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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发出有节奏的闷响，如锤子敲打着夜色，增添了此时的彝族席乃莫色阿加分外的烦躁。不，还不只是十四岁的阿加，还有伍呷、阿切、曲木伍支等二十多名坐在火车上的彝族席乃们。“席乃”在彝语中意为未出嫁的女孩，即少女的意思，与一般游客理解的“阿咪子”有些区别，那是对彝族妇女的统称。她们的眼神，穿越城市雾霾，在黎明的窗玻璃上闪忽，那闪忽也如雾霾一般，透着绵密的悲伤。
人最悲伤的不是走投无路，而是有路没法走。此时的莫色阿加突然想起这句话，这句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话，像冬天里的风灌进她的衣领里，随着车厢颤动在身体里。
半个多月前，同样坐在这列火车上的阿加等席乃们可不是这样，那是个冬天的早晨，黎明的曙光把疾驰的车窗照亮，她们的心情也像曙光一样。因为那曙光的前方是深圳，一个管吃管住还能领两千元月工资的电子厂。这对于在大凉山则莫沟里放了学还要种洋芋、扯猪草、煮饭、煮猪食的彝族席乃们来说，无疑是人生的奢望了。然而，谁能想到这快乐的曙光仅在她们的心里亮晃了十来天呢。谁能想到阿达（父亲）阿莫（母亲）们好不容易为席乃们凑够的五百块路费就这样没了呢。那五百块可是坡地上的洋芋和玉米卖后的全部收入，可是腊月里的肩挑背扛和夏天里顶着烈日匀苗、薅草、施肥的结果。阿加双手上的指甲都抠翻了。
小站上，阿莫站在干冷的风中向阿加摇手再摇手，直到火车转过了山嘴，曙光将雾气袅袅的山洼模糊了。想到这里，阿加的眼圈就湿了，喉咙情不自禁地抽咽起来。这悲伤的声音是突破山岩的春潮，席乃们都悲伤地抽咽起来，整个车厢就成了一条抽咽的河。
抽咽过了，悲伤过了，半睡半醒的脸上还挂着泪滴。阿加却睡不着。“人最悲伤的不是走投无路，而是有路没法走”的声音再次随着冬天里的冷风钻进她的衣领，响起在脑子里时，她清醒了许多，想自己不能就这样回去，犯人般被遣送回去。这样回去对不起阿达阿莫们，连五百块路费也会折了。她用手揪了下靠着自己的伍呷。伍呷比自己大一岁，还有阿切，都是则莫沟里出来的。伍呷睁开眼睑看着阿加。阿加小声说，敢不敢跑？
小得像鱼吐出一串泡泡。
伍呷看了她一眼，麦肤色腮上的小嘴翕动了下，跑得脱不？
跑不脱也得跑。
阿加把头靠在她的头上说。
难道你有脸就这样回去？
下一站我们就跑。
机会说来就来了，广播里报出了列车即将到达的前方站名，车厢像人打冷摆子般猛烈抖动了几下，火车的速度减缓了。阿加抬眼看了看车厢前面的几个人，两个男的和一个女的，两个男的是喜德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女的是县妇联的，他们是接到通知后来深圳遣返她们的。现在是深夜，他们在各自的硬卧上睡着了。他们心里想的是上了火车就安全了，要到广州才转车，才操一下心清点一下人数。他们本身对这件事并不是很热心，当初中介公司来招工，他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有什么办法呢？这个地方的人穷啊！不出去打工就在山沟里种地，可那稀薄的山地一年到头也没有多少收成。书是读不起的，虽然是九年义务制，可是书本费要钱呀！住校吃饭要钱呀！再说，当地人老观念，席乃长大了是别家人的，读那么多书干啥？凉山一带的席乃们小学毕业就找婆家了，十四五岁就当妈了，哪里存在童工不童工的？要说童工，五六岁、七八岁就在家里喂猪煮饭做家务了，就是童工了。在家里做和在厂子里做又有啥区别？家里做是白做，厂子里既管吃住还拿工资。要是不出去打工，一辈子呆在山沟里就完了。他们也巴不得她们到深圳那样的大地方后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许遇上段好姻缘，就在城市里开枝散叶了。抱着这样的心理，他们对于上面的遣返也就有抵触情绪，对于席乃们的看管也就不是那么认真，回去也好，不回去也好，脚长在她们身上，全凭她们自己。
好在这是慢车，在前方的小站停了下来。车厢里也有人没睡着，阿切就是其中一个，她看着阿加牵着伍呷的手往车门口走，脚板儿慌慌的。她俩不太可能是去上厕所，因为手里各提着双肩带大背包呢。但也不能排除是去上厕所，有些席乃们做事谨慎，生怕包里的东西丢了，动一步都背着自己的包，阿加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也是火车上防范小偷的最简单办法。直到火车启动了好一会儿，阿切的眼睛盯着两个人的空铺位，才感到先前的判断是对的。回想先前两个人交头接耳的样子，十有八九是下车跑了。阿切才不会声张呢，她想跑了是运气，老人们都说整对了才回去，谁愿意这样被当犯人样遣返回家乡去呢！她准备下一站也跑。
两个席乃庆幸自己胆子大，下火车居然很顺利，现在的快铁也好慢车也好，早已不是以前那样列车员机械操作了，上车严格，下车没有谁看票检票的。但这庆幸只是短暂的。沉沉黑夜，小站上昏黄的灯把前程照得了无生气。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往哪里去？是去住旅馆，还是买车票？住旅馆要身份证，她俩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五岁，未成年，都没有身份证。不住旅馆，又去哪里？再去深圳买火车票也要身份证。火车上只想到逃离，就没有想到这世界是身份的世界，没有身份寸步难行。当初来时中介公司把什么都办好了，一点都不用自己操心，现在下得车来才晓得世道的艰险。问题还不在这里，阿加身上只有三十元钱，伍呷身上有五十元钱。难处明摆着，二选一：要住店就不能赶车，要赶车就不能住店。两个席乃商量后还是决定去碰一碰运气，说不定有便宜房呢。深夜的火车站外就有个小旅馆，栽瞌打睡的节能灯、栽瞌打睡的胖女人和干瘪的中年男人。最便宜的房间一百元一晚，男子蠕动着干瘪的嘴，两张床。可不可以两个人睡一张床？阿加可怜兮兮地说，我们的钱不够。不可以，房间开了，哪知道你们睡了几张床？胖女人打了个呵欠，不耐烦的样子。身份证？没有身份证，学生证也行。男子早已看出两个女孩子的年龄了。阿加说我们是出来打工的，哪有什么证？中年男子瞪了她俩一眼，看你们这年龄就没有身份证。派出所要查，我们哪敢给你们开房。见两个人焦眉愁脸，胖女人说如果你们多给点钱，我们可以担点风险。不过，派出所的来了，可不能说是我们留你们住店的。阿加拉着伍呷就走。本来抱着侥幸的心理，就是老板愿意，两个人的钱也不够住一晚上的。 在小站上徘徊了会儿，干冷的夜风刀子般割着脸，直往衣服里钻。两个人进到候车室里。候车室里的塑料椅在白炽灯下阴暗暗的，像她们疲倦的脸。墙上的电子钟当当地报出了凌晨两点整。阿加从背带包里拿出线衣线裤、一两件旧羽绒服，这是离家前时二莫尼送的。尽管寨子里人现在大多喊二嬢二姨的，但阿加喜欢老一辈人的喊法，她觉得喊二莫尼比喊二嬢二姨好听又亲切。当时还觉得是负担，现在派上用场了。她将它们裹在自己和伍呷身上，身子暖和多了。伍呷比自己大一岁，身子已如玉米苞子。这小席乃是逃出来的，不愿意进则莫沟有钱有势的高家的门。她与自己的想法一样，想到那个梦寐的远方去描绘自己的青春和未来。可谁能想到事情是这样的呢，地皮还没踩热，一个月工资还没拿到，就被媒体曝光，被遣返了。
棉毛衣裤拿出来后，鼓胀的包就显扁平了。但阿加不像伍呷随意把包放在脚边，而是双手箍在腿上，紧贴着胸部，像她过去随时随地都包不离身一样。这样做并不是包里有多少钱，而是包里有一件在别人看来并不起眼的贵重东西，一个比大指拇大一点的小木虎。木虎的下部分是中指长的一节木杆，被夸张成一只兽的足，这从最下端的足爪可以看出来；顶部则是黑虎的头，环眼圆睁，嘴边的几根虎须似乎都在颤动，传达出隐隐的虎啸。这是件在凉山旅游景区的摊点上随处可买到的小木件，但阿加的小木件却有些不同，单说金丝楠就是很少有的，另外只在手指长的木头上刻出了背靠背的双虎头，成双的一头一足，也不像其他彝族图腾刻出黑虎的整形。刻绘人深谙民间版画艺术，抓住了老虎身上最凶猛的部分——嘴和爪，寥寥几刀就使一截木干浮现出虎的胡须和爪子，如隐在丛林里觑视着远处的猎物，既夸张又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阿加悄悄把小木虎从背包侧面的小包里拿出来，昏黄的灯光下可以看见小木虎凸起的虎面和爪形及背部的雄气，像黎明山坳上的一团光亮。握着它，阿加看着这个近百年了还光润红亮的小东西，想象欧普（祖爷）怎样在日光里仔细端详，仔细雕刻，仔细上漆。欧普会木匠活，过去的木匠都会漆匠活，多门手艺多一条养家糊口的路子。漆是欧普在西山漆树上割下的。八十三岁的阿普（爷爷）从神龛上取下那只供奉的小木盒，擦去灰尘，漆盒显出温暖的色泽来，一百多年了还长久弥新。阿普郑重地抚着木虎说，吉娃子还懂事，走时还晓得带上木虎。阿加神情庄重地看着阿普。阿普说，这是我欧普传下来的，兵荒马乱全靠它逢凶化吉，现在这宝贝属于你了，孙女儿你把它带着，黑虎会保佑你的。阿加双手接过，小心翼翼，她知道另一只三年前被哥哥带走了。与阿达从来不合的哥哥是跟村里的阿哥出去打工了，出去就再没回来过，至今下落不明。哥哥未出去打工之前，逢年过节、初一十五，兄妹俩是要随着阿达在阿普的带领下给神龛上的黑虎敬香的，黑虎高居在神龛上，虎须和虎眼在闪烁的香头上恍若动了起来。阿加和哥哥学着大人的样儿，庄重地作揖打躬。
阿普颤动着灰白的胡须，乖孙女哩！你现在就是大人了，黑虎就是你的祖宗，山外的世界很复杂，凡事你都要三思而行。有啥事多想想黑虎。黑虎保佑，但愿你能遇见了无音信的哥哥。
现在，阿加呆在冰冷的候车室里，她双眼凝视着手中红亮的小木虎，眼泪花儿快要出来了，黑虎啊！我的祖宗，你说我现在该咋办呢？
都是可恶的记者，可恶！
伍呷侧着身子，向着塑料椅子里面，嘴里发出愤懑的声音，睡梦中的伍呷骂着记者，把她们在电子厂打工的事情刊登在报上的记者。那是两个年轻的男记者，戴眼镜的高挑，拿照相机的矮胖。
是一个中午，她们在电子厂的空地上晒着冬日暖阳，吃着喷香的午饭。午饭是厂里的食堂做的，每顿都是米饭，不管是炒莲花白，还是红烧萝卜，菜里都有肉。这是在家乡则莫沟过年才能吃上的。老板说敞开肚子吃，只要不剩，不浪费。
这是再好不过的生活了。
但愿永远过这样的生活！
伍呷在暖和的阳光下说，阿加也有这样的感受，睡梦中老是觉得自己是睡在则莫沟的木床上，心里喃喃地说着我何时才能走出山沟沟哩！长时间的穷苦生活过怕了，睡在窗明几净的厂房里恍惚还在则莫沟漏雨的房子里，吃着喷香的饭菜总有不真实的感觉。
暖和的阳光，暖和的工厂。培训过后的她们在车间的流水线上轻轻开动机器，那些电子管和那些电子板五彩的塑料壳就轻轻地吐出来了，溜过来，像初夏的孙水河上飘着的山野花瓣。拣选，机器自动打铆，上螺丝，组合。阿加只需守着，拣选出不合格产品。而在另一个包装车间的伍呷和阿切等累是累一点，但也没有在则莫沟下地担粪、扯猪草、打柴累，那可是又脏又苦的活儿，做不好还要挨阿达阿莫的骂，甚至还要挨打。哪有在电子厂干净的环境里轻松又受人尊重，每月还要领两千元工资呢！所以伍呷说要是永远过这样的生活多好。
伍呷的话刚刚说完，事情就陡然发生变化了。车间外面响起了警笛声，像是鬼叫。则莫沟的人把这声音和救护车、消防车的声音称为“鬼叫”。十几辆警车群鹅般昂着头开进了厂区里。
车间主任进厂时就打过招呼的，如不想回穷山沟，就不要暴露身份。防火防盗防记者，尤其是记者，被他们的狗鼻子嗅着就完蛋了。老板是顶着风险让你们进厂的。你们要耐耐性子，过几年满了十六岁，就自由了，工资要涨，保险要买。阿加和伍呷在心里说，老板多好啊！报纸和电视上说的压榨剥削童工那完全是老黄历了。如果他们处在我们那个大凉山，处在我们那个则莫沟，他们还不是一样求着老板让他们进厂去打工呢！现在的社会多好啊！
有人惊呼，警察来了，快跑啊！阿加手中的碗掉在了地上，当的一声就碎了，碗里是还没有吃完的炒白菜和红烧胡萝卜，和着米饭，白生生红殷殷落了一地。伍呷、阿切惊吓中丢下饭碗，跟着阿加往寝室里跑。她们想的是到寝室里躲起来。她们的想法也太天真了。劳动执法人员进来了，是能躲得起来的吗？其实，阿加跑的原因不是躲起来，她首先想到的是小木虎，挂在床头布包里的小木虎，要是被人搜了去，如何向阿普交代。
然而，她们哪里跑得脱，民兵、警察和执法队员早就布控了的。她们从草坪跑到停车场就被穿黑制服的人拦住了，齐蓬蓬地伸手就将弱小的她们拦住了。她们往回跑，矮胖的记者双手端着相机对着她们；她们转身，他就跟着，相机在身后咔嚓咔嚓，那声音像电视里鬼子的机关枪在哒哒哒开火。她们被一群黑制服拦下了，被牛高马大、眼圈浮肿、眼睛尖利的黑制服墙一般挡住了。 高挑个撮撮帽下戴了副眼镜，害怕眼镜掉下来似的，他伸手扶了下，有些害羞。他手里捏着笔，伸着，比五年级学生用的钢笔长一些粗一些。会不会就是电视里说的录音笔呢！他问伍呷你们从哪里来？来这里多久了？这个人的脸和鼻子有些像哥哥阿吉。可是阿吉不戴眼镜，也没这么瘦。阿加离得远，心咚咚跳，啄着头，不敢抬眼看停车场那边，害怕看了就被人认出年龄样。伍呷平时爱说，此时心里想着车间主任叮嘱过的，说不得，说了就完了。她居然甩了对方一句，你管得着我们从哪里来的。
伍呷后来跟阿加讲，撮撮帽好像在哪里见过，急着想不起来了，后来想起来了，他前几天在厂门口与下班出去逛的阿切等几个席乃套近乎。阿加她们每周只有一天假，那一天是她们快乐的日子，当然上班也快乐。才来了两周，高档服装肯定是买不起的，但看看五花八门的衣物鞋袜小饰物也是一种快乐。那天阿加身体有些不方便，没有去。他问她们是从哪来的？伍呷没有理他，他又去问阿切，阿切也没有理他。他又去与其他人套近乎，说自己是从外省来的，想打份工。有人说，我们这个电子厂不招男工。他可能就是以这种卧底身份叩开了伍呷的恻隐之心。居然还给他说了自己的汉语名字。
你们今年多大年龄了？撮撮帽问了话，见没有反应便自我介绍说，我们是都市报的记者，是来解救你们的，你们放心说，把人贩子怎样拐骗你们的，黑工厂怎样榨取剥削你们劳动价值的都说出来，法律会替你们做主的。他的声音有些打抖，好像言不由衷。阿加听得见那边的说话声，脸都涨红了。这些人跟过去台子上喝了酒高谈阔论的当官的一样，说的大话空话官话跟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完全是两码事儿。阿达看到新闻就把频道调了，说打胡乱说，哪有那么好？有你们天天说的那么天花乱坠，我们就不出去打工了。
撮撮帽好像与警察一起去厂部了，他鸭嘴样撮着的帽檐下的鹰钩鼻真的像哥哥。
你们为啥不说话，是不是怕工头或黑势力欺负你们？
胸前挂着相机的矮胖子走过来问。
不是你说的那回事。
阿加眼睛盯着地下，像做错作业的学生面对老师很委屈地说了句。阿加一开口，伍呷扬起了头。
我们都是自愿来的，生怕老板不要我们呢。
在这里天天可以吃肉和米饭，回去了只有吃玉米和洋芋。
谁想你们来解救？
你们这是捞功劳，拿我们的沟子做你们的脸。
“沟子”在彝语里即屁股的意思。他们觉得屁股也是一条小沟，小沟一样流水。形象呢！阿加想不到伍呷居然有胆量说出这样的话。
啥子解救？你们这是把我们重新送回火坑！
