
俄法的接近对当时欧洲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两国接近及结盟使俄国和法国打破了政治上的坚冰，建立了合作的关系，这种俄法间的亲善是普法战争以来欧洲国际关系中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也是俾斯麦竭尽全力避免的事情。另一方面，二者结盟使当时的欧洲国际格局出现了正在构建中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相互对峙的局面，从而使世界处于一种空前紧张的状态之中。
参考文献：
［1］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26.
［2］郑功.1891年《法俄政治协定》—写在《法俄政治协定》达成110周年之际［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6）：84.
［3］William L.Langer.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1902［M］.Vol.Ⅰ.New York，1935.3.
［4］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1871—1918）［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83.
［5］［6］［7］转引自郑功.1891年《法俄政治协定》—写在《法俄政治协定》达成110周年之际［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6）：85.
关键词：俾斯麦 现实政治 政治协定
1891年8月法俄间《法俄政治协定》及军事协定的达成是19世纪末甚或一战前国际关系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些协定的签订打破了俄、法两国政治上孤立的局面，改变了普法战争后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国际政治格局。一定程度上讲，俄法的接近是俾斯麦及其辞职后的德国新政府和其他欧洲大国对俄法的一步步孤立造成的。
一、俾斯麦对俄法的外交政策
俾斯麦在1890年3月去职前一直主导着欧洲的外交。他在领导德国的近二十年间，始终围绕其外交核心——孤立法国，约束俄国或把欧洲其余的强权团结到德国周围，以超乎寻常的谨慎和小心，执行自己曾大力鼓吹的现实政治，至少欧洲的权力均衡始终不曾破坏。［１］
在位期间，俾斯麦针对俄法建立了一系列同盟，如德奥同盟、三国同盟、奥塞同盟、奥罗德同盟和两次地中海协定。他利用德奥意三国同盟实现了德奥意三国的紧密团结和合作；利用奥塞同盟、奥罗德同盟承认并保障了奥地利在近东的利益；又利用两个地中海协定使得三国同盟与英国在维护地中海、近东现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共同遏制俄法野心的非同盟性联合；［２］1887年6月18日与俄国签订的《再保险条约》，牢牢地拴住了俄国，确保了俄国不会与法国建立任何形式的反德同盟及俄国在法国对德战争中的中立。19世纪80年代后期形成的这些同盟体系构建了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国际政治格局，“法国被彻底孤立了，眼下，至少在莱茵河两岸的两个强劲对手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３］
但是，俾斯麦的体系所促成的对德有利的均衡局面本质上是脆弱的，它的外交归根结底仍只能是一种拖延问题的权宜之计。［４］因为在体系内部，欧洲国际政治中的基本矛盾如法德矛盾、奥俄矛盾等都没有得到解决。但是，俾斯麦至少客观和理智地分析了当时德国在欧洲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二、德国新政府的亲英反俄的“新路线”
1890年3月俾斯麦由于与德皇威廉二世的矛盾辞职，威廉二世等人终于扫清了推行亲英反俄“新路线”的唯一障碍。这一外交“新路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拒签《再保险条约》。俾斯麦下台后不久，俄国驻德大使帕维尔·舒瓦洛夫向德国提出续订《再保险条约》6年的要求。新宰相卡普里维拒绝了俄国的要求，德俄联合关系由此中断。德国放弃《再保险条约》就等于失去了控制俄国或俄法关系的机会；对于俄国来说，透过这一举措它看到俾斯麦下台后德国外交政策的转向，从而联系法国以改变俄国的外交环境不仅成了必须的，也成了可能的。
2. 对近东问题的变化。德国在近东问题上一改俾斯麦时期在保加利亚问题上与俄国合作的态度，不再支持俄国的保加利亚政策。德国也明确反对俄国在没有与德国和奥匈帝国取得一致的情况下对海峡有任何的改变。在所有有关近东的问题上，德国新政府似乎正越来越明显地站在奥匈帝国一边，并且还希望与英国建立共同反俄的阵线，而俄国不可能不对这些变化视若无睹。
3. 对英示好。1890年7月，德国新政府与英国签订《赫尔果兰条约》，德国在非洲殖民地问题上向英国作出重大让步，以东非的桑给巴尔换取了英国在北海的赫尔果兰岛。德国认为此条约的签订不仅“消除了英德之间可能的冲突的根源，并且还结束了彼此间日益增长的不满”。［５］俄国认为，德国放弃《再保险条约》后，不惜代价地寻求与英国的合作，正是为了反对俄國的。
