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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人们涌向欧洲,尤其随着欧盟东扩的日益临近,新成员国地区很可能会形成一股找工作的移民大潮,这正是西欧各国居民现在最担心的问题之一
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兴起的人口流动大潮中,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移民已经开始陆续前往西欧各国,所以当两年前这两个国家加入欧盟时,从两国流入欧盟老成员国地区的移民数量已大大减少。
但2004年不同,东欧地区移民过去一直被厚厚的“铁幕”挡在门外,而现在这些国家和欧盟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当年伊比利亚半岛两国同欧盟国家收入差距的3倍。慕尼黑信息学会预计,在欧盟东扩后的15年内,将会有大约2500万至3300万移民涌进西欧。事实上,一旦东欧八国(除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2004年按计划正式加入欧盟,欧盟的总人口将飙升至7500万。这还不算来自其他大陆,比如中国和日本越来越多的移民。
数字的确巨大,但只要欧盟各成员国有备而来,就没有理由为新的移民潮忧心忡忡。
跟来自非欧洲国家的移民不同,东欧移民与欧盟其他成员国有着类似的文化背景,因而很容易融入到欧盟的大环境中来。
原则上,在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下,移民会给各成员国创造更多的收入。对移民流入国而言,由于多数移民所创造的价值要低于其工资回报的水平,因此这些国家也能从中获利。尽管蓝领工人的收入可能因为新移民的到来而减少,但他们的损失会随着地产商、资本所有人、企业家和白领工人收入的增加而得到加倍补偿。
不幸的是,今天的欧洲劳动力市场太缺乏灵活性,因而很难取得这样的效果。正如当今许多西欧国家一样,如果因为工资过高和工资刚性导致移民流入国长期受到失业的困扰,找到工作的移民就很容易抢了原来国民的饭碗。这样,移民就会导致福利的损失——移民获得了收益,其家里的成员也能享受到他们的汇款。但移民并没有为移入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相反,他们产生了移民成本。
为了解决问题,欧盟想要通过设定一个最长为7年的过渡期来限制移民。这个方法并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办法是开放集体工资议价体系、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改革国家福利,最终建立一个更为灵活的劳动力市场。
如果以工作福利制取代传统福利,工资将变得更灵活,欧盟劳动力市场也就能够更加有效地吸引移民。但即便采取了这些措施,社会福利对移民的诱惑力仍可能增加。
如果除工资外,移民还能享受到福利,将会有更多的移民到来,导致移民人口过剩,多余的移民会给移入国造成福利损失。如果移民通常流入的国家会对资源实施从高收入到低收入的再分配,那么即使移民在那里工作并缴纳各种税收及社会保障款项,也还是会造成损失。据信息学会估计,扣除税收、各支付和转移的款项以及其他公共保障,德国境内的移民每年人均得到的福利有2300欧元。
科学顾问委员会向德国联邦财政部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推迟接纳全部移民进入国家福利体系。移民可以来福利国家工作,缴纳税收和各种社会款项,享受该国的公共保障。他们也能得到福利国家所提供的以捐赠为主要来源的社会援助。但他们不能享受基于财政税收的社会福利。
也可能临时有个别的例外,包括追加的社会援助、住房补贴或给予移民所在国子女的家庭补贴。当然,各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对这些例外进行适当的调整,以保证来自和给予移民的公共保障净成本为零。
政治家和律师们可能不太喜欢这个方案,因为它损害了欧盟有关社会就业范围的基本原则。这跟现在适用于在其他国家居住,但没有在那里工作的欧盟公民的有关安排类似。而官僚政客则更倾向于建立一个移民配额系统,想依靠它而不是市场来选择移民。
这样一个系统可能在形式上与社会就业范围的规定配合得天衣无缝,但是却跟罗马公约所认定的自由移民基本权利相违背——只有那些官僚们所选择的人才被包括在移民就业的范围内,而其他一些想要移民但没有获得批准的人则真真切切地受到了歧视。
不论从《罗马公约》,还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部分地推迟移民整体福利政策都比配额制好。它对移民潮有着良好的调节和自我选择功能,其效果,甚至比最有效率的官僚体制精心设计的政策所能达到的还要好很多。