这是第三天的上午，伍呷面对前来遣返她们的喜德县则莫乡的妇联主任说的。阿加打心眼里佩服伍呷，这也是她在火车上愿意拉伍呷一起逃离的原因。
好在火车站的椅子上不只是阿加和伍呷和衣而睡，出来打工的为了省钱把黄旧的铺盖打开席地而睡也不见怪。只是她们的年龄引起了站上工作人员的注意。一位穿蓝制服的中年妇女好奇地盯着正抚弄小木雕的阿加。今晚她值班。上面整顿工作作风，就是不对夜晚值班人员进行监督检查，她也不会擅离岗位。小站就是她的家，她从十九岁参加工作，就未离开过，小站终于在前几年获得了部里的“巾帼文明示范岗”称号，算是对她工作的一种回报。明年要进行复评，另一个车站呼声甚高，但她却想在退休前保住这个荣誉，为车站也为自己脸上涂上一道色彩，仿佛灿烂的夕阳一样。因为明年她就满五十四岁了，文件规定她到点了，要退休歇歇了。她就一直留心着车站里的平淡事，眼看就年边上了，却还没有亮眼的事情发生，没有先进事迹被媒体关注，被上级重视。
两位不同于城里的小姑娘一进入车站，她就看见了，不同于一般女孩的粗糙皮肤在她的眼睛里划亮了下，一看就该是初中生年龄，本地的小姑娘怎么会在深夜里出现呢！难道是有什么故事要发生。
她站在阿加的背后，偏着头，看着阿加粗糙的手抚弄着小木虎。
她看出了这木虎是可分可合的一对中的一枚。
是一对吧？
这小木虎儿真漂亮！
她称赞后，脸色随着意识从先前慈母样的神情中转换过来，问了自己的职责本该问的话，你们这小小年纪，不在家里读书，深夜了呆在这里干啥？
她的眼光和语气都有些温和，这几天阿加从没有遇到过这样温和的好人，一下触及了心里的温软处，眼泪花一下子就止不住地流了出来，嘀嗒在红亮的小木虎上，露滴般圆润。
后来阿加坐在黎明照亮车窗的座位上想，如果是阿普说的小木虎会保佑自己的话，这位温和的莫尼（阿姨）就是神虎派来的。
我们站长问你们呢？
见阿加流眼泪，不知何时已站在中年妇女身边的一位穿蓝制服的年轻妇女说话了，有什么困难你们尽管说，我们站长一定会帮助你们。比较冷清的候车室开始躁动，乘客们从坐着的位置上围过来，围在站长和阿加的周围。阿加竟抽咽起来，不是悲伤，是喜悦。抽咽声惊醒了睡着的伍呷。站长拍拍阿加的肩，孩子，别哭了，谁没有困难的时候呢？有困难你就说吧！伍呷一下坐起来，揉揉眼睛说，困难大得很，而今最大的困难就是买不到车票。
站长惊愕地盯着这个小精灵，你们要去哪里？为什么买不到车票呢？
也不知伍呷是咋想的，竟然冒出了句，我们要去北京，没有身份证，买火车票钱又不够。
这伍呷鬼精灵，她之所以冒出个北京，是因为她的阿达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打工。站长听完她们的声泪俱下，意识到事情的突兀和严重，突兀是北京离广州两千多公里，深圳过去的慢车虽在广州或珠海转车，但两个未成人年买票是没有问题，用成年人的身份证买就是，虽然她们只有八十元钱，另外几百元钱站长垫付或车站员工爱心捐助都是可以的；严重的是这两个未成年人在深圳宝安区是作为童工解救遣返的，途中逃离了。小站这样做会不会引来麻烦，遭到媒体的负面报道？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让她迅速决断，不管何种结果，事情必须在天亮之前处理。她让工作人员先把两位姑娘带进自己的卧室休息。两个女孩一倒上床就睡着了。那个高一点的，睡着了还一只手攥着包带。她带上门，坐在办公室里反复考虑，是将她们送去北京，还是与喜德县劳动部门联系送回凉山。送去北京不大可能，建筑工地可以想象是怎样的环境，两个女孩子怎会久留，他们的父亲最终还是会送她们回家乡。这样岂不是事倍功半。送回她们的家乡稳是稳妥，可就是违背了她们的意愿。但目前也只有这条路才合情理。都十四五岁了，给她们做做思想工作，在家里再辛苦一两年，年满十六周岁后，再出来打工也不迟，人生路还长着呢！她决定第二天清早就在小站广播里号召工作人员和广大乘客向两位彝族姑娘捐款，自己首先捐一千，捐的钱主要用于两个女孩回去复学，或参加技术培训。对了，一定要向上级汇报，请主要领导前来参加捐助仪式。这个程序启动后，车票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作为列车的帮扶对象免票乘坐。然后通知电视台、报社前来采访。这样想着，女站长的心里就亮堂了，趴在办公桌上的疲倦的身子就不疲倦了，人生垂暮的那一道灿烂就夕阳般呈现在眼前。 然而，事情却不是她想象的那样。天蒙蒙亮，她走进自己的卧室，欲带两位彝族席乃去吃早餐时，发现床铺位是空着的。除了几袋方便面，自己抽屉的钱和首饰纹丝未动。她马上动员在岗的站上人员四处去找，却没有两位姑娘的踪影。列车呼啸而过，站长站在凛冽的晨风中，心一下子空了，那一道灿烂的夕阳瞬间就变成了阴霾。
事情的突变还是起于鬼精灵的伍呷。阿加在站长的卧室里安逸地睡去，先前的寒冷和焦虑在女站长的温情和暖被窝里融化了，就像睡在深圳宝安区电子厂的女工宿舍里一样。睡梦中她恍惚觉得窗玻璃上有一个人影，被灯光折射的人的影子，那影子的面孔的轮廓好熟悉，好亲切，像她的哥哥阿吉。影子从窗玻璃上看着熟睡的她，影子用手中的什么东西划破了玻璃，破碎的玻璃落地发出了哐啷响声，几块玻璃渣子飞溅到了床铺上，透过铺盖把她打痛了。她猛然惊醒，却是伍呷在用手拍她，窗玻璃没有碎，也没有人影。
我们不能在这里享受。
伍呷说。
咋呢？
阿加有些困得眼睛盯着她。
这只是暂时的。伍呷说，天一亮我们就要被交到解救我们的人手里，押回则莫沟。到时我就惨了，不被阿达打死就要被送到孙水河边与那瞎娃结婚。总之我打死都不愿回则莫沟，在外面当叫花子都不愿见到那瞎娃。
她说的“瞎娃”是凉山彝族人骂人的话，相当于庄稼做瞎了、那事做瞎了、人做瞎了的意思。那瞎娃名叫高洪珠，是则莫沟高家的娃儿，比伍呷大十岁。与他岁数相当的席乃们他不感兴趣，偏偏就把伍呷看起了。他眼睛并不瞎，平时不注意也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只是看人时有点对对眼，尤其是看漂亮的席乃们，就成了一对斗鸡眼。
虽然《婚姻法》规定男的二十二岁、女的二十岁可以结婚，可卷拢在一起并不受年龄限制，不管是则莫沟的人们，则莫沟以外的男女，大凡年满十六七岁就卷拢了。彝语“卷拢”了就是男女同房了，十三四岁就定亲就卷拢的也有，肚子大了就出去打工、租房当流民，未满结婚年龄就把娃儿生下来了。阿加她们都晓得，高洪珠十五六岁就与村里的席乃阿枝同房了，肚子搞大了又不要人家了，又去追其他席乃，被他搞大肚子的不下一桌。唉！谁叫他阿达是则莫沟的大矿老板呢！货车七八辆，小车两部。这个时代，谁不想过富贵生活！也不全是席乃们自己犯贱，多是被阿达阿莫或红爷婆撮合的；但也有想做他的婆娘的，她们以为与他睡了就能成为他的婆娘，过上富贵生活，可是都没有。
现在则莫沟的人家早就认为生女娃好了，因为生女娃的这些年出去打工都整对了，相反男娃儿们注定是赔钱货，出去了的也没有挣着几个钱，还有违法犯罪、讨口要饭回来的。高洪珠的阿达却要求他的儿媳妇要给他生男娃，要子承父业，代代相传，把则莫沟大山里的泥矿采完，把山肚子全掏空。也怪现在的医学太发达，席乃们肚子大了都被他用车子拉到医院去做彩超，怀的不是男娃的她们只有自叹命薄。
高洪珠不知听谁说的，伍呷无论是屁股、腰身还是双腿走路的姿势都是生男娃的样儿。还有个依据就是伍呷的妈前面生的两个都是男娃儿。再加上伍呷天生漂亮又活泼，十四五岁已如一朵含苞的羊角花，把个高家人的心都骚得痒痒的。当然最痒痒的还是高洪珠，媒人还没登门，他就心急想吃热汤圆，开着车去伍呷家门前的山路上守候，以为伍呷会像其他席乃一样坐上他的车就成了。哪知伍呷看见他的车或他的影子，就钻入山林子走了，边走边骂，这个瞎娃！
而她阿达在家里却是一言堂，他们把高家的礼金都喜纳了，答应腊月就看家吃订婚酒，吃了订婚酒就要留在高家住几天。这是乡村男女订婚的风俗，摆明女方被男方卷拢。伍呷想，到了那时候，自己就是菜板上任其宰割的肉，想跑也跑不掉了。她就去向阿加讨对策。两个人虽在一个学校读过书，因隔着几座山，并不很熟，彼此家里人也不熟悉。只是一次清明节学校组织去县城扫烈士墓，两个人在一起摆条摆得很拢。伍呷就说以后我有空找你耍！说是耍，实际只是放学了路头路尾碰见喂一声，打个招呼或点个头，这一次伍呷情急处就想起阿加来，去找她摆条还真的摆出了办法。阿加说下周恰好喜德县职介所招去深圳的女工，她的同学曲木伍支在牵线，未满十六岁的都在表上填年满十六岁，月工资两千块，包吃住，自己出车费。愿意去下周三就走。伍呷说我决定与你一起走，只是你不能把我来找你的事说出去，我这几天也不来找你，以免引起他人疑乎。周二我单独去县上，周三早晨我们在火车站会合。伍呷做事像大人般，令阿加另眼相看。
上了火车，伍呷对阿加讲，她给父母亲说的是去镇上看看衣服，母亲就给了她六百块。本来可以多给一些的，母亲想伍呷不能穿得太好，钱花多了划不来，钱是高家的见面礼，家里开销大，两个哥哥都还没成家，等到伍呷订婚后住进高家好东西穿不完。六百块除了车费和在火车上的便餐用了五百块，以及在深圳零花了些，到遣返时就只剩下五十多块。
伍呷说得对。阿加想，这站长看起来是一片好心，可好心背后却不一定是好报，因为她最终还是要把她们送回大凉山则莫沟。何况，还有阿普的嘱托，希望能找到哥哥。这茫茫人世，自己都没着落，又谈何找哥哥呢！可就这样回去也不是个办法。一回去就再也逃不脱高家那瞎娃的掌心了，自己这辈子就会像先前那些席乃样毁了。因为阿加听人说过，那高家娃儿并不是女方怀了男娃他就收心结婚了，先前不是没有席乃怀上男娃的，是那瞎娃在酒桌上对牌友说的，他不把一百个席乃的肚子搞大绝不收心。有传言说，他使了钱与妇检科弄通了的，凡是被他搞大肚子的去做彩超的席乃全都怀的女娃。这也是后来的席乃们不愿定亲的原因，也不是完全如他所说他看不上与他年龄相当的席乃们，而是席乃们在教训下醒悟了。现在是他瞅上了伍呷，伍呷家又穷，两个哥哥急着娶媳妇。
这样想来，阿加就觉得不能把伍呷朝火坑里推。
伍呷，那你说咋办？
我说，趁现在没人注意我们，赶紧跑。天一亮就跑不脱了。
伍呷边说边穿棉衣，阿加也慌乱地穿起来。两个人提了包，伍呷把小桌上塑料袋装着的方便面提起就走，仿佛那本来就是为自己准备的。 黑黢黢的夜色，阿加有些埋怨起伍呷来，要不是太听从她的话，这时还在女站长温暖的被窝里，天一亮还有香喷喷的稀饭馒头，鸡蛋豆浆说不定也有呢！可是现在她们蹲在立交桥的下穿地道里，闻着不流通的空气裹着的难闻的气味。好在肚子吃得胀鼓鼓的，身上都穿得厚厚的，下穿地道里又没有风，天亮前即使很冷心里也不慌。伍呷小声说，你二莫尼好呢！阿加脸上升起一丝丝笑意，黑夜里很难察觉，寒春里抽出的点点新芽般。
有点连累你了。
伍呷搓着手，对不住的语气，
不是为了我，你可能不会跟着受这些罪。
你说些见外话，同路是伴。
如说连累的话，是我连累了你呢！
火车上是我叫你逃跑的。
阿加盯着不远处闪忽的一点点火星。
还说啥呢！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们现在商量下天亮了往哪里走，总不可能回则莫沟吧！
咋可能呢？回则莫沟我们还用得着逃跑吗？
伍呷昂着头，她也注意到了不远处的两点火星。那是依着地道墙壁的两个人嘴上明灭的烟头。那边两个人的安静增添了这边两个人的不安。在这黑夜，黎明到来前的时候，虽然偶尔有火车的汽笛和铁轨的哐当声传来，毕竟隔着些距离。能不害怕吗？许多抢劫、强奸、杀人都是在黑夜里发生的。阿加伸手摸着包里的木虎，它是驱邪避灾的，心里陡然就不那么害怕了。
那一点火星在黑暗中划过一条细线，隐没了。显然是烟头被抛落地下熄灭了。微弱的灯影把脸廓投映在墙上。阿加觉得这脸廓有些熟悉，尤其是溜尖的鹰钩鼻，使她想起一个人。她暗自笑了下，可能吗？前天那个人还在采访她们呢？怎么会在这里，记者卧底也不至于在这个时间卧到这里来了。她还想起了哥哥阿吉……
后来她对伍呷说，真有些后悔，在电子厂时应该跑过去看一眼。伍呷说，哪可能，长得像的太多了。
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的哥哥阿吉在家一直闷闷不乐。背肥、挑粪、种玉米和洋芋本来很累的，肩膀磨破皮、手抓烂的他常常晚上坐在竹竿楼上望着明月映照的山影出神。竹竿楼下的猪都睡着打呼噜了，月夜中还传来他的叹息声。
第二天清早，总不见竹竿楼上的动静。阿莫叫阿加去喊阿吉吃饭。阿加喊不应，爬上去，被盖空着的，阿吉不见了，留了张纸条，大意是呆在山沟里终究没出息，他要到大世界去闯一闯，不成功不回来。
阿达站在房前长出了一口气，要是真的走了还清静些，呆在这穷山沟终究是没办法。
阿吉出走的前几天在外面惹了事，被阿达打了顿。好玩的他之前不是把阿达的斧头在石头上砍起了缺，就是把锯子弄断了，阿达很生气，家里常常听见阿达骂他是个败家子的声音。阿吉从小就爱舞弄阿普（爷爷）、阿达（父亲）的斧刨锯锉，做枪、做大刀，不是把板凳锯烂，就是将锉子打进桌子里，有时还把自己的手指或手背伤着，鲜血长淌。为此常常惹怒阿达，轻者一顿臭骂，重者挨一顿竹篾片子。阿普听见了，就会慢腾腾走过来，爱玩鲁班家伙都是莫家的祖传。娃儿做错事好说好教嘛！用得着大动肝火吗？阿普脸一沉，阿达就只好停住手。可是这一次阿普用身体挡着，阿达也没有停手，竹篾片子打在阿吉身上啪啪响。你太不争气了！前次做竹刀把高家的狗肠子杀出来了，打狗欺主人，高家的狗比你这人还贵重，是你能打的？害得我去向高家赔罪，等于打了一个月石头没拿到工钱。这次你又做橡皮手枪，把曲比家娃儿的脸伤着了，差一点点就打在眼睛上，惹出大祸。阿吉紧咬着牙巴，任凭阿达打都不下话。“下话”就是认错。他不仅不下话，还嘴硬，说不是他打的，是沙马打的。阿达嘴更硬，不是你打的，是不是你做的枪？曲比家的说，如果你不做出这样的枪，拿给沙马玩，沙马就不会用你的枪把曲比的脸打肿。阿达这样一说，阿吉的嘴就不硬了，但还是不下话。这就是阿吉的脾性，也是阿达看他不顺眼，多次骂他有好远爬好远的原因。爬就是滚，彝语骂人爬比滚还要重一些。阿吉挨了打还还嘴，早晚要滚的，滚了我屙尿都不得向着你门唰。好！你娃真的是这样，我就说你娃有种！阿达咋会示弱？
第三天早晨，阿吉就留下纸条走了。阿普以为是斗斗气，到山沟里去找，没找着。阿吉小时挨了阿达的打也跑过，读初中时阿达骂他读书花些冤枉钱，还不如出去打工，他也赌气说就是想出去打工。但终究没出去。阿达有些不相信。阿普回到屋里，发现神龛上的漆盒打开着，盒子里的一只黑虎不见了。闷声说，这娃子是真的走了。彝人的习俗，出远门带上黑虎做护身符。
想到这里，阿加急切地抬起头来寻觅墙上脸廓的影子，却寻不着了。仿佛刚才是幻影。