俄国的外交面临着窘境，似乎只能把眼光转向法国。同时，《赫尔果兰条约》的签订对法国震动也非常大，法国外交政策的目光似乎也投向了俄国。1890年5月30日法国突然逮捕了一大批流亡巴黎的俄国革命者的举动即是法国外交政策变化的明证。长期以来，法国政府对流亡法国的俄国革命者的容忍一直是法俄关系中的一根利刺，沙皇对此耿耿于怀。因此，法国的举动确实获得了极好的效果。亚历山大三世对法国的做法非常赞赏，以至于他立即向法国表示了正式的谢意。8月份，应亚历山大三世的邀请，法军总参谋长布瓦代弗尔访问了俄国，并且与支持法俄同盟的俄国国防大臣万诺夫斯基和俄军总参谋长奥布鲁切夫进行了会谈，由此打开了两国的对话与接近的渠道。
在德国为两线作战做准备时，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加强三国同盟。1891年5月德奥意《三国同盟条约》提前一年实现了续订。受三国同盟条约续订及随之而来的英德奥意四国友好的影响，在1890年改善了关系却没有能够走得更近的法国与俄国终于走到了一起。
根据1891年德奥意《三国同盟续约》，德国和意大利同意共同确保北非地区的现状。这一条约对意大利在北非和西地中海的扩张给予了支持，从而增强了意大利在这一地区的扩张。德国希望利用支持意大利在北非的扩张来换取英国在北非助意反法的承诺，从而实现联合英国，建立四国同盟的目标，同时，防止法国把意大利拉出三国同盟也是其考虑之一。
然而，英国虽拒绝了意大利的英国加入三国同盟的提议，却做出了友好的表示，派出舰队访问了奥匈和意大利的港口。7月4日至13日，德皇威廉二世携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等人对英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威廉二世热情地宣布他将尽可能确保德英两国的传统友谊。马沙尔与索尔兹伯里主要就俄国对土耳其的野心和近东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都表达了共同反对俄国对土耳其采取军事行动以及在近东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意愿。德国明确地告之英国，无论何时，当英国的利益受到威胁时，英国将可以依靠德国的支持。最后，作为这一系列大规模亲善事件的终曲，意大利在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访问了英国。
三国同盟条约的续订，英德、英意奥之间的友好和接近，表明了欧洲这四大国的相互支持。这种使俄法两国孤立的国际关系格局，也使俄法更加感到有接近的必要。对于法国来说，首先，三国同盟续订是法国长期以来企图使意大利脱离该同盟的努力的彻底失败；其次，三国同盟续订对意大利在北非的扩张行动给予了全力支持，使得法国在北非的处境变得极为被动；再次，英国与三国同盟之间的不是同盟的同盟使法国在北非、地中海，甚至是在近东和欧洲大陆都将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式，如果法国不能走和三国同盟乃至与英国妥协的道路，那么它唯一的选择和希望就是实现与俄国的联合。对于俄国来说，让俄国真正担心的是英国与三国同盟的亲善和合作。这种亲善和合作预示着英国已经与三国同盟携起手来在近东共同对付俄国，不仅会使俄国在近东寸步难行，而且还面临着节节败退的可能。这种形势刺激俄国积极起来，为了避免“在一个敌意联合面前的孤立”，［６］不得不与法国牵连起来。可以说，正是1891年三国同盟续订以及随之出现的一系列特殊情况成了俄国和法国接近的决定性因素。［７］
1891年7月，法国舰队访问俄国喀琅施塔德时，亚历山大三世脱帽聆听马赛曲成为俄法接近的先兆。8月，俄法两国外交部互致信函，沟通结盟的思想，缔结了政治协定。
俄法的接近对当时欧洲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两国接近及结盟使俄国和法国打破了政治上的坚冰，建立了合作的关系，这种俄法间的亲善是普法战争以来欧洲国际关系中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也是俾斯麦竭尽全力避免的事情。另一方面，二者结盟使当时的欧洲国际格局出现了正在构建中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相互对峙的局面，从而使世界处于一种空前紧张的状态之中。
参考文献：
［1］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26.
［2］郑功.1891年《法俄政治协定》—写在《法俄政治协定》达成110周年之际［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6）：84.
［3］William L.Langer.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1902［M］.Vol.Ⅰ.New York，1935.3.
［4］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1871—1918）［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83.
［5］［6］［7］转引自郑功.1891年《法俄政治协定》—写在《法俄政治协定》达成110周年之际［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