此外,它还能减少移民流入国纳税人身上的负担,防止西欧各国因阻挡移民潮支付高额费用导致福利制度崩溃。不设置过渡期或者是采取配额制,而是部分地推迟移民整体福利政策,这是一种市场导向的解决方案。
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兴起的人口流动大潮中,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移民已经开始陆续前往西欧各国,所以当两年前这两个国家加入欧盟时,从两国流入欧盟老成员国地区的移民数量已大大减少。
但2004年不同,东欧地区移民过去一直被厚厚的“铁幕”挡在门外,而现在这些国家和欧盟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当年伊比利亚半岛两国同欧盟国家收入差距的3倍。慕尼黑信息学会预计,在欧盟东扩后的15年内,将会有大约2500万至3300万移民涌进西欧。事实上,一旦东欧八国(除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2004年按计划正式加入欧盟,欧盟的总人口将飙升至7500万。这还不算来自其他大陆,比如中国和日本越来越多的移民。
数字的确巨大,但只要欧盟各成员国有备而来,就没有理由为新的移民潮忧心忡忡。
跟来自非欧洲国家的移民不同,东欧移民与欧盟其他成员国有着类似的文化背景,因而很容易融入到欧盟的大环境中来。
原则上,在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下,移民会给各成员国创造更多的收入。对移民流入国而言,由于多数移民所创造的价值要低于其工资回报的水平,因此这些国家也能从中获利。尽管蓝领工人的收入可能因为新移民的到来而减少,但他们的损失会随着地产商、资本所有人、企业家和白领工人收入的增加而得到加倍补偿。
不幸的是,今天的欧洲劳动力市场太缺乏灵活性,因而很难取得这样的效果。正如当今许多西欧国家一样,如果因为工资过高和工资刚性导致移民流入国长期受到失业的困扰,找到工作的移民就很容易抢了原来国民的饭碗。这样,移民就会导致福利的损失——移民获得了收益,其家里的成员也能享受到他们的汇款。但移民并没有为移入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相反,他们产生了移民成本。
为了解决问题,欧盟想要通过设定一个最长为7年的过渡期来限制移民。这个方法并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办法是开放集体工资议价体系、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改革国家福利,最终建立一个更为灵活的劳动力市场。
如果以工作福利制取代传统福利,工资将变得更灵活,欧盟劳动力市场也就能够更加有效地吸引移民。但即便采取了这些措施,社会福利对移民的诱惑力仍可能增加。
如果除工资外,移民还能享受到福利,将会有更多的移民到来,导致移民人口过剩,多余的移民会给移入国造成福利损失。如果移民通常流入的国家会对资源实施从高收入到低收入的再分配,那么即使移民在那里工作并缴纳各种税收及社会保障款项,也还是会造成损失。据信息学会估计,扣除税收、各支付和转移的款项以及其他公共保障,德国境内的移民每年人均得到的福利有2300欧元。
科学顾问委员会向德国联邦财政部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推迟接纳全部移民进入国家福利体系。移民可以来福利国家工作,缴纳税收和各种社会款项,享受该国的公共保障。他们也能得到福利国家所提供的以捐赠为主要来源的社会援助。但他们不能享受基于财政税收的社会福利。
也可能临时有个别的例外,包括追加的社会援助、住房补贴或给予移民所在国子女的家庭补贴。当然,各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对这些例外进行适当的调整,以保证来自和给予移民的公共保障净成本为零。
政治家和律师们可能不太喜欢这个方案,因为它损害了欧盟有关社会就业范围的基本原则。这跟现在适用于在其他国家居住,但没有在那里工作的欧盟公民的有关安排类似。而官僚政客则更倾向于建立一个移民配额系统,想依靠它而不是市场来选择移民。
这样一个系统可能在形式上与社会就业范围的规定配合得天衣无缝,但是却跟罗马公约所认定的自由移民基本权利相违背——只有那些官僚们所选择的人才被包括在移民就业的范围内,而其他一些想要移民但没有获得批准的人则真真切切地受到了歧视。
不论从《罗马公约》,还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部分地推迟移民整体福利政策都比配额制好。它对移民潮有着良好的调节和自我选择功能,其效果,甚至比最有效率的官僚体制精心设计的政策所能达到的还要好很多。
此外,它还能减少移民流入国纳税人身上的负担,防止西欧各国因阻挡移民潮支付高额费用导致福利制度崩溃。不设置过渡期或者是采取配额制,而是部分地推迟移民整体福利政策,这是一种市场导向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