她把刚才看见两个人影告诉伍呷，伍呷说我也看见了，会不会是记者来跟踪我们的。阿加说有可能，两个人站起来就走，走了一截儿，又回过头去看，总觉得有眼睛盯着，但却没有发现异常，人来人往，神色匆匆。天已大亮了。有两个哑巴走过来，把手中的纸板举到她俩眼前。阿加看见上面写着向残疾人捐款，纸板上从上至下已排列着10元、20元、50元不等的捐款者签名。伍呷说，我们还准备讨口了咧！两个哑巴伸手在纸板上比划了下，愣起眼珠从头到脚看看她俩，就把纸板举到另外的人的眼前去了。走了一截，一个妇女牵着个小女娃对阿加说，小妹妹行行好，她已有两顿没有吃饭了。阿加瞟一眼伍呷，伍呷瞟一眼阿加。大嫂，我们都要讨口了，你去求其他人吧！伍呷边说着，边催着阿加走。有个学生模样的人跪在地下，垂着头，面前有块纸板，纸板上写着“到此地寻亲不着，没有路费回家，请好心人给点路费”，匆匆行人都一副熟视无睹的样子。阿加在心里想，城里的人铁面无情，都没长心肝样。小街边是一排早餐店，热气腾腾，馒头、包子、稀饭、水饺、面条、米线应有尽有。一个穿灰袈裟的手里捏着一摞红包，站在一个吃面的中年男子桌前，男子穿得体面长得富态，中气很足。穿灰袈裟的说，恭喜先生，印堂发亮，紫气东来，今天必有喜事。他边说边将手中的一个红包递上。中年男子嬉笑几下，接过红包，把老板找的几元零钞擩进红包里，又还给了和尚。和尚笑兮兮地朝紧挨着的下一个小食店走去，灰袈裟在屁股下一扇一扇的。阿加在心里想，世间居然有这样讨钱的。 小食店门上有“招小工，工资面议”的招贴，两个人对了下眼神。伍呷说，去吃碗面碰碰运气。也只有这样了，不然咋个办？阿加摸了摸紧贴在内衣包里的钱。两个人进去随便坐了个位置，喊了两碗渣渣面。端面的是一位秃顶的中年男子，伍呷递上钱时问，你们老板呢？秃顶男子边收着钱边说，我就是，有啥事？你这里需要帮工的不？老板把钱揣入围腰包里，一对鱼眼愣着她俩，是要招洗碗、拆菜、抹灰、打扫卫生的小工，可是就是工资有点低，试用期每月八百元，包吃住，三个月后一千二。阿加在心里想，工资也太低了。伍呷却抢先说，你看我们两个要得不？秃顶转动着鱼眼愣着她俩，好像在想着什么。里间走出个中年妇女，高颧骨，大声说，要得要不得先试用段时间才晓得。这显然就是留用了。高颧骨妇女把她俩喊进厨房。阿加说，我们莫有身份证。就是未成年人嘛！她说，如果有人问起你们，你们就说是我们的乡下亲戚。记着，从今天起你们要像我们样说普通话。秃顶鱼眼活泛起来，说得好与不好都要说。两人接过妇女甩过来的白色围腰，暗自庆幸，想不到刚才还走投无路，现在就有事情做了。
阿加把包放在凳子上时，手不由自主地触及到了侧包里的木虎，心里喃喃道，心爱的木虎，谢谢你，谢谢你！她认为这都是它在暗中保佑着。
还愣着干啥呢？一个去捡碗抹桌，一个去洗碗洗葱。高颧骨妇女站在大锅边吼了起来，外面的客人没桌子了，来麻利点。阿加留在里间洗碗洗葱，伍呷捏了张抹布欢跳着去收碗抹桌。
晚上九点钟左右小餐馆里的生意冷清下来，高颧骨妇女把她俩带到了餐馆后面的小偏棚里。棚里摆着两大床。他说，我们睡这床，你俩睡那床。阿加正在纳闷，这男女有别。伍呷说话了，咋可能呢？我们则莫沟那么穷，到了上学年龄也与父母分房睡了哩！高颧骨妇女伸手从绷着的一根铁丝上哗啦一下拉出了张碎花布帘，横挂在两张床的中间，算是个遮挡。秃顶说，出门在外，克服下，我们只有这个条件。意思是做不做由你们。两人没敢再吭声。阿加和伍呷还以为高颧骨妇女与秃顶是两口子。后来才晓得不是，出来打工卷拢的。
碎花布帘即遮不了眼也遮不了耳，阿加和伍呷都已来初潮，已懵懂知晓男女之事，晚上的秃顶与高颧骨妇女无疑在给她俩上性启蒙课，比成人药店里推销自己的男女春药放的碟片还鲜活。两个人的声响一般是在夜里十二点以后，他们以为两个辛苦了一天的姑娘是睡着了，但静夜里的响动把两个姑娘的耳朵和身体都惊醒了。第一个晚上她俩以为是两口子在打架，窗外的昏黄光影把两个人撕扯的动作皮影般投在布帘上，床叽叽嘎嘎，山林里的木棚遇着飓风般像要立马散架，女的喉咙里发出的吼声如脖子被麻绳勒着的鱼老鸹般惨叫。伍呷用手指抖颤地抠抠阿加，阿加惊吓着抠抠伍呷，两个人大气都不敢出，任凭那鱼老鸹似的惨叫从此起彼伏到渐渐平息，咚咚的心跳声也才渐渐平息。第二天，阿加就对高颧骨妇女说，能不能打了烊我们就睡餐馆桌子。对方眼珠转了下说，好哇好哇，就是桌子硬睡着不舒服。两人就开始睡桌子了。两个人在拼起的桌子上翻过来滚过去，说不出的高兴。可是那鱼老鸹似的叫声有时还是隐隐约约地传来，比以前小声多了，但还是扰得她俩大气都不敢出，秃顶与高颧骨妇女恍若斗殴的纠缠动静即使隔着墙也像在眼前。
不知是两个女孩子的缘故还是春暖后打工人流量的增加，餐馆的生意好起来了。有个年龄大的客人常常来吃渣渣面，秃顶老板问中年男子味道如何？对方笑眯眯答，你们这条街的渣渣面味道都差不多，我主要是冲着这两个女孩儿来的。秃顶老板神情紧张地盯着对方。我吃饭喜欢闹热。对方接着说，喜欢面前有活泼的女孩儿晃着，犹如在老家一样。阿加听着心里就舒服，一下子想到远在大凉山则莫沟里的阿普。那天阿加端面洗碗抹桌分外地勤，像一头快乐的小羊。
餐馆生意好，引来了左右餐馆眼红，每当她们这边顾客满堂人来人往时，生意冷清的那边餐馆老板就会站在店门前交头接耳。
夏天的一个傍晚，阿加眼皮猛烈地跳了两下，因为忙碌的阿加看见了两个熟悉的身影，尤其是穿着蓝杠体恤、大热天也戴顶白色撮撮帽的身影，虽是侧面，但帽檐下戴着眼镜的那道鹰鼻弧线怎么能忘得了？尽管对方喊来两碗渣渣面的声音有些不同，她想出来这么些年，他又说的普通话，难道如自己样变了口音了？撮撮帽和眼镜下那难以改变的鹰鼻，确实有些像哥哥阿吉。待心慌慌端上渣渣面，面对面，觉得不像又像，由于想哥哥心切，阿加怯生生喊了声——阿吉。
对方惊愕地向着她。
她又轻声喊了声——哥哥。
对方眼镜上的眉头皱了下，轻声吐了句，妹妹。
阿加一下子就伸出双手把对方抱住了。
他乡遇亲人，当然把餐馆里的所有人都当不存在了。与哥哥一起来的矮胖子睁大了眼睛，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
哥哥，你咋会在这里？
妹妹，你咋会在这里？
你走了五六年了。
把阿普和阿达都焦死了。
你失踪了三年了，爸和妈都在找你。
你真是我的哥哥阿吉。
你真是我的妹妹小菊。
对方的眼窝湿了，阿加的眼窝也湿了。
可我的名字叫易海涛。对方说，不叫阿吉，来自四川青牛沱。她说我的名字叫阿加，来自凉山则莫沟。
阿加很失望很尴尬地松开了手臂，却又被对方的手臂搂紧了。这时，身着黑制服的劳动执法队人员齐蓬蓬地冲进餐馆里来了。伍呷兔子般钻进餐馆里间，一闪身就不见了。
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妹妹小菊了。
易海涛在阿加的耳边轻声说。
阿加嗯了声。
易海涛嗨了声，说，都怪我。
老板使用童工自然是受到了处罚。阿加和记者的兄妹关系执法人员没有多问，阿加被交给了易海涛行使监护。这也是使得当地劳动执法部门事半功倍，他们的目的是收取用工方的罚款，事半功倍是执法部门一贯的目标。执法人员一走，伍呷就从外面钻了出来，精灵的伍呷实际上就躲在对面的小超市里。 非常短暂的相处，阿加从易海涛的嘴里知道了一切。
原来在深圳宝安区电子厂打工的阿加等童工被解救是易海涛不得已的做法。
他在川西北那个叫青牛沱的大山长大，父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望子成龙，终于考上了大学，但他考的是极普通的三本院校，还是办在绵阳地级市的一个分校，选校费、班费、书本费、住校费、水电气费等等都要钱。学院就像一个吸钱的机器，把父母亲的血汗钱都吸光了，还是不够。懂事的妹妹小学毕业就无论如何也不读书了，把掰竹笋、撬猪屁股等野菜背到县城去卖。城里人见了山里的竹笋和野菜如见了宝贝般，争相购买，况且价格还可以。除了来去的车费，一背篼野菜能落下五六十块。但是山里的竹笋、厥苔、猪屁股等野菜也不是小菊一个人在撬，再远再陡的山沟峭岩都有人摸上去，往往是钻一天山却撬不了多少野菜，尤其是一些外乡的，撬得心狠，连竹根和厥苔篼都撬了。这样几年，青牛沱大山里的野菜越来越少了。为了节省，小菊也跟着山里的其他妇女搭拉矿和拉竹木的车。十五六岁的小菊已经像一朵清纯的山菊花样，开东风翻斗车的司机都喜欢搭她。跟她开玩笑，有的说要带她出去耍，有的说要给她介绍对象。她都红着脸听着，不搭白。小菊有小菊的小九九，凡是色一点的司机的车她都不搭，驾驶室只有司机一个人也不搭。她常跟赵家的大秀一起搭，大秀是从山外的土门嫁给赵二娃的。她与串脸胡司机有说有笑，比与赵二娃在一起时的话多多了。这些都是小菊写信告诉哥哥的。小菊的脸蛋长得有些像阿加，只是皮肤要白些，易海涛在渣渣面馆里的一刹那还真以为是找着了妹妹小菊呢。
大学还未毕业，易海涛就到处求职，可是由于他所在的学院开设的新闻专业一点名气也没有，许多电视台、报纸并不感兴趣，他们只是看了看求职简历，就问易海涛有啥特长？他还真是老实，说喜欢写作文。对方说新闻和作文完全是两码事。你会拉广告吗？只要一个月能完成十万元的广告任务，没有学历也可以。易海涛每天吃两顿，一顿白馒头，一顿一元五的方便泡面，灰头土脸跑了两个月，不能说一无所获，还是拉了个寻人广告。
那个寻人广告是一位母亲卖血付的广告钱。那个中年妇女在报社大楼不远的布后街小食店哭流洒涕，被路过的易海涛蛊惑。我们报纸发行全国，影响大得很，说不定你登了广告就能找着女儿了。吃面的旁观者和店老板也抱膀子不嫌柱子粗，附和着说，报纸一登了，你女儿说不定就找着了。中年妇女伸手抹了把眼泪问多少钱？易海涛咬着牙说最低价是两千元一次，五十个字以内。围观的人都睁大了眼珠子。易海涛看那妇女，一身的旧衣裤稀脏邋遢，全身上下也值不了一百元钱。肚子饿得呱呱叫的他看着别人吃饭，心里想着合租的房子里的一块五毛钱的泡面，就匆匆地走了。第二天再经过布后街那个小食店，那稀脏邋遢的中年妇女却把他拦住了。店老板帮着她说，她还是想在商报上登一下，这可是她卖血的钱，记者同志，水不得呃！易海涛说，不得水，我带她到我们报社广告部现过现，就是现场办理的意思了。中年妇女摇摇晃晃跟着雄赳赳的易海涛去了。第三天广告登出来了，在报纸中缝筷子头那么一点，他拿着报纸去小餐馆找中年妇女，店老板说这几天没有看见她。又过了几天，经过那里再问，店老板说，已经死了，法医说多半死于过量卖血。易海涛一下子愣在那里，手中的报纸哗啦掉在了地上，心里顿时铁般沉重。他觉得中年妇女就是自己害死的。第二个月挂的白钩，广告部不再给他发实习工资，意思就是撵他走了。因为广告部有明确规定，每月完成了五万元创收任务，底工资、业务提成、五险一金、月奖、派车、报社的过节费等啥都有了，否则就自动走人。
易海涛纸人般从报社摇晃着出来，就差没被风吹倒了。老跑广告的老杨对他说，小子，你不晓得这行业有多烫，比铁板还烫，单说大的企业和房地产早被先进来的老记们搞成了长期合作客户，还有零星的渣渣广告、上门广告，电话一进来就被坐办公室的全接了。现在不似改革开放初期人人都以打广告为荣了，现在人们的观念转了，认为卖不掉的才打广告，还有的企业在网站上、手机上打广告，比电视、报纸上价格低效果好。你一个新来的青沟子有多少钱与那些老板去耗，你不晓得我刚来报社拉广告借了十来万的外债，连自己的女朋友都搭进去了，才把一家房地产广告拿下，才签下了每年六十万的合同。易海涛想到自己租房的钱和吃水泡面的钱都是妹妹小菊从山岩缝里一根一根的竹笋和野菜撬出来的，自己怎么可能拿去公关呢！再说妹妹每次寄过来的钱也就是三四百元，只能维持简单生活，哪有余钱呢？老杨是易海涛到这陌生的城市来后第一个交心的人，那天在那家小餐馆里喝了点小酒，吃了四十五块，老杨是抢着给了的。
见易海涛闷着，老杨说，我倒是有个想法，看你愿不愿意。易海涛就抓住了救命稻草般望着对方。实际上几家报纸都明确登着：欢迎爆料，一经采用，即付爆料人50元至500元爆料费。老杨说，你现在还写不来消息、特写、通讯等稿子，与其在每月末位公分考核中被炒，还不如去当爆料人。每天如有一两条被采纳，你就有基本生活费了。还有你爆的料，记者见了报，你就可以学到如何写新闻了。易海涛也并不笨，他觉得无路可走的当下这无疑是一条可行的路了。可是，街上的杀人放火、撞车抢劫毕竟不是自己所能碰上的。老杨为此教了他几招，一是专注于某一个行业，比方说餐饮业和公共交通，顾客、乘客与之的纠纷，服务方面的问题。你只要专注于某一条线，比方说一辆公交车，或一个大酒店，每天读报纸，读得滚瓜烂熟，半年后保证你在报社会弄出点名堂来。
老杨也真够朋友，他说你现在就没必要给小报爆料了，给比它更高级别的都市报爆料。易海涛就照着老杨的指点没事在一条街上闲逛，用一张公交卡反复坐车，刷一次卡可以来回坐两趟，还真是个门道。第一个月还真尝到了甜头。一位年轻的公交车司机在春熙路红绿灯暂停时打电话抽烟被他用手机拍了下来，他记了车号给都市报新闻爆料，得到了爆料费一百元。蜀风饭店大堂房价与实际入住价不符，记者接爆料后前去采访，大堂解释那个价格不在节假日范围内，节假日房价要根据行情适当上调。记者叫出示旅游局或物价局的批复文件，大堂经理却拿不出来，惊动了酒店老板，热情接待了记者。易海涛不仅跟着记者酒足饭饱，出来后记者还给了他一个四百块的红包，并叮嘱以后有这方面的爆料直接给他打手机，绝不会亏待他。晚上他与老杨聚在一起后摆出此事。老杨说，你太嫩了，那个记者至少得了酒店两千元的封口费，你注意明后天的报纸，如果三天不见报，你给他打电话，如果登载不出，你对他说将把酒店的事给其他媒体爆料。果然三天都没见报，媒体有句行话，三天过去就是旧闻。易海涛拉广告时听说过违反职业道德的记者被除名的事，于是按老杨说的给那位记者打去电话，对方声音有些抖地问他，你给本报热线部打电话没？他说你不是说以后爆料直接给你打吗？对方电话里的声音没有了先前的抖，约他在一小茶楼里见面。见面后，记者抖了老底，哀声哀气地说，给了我三千元，我已用了一千多，剩下的全给你，算是交个朋友。易海涛迫不及待地伸出了手。他越混越熟，被早报聘为了记者。 吃悬钱犹如屁股上打火罐。险着呢！易海涛不久就翻了船，是他搞了个大手笔《啤酒里喝出死耗子》，被警方定为诈骗未遂，他只好远走广州。广州的一家媒体正在诚招天下英雄。他去了，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社会部主任看了他在《蓉城早报》的样报，听他对于新闻策划的一席谈，说先试用三个月，也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上回当点回亮，现在的易海涛不敢乱来，为了写出有影响的稿子出彩转正，他可以说连走路睡觉神经都是绷紧的。一个星期天，在一个小商场，他听见两个女孩的说话声。
这个月发工资我不敢放在宿舍里。
银行又要身份证才能开户。
唉，在车间里干活又怕搞丢。
得想想法子。
易海涛看看她俩，两个未成年人，穿着土里土气。未成年人怎么能在车间上班呢？他心里打火机般亮了下，上前说，这还不容易，找个厂里有身份证的给你们开张卡，你们自己去自动取款机上设个密码不就行了。他说这话时一脸真诚的笑，两位女孩红着脸看了看他，赶紧走开了。显然是乡村里来的，说话都害羞。他就不远不近地跟着，跟到了一家电子厂，陆续有女孩子进进出出，稚气未脱，大都在十三四岁。他心里一阵暗喜，又以想打工为名跟一位女孩套近乎。伍呷说我们厂里不招男工。闲聊中他得知了伍呷的汉族名。
电子厂门卫管得再严，难不倒有心人，他佯装成送快递的，要送给三车间的凉山女工雷晓红亲自签收。雷晓红就是伍呷，伍呷是彝文名。门卫指了方向，就让他和摄影记者进去了。雷晓红被工头叫出岗位的间隙，他俩看清了车间里至少有三十多个未成年女工。易海涛心咚咚地跳，这可是条大鱼。可是摄影记者包里的相机却不敢拿出来。伍呷签收的是一件纯白线罩衫，时下很流行的那种，一位没留名的宝安区男士送的，这叫夜晚的伍呷兴奋得难以入眠，会是谁呢？来深圳电子厂还不到一个月。
接下来我们就读到了前面的一幕，媒体和执法部门联动，阿加和伍呷等三十余名童工坐在黎明的火车上被解救。准确的说应该是被遣返，解救是执法部门自己给自己戴的光环。用伍呷的话说，谁要他们解救，解救她妈的巴子！好不容易过了几天舒心日子，他们这是把我们重新送回火坑。封堵女童工时，易海涛听见有女童工说，回去只有吃洋芋和玉米，累死累活还没有工资拿时，心里就想起了家乡大山里的妹妹小菊，撬竹笋和野菜到山外的城里去卖的妹妹小菊；想起自己从成都逃离时给家里打电话询问妹妹的情况，父亲咽着嗓子说，妹妹失踪了，她搭乘的一辆矿车翻进了金河里，司机和摔塌的汽车的尸影都在，就是不见小菊。眼泪水顺着易海涛脸颊流下来。要不是为了自己，妹妹小菊怎么会去撬野菜，为了节省几个车费又怎么会去搭矿车呢？自己大学毕业后也曾给妹妹说过，哥哥能挣钱了，不用翻山爬岩地去撬野菜了。可妹妹说，城里屙屎屙尿都要钱，能找几个是几个。
阿加的眼光从白色的撮撮帽溜下去，眼镜下凹下去又凸起的鼻梁，宛如暮色的反光下光滑的山脊，这样线条起伏的鼻子真的像哥哥阿吉，可惜不是。
我真的像你的妹妹小菊？
真的。尤其是侧面。
阿加嘴角轻微地笑了下，
心里想你真像我的哥哥阿吉，尤其是鹰钩鼻的侧面。
可惜我不是。
我要是能做你的妹妹就好了。
阿加向着对方鹰钩样的鼻子说，你们记者的鼻子真是狗鼻子样，我们跑这么远，你们都晓得？易海涛说，不是狗鼻子，是有人打电话举报，我们这家都市报影响大得很！不要说深圳和广州，全国各地都有给我们打电话的。当时还真没想到是你们两个，你们两个女娃儿胆子够大的哈！居然中途逃脱。憋出来的哩！阿加听了对方话中有稍许称赞的意思，笑了下说，好不容易过了几天舒坦日子，谁愿意再回那穷山沟里。易海涛木木地看着远处说，与我的想法一样。
你们记者真辛苦，晚上也采访吗？
有时也采访，比方说夜里突发的灾害和事故，洪水、泥石流爆发，煤井、气田、瓦斯爆炸，城市火灾和特大交通事故等。
对方意识到阿加看他的鼻子，就把身子往后仰了仰，脸轻微地偏了偏。
春节前的一个深夜在地铁站，我恍惚看见过你。
不大可能？社会新闻与时政新闻有区别，一般很少深夜在外采访的。时政新闻的记者每逢火灾、洪水、煤矿事故接到指令后三更半夜都要去采访。
阿加心里犯了疑乎，难道是自己深夜脑壳不清醒产生的幻觉。他们的话题从兄妹关系谈到了童工问题。
社会对我们真是不公平，我们是自愿在电子厂打工的，求着老板容留我们打工的，为啥要把我们遣返回去？
因为法律规定，为了保护妇女儿童的健康成长，单位和企业不得使用未满十六周岁的童工。
这不是弄起来扯吗？我们在家里五六岁就洗衣煮饭做家务，带弟弟妹妹，扯猪草、种洋芋、薅玉米草、捡柴背煤，没有做好还要挨阿达的打，咋没有人说我们是童工，咋没有人来管我们，来解救我们。
这是两码子事。
电视台选秀节目里的童星，影视剧里的小影星，马戏团里的杂技演员，他们不一样是未成年人，不一样是劳动，只不过是比较光鲜的表演，选秀唱歌、京剧翻跟斗、杂技走钢丝、铁锤肚子上砸钉板等气功的劳动强度和危险性比我们在电子厂、在餐馆里高多了。
我们记者也思考过这些问题，为什么就没有列为非法使用童工呢！为什么执法部门就不去解救呢？那肯定是家长和影视单位都不愿意解救的。如果依照法律来说，他们也一样是违法使用童工，可大家都心知肚明，没有谁去管这个事情呢？其实，这个世界有许多合理不合法的事大家都心知肚明。
他们这不是吃桃子专挑软的捏吗？我们是穷人，他们是富人嘛！我们挣点钱过点好日子，他们就眼红，就要把我们打回原形。
也不是你这种说法。总的说来法律也是把双刃剑，顾及到了一方面，就顾及不了另一面。像你们就是这方面的受害者。
那制定法律的人为啥不完善呢？为啥不把贫穷列为一个条件，尊重本人的自愿选择呢？ 法律也如这个世界一样永远没有完善的时候，完善了就没有贫富，没有善恶，没有悲惨了。
唉！真是的。咋啥事在你们嘴里都不急不躁似的。
也不是不急不躁，急了躁了又有啥用呢。
唉，不知道我妹妹还活着没有。
不晓得我哥哥在哪里。也不跟家里联系下。
古人说，亲切莫过于他乡遇故人，虽然阿加遇到的仅仅是一个像他哥哥阿吉的人，对方也仅仅将她视为像自己妹妹小菊的人。这就有着情感上的非同一般了，况且对方还对执法人员说是他的妹妹，执法人员也大而化之地同意他行使监护权，这就有些假作真来假亦真了。双方都沉浸在这种疑似的兄妹情感里，确切的说，是在彼此的倾述里。
阿加掏心窝子，是自己的小秘密，包里的小木虎与欧普（祖爷）、阿普（爷爷）的故事。易记者拿着反复地看，还对着小木虎的几根虎须故作惊恐状哇哇地叫，从上至下仔细端详着小木虎，说，确实是件古董，雕刻确实与凉山和云南彝族老虎木刻纪念品大不一样，尤其是这个小木虎的雕刻工艺注重神似，介于像与不像、实与虚之间，充分利用木块的自然纹理，巧妙漆制为虎身的斑纹，包括虎头与虎爪的距离都恰似民间版画和中国水墨的留白，令人产生许多想象。
然而，这有着依赖和慰藉的亲情却是相当得短，很快就被现实锋利的刀刃割开了口子。确切地说，阿加和伍呷只与易记者呆了一个晚上就觉得心里很歉疚，再这样下去就拖累人家了，何况对方也不是自己的哥哥。觉得成为了人家的拖累对不起人家，心里很歉疚，尤其是在向对方掏了心窝子后。
易海涛说当记者也恼火得很，尤其是刚端上这碗饭，碗还没端稳的时候，每个月都要实行末尾淘汰，有啥办法呢！新手有那么多，必须优胜劣汰，自己已经两个月不合格了，部主任说，这个月再不合格自己都无脸面呆下去了。每天报纸的用稿量只有那么大的版面，正式记者的稿子优先，然后才是实习记者的。当然记者都是先报选题，主任记者或主任编辑觉得有新闻价值，同意你去采访你才能去，当遇到正式记者采回的稿子多，主任编辑就只有随便找个理由，比方说角度不对、标题不新颖、采访不深入等不用新手的稿子。精灵的实习记者先都是跟着老记跑，名字虽然巴在老记后面，分值很低，毕竟见报了。一旦转为正式记者就月月考核，末位就要被淘汰。
难怪我每次遇见你，我的运气就会转好。他对阿加说，原来你是我的福星，你与我妹妹长得太像了。一年前我刚来这家报社实习，三个月转正，头两个月跟着记者跑分值虽然低，但达到了考核的平均分值。第三个月我单干，为什么呢？一是老记者把实习生当牛使唤，斟茶倒水抹灰，打扫卫生就不说了，他还在人前人后的吼你，买烟递火机动作稍微迟了还黑嘴红脸的。迟早要单干的，我就扯了出来。不光是外国有种族歧视，每个地方都欺生，都排外，更不要说老记者与新来的实习记者了，那种等级滋味只有当过实习记者的才晓得。你要冒尖尖，人家就要趁你还没冒出来把你掐掉，以免将来笋子长成了竹子，出了林掐不动了。那是我第一个月扯出来单干，可把我憋惨了，大策划、大稿子主任都不满意，就发了几条小稿子，眼看月底了，考核就数末位了，全报社要看你想单干冒尖尖的笑话了。本想去一个小超市逛逛，看能不能逮住商家的一点纰漏，无意间你们却救了我，我听到了两个彝族女娃的对话，我由此发现了电子厂大规模使用童工的新闻，仅这一条新闻就保住了我的分值，被全国一百多家媒体转载，部主任给我打了当月最高分，评为了优秀稿，我的见报名字头衔由此去掉了“实习”二字，成为了记者，跨入了“无冕之王”行列。可是呢，还是有许多同事不服，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挤兑我，甚至把我在成都媒体的啤酒与死耗子也拿来说事，在QQ上传。这世上真是没有秘密，也不知他们是从哪晓得的。我最近这两个月公分考核又落后了，被主任批评，说解救电子厂童工的干劲哪去了。
唉！我想这次可能没有上次幸运了，多半要末位淘汰了。人啊！最悲伤的不是走投无路，而是有路莫法走。易海涛说到这里时，阿加觉得这话这样耳熟，是在哪里听过，却又想不起来了。她想起了半年前自己在被遣返的火车上用这句话描述过当时的心情。当时想起这句话后她就绝处逢生，她和伍呷从火车上逃脱了。易海涛说了这句最可怜的话后老天同样给了他绝处逢生的机会。因为他接着说，哪晓得，天不灭我啊！天老爷还要叫我在记者这个行业干下去。那天恰好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就接到了爆料电话，我就坐快铁狗样的赶了来，原来还是你们，还是电子厂的彝族童工，稿子已发回去了，主编说，好得很！遣返的童工没有回到家乡，执法人员不作为，明日头条。谢谢你们啊！想不到我两次有路莫法走的时候都是你们给我的机会，像我妹妹小菊一样的你给了我机会。你真是我的福星呢！我这辈子真是对不住你们。可这条新闻现在已经不是我说发稿不发稿的问题了，它的新闻价值不是我所掌控得了的了。明天新闻一见报，我与你的兄妹关系就将被戳穿，瞒得了劳动执法队，却瞒不了猴精的记者。我该咋办呢？说着，他就双手捧住了头，继而一只手抓抠着头发，一副痛苦状。
阿加虽然还不到十五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人的心事不需要表述只要看其脸色她也能晓得个八九不离十。何况对方这样一说，她已从疑是的兄妹情中醒转来，用清醒的眼光去看对面这个人，就不像自己的哥哥阿吉了。不光是哥哥不戴撮撮帽和眼镜，就连先前觉得很像的鹰钩鼻也不像了，哥哥的鹰钩鼻比他的还要挺些，鼻梁的起伏度还要大些，鼻尖的鹰钩还要分明些。那眼睛和撮撮帽下的神情就没有了先前的真诚，是假惺惺的。
打死我都不愿意再回则莫沟了。阿加这句话实际上是对着伍呷说的，你走吧！我们不会连累你。伍呷说，我们还该谢谢你才是。要不是你，我们这阵都在遣返回去的火车上了。对方从包里掏出了两百块放在小桌上，说，你们一路珍重，算是告别了。阿加把钱推过去，说我们也在餐馆干了半年了，我们也领了工资的，你当记者挣那点公分比我们还惨。
易海涛收钱也不是，不收钱也不是，陷入两难境地。恰好这时手机响了，他说了声对不起，起身走向茶座外。阿加匆匆付了茶钱，给女老板招呼了下，那位记者过来你叫他把这钱收好，我们有事先走了。别看阿加人小，世事艰险已使她懂得面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她知道说出对方是记者，茶老板就不敢见财起意，把桌上的两百元钱吃了，或者起二黄篾，再从易记者手里收一次茶钱。记者要曝光呢！这个社会许多人黑的红的都不怕，就怕曝光哩！ 走倒是走了，阿加和伍呷再次陷入了迷茫。但不走又怎样，易记者本身就过得艰难，尤其是他的妹妹失踪的事如哥哥阿吉无音信一样令阿加揪心，素不相识怎么好去给人家添堵。但这次的走比上次有了底气，上次是两个人身上都只有几十元钱，这次身上各有几千元和一张老板在派出所办的暂住证。至少万不得已旅馆是可以登记住宿的。暂住证是派出所收钱的一个渠道，外来打工人员多，都是由老板自己说，交了钱就领证，派出所的也不会核实，如被查到罚款就多了，所以老板们一般都不会隐瞒人数。老板一般都不会把暂住证发给员工，说不定派出所的哪天检查就要拿出来看一下，还有就是可恶的私欲，总觉得老板把员工的一切都管完了的，员工就是奴才。伍呷见老板胡乱扔在抽屉里的暂住证，趁没人注意时就揣进了包里，当时心里只是对老板不满，有股子气，现在就派上了用场。伍呷与阿加不同，天生烈性子，有一天还为坏了两个碗与老板发生了争执，中年妇女都说算了，秃顶老板说要从她工资里扣。她说那两个碗本来就用了好些年了，都崩了口，只是装着面不轻易发觉而已。老板却不依，说反正是在你手里洗烂的。阿加说，人家是老板，少说两句。伍呷起了火，说他在这烂餐馆里是老板，出去了球都不是。幸好秃顶已进了里间，要是听见了，撵她们走又能去哪儿。这个伍呷！阿加由此相信伍呷在家里是不会受人摆布的。
辛苦找来的钱用着心疼。两个人只在广州火车站边上的小旅馆住了一晚，就再也不愿意住下去了。小旅馆里很冷，电热毯大半夜都没有热起来，阿加怀疑老板节约电费故意把电热毯的线路弄坏的，懒得去找服务员说聊斋。迷迷糊糊睡着后，响起了笃笃的敲门声。她刨了刨伍呷，伍呷睡得猪样。阿加想会不会是来换电热毯的服务员，可能她们大意了，这阵想起了有些惭愧吧。换了也好，可以睡个暖和觉。她就起身开门，这一开就惊叫出了声——阿普（爷爷）。阿普顶着一头雪花，木木地站着，连胡子和眉眼上都是雪花儿。阿加赶紧拉着阿普进到房间里。她惊奇阿普怎么会找到旅馆里来了，则莫沟到广州少说也有两千多公里，八十几高龄的阿普是怎走过来的，自己没有告诉过家里人现在的处境，没有个着落咋告诉哩！又怕漏了风声被解救遣返。这一路阿普是怎么找来的，一定费尽了不少周折啦！阿普蹒跚着被她拉进了房间，叫他坐他也不应声，只是木木地盯着她，眼圈和胡子上的雪花早就结成了冰凌。真是奇怪，这个季节怎么会下雪结冰呢？阿加哭着喊着阿普，阿普把双手摊到他眼前，手掌上是个红亮的盒子，那是家里神龛上供着的盒子，是装着一对红漆小木虎木雕的盒子。阿加看见那盒子打开着，里面空空的。想盒子里的一只被出走的哥哥带走了，一只阿普送给了自己当然是空的。伸手去接，盒子落在地上啪嗒一声。
阿加一下子惊醒过来，伍呷正拍着她，说你又哭又闹的，做啥梦哩？她就此睡不着了，一头雪花的阿普在眼前挥之不去。她想给新疆打工的阿达打电话，又不知道小旅馆里有没有长途电话，即使有，已经深夜了，服务人员都睡熟了，惊扰了大家不好。还有，深夜老阿达不一定开机。天一亮，下一步如何生计占据了她和伍呷紧绷的神经，她没有心思想昨晚的梦以及打电话的事了。况且阿达远在新疆，一个梦是多大个事情。
找钱犹如针挑土，用钱好似水推沙。从小县城到广州大巴票加吃住包括如厕费，俭省得不能再俭省了，都用了半个多月工资，如不尽快找事做，包里的钱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掏空。这世界四处都伸着饿牢饿虾的手抢钱，八方都张着血盆大口吃钱，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它们就会如同全身长满吸钱磁铁的怪兽样把你身上的钱尽数吸光。
她们逛到了汽车站。汽车站旁边有几家职介所，天下的职介所大多在汽车站或火车站旁边。阿加和伍呷眼睛一亮就朝里走，她们从大凉山则莫沟去深圳那家电子厂就是职介所介绍的，所以晓得向做职介的交钱就能找到工作，虽然曾听那位易记者讲过职介所好多都是骗钱的，骗你一两百元，你去做一两个月就被用工方辞退，或超强度超时间上班让你自己吃不消走人。之所以到广州是因为广州与深圳一样是大城市，就业机会多。卷帘门内是只有一张桌子大小门面的职介所。脚走得酸痛的阿加和伍呷挤坐在一张四脚凳上，女人鼓胀的胸脯趴在桌沿上，声音干涩，没有身份证企业可不敢接招哦？阿加以为没戏了，伍呷却没动，说，老板你行行好，好人有好报。说老实话，我们俩都未满十六岁，哪来的身份证，从凉山到广州身上的钱早已用光了，不找事做，莫法过。没有钱，哪去找事做？伍呷还要说什么，阿加拉了她的衣角。两个人起了身，蹒跚地下了街沿。女人也是辛苦人，或许是他们疲惫的脚步动了她的柔软之心，她站起来朝她俩喊，话还没说完，你们走啥？两人又回转来。有两个职位，不知你们愿意不？女人说，如果确实身上没钱的话，中介费可以由东家从你们工资中扣除代交。有这样的好事，阿加和伍呷当然愿意。这样的结果是伍呷主动选择去了水疗馆当保洁员，阿加去了郭老师家做保姆。
抱着有事做比没事做的心情去了后，阿加才晓得那个女职介没有骗她们，她每天做的就是替郭老师两口子接送上幼儿园的男娃儿州州，送了州州后去附近的菜市买点菜，晚上煮顿饭，包吃住，夏冬两套衣服，月工资两千元，与在宝安电子厂的工资差不多了，但比电子厂手忙脚乱的十二个小时轻松得多。还有就是做保姆没有人来查童工与不童工的，郭老师两口子与她交代过，有人问就说是李老师的外侄女，李老师你喊三嬢，我自然就是姑爷了。阿加想起隔着几座山给自己送线衣线裤和旧羽绒服的二莫尼，按彝人这个叫三莫尼，郭老师自己应该叫李老师三莫爷。应该是好人。相处久了发现也的确是好人。被所谓的解救遣返整怕了的阿加开始送州州上幼儿园时，走路过街头都是尽量低着，天晴下雨她都打把伞。在郭老师和李老师眼里这个叫莫色阿加的彝族席乃做事上心，天晴下雨都打把伞，下雨既淋不着儿子州州，大太阳也晒不着。他们不知道阿加也是为自己，尽量避免不让那比狗嗅觉灵的记者看到，自己的这份工作来之不易。满了一个月，李老师给了她一张农行卡，说存取两便，你自己去自动取款机上改个密码。第二天送了州州，她去对面的农行柜机上发现原原本本的两千元，就想起女职介说的话，晚上掏出两百元中介费递给李老师，李老师却说小莫算了，郭老师已给了。你把州州照看好就行了。阿加塞了几下，对方不要。改天阿加就给州州买了一只笨笨熊，电动的，把州州喜欢得趴在客厅里围着转动的笨笨熊喀喀喀笑。郭老师两口子就觉得阿加心眼实，哪像先前那位四十几的保姆，买的菜价比超市还高，娃儿的东西老是洗不干净，晚上李老师两口子从学院回来了才在他们眼皮底下七吭八吭的做卫生，星期天还去楼下与小区的保姆聊东家长西家短。有一个星期天下午，郭老师两口子带着州州从流花湖公园里回来，家里冷锅冷灶的，没有保姆人影，一问门卫，她还去小区娱乐室与几个保姆打麻将了。李老师一气之下就把她辞了。这也是阿加的运气，也是郭老师两口子找职介急于请保姆的原因。两相一对比，先前保姆的不好比出了阿加的好。而阿加后来晓得这些以后，就不止一次地捧着小木虎喃喃，虔诚里充满了对祖宗的感恩。但她往往在这虔诚里忘不了希望见到哥哥阿吉的祈祷。 伍呷呢！却不似阿加这么如意。说是水疗馆，那是老板取的新名词，蒙人的，实际就是洗脚房，端木盆、兑药包，捧着对方的臭脚又摸又捏又抠又刮又洗，还要拿捏轻重。如客人要按摩，还得在按摩床上从客人的头部开始按到全身，客人消费高，自己提成就要高一些。那是贵宾间，胆子大的伍呷想做，老板却不敢要她做，原因是她还未满十六岁。伍呷说自己满了，下个月就满了。老板说满了怎么连身份证都没有，翻了船不光是非法使用童工问题，支使未成年少女从事色情服务可是要判刑的。伍呷后来在阿加面前就流露出当初自己不该鸡刨刨就选了水疗馆的意思，听着好听，实则没有做保姆单纯实在。
阿加在教育路，伍呷在汽车客运站，中间隔着几条大道，两个大公园。平时两个人都忙，打打公用电话，说说彼此的情况，根本没时间聚在一起。有时星期天伍呷会转几路公交车到阿加这边来，好在郭老师两口子出去了，屋里就成了两个人的乐园，东摆摆西摆摆，时间不知不觉间就过去了。伍呷没有闲着，边与阿加摆着条边做着家务。彝语“摆条”就是说话。郭老师两口子带着州州回来，见伍呷帮着阿加做家务，不是在洗衣机前，就是躬着背在用拖布擦地板，抹桌椅沙发上的灰。时间已经是中午了，伍呷就要走，阿加起身欲送下楼。李老师热情地说吃了饭再走，听小莫讲过，你们是一起从大凉山出来的，小莫的客人就是我们的客人，吃点便饭，不要见外。阿加不吱声，伍呷却哎哎地答应了，并跟着拴了围裙的阿加进了厨房。后来两个人在一起时，嘴快的伍呷对阿加说，我莫有白吃他们哩！又做家务又煮饭炒菜，他们还该给我发工资哩。阿加说要不要哇，我给你发。伍呷伸出手，拿来哇。阿加使劲在她手上打了下，两个人喀喀地笑。久了伍呷没去找阿加，李老师还在饭桌上问起这么久了没有见着你那凉山妹。阿加心里想的怕打搅了主人家，嘴上却说她可能忙着，有时星期天顾客也多。李老师觉得那妹子话比阿加多，人跳颤，不光是来义务劳动，家里还有了活泼的气氛。
歇了很久没来的伍呷有一天来了，不是星期天，是星期五，郭老师两口子在学院，阿加一个人在家。伍呷坐下就惊爪爪地说，有一个人，胸前挂着个与你一样的木虎。阿加脸色一下子变了，真的，长得啥样？瘦茄子脸，鹰钩鼻，二十来岁。咹——阿加惊叫起来——哥哥阿吉，带我去看。我带你去哪看，人家洗了脚就走了。我当时忙着，没有想到是你的哥哥，只觉得那木虎有些眼熟。后来我才想起你也有一个，想起你讲过的你出来打工无音信的哥哥。
那一晚，阿加大半夜没睡着，小时候的事情老是在脑子里翻腾。喜德县是国家贫困县，则莫沟是贫困县中的最贫困地之一，木头砖瓦房是奢侈，有草皮房住就知足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西北的一些贫困区已脱贫了，可是则莫沟没有，除了高家和极少数有女娃家的富了起来，大多还是种玉米红苕。高家开采水泥矿，一座山都挖脱了一半，连支书和村主任逢年过节都要请高老板吃酒。因为谁当村长都要高老板同意，如果高老板瘪嘴，多半就当不成。阿加有时候有点想不通，伍呷为啥不同意与高家那瞎娃耍对象呢？高家那娃子未必就是大家说的那样坏，只要成了高家的人，不仅自己从糠窝窝跳进了米窝窝，一家人甚至亲戚都会跟着沾光。但多想一会儿，又想通了，伍呷之所以不愿意甚至逃婚有伍呷的想法。
以前的则莫沟人为了生男娃，躲避计生政策，讨口要饭都要出去生了男娃才回来。二莫尼和二莫爷就是这样的。可是近些年来，观念却像季节样变了，看着山沟里走出去的打工女娃都比出去时还风光地回到山里，不仅是自己变得花枝招展仙女一般，给家里大包小包地买东西回来，给侄儿侄女近亲远戚大把大把地撒钱，而且祖祖辈辈的草皮屋，穿斗屋说变就变了，红砖楼房，玻璃窗子，油漆大门，让山沟里的人眼红死了。可是男的呢！先前青冈树一样蓬勃出去的娃子，回来已不是原来的娃子了，连眼神和气色都变蔫萎了，外面的世界像个妖怪似的把他们的精气神全吸干了，有的还少了胳膊缺了腿。外面的人咋就对男娃这样不公呢！洛巴村的一个娃子原来在家里对父母乡亲孝顺得很，碰见熟人老远就笑兮兮招呼的，回来却变了样，自己不仅没挣着钱，把开小店的妇女抢了搞了不说，还把人家勒死了。当武警和民兵搜山抓着他时，他母亲跪在木呆的儿子面前说，鬼迷心窍呐！我儿子原来不是这样的呐！所以，则莫沟的人就开始喜欢女娃了，他们认为家里只要有女娃在山外打工，家里就有了提款机，光宗耀祖、致富脱贫就有了希望了。现在的则莫沟人就有些女尊男卑、重女轻男了。阿加的阿达从外面的建筑工地回来就唉声叹气，世道变了，世道变了，男娃成了赔钱货了。有的则莫沟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四处打工或讨口，还是躲避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为了生女娃。
阿加想到这里，觉得不管男娃还是女娃，不管再苦再累，只要活着，只要晓得在干什么，晓得还平安心里就踏实，一家人的日子就有个盼头，噩梦醒来是黎明。不像哥哥阿吉出去了就连一点点音信也莫有，有的说在这，有的说在那，阿达也去找过，或托人去问过，却没有这个人。有一次阿达觉得可能要找着了，因为对方讲的工地上的那个小伙子确实像阿吉。走拢了，包工头说前几天结了账走了，但名字却不叫阿吉。
阿加给伍呷打了招呼，如果下次看见那个脖子上戴木虎的人，立刻给自己打电话，或者要个对方的联系方式。伍呷说当然，你不说我也晓得，我又不是笨笨熊。她与阿加边拆菜边拿电视里的动画片笨笨熊打了个比方。想到哥哥阿吉终于有了下落，拆菜的阿加脸上洋溢起了从来未有过的笑。然而，三个月过去，伍呷说的那个人却没有再出现过，这让阿加很是失落，想起就揪心。
更揪心的是伍呷再次被劳动监察大队遣返，发现她的还是寻找新闻线索的记者，只不过这次不是易记者，而是另一个媒体的记者。劳动执法部门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上一次深圳的劳动部门被媒体曝光不作为，被解救女童还在小餐馆打工的事是被劳动保障系统通报批评的，这次执法的是广州市某区劳动执法部门，他们对前来遣返接人的四川某劳动部门人员再三叮嘱不能再让人跑了。对方说，我们三个看一个应该不会。嘴牢的伍呷，不管执法人员怎么问，她都咬着牙没有出卖阿加；可怜的伍呷，无论怎样说已年满十六周岁了，执法人员就是不信，说只要没有身份证就要遣返。精灵的伍呷，这次真的没有逃脱，被三个人三双眼睛昼夜轮换盯着，连上厕所都盯着，终于送回了则莫沟。那是个黎明，劳动监察人员前脚刚走，坐了几天火车疲倦至极的伍呷后脚就离开了半山腰上的家，家里人后来只晓得她去了趟派出所，就再也没有了下落。半年多以来，阿加也没有她任何音信，就如自己的哥哥阿吉一样。原来哥哥无音信，心里那个部分尽管有块石头压着，但是没动；现在有一点点音信了，那块石头动了，恍惚见着水中的游鱼了，可只是闪了下却不见了。不见了的还有与自己那样划得来的，一起出来又被遣送回去的伍呷。 稳定下来，阿加给新疆打工的阿达去电话，告知现在的情况，当然也说了被媒体曝光遣返回家逃脱的事和伍呷遇见像哥哥的那个人。阿达说看不出在家里你比其她席乃胆子都小，在外面你胆子却大；你逃脱是对的，回来不仅莫前途，我们还巴着你受窝囊气，在人前抬不起头。如果你不胆大，就莫有今天雇你的好人家，莫有你现在的两千块月工资，你就在家喂猪、煮饭、种玉米洋芋了，可莫有谁给你一分钱。保姆虽然不好听，但保姆不日晒雨淋，你的两千元工资是净落哩！她是用手机打的，手机是李老师换了新手机送给她的，老版的“苹果”。她不要，李老师说有个好，有时你在菜市场或接送州州的路上，我们找你也方便，接听用不了几个钱。但是阿加才不会用李老师家里的座机呢！她给自己的手机充了五十元，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阿达的。她在手机上说今年春节自己打算回家，阿达说要得，我们腊月十几也就回去了，两年莫见着了，一家人终于可以在一起吃个团圆饭了。阿达这话说得太美了些，阿加想，哥哥阿吉没回来咋能算一家人吃团圆饭哩！伍呷被遣送回去，没在家里过夜就又出逃了的事就是阿达在电话上讲给她的。
家还是那个家，则莫沟的土坎边，几间黑黢黢的穿斗房。山里人家的房屋大多是这样，难得找到平坦之地，大片的坦地是出庄稼的地呢！咋舍得用来修房子？大凉山的彝族人几乎已经被同化得找不到彝族的明显印记了，服饰和生活习性几乎完全汉化了。唯有从强烈阳光造就的黝黑皮肤、那鹰鼻和干硬的口语里还能感到与他人的些微不同。阿达已早于阿加一周回家了，但他没有阿加盼望中的喜形于色，原因是他打工的钱只拿到了很少一部分，阿莫（母亲）与他大吵了一架，修房子的泥水匠都请好了，等着阿达的钱买钢筋水泥。阿莫说电视里这段时间天天都在讲不能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监督部门，咋会拖欠呢？阿达的解释是老板豪赌输了跑了。一年后，阿加才从与阿达一起打工的则莫沟的人口里得知，不是阿达说的老板豪赌输了，是阿达染上赌瘾输了。阿加想不通，这人咋会如春天不暖冬天不冷的季节样也在变哩。连阿达这么老实的人也在变。彝人真的是出不得山，出不得大凉山么？阿加对自己说，无论社会怎么变，季节怎么变，我一定不能变啊！
阿加进门把东西放下就眨巴着眼珠子四处搜寻，总觉得眼睛里少了啥。她笑了下，自己是脑壳转不过弯了，是想看见亲爱的阿普（爷爷）哩！她就问阿莫，阿普哩？阿莫眼圈一下子就红了。阿达无所谓的样子说在房后的山坡上。阿加还真以为是在房后的山坡上捡柴扯草药啥的。见女儿疑乎，阿达说，走了，埋在房后的山坡上。阿加眼流水就止不住，抬起衣袖去揩。两娘母就都边揩眼泪水边抽咽着说老人的好。阿加想起去年夏天在广州小旅馆的那个梦，就问阿莫是什么时候走的？六月初六。阿莫说头天晚上他还在神龛上敬香，坐了好一阵子，手抚着装木虎的空盒子，左看看，右看看，香火映着他蠕动着的干瘪的嘴，晚上都好端端的，第二天清早起来，就坐在木椅上一动不动了，随便咋个喊都不动了，僵硬的手上还摊着红得发亮的木虎盒子。阿加呐！你阿普去了还放不下你们，尤其是放不下你这个席乃呐！阿加想起梦里阿普的样子和手里吧嗒掉在地上的木虎盒子，十有八九阿普就是那天晚上走的，阿普是丢不下自己来给自己告别哩。
阿达正月初七就离开家了，是几个已不习惯在家呆着的彝人来叫他走的。阿加想，他离开好，免得阿莫天天与他吵，就差莫有摔碗拌瓢了。额上又添了几根皱纹的阿莫说，不看着他我心里还清静些好受些，看着他我心里就起火。阿加晓得这是阿莫说的气话，有男人在家里好歹有个帮手，少是夫妻老是伴。她气的是阿达在外面不冲火。不冲火是彝语，意即不安分不学好。夫妻之间有些事不用说都是能感觉到的。
阿加推迟去广州当然是李老师同意的。她想与阿莫多呆些时间，想去看看二莫尼，想当初自己去电子厂打工二莫尼给她送的棉毛衣裤，让她与伍呷在车站和立交桥洞子里度过的寒夜；还想去喜德县公安局照标准照办身份证。正月初八单位就上班了，过几天她就年满十六周岁了，派出所说外出打工人员办身份证可以提前照相登记，身份证办好后，派出所会按自己写的地址寄过来。与阿莫去尼波镇看二莫尼的路上，伍呷的阿莫碰见她，骂她，你倒整对了，我们的伍呷本来是有个好结果，却被你骗出去打工莫着落。骂完竟哭起来。阿莫拉着阿加边走边说，咋会怪我们的席乃呢？要怪怪自己的席乃吧！送回来都跑了，怪得了我们阿加吗？
正月十六阿加就满十六周岁了，又是一个朝霞映红孙水河的黎明，阿加又一次坐在南下的火车上，曙光还是那个曙光，却又有些不同，透过火车窗玻璃映在她脸上，那红润的光如她的心情，如她脸上抑制不住的笑。再也没有谁说自己是童工了，再也没有谁以解救来剥夺自己追求美好生活的权益了。那笑里还有内心的虔诚和对未来的向往及沉着。
昨天是正月十五，她给房后土堆里的阿普敬了炷香，给神龛上的祖宗和彝族的黑虎神敬了炷香，她双手合十祈求他们保佑一家人和自己都平安，保佑新的一年里能有哥哥阿吉的消息。她之所以选择正月十六上路，除了今天是自己年满十六岁的生日外，还有就是昨天那个庄重的日子，在她的单纯而稚嫩的心里，仿佛今天这个不同寻常的黎明是她的新生活的开始，是昨天那个神圣的日子催生的。
呜地一声，汽笛打断了她的心思，一列火车轰隆隆开进站台。她身下的火车缓缓启动，对面的火车擦着她乘坐的这列火车开过来，车窗对着车窗，窗里的男女乘客站起身伸长胳膊取铺上的行李。突然，正对着自己的一个窗口上，一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茄子脸、凹眼窝、鹰钩鼻、瘦削但有轮有廓的下巴吸引了她的目光，皮肤虽然黄了些，面容虽然老沉了些，但是，他逃不过阿加的眼睛。再加上他趴在窗口上，脖子上的一根细线坠了下来，下坠处一个黑色饰物在曙色里闪着光亮，连那小黑点上的虎须也像在光亮里轻微地颤动。那凹形眼窝里闪亮的眼睛仿佛也正看向她。车窗驰过，窗口上还闪出一张麦肤色的脸，紧挨着阿吉，有些像伍呷。阿加禁不住大声喊起来。
然而，喊声却被迎面拂来的山风吞噬了。
阿加脸上激动的眼泪啪嗒掉下。
责任编辑 高 鹏
钟正林：2006年起先后在《北京文学》《中国作家》《人民文学》《当代》《钟山》《长城》《广州文艺》《作品》《红岩》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多部（篇），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文学报》《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选载，并编入部分小说年选。出版有长篇小说《山命》，中短篇小说集《鹰无泪》获第七届四川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人最悲伤的不是走投无路，而是有路没法走。此时的莫色阿加突然想起这句话，这句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话，像冬天里的风灌进她的衣领里，随着车厢颤动在身体里。
半个多月前，同样坐在这列火车上的阿加等席乃们可不是这样，那是个冬天的早晨，黎明的曙光把疾驰的车窗照亮，她们的心情也像曙光一样。因为那曙光的前方是深圳，一个管吃管住还能领两千元月工资的电子厂。这对于在大凉山则莫沟里放了学还要种洋芋、扯猪草、煮饭、煮猪食的彝族席乃们来说，无疑是人生的奢望了。然而，谁能想到这快乐的曙光仅在她们的心里亮晃了十来天呢。谁能想到阿达（父亲）阿莫（母亲）们好不容易为席乃们凑够的五百块路费就这样没了呢。那五百块可是坡地上的洋芋和玉米卖后的全部收入，可是腊月里的肩挑背扛和夏天里顶着烈日匀苗、薅草、施肥的结果。阿加双手上的指甲都抠翻了。
小站上，阿莫站在干冷的风中向阿加摇手再摇手，直到火车转过了山嘴，曙光将雾气袅袅的山洼模糊了。想到这里，阿加的眼圈就湿了，喉咙情不自禁地抽咽起来。这悲伤的声音是突破山岩的春潮，席乃们都悲伤地抽咽起来，整个车厢就成了一条抽咽的河。
抽咽过了，悲伤过了，半睡半醒的脸上还挂着泪滴。阿加却睡不着。“人最悲伤的不是走投无路，而是有路没法走”的声音再次随着冬天里的冷风钻进她的衣领，响起在脑子里时，她清醒了许多，想自己不能就这样回去，犯人般被遣送回去。这样回去对不起阿达阿莫们，连五百块路费也会折了。她用手揪了下靠着自己的伍呷。伍呷比自己大一岁，还有阿切，都是则莫沟里出来的。伍呷睁开眼睑看着阿加。阿加小声说，敢不敢跑？
小得像鱼吐出一串泡泡。
伍呷看了她一眼，麦肤色腮上的小嘴翕动了下，跑得脱不？
跑不脱也得跑。
阿加把头靠在她的头上说。
难道你有脸就这样回去？
下一站我们就跑。
机会说来就来了，广播里报出了列车即将到达的前方站名，车厢像人打冷摆子般猛烈抖动了几下，火车的速度减缓了。阿加抬眼看了看车厢前面的几个人，两个男的和一个女的，两个男的是喜德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女的是县妇联的，他们是接到通知后来深圳遣返她们的。现在是深夜，他们在各自的硬卧上睡着了。他们心里想的是上了火车就安全了，要到广州才转车，才操一下心清点一下人数。他们本身对这件事并不是很热心，当初中介公司来招工，他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有什么办法呢？这个地方的人穷啊！不出去打工就在山沟里种地，可那稀薄的山地一年到头也没有多少收成。书是读不起的，虽然是九年义务制，可是书本费要钱呀！住校吃饭要钱呀！再说，当地人老观念，席乃长大了是别家人的，读那么多书干啥？凉山一带的席乃们小学毕业就找婆家了，十四五岁就当妈了，哪里存在童工不童工的？要说童工，五六岁、七八岁就在家里喂猪煮饭做家务了，就是童工了。在家里做和在厂子里做又有啥区别？家里做是白做，厂子里既管吃住还拿工资。要是不出去打工，一辈子呆在山沟里就完了。他们也巴不得她们到深圳那样的大地方后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许遇上段好姻缘，就在城市里开枝散叶了。抱着这样的心理，他们对于上面的遣返也就有抵触情绪，对于席乃们的看管也就不是那么认真，回去也好，不回去也好，脚长在她们身上，全凭她们自己。
好在这是慢车，在前方的小站停了下来。车厢里也有人没睡着，阿切就是其中一个，她看着阿加牵着伍呷的手往车门口走，脚板儿慌慌的。她俩不太可能是去上厕所，因为手里各提着双肩带大背包呢。但也不能排除是去上厕所，有些席乃们做事谨慎，生怕包里的东西丢了，动一步都背着自己的包，阿加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也是火车上防范小偷的最简单办法。直到火车启动了好一会儿，阿切的眼睛盯着两个人的空铺位，才感到先前的判断是对的。回想先前两个人交头接耳的样子，十有八九是下车跑了。阿切才不会声张呢，她想跑了是运气，老人们都说整对了才回去，谁愿意这样被当犯人样遣返回家乡去呢！她准备下一站也跑。
两个席乃庆幸自己胆子大，下火车居然很顺利，现在的快铁也好慢车也好，早已不是以前那样列车员机械操作了，上车严格，下车没有谁看票检票的。但这庆幸只是短暂的。沉沉黑夜，小站上昏黄的灯把前程照得了无生气。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往哪里去？是去住旅馆，还是买车票？住旅馆要身份证，她俩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五岁，未成年，都没有身份证。不住旅馆，又去哪里？再去深圳买火车票也要身份证。火车上只想到逃离，就没有想到这世界是身份的世界，没有身份寸步难行。当初来时中介公司把什么都办好了，一点都不用自己操心，现在下得车来才晓得世道的艰险。问题还不在这里，阿加身上只有三十元钱，伍呷身上有五十元钱。难处明摆着，二选一：要住店就不能赶车，要赶车就不能住店。两个席乃商量后还是决定去碰一碰运气，说不定有便宜房呢。深夜的火车站外就有个小旅馆，栽瞌打睡的节能灯、栽瞌打睡的胖女人和干瘪的中年男人。最便宜的房间一百元一晚，男子蠕动着干瘪的嘴，两张床。可不可以两个人睡一张床？阿加可怜兮兮地说，我们的钱不够。不可以，房间开了，哪知道你们睡了几张床？胖女人打了个呵欠，不耐烦的样子。身份证？没有身份证，学生证也行。男子早已看出两个女孩子的年龄了。阿加说我们是出来打工的，哪有什么证？中年男子瞪了她俩一眼，看你们这年龄就没有身份证。派出所要查，我们哪敢给你们开房。见两个人焦眉愁脸，胖女人说如果你们多给点钱，我们可以担点风险。不过，派出所的来了，可不能说是我们留你们住店的。阿加拉着伍呷就走。本来抱着侥幸的心理，就是老板愿意，两个人的钱也不够住一晚上的。 在小站上徘徊了会儿，干冷的夜风刀子般割着脸，直往衣服里钻。两个人进到候车室里。候车室里的塑料椅在白炽灯下阴暗暗的，像她们疲倦的脸。墙上的电子钟当当地报出了凌晨两点整。阿加从背带包里拿出线衣线裤、一两件旧羽绒服，这是离家前时二莫尼送的。尽管寨子里人现在大多喊二嬢二姨的，但阿加喜欢老一辈人的喊法，她觉得喊二莫尼比喊二嬢二姨好听又亲切。当时还觉得是负担，现在派上用场了。她将它们裹在自己和伍呷身上，身子暖和多了。伍呷比自己大一岁，身子已如玉米苞子。这小席乃是逃出来的，不愿意进则莫沟有钱有势的高家的门。她与自己的想法一样，想到那个梦寐的远方去描绘自己的青春和未来。可谁能想到事情是这样的呢，地皮还没踩热，一个月工资还没拿到，就被媒体曝光，被遣返了。
棉毛衣裤拿出来后，鼓胀的包就显扁平了。但阿加不像伍呷随意把包放在脚边，而是双手箍在腿上，紧贴着胸部，像她过去随时随地都包不离身一样。这样做并不是包里有多少钱，而是包里有一件在别人看来并不起眼的贵重东西，一个比大指拇大一点的小木虎。木虎的下部分是中指长的一节木杆，被夸张成一只兽的足，这从最下端的足爪可以看出来；顶部则是黑虎的头，环眼圆睁，嘴边的几根虎须似乎都在颤动，传达出隐隐的虎啸。这是件在凉山旅游景区的摊点上随处可买到的小木件，但阿加的小木件却有些不同，单说金丝楠就是很少有的，另外只在手指长的木头上刻出了背靠背的双虎头，成双的一头一足，也不像其他彝族图腾刻出黑虎的整形。刻绘人深谙民间版画艺术，抓住了老虎身上最凶猛的部分——嘴和爪，寥寥几刀就使一截木干浮现出虎的胡须和爪子，如隐在丛林里觑视着远处的猎物，既夸张又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阿加悄悄把小木虎从背包侧面的小包里拿出来，昏黄的灯光下可以看见小木虎凸起的虎面和爪形及背部的雄气，像黎明山坳上的一团光亮。握着它，阿加看着这个近百年了还光润红亮的小东西，想象欧普（祖爷）怎样在日光里仔细端详，仔细雕刻，仔细上漆。欧普会木匠活，过去的木匠都会漆匠活，多门手艺多一条养家糊口的路子。漆是欧普在西山漆树上割下的。八十三岁的阿普（爷爷）从神龛上取下那只供奉的小木盒，擦去灰尘，漆盒显出温暖的色泽来，一百多年了还长久弥新。阿普郑重地抚着木虎说，吉娃子还懂事，走时还晓得带上木虎。阿加神情庄重地看着阿普。阿普说，这是我欧普传下来的，兵荒马乱全靠它逢凶化吉，现在这宝贝属于你了，孙女儿你把它带着，黑虎会保佑你的。阿加双手接过，小心翼翼，她知道另一只三年前被哥哥带走了。与阿达从来不合的哥哥是跟村里的阿哥出去打工了，出去就再没回来过，至今下落不明。哥哥未出去打工之前，逢年过节、初一十五，兄妹俩是要随着阿达在阿普的带领下给神龛上的黑虎敬香的，黑虎高居在神龛上，虎须和虎眼在闪烁的香头上恍若动了起来。阿加和哥哥学着大人的样儿，庄重地作揖打躬。
阿普颤动着灰白的胡须，乖孙女哩！你现在就是大人了，黑虎就是你的祖宗，山外的世界很复杂，凡事你都要三思而行。有啥事多想想黑虎。黑虎保佑，但愿你能遇见了无音信的哥哥。
现在，阿加呆在冰冷的候车室里，她双眼凝视着手中红亮的小木虎，眼泪花儿快要出来了，黑虎啊！我的祖宗，你说我现在该咋办呢？
都是可恶的记者，可恶！
伍呷侧着身子，向着塑料椅子里面，嘴里发出愤懑的声音，睡梦中的伍呷骂着记者，把她们在电子厂打工的事情刊登在报上的记者。那是两个年轻的男记者，戴眼镜的高挑，拿照相机的矮胖。
是一个中午，她们在电子厂的空地上晒着冬日暖阳，吃着喷香的午饭。午饭是厂里的食堂做的，每顿都是米饭，不管是炒莲花白，还是红烧萝卜，菜里都有肉。这是在家乡则莫沟过年才能吃上的。老板说敞开肚子吃，只要不剩，不浪费。
这是再好不过的生活了。
但愿永远过这样的生活！
伍呷在暖和的阳光下说，阿加也有这样的感受，睡梦中老是觉得自己是睡在则莫沟的木床上，心里喃喃地说着我何时才能走出山沟沟哩！长时间的穷苦生活过怕了，睡在窗明几净的厂房里恍惚还在则莫沟漏雨的房子里，吃着喷香的饭菜总有不真实的感觉。
暖和的阳光，暖和的工厂。培训过后的她们在车间的流水线上轻轻开动机器，那些电子管和那些电子板五彩的塑料壳就轻轻地吐出来了，溜过来，像初夏的孙水河上飘着的山野花瓣。拣选，机器自动打铆，上螺丝，组合。阿加只需守着，拣选出不合格产品。而在另一个包装车间的伍呷和阿切等累是累一点，但也没有在则莫沟下地担粪、扯猪草、打柴累，那可是又脏又苦的活儿，做不好还要挨阿达阿莫的骂，甚至还要挨打。哪有在电子厂干净的环境里轻松又受人尊重，每月还要领两千元工资呢！所以伍呷说要是永远过这样的生活多好。
伍呷的话刚刚说完，事情就陡然发生变化了。车间外面响起了警笛声，像是鬼叫。则莫沟的人把这声音和救护车、消防车的声音称为“鬼叫”。十几辆警车群鹅般昂着头开进了厂区里。
车间主任进厂时就打过招呼的，如不想回穷山沟，就不要暴露身份。防火防盗防记者，尤其是记者，被他们的狗鼻子嗅着就完蛋了。老板是顶着风险让你们进厂的。你们要耐耐性子，过几年满了十六岁，就自由了，工资要涨，保险要买。阿加和伍呷在心里说，老板多好啊！报纸和电视上说的压榨剥削童工那完全是老黄历了。如果他们处在我们那个大凉山，处在我们那个则莫沟，他们还不是一样求着老板让他们进厂去打工呢！现在的社会多好啊！
有人惊呼，警察来了，快跑啊！阿加手中的碗掉在了地上，当的一声就碎了，碗里是还没有吃完的炒白菜和红烧胡萝卜，和着米饭，白生生红殷殷落了一地。伍呷、阿切惊吓中丢下饭碗，跟着阿加往寝室里跑。她们想的是到寝室里躲起来。她们的想法也太天真了。劳动执法人员进来了，是能躲得起来的吗？其实，阿加跑的原因不是躲起来，她首先想到的是小木虎，挂在床头布包里的小木虎，要是被人搜了去，如何向阿普交代。
然而，她们哪里跑得脱，民兵、警察和执法队员早就布控了的。她们从草坪跑到停车场就被穿黑制服的人拦住了，齐蓬蓬地伸手就将弱小的她们拦住了。她们往回跑，矮胖的记者双手端着相机对着她们；她们转身，他就跟着，相机在身后咔嚓咔嚓，那声音像电视里鬼子的机关枪在哒哒哒开火。她们被一群黑制服拦下了，被牛高马大、眼圈浮肿、眼睛尖利的黑制服墙一般挡住了。 高挑个撮撮帽下戴了副眼镜，害怕眼镜掉下来似的，他伸手扶了下，有些害羞。他手里捏着笔，伸着，比五年级学生用的钢笔长一些粗一些。会不会就是电视里说的录音笔呢！他问伍呷你们从哪里来？来这里多久了？这个人的脸和鼻子有些像哥哥阿吉。可是阿吉不戴眼镜，也没这么瘦。阿加离得远，心咚咚跳，啄着头，不敢抬眼看停车场那边，害怕看了就被人认出年龄样。伍呷平时爱说，此时心里想着车间主任叮嘱过的，说不得，说了就完了。她居然甩了对方一句，你管得着我们从哪里来的。
伍呷后来跟阿加讲，撮撮帽好像在哪里见过，急着想不起来了，后来想起来了，他前几天在厂门口与下班出去逛的阿切等几个席乃套近乎。阿加她们每周只有一天假，那一天是她们快乐的日子，当然上班也快乐。才来了两周，高档服装肯定是买不起的，但看看五花八门的衣物鞋袜小饰物也是一种快乐。那天阿加身体有些不方便，没有去。他问她们是从哪来的？伍呷没有理他，他又去问阿切，阿切也没有理他。他又去与其他人套近乎，说自己是从外省来的，想打份工。有人说，我们这个电子厂不招男工。他可能就是以这种卧底身份叩开了伍呷的恻隐之心。居然还给他说了自己的汉语名字。
你们今年多大年龄了？撮撮帽问了话，见没有反应便自我介绍说，我们是都市报的记者，是来解救你们的，你们放心说，把人贩子怎样拐骗你们的，黑工厂怎样榨取剥削你们劳动价值的都说出来，法律会替你们做主的。他的声音有些打抖，好像言不由衷。阿加听得见那边的说话声，脸都涨红了。这些人跟过去台子上喝了酒高谈阔论的当官的一样，说的大话空话官话跟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完全是两码事儿。阿达看到新闻就把频道调了，说打胡乱说，哪有那么好？有你们天天说的那么天花乱坠，我们就不出去打工了。
撮撮帽好像与警察一起去厂部了，他鸭嘴样撮着的帽檐下的鹰钩鼻真的像哥哥。
你们为啥不说话，是不是怕工头或黑势力欺负你们？
胸前挂着相机的矮胖子走过来问。
不是你说的那回事。
阿加眼睛盯着地下，像做错作业的学生面对老师很委屈地说了句。阿加一开口，伍呷扬起了头。
我们都是自愿来的，生怕老板不要我们呢。
在这里天天可以吃肉和米饭，回去了只有吃玉米和洋芋。
谁想你们来解救？
你们这是捞功劳，拿我们的沟子做你们的脸。
“沟子”在彝语里即屁股的意思。他们觉得屁股也是一条小沟，小沟一样流水。形象呢！阿加想不到伍呷居然有胆量说出这样的话。
啥子解救？你们这是把我们重新送回火坑！
这是第三天的上午，伍呷面对前来遣返她们的喜德县则莫乡的妇联主任说的。阿加打心眼里佩服伍呷，这也是她在火车上愿意拉伍呷一起逃离的原因。
好在火车站的椅子上不只是阿加和伍呷和衣而睡，出来打工的为了省钱把黄旧的铺盖打开席地而睡也不见怪。只是她们的年龄引起了站上工作人员的注意。一位穿蓝制服的中年妇女好奇地盯着正抚弄小木雕的阿加。今晚她值班。上面整顿工作作风，就是不对夜晚值班人员进行监督检查，她也不会擅离岗位。小站就是她的家，她从十九岁参加工作，就未离开过，小站终于在前几年获得了部里的“巾帼文明示范岗”称号，算是对她工作的一种回报。明年要进行复评，另一个车站呼声甚高，但她却想在退休前保住这个荣誉，为车站也为自己脸上涂上一道色彩，仿佛灿烂的夕阳一样。因为明年她就满五十四岁了，文件规定她到点了，要退休歇歇了。她就一直留心着车站里的平淡事，眼看就年边上了，却还没有亮眼的事情发生，没有先进事迹被媒体关注，被上级重视。
两位不同于城里的小姑娘一进入车站，她就看见了，不同于一般女孩的粗糙皮肤在她的眼睛里划亮了下，一看就该是初中生年龄，本地的小姑娘怎么会在深夜里出现呢！难道是有什么故事要发生。
她站在阿加的背后，偏着头，看着阿加粗糙的手抚弄着小木虎。
她看出了这木虎是可分可合的一对中的一枚。
是一对吧？
这小木虎儿真漂亮！
她称赞后，脸色随着意识从先前慈母样的神情中转换过来，问了自己的职责本该问的话，你们这小小年纪，不在家里读书，深夜了呆在这里干啥？
她的眼光和语气都有些温和，这几天阿加从没有遇到过这样温和的好人，一下触及了心里的温软处，眼泪花一下子就止不住地流了出来，嘀嗒在红亮的小木虎上，露滴般圆润。
后来阿加坐在黎明照亮车窗的座位上想，如果是阿普说的小木虎会保佑自己的话，这位温和的莫尼（阿姨）就是神虎派来的。
我们站长问你们呢？
见阿加流眼泪，不知何时已站在中年妇女身边的一位穿蓝制服的年轻妇女说话了，有什么困难你们尽管说，我们站长一定会帮助你们。比较冷清的候车室开始躁动，乘客们从坐着的位置上围过来，围在站长和阿加的周围。阿加竟抽咽起来，不是悲伤，是喜悦。抽咽声惊醒了睡着的伍呷。站长拍拍阿加的肩，孩子，别哭了，谁没有困难的时候呢？有困难你就说吧！伍呷一下坐起来，揉揉眼睛说，困难大得很，而今最大的困难就是买不到车票。
站长惊愕地盯着这个小精灵，你们要去哪里？为什么买不到车票呢？
也不知伍呷是咋想的，竟然冒出了句，我们要去北京，没有身份证，买火车票钱又不够。
这伍呷鬼精灵，她之所以冒出个北京，是因为她的阿达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打工。站长听完她们的声泪俱下，意识到事情的突兀和严重，突兀是北京离广州两千多公里，深圳过去的慢车虽在广州或珠海转车，但两个未成人年买票是没有问题，用成年人的身份证买就是，虽然她们只有八十元钱，另外几百元钱站长垫付或车站员工爱心捐助都是可以的；严重的是这两个未成年人在深圳宝安区是作为童工解救遣返的，途中逃离了。小站这样做会不会引来麻烦，遭到媒体的负面报道？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让她迅速决断，不管何种结果，事情必须在天亮之前处理。她让工作人员先把两位姑娘带进自己的卧室休息。两个女孩一倒上床就睡着了。那个高一点的，睡着了还一只手攥着包带。她带上门，坐在办公室里反复考虑，是将她们送去北京，还是与喜德县劳动部门联系送回凉山。送去北京不大可能，建筑工地可以想象是怎样的环境，两个女孩子怎会久留，他们的父亲最终还是会送她们回家乡。这样岂不是事倍功半。送回她们的家乡稳是稳妥，可就是违背了她们的意愿。但目前也只有这条路才合情理。都十四五岁了，给她们做做思想工作，在家里再辛苦一两年，年满十六周岁后，再出来打工也不迟，人生路还长着呢！她决定第二天清早就在小站广播里号召工作人员和广大乘客向两位彝族姑娘捐款，自己首先捐一千，捐的钱主要用于两个女孩回去复学，或参加技术培训。对了，一定要向上级汇报，请主要领导前来参加捐助仪式。这个程序启动后，车票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作为列车的帮扶对象免票乘坐。然后通知电视台、报社前来采访。这样想着，女站长的心里就亮堂了，趴在办公桌上的疲倦的身子就不疲倦了，人生垂暮的那一道灿烂就夕阳般呈现在眼前。 然而，事情却不是她想象的那样。天蒙蒙亮，她走进自己的卧室，欲带两位彝族席乃去吃早餐时，发现床铺位是空着的。除了几袋方便面，自己抽屉的钱和首饰纹丝未动。她马上动员在岗的站上人员四处去找，却没有两位姑娘的踪影。列车呼啸而过，站长站在凛冽的晨风中，心一下子空了，那一道灿烂的夕阳瞬间就变成了阴霾。
事情的突变还是起于鬼精灵的伍呷。阿加在站长的卧室里安逸地睡去，先前的寒冷和焦虑在女站长的温情和暖被窝里融化了，就像睡在深圳宝安区电子厂的女工宿舍里一样。睡梦中她恍惚觉得窗玻璃上有一个人影，被灯光折射的人的影子，那影子的面孔的轮廓好熟悉，好亲切，像她的哥哥阿吉。影子从窗玻璃上看着熟睡的她，影子用手中的什么东西划破了玻璃，破碎的玻璃落地发出了哐啷响声，几块玻璃渣子飞溅到了床铺上，透过铺盖把她打痛了。她猛然惊醒，却是伍呷在用手拍她，窗玻璃没有碎，也没有人影。
我们不能在这里享受。
伍呷说。
咋呢？
阿加有些困得眼睛盯着她。
这只是暂时的。伍呷说，天一亮我们就要被交到解救我们的人手里，押回则莫沟。到时我就惨了，不被阿达打死就要被送到孙水河边与那瞎娃结婚。总之我打死都不愿回则莫沟，在外面当叫花子都不愿见到那瞎娃。
她说的“瞎娃”是凉山彝族人骂人的话，相当于庄稼做瞎了、那事做瞎了、人做瞎了的意思。那瞎娃名叫高洪珠，是则莫沟高家的娃儿，比伍呷大十岁。与他岁数相当的席乃们他不感兴趣，偏偏就把伍呷看起了。他眼睛并不瞎，平时不注意也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只是看人时有点对对眼，尤其是看漂亮的席乃们，就成了一对斗鸡眼。
虽然《婚姻法》规定男的二十二岁、女的二十岁可以结婚，可卷拢在一起并不受年龄限制，不管是则莫沟的人们，则莫沟以外的男女，大凡年满十六七岁就卷拢了。彝语“卷拢”了就是男女同房了，十三四岁就定亲就卷拢的也有，肚子大了就出去打工、租房当流民，未满结婚年龄就把娃儿生下来了。阿加她们都晓得，高洪珠十五六岁就与村里的席乃阿枝同房了，肚子搞大了又不要人家了，又去追其他席乃，被他搞大肚子的不下一桌。唉！谁叫他阿达是则莫沟的大矿老板呢！货车七八辆，小车两部。这个时代，谁不想过富贵生活！也不全是席乃们自己犯贱，多是被阿达阿莫或红爷婆撮合的；但也有想做他的婆娘的，她们以为与他睡了就能成为他的婆娘，过上富贵生活，可是都没有。
现在则莫沟的人家早就认为生女娃好了，因为生女娃的这些年出去打工都整对了，相反男娃儿们注定是赔钱货，出去了的也没有挣着几个钱，还有违法犯罪、讨口要饭回来的。高洪珠的阿达却要求他的儿媳妇要给他生男娃，要子承父业，代代相传，把则莫沟大山里的泥矿采完，把山肚子全掏空。也怪现在的医学太发达，席乃们肚子大了都被他用车子拉到医院去做彩超，怀的不是男娃的她们只有自叹命薄。
高洪珠不知听谁说的，伍呷无论是屁股、腰身还是双腿走路的姿势都是生男娃的样儿。还有个依据就是伍呷的妈前面生的两个都是男娃儿。再加上伍呷天生漂亮又活泼，十四五岁已如一朵含苞的羊角花，把个高家人的心都骚得痒痒的。当然最痒痒的还是高洪珠，媒人还没登门，他就心急想吃热汤圆，开着车去伍呷家门前的山路上守候，以为伍呷会像其他席乃一样坐上他的车就成了。哪知伍呷看见他的车或他的影子，就钻入山林子走了，边走边骂，这个瞎娃！
而她阿达在家里却是一言堂，他们把高家的礼金都喜纳了，答应腊月就看家吃订婚酒，吃了订婚酒就要留在高家住几天。这是乡村男女订婚的风俗，摆明女方被男方卷拢。伍呷想，到了那时候，自己就是菜板上任其宰割的肉，想跑也跑不掉了。她就去向阿加讨对策。两个人虽在一个学校读过书，因隔着几座山，并不很熟，彼此家里人也不熟悉。只是一次清明节学校组织去县城扫烈士墓，两个人在一起摆条摆得很拢。伍呷就说以后我有空找你耍！说是耍，实际只是放学了路头路尾碰见喂一声，打个招呼或点个头，这一次伍呷情急处就想起阿加来，去找她摆条还真的摆出了办法。阿加说下周恰好喜德县职介所招去深圳的女工，她的同学曲木伍支在牵线，未满十六岁的都在表上填年满十六岁，月工资两千块，包吃住，自己出车费。愿意去下周三就走。伍呷说我决定与你一起走，只是你不能把我来找你的事说出去，我这几天也不来找你，以免引起他人疑乎。周二我单独去县上，周三早晨我们在火车站会合。伍呷做事像大人般，令阿加另眼相看。
上了火车，伍呷对阿加讲，她给父母亲说的是去镇上看看衣服，母亲就给了她六百块。本来可以多给一些的，母亲想伍呷不能穿得太好，钱花多了划不来，钱是高家的见面礼，家里开销大，两个哥哥都还没成家，等到伍呷订婚后住进高家好东西穿不完。六百块除了车费和在火车上的便餐用了五百块，以及在深圳零花了些，到遣返时就只剩下五十多块。
伍呷说得对。阿加想，这站长看起来是一片好心，可好心背后却不一定是好报，因为她最终还是要把她们送回大凉山则莫沟。何况，还有阿普的嘱托，希望能找到哥哥。这茫茫人世，自己都没着落，又谈何找哥哥呢！可就这样回去也不是个办法。一回去就再也逃不脱高家那瞎娃的掌心了，自己这辈子就会像先前那些席乃样毁了。因为阿加听人说过，那高家娃儿并不是女方怀了男娃他就收心结婚了，先前不是没有席乃怀上男娃的，是那瞎娃在酒桌上对牌友说的，他不把一百个席乃的肚子搞大绝不收心。有传言说，他使了钱与妇检科弄通了的，凡是被他搞大肚子的去做彩超的席乃全都怀的女娃。这也是后来的席乃们不愿定亲的原因，也不是完全如他所说他看不上与他年龄相当的席乃们，而是席乃们在教训下醒悟了。现在是他瞅上了伍呷，伍呷家又穷，两个哥哥急着娶媳妇。
这样想来，阿加就觉得不能把伍呷朝火坑里推。
伍呷，那你说咋办？
我说，趁现在没人注意我们，赶紧跑。天一亮就跑不脱了。
伍呷边说边穿棉衣，阿加也慌乱地穿起来。两个人提了包，伍呷把小桌上塑料袋装着的方便面提起就走，仿佛那本来就是为自己准备的。 黑黢黢的夜色，阿加有些埋怨起伍呷来，要不是太听从她的话，这时还在女站长温暖的被窝里，天一亮还有香喷喷的稀饭馒头，鸡蛋豆浆说不定也有呢！可是现在她们蹲在立交桥的下穿地道里，闻着不流通的空气裹着的难闻的气味。好在肚子吃得胀鼓鼓的，身上都穿得厚厚的，下穿地道里又没有风，天亮前即使很冷心里也不慌。伍呷小声说，你二莫尼好呢！阿加脸上升起一丝丝笑意，黑夜里很难察觉，寒春里抽出的点点新芽般。
有点连累你了。
伍呷搓着手，对不住的语气，
不是为了我，你可能不会跟着受这些罪。
你说些见外话，同路是伴。
如说连累的话，是我连累了你呢！
火车上是我叫你逃跑的。
阿加盯着不远处闪忽的一点点火星。
还说啥呢！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们现在商量下天亮了往哪里走，总不可能回则莫沟吧！
咋可能呢？回则莫沟我们还用得着逃跑吗？
伍呷昂着头，她也注意到了不远处的两点火星。那是依着地道墙壁的两个人嘴上明灭的烟头。那边两个人的安静增添了这边两个人的不安。在这黑夜，黎明到来前的时候，虽然偶尔有火车的汽笛和铁轨的哐当声传来，毕竟隔着些距离。能不害怕吗？许多抢劫、强奸、杀人都是在黑夜里发生的。阿加伸手摸着包里的木虎，它是驱邪避灾的，心里陡然就不那么害怕了。
那一点火星在黑暗中划过一条细线，隐没了。显然是烟头被抛落地下熄灭了。微弱的灯影把脸廓投映在墙上。阿加觉得这脸廓有些熟悉，尤其是溜尖的鹰钩鼻，使她想起一个人。她暗自笑了下，可能吗？前天那个人还在采访她们呢？怎么会在这里，记者卧底也不至于在这个时间卧到这里来了。她还想起了哥哥阿吉……
后来她对伍呷说，真有些后悔，在电子厂时应该跑过去看一眼。伍呷说，哪可能，长得像的太多了。
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的哥哥阿吉在家一直闷闷不乐。背肥、挑粪、种玉米和洋芋本来很累的，肩膀磨破皮、手抓烂的他常常晚上坐在竹竿楼上望着明月映照的山影出神。竹竿楼下的猪都睡着打呼噜了，月夜中还传来他的叹息声。
第二天清早，总不见竹竿楼上的动静。阿莫叫阿加去喊阿吉吃饭。阿加喊不应，爬上去，被盖空着的，阿吉不见了，留了张纸条，大意是呆在山沟里终究没出息，他要到大世界去闯一闯，不成功不回来。
阿达站在房前长出了一口气，要是真的走了还清静些，呆在这穷山沟终究是没办法。
阿吉出走的前几天在外面惹了事，被阿达打了顿。好玩的他之前不是把阿达的斧头在石头上砍起了缺，就是把锯子弄断了，阿达很生气，家里常常听见阿达骂他是个败家子的声音。阿吉从小就爱舞弄阿普（爷爷）、阿达（父亲）的斧刨锯锉，做枪、做大刀，不是把板凳锯烂，就是将锉子打进桌子里，有时还把自己的手指或手背伤着，鲜血长淌。为此常常惹怒阿达，轻者一顿臭骂，重者挨一顿竹篾片子。阿普听见了，就会慢腾腾走过来，爱玩鲁班家伙都是莫家的祖传。娃儿做错事好说好教嘛！用得着大动肝火吗？阿普脸一沉，阿达就只好停住手。可是这一次阿普用身体挡着，阿达也没有停手，竹篾片子打在阿吉身上啪啪响。你太不争气了！前次做竹刀把高家的狗肠子杀出来了，打狗欺主人，高家的狗比你这人还贵重，是你能打的？害得我去向高家赔罪，等于打了一个月石头没拿到工钱。这次你又做橡皮手枪，把曲比家娃儿的脸伤着了，差一点点就打在眼睛上，惹出大祸。阿吉紧咬着牙巴，任凭阿达打都不下话。“下话”就是认错。他不仅不下话，还嘴硬，说不是他打的，是沙马打的。阿达嘴更硬，不是你打的，是不是你做的枪？曲比家的说，如果你不做出这样的枪，拿给沙马玩，沙马就不会用你的枪把曲比的脸打肿。阿达这样一说，阿吉的嘴就不硬了，但还是不下话。这就是阿吉的脾性，也是阿达看他不顺眼，多次骂他有好远爬好远的原因。爬就是滚，彝语骂人爬比滚还要重一些。阿吉挨了打还还嘴，早晚要滚的，滚了我屙尿都不得向着你门唰。好！你娃真的是这样，我就说你娃有种！阿达咋会示弱？
第三天早晨，阿吉就留下纸条走了。阿普以为是斗斗气，到山沟里去找，没找着。阿吉小时挨了阿达的打也跑过，读初中时阿达骂他读书花些冤枉钱，还不如出去打工，他也赌气说就是想出去打工。但终究没出去。阿达有些不相信。阿普回到屋里，发现神龛上的漆盒打开着，盒子里的一只黑虎不见了。闷声说，这娃子是真的走了。彝人的习俗，出远门带上黑虎做护身符。
想到这里，阿加急切地抬起头来寻觅墙上脸廓的影子，却寻不着了。仿佛刚才是幻影。
她把刚才看见两个人影告诉伍呷，伍呷说我也看见了，会不会是记者来跟踪我们的。阿加说有可能，两个人站起来就走，走了一截儿，又回过头去看，总觉得有眼睛盯着，但却没有发现异常，人来人往，神色匆匆。天已大亮了。有两个哑巴走过来，把手中的纸板举到她俩眼前。阿加看见上面写着向残疾人捐款，纸板上从上至下已排列着10元、20元、50元不等的捐款者签名。伍呷说，我们还准备讨口了咧！两个哑巴伸手在纸板上比划了下，愣起眼珠从头到脚看看她俩，就把纸板举到另外的人的眼前去了。走了一截，一个妇女牵着个小女娃对阿加说，小妹妹行行好，她已有两顿没有吃饭了。阿加瞟一眼伍呷，伍呷瞟一眼阿加。大嫂，我们都要讨口了，你去求其他人吧！伍呷边说着，边催着阿加走。有个学生模样的人跪在地下，垂着头，面前有块纸板，纸板上写着“到此地寻亲不着，没有路费回家，请好心人给点路费”，匆匆行人都一副熟视无睹的样子。阿加在心里想，城里的人铁面无情，都没长心肝样。小街边是一排早餐店，热气腾腾，馒头、包子、稀饭、水饺、面条、米线应有尽有。一个穿灰袈裟的手里捏着一摞红包，站在一个吃面的中年男子桌前，男子穿得体面长得富态，中气很足。穿灰袈裟的说，恭喜先生，印堂发亮，紫气东来，今天必有喜事。他边说边将手中的一个红包递上。中年男子嬉笑几下，接过红包，把老板找的几元零钞擩进红包里，又还给了和尚。和尚笑兮兮地朝紧挨着的下一个小食店走去，灰袈裟在屁股下一扇一扇的。阿加在心里想，世间居然有这样讨钱的。 小食店门上有“招小工，工资面议”的招贴，两个人对了下眼神。伍呷说，去吃碗面碰碰运气。也只有这样了，不然咋个办？阿加摸了摸紧贴在内衣包里的钱。两个人进去随便坐了个位置，喊了两碗渣渣面。端面的是一位秃顶的中年男子，伍呷递上钱时问，你们老板呢？秃顶男子边收着钱边说，我就是，有啥事？你这里需要帮工的不？老板把钱揣入围腰包里，一对鱼眼愣着她俩，是要招洗碗、拆菜、抹灰、打扫卫生的小工，可是就是工资有点低，试用期每月八百元，包吃住，三个月后一千二。阿加在心里想，工资也太低了。伍呷却抢先说，你看我们两个要得不？秃顶转动着鱼眼愣着她俩，好像在想着什么。里间走出个中年妇女，高颧骨，大声说，要得要不得先试用段时间才晓得。这显然就是留用了。高颧骨妇女把她俩喊进厨房。阿加说，我们莫有身份证。就是未成年人嘛！她说，如果有人问起你们，你们就说是我们的乡下亲戚。记着，从今天起你们要像我们样说普通话。秃顶鱼眼活泛起来，说得好与不好都要说。两人接过妇女甩过来的白色围腰，暗自庆幸，想不到刚才还走投无路，现在就有事情做了。
阿加把包放在凳子上时，手不由自主地触及到了侧包里的木虎，心里喃喃道，心爱的木虎，谢谢你，谢谢你！她认为这都是它在暗中保佑着。
还愣着干啥呢？一个去捡碗抹桌，一个去洗碗洗葱。高颧骨妇女站在大锅边吼了起来，外面的客人没桌子了，来麻利点。阿加留在里间洗碗洗葱，伍呷捏了张抹布欢跳着去收碗抹桌。
晚上九点钟左右小餐馆里的生意冷清下来，高颧骨妇女把她俩带到了餐馆后面的小偏棚里。棚里摆着两大床。他说，我们睡这床，你俩睡那床。阿加正在纳闷，这男女有别。伍呷说话了，咋可能呢？我们则莫沟那么穷，到了上学年龄也与父母分房睡了哩！高颧骨妇女伸手从绷着的一根铁丝上哗啦一下拉出了张碎花布帘，横挂在两张床的中间，算是个遮挡。秃顶说，出门在外，克服下，我们只有这个条件。意思是做不做由你们。两人没敢再吭声。阿加和伍呷还以为高颧骨妇女与秃顶是两口子。后来才晓得不是，出来打工卷拢的。
碎花布帘即遮不了眼也遮不了耳，阿加和伍呷都已来初潮，已懵懂知晓男女之事，晚上的秃顶与高颧骨妇女无疑在给她俩上性启蒙课，比成人药店里推销自己的男女春药放的碟片还鲜活。两个人的声响一般是在夜里十二点以后，他们以为两个辛苦了一天的姑娘是睡着了，但静夜里的响动把两个姑娘的耳朵和身体都惊醒了。第一个晚上她俩以为是两口子在打架，窗外的昏黄光影把两个人撕扯的动作皮影般投在布帘上，床叽叽嘎嘎，山林里的木棚遇着飓风般像要立马散架，女的喉咙里发出的吼声如脖子被麻绳勒着的鱼老鸹般惨叫。伍呷用手指抖颤地抠抠阿加，阿加惊吓着抠抠伍呷，两个人大气都不敢出，任凭那鱼老鸹似的惨叫从此起彼伏到渐渐平息，咚咚的心跳声也才渐渐平息。第二天，阿加就对高颧骨妇女说，能不能打了烊我们就睡餐馆桌子。对方眼珠转了下说，好哇好哇，就是桌子硬睡着不舒服。两人就开始睡桌子了。两个人在拼起的桌子上翻过来滚过去，说不出的高兴。可是那鱼老鸹似的叫声有时还是隐隐约约地传来，比以前小声多了，但还是扰得她俩大气都不敢出，秃顶与高颧骨妇女恍若斗殴的纠缠动静即使隔着墙也像在眼前。
不知是两个女孩子的缘故还是春暖后打工人流量的增加，餐馆的生意好起来了。有个年龄大的客人常常来吃渣渣面，秃顶老板问中年男子味道如何？对方笑眯眯答，你们这条街的渣渣面味道都差不多，我主要是冲着这两个女孩儿来的。秃顶老板神情紧张地盯着对方。我吃饭喜欢闹热。对方接着说，喜欢面前有活泼的女孩儿晃着，犹如在老家一样。阿加听着心里就舒服，一下子想到远在大凉山则莫沟里的阿普。那天阿加端面洗碗抹桌分外地勤，像一头快乐的小羊。
餐馆生意好，引来了左右餐馆眼红，每当她们这边顾客满堂人来人往时，生意冷清的那边餐馆老板就会站在店门前交头接耳。
夏天的一个傍晚，阿加眼皮猛烈地跳了两下，因为忙碌的阿加看见了两个熟悉的身影，尤其是穿着蓝杠体恤、大热天也戴顶白色撮撮帽的身影，虽是侧面，但帽檐下戴着眼镜的那道鹰鼻弧线怎么能忘得了？尽管对方喊来两碗渣渣面的声音有些不同，她想出来这么些年，他又说的普通话，难道如自己样变了口音了？撮撮帽和眼镜下那难以改变的鹰鼻，确实有些像哥哥阿吉。待心慌慌端上渣渣面，面对面，觉得不像又像，由于想哥哥心切，阿加怯生生喊了声——阿吉。
对方惊愕地向着她。
她又轻声喊了声——哥哥。
对方眼镜上的眉头皱了下，轻声吐了句，妹妹。
阿加一下子就伸出双手把对方抱住了。
他乡遇亲人，当然把餐馆里的所有人都当不存在了。与哥哥一起来的矮胖子睁大了眼睛，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
哥哥，你咋会在这里？
妹妹，你咋会在这里？
你走了五六年了。
把阿普和阿达都焦死了。
你失踪了三年了，爸和妈都在找你。
你真是我的哥哥阿吉。
你真是我的妹妹小菊。
对方的眼窝湿了，阿加的眼窝也湿了。
可我的名字叫易海涛。对方说，不叫阿吉，来自四川青牛沱。她说我的名字叫阿加，来自凉山则莫沟。
阿加很失望很尴尬地松开了手臂，却又被对方的手臂搂紧了。这时，身着黑制服的劳动执法队人员齐蓬蓬地冲进餐馆里来了。伍呷兔子般钻进餐馆里间，一闪身就不见了。
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妹妹小菊了。
易海涛在阿加的耳边轻声说。
阿加嗯了声。
易海涛嗨了声，说，都怪我。
老板使用童工自然是受到了处罚。阿加和记者的兄妹关系执法人员没有多问，阿加被交给了易海涛行使监护。这也是使得当地劳动执法部门事半功倍，他们的目的是收取用工方的罚款，事半功倍是执法部门一贯的目标。执法人员一走，伍呷就从外面钻了出来，精灵的伍呷实际上就躲在对面的小超市里。 非常短暂的相处，阿加从易海涛的嘴里知道了一切。
原来在深圳宝安区电子厂打工的阿加等童工被解救是易海涛不得已的做法。
他在川西北那个叫青牛沱的大山长大，父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望子成龙，终于考上了大学，但他考的是极普通的三本院校，还是办在绵阳地级市的一个分校，选校费、班费、书本费、住校费、水电气费等等都要钱。学院就像一个吸钱的机器，把父母亲的血汗钱都吸光了，还是不够。懂事的妹妹小学毕业就无论如何也不读书了，把掰竹笋、撬猪屁股等野菜背到县城去卖。城里人见了山里的竹笋和野菜如见了宝贝般，争相购买，况且价格还可以。除了来去的车费，一背篼野菜能落下五六十块。但是山里的竹笋、厥苔、猪屁股等野菜也不是小菊一个人在撬，再远再陡的山沟峭岩都有人摸上去，往往是钻一天山却撬不了多少野菜，尤其是一些外乡的，撬得心狠，连竹根和厥苔篼都撬了。这样几年，青牛沱大山里的野菜越来越少了。为了节省，小菊也跟着山里的其他妇女搭拉矿和拉竹木的车。十五六岁的小菊已经像一朵清纯的山菊花样，开东风翻斗车的司机都喜欢搭她。跟她开玩笑，有的说要带她出去耍，有的说要给她介绍对象。她都红着脸听着，不搭白。小菊有小菊的小九九，凡是色一点的司机的车她都不搭，驾驶室只有司机一个人也不搭。她常跟赵家的大秀一起搭，大秀是从山外的土门嫁给赵二娃的。她与串脸胡司机有说有笑，比与赵二娃在一起时的话多多了。这些都是小菊写信告诉哥哥的。小菊的脸蛋长得有些像阿加，只是皮肤要白些，易海涛在渣渣面馆里的一刹那还真以为是找着了妹妹小菊呢。
大学还未毕业，易海涛就到处求职，可是由于他所在的学院开设的新闻专业一点名气也没有，许多电视台、报纸并不感兴趣，他们只是看了看求职简历，就问易海涛有啥特长？他还真是老实，说喜欢写作文。对方说新闻和作文完全是两码事。你会拉广告吗？只要一个月能完成十万元的广告任务，没有学历也可以。易海涛每天吃两顿，一顿白馒头，一顿一元五的方便泡面，灰头土脸跑了两个月，不能说一无所获，还是拉了个寻人广告。
那个寻人广告是一位母亲卖血付的广告钱。那个中年妇女在报社大楼不远的布后街小食店哭流洒涕，被路过的易海涛蛊惑。我们报纸发行全国，影响大得很，说不定你登了广告就能找着女儿了。吃面的旁观者和店老板也抱膀子不嫌柱子粗，附和着说，报纸一登了，你女儿说不定就找着了。中年妇女伸手抹了把眼泪问多少钱？易海涛咬着牙说最低价是两千元一次，五十个字以内。围观的人都睁大了眼珠子。易海涛看那妇女，一身的旧衣裤稀脏邋遢，全身上下也值不了一百元钱。肚子饿得呱呱叫的他看着别人吃饭，心里想着合租的房子里的一块五毛钱的泡面，就匆匆地走了。第二天再经过布后街那个小食店，那稀脏邋遢的中年妇女却把他拦住了。店老板帮着她说，她还是想在商报上登一下，这可是她卖血的钱，记者同志，水不得呃！易海涛说，不得水，我带她到我们报社广告部现过现，就是现场办理的意思了。中年妇女摇摇晃晃跟着雄赳赳的易海涛去了。第三天广告登出来了，在报纸中缝筷子头那么一点，他拿着报纸去小餐馆找中年妇女，店老板说这几天没有看见她。又过了几天，经过那里再问，店老板说，已经死了，法医说多半死于过量卖血。易海涛一下子愣在那里，手中的报纸哗啦掉在了地上，心里顿时铁般沉重。他觉得中年妇女就是自己害死的。第二个月挂的白钩，广告部不再给他发实习工资，意思就是撵他走了。因为广告部有明确规定，每月完成了五万元创收任务，底工资、业务提成、五险一金、月奖、派车、报社的过节费等啥都有了，否则就自动走人。
易海涛纸人般从报社摇晃着出来，就差没被风吹倒了。老跑广告的老杨对他说，小子，你不晓得这行业有多烫，比铁板还烫，单说大的企业和房地产早被先进来的老记们搞成了长期合作客户，还有零星的渣渣广告、上门广告，电话一进来就被坐办公室的全接了。现在不似改革开放初期人人都以打广告为荣了，现在人们的观念转了，认为卖不掉的才打广告，还有的企业在网站上、手机上打广告，比电视、报纸上价格低效果好。你一个新来的青沟子有多少钱与那些老板去耗，你不晓得我刚来报社拉广告借了十来万的外债，连自己的女朋友都搭进去了，才把一家房地产广告拿下，才签下了每年六十万的合同。易海涛想到自己租房的钱和吃水泡面的钱都是妹妹小菊从山岩缝里一根一根的竹笋和野菜撬出来的，自己怎么可能拿去公关呢！再说妹妹每次寄过来的钱也就是三四百元，只能维持简单生活，哪有余钱呢？老杨是易海涛到这陌生的城市来后第一个交心的人，那天在那家小餐馆里喝了点小酒，吃了四十五块，老杨是抢着给了的。
见易海涛闷着，老杨说，我倒是有个想法，看你愿不愿意。易海涛就抓住了救命稻草般望着对方。实际上几家报纸都明确登着：欢迎爆料，一经采用，即付爆料人50元至500元爆料费。老杨说，你现在还写不来消息、特写、通讯等稿子，与其在每月末位公分考核中被炒，还不如去当爆料人。每天如有一两条被采纳，你就有基本生活费了。还有你爆的料，记者见了报，你就可以学到如何写新闻了。易海涛也并不笨，他觉得无路可走的当下这无疑是一条可行的路了。可是，街上的杀人放火、撞车抢劫毕竟不是自己所能碰上的。老杨为此教了他几招，一是专注于某一个行业，比方说餐饮业和公共交通，顾客、乘客与之的纠纷，服务方面的问题。你只要专注于某一条线，比方说一辆公交车，或一个大酒店，每天读报纸，读得滚瓜烂熟，半年后保证你在报社会弄出点名堂来。
老杨也真够朋友，他说你现在就没必要给小报爆料了，给比它更高级别的都市报爆料。易海涛就照着老杨的指点没事在一条街上闲逛，用一张公交卡反复坐车，刷一次卡可以来回坐两趟，还真是个门道。第一个月还真尝到了甜头。一位年轻的公交车司机在春熙路红绿灯暂停时打电话抽烟被他用手机拍了下来，他记了车号给都市报新闻爆料，得到了爆料费一百元。蜀风饭店大堂房价与实际入住价不符，记者接爆料后前去采访，大堂解释那个价格不在节假日范围内，节假日房价要根据行情适当上调。记者叫出示旅游局或物价局的批复文件，大堂经理却拿不出来，惊动了酒店老板，热情接待了记者。易海涛不仅跟着记者酒足饭饱，出来后记者还给了他一个四百块的红包，并叮嘱以后有这方面的爆料直接给他打手机，绝不会亏待他。晚上他与老杨聚在一起后摆出此事。老杨说，你太嫩了，那个记者至少得了酒店两千元的封口费，你注意明后天的报纸，如果三天不见报，你给他打电话，如果登载不出，你对他说将把酒店的事给其他媒体爆料。果然三天都没见报，媒体有句行话，三天过去就是旧闻。易海涛拉广告时听说过违反职业道德的记者被除名的事，于是按老杨说的给那位记者打去电话，对方声音有些抖地问他，你给本报热线部打电话没？他说你不是说以后爆料直接给你打吗？对方电话里的声音没有了先前的抖，约他在一小茶楼里见面。见面后，记者抖了老底，哀声哀气地说，给了我三千元，我已用了一千多，剩下的全给你，算是交个朋友。易海涛迫不及待地伸出了手。他越混越熟，被早报聘为了记者。 吃悬钱犹如屁股上打火罐。险着呢！易海涛不久就翻了船，是他搞了个大手笔《啤酒里喝出死耗子》，被警方定为诈骗未遂，他只好远走广州。广州的一家媒体正在诚招天下英雄。他去了，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社会部主任看了他在《蓉城早报》的样报，听他对于新闻策划的一席谈，说先试用三个月，也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上回当点回亮，现在的易海涛不敢乱来，为了写出有影响的稿子出彩转正，他可以说连走路睡觉神经都是绷紧的。一个星期天，在一个小商场，他听见两个女孩的说话声。
这个月发工资我不敢放在宿舍里。
银行又要身份证才能开户。
唉，在车间里干活又怕搞丢。
得想想法子。
易海涛看看她俩，两个未成年人，穿着土里土气。未成年人怎么能在车间上班呢？他心里打火机般亮了下，上前说，这还不容易，找个厂里有身份证的给你们开张卡，你们自己去自动取款机上设个密码不就行了。他说这话时一脸真诚的笑，两位女孩红着脸看了看他，赶紧走开了。显然是乡村里来的，说话都害羞。他就不远不近地跟着，跟到了一家电子厂，陆续有女孩子进进出出，稚气未脱，大都在十三四岁。他心里一阵暗喜，又以想打工为名跟一位女孩套近乎。伍呷说我们厂里不招男工。闲聊中他得知了伍呷的汉族名。
电子厂门卫管得再严，难不倒有心人，他佯装成送快递的，要送给三车间的凉山女工雷晓红亲自签收。雷晓红就是伍呷，伍呷是彝文名。门卫指了方向，就让他和摄影记者进去了。雷晓红被工头叫出岗位的间隙，他俩看清了车间里至少有三十多个未成年女工。易海涛心咚咚地跳，这可是条大鱼。可是摄影记者包里的相机却不敢拿出来。伍呷签收的是一件纯白线罩衫，时下很流行的那种，一位没留名的宝安区男士送的，这叫夜晚的伍呷兴奋得难以入眠，会是谁呢？来深圳电子厂还不到一个月。
接下来我们就读到了前面的一幕，媒体和执法部门联动，阿加和伍呷等三十余名童工坐在黎明的火车上被解救。准确的说应该是被遣返，解救是执法部门自己给自己戴的光环。用伍呷的话说，谁要他们解救，解救她妈的巴子！好不容易过了几天舒心日子，他们这是把我们重新送回火坑。封堵女童工时，易海涛听见有女童工说，回去只有吃洋芋和玉米，累死累活还没有工资拿时，心里就想起了家乡大山里的妹妹小菊，撬竹笋和野菜到山外的城里去卖的妹妹小菊；想起自己从成都逃离时给家里打电话询问妹妹的情况，父亲咽着嗓子说，妹妹失踪了，她搭乘的一辆矿车翻进了金河里，司机和摔塌的汽车的尸影都在，就是不见小菊。眼泪水顺着易海涛脸颊流下来。要不是为了自己，妹妹小菊怎么会去撬野菜，为了节省几个车费又怎么会去搭矿车呢？自己大学毕业后也曾给妹妹说过，哥哥能挣钱了，不用翻山爬岩地去撬野菜了。可妹妹说，城里屙屎屙尿都要钱，能找几个是几个。
阿加的眼光从白色的撮撮帽溜下去，眼镜下凹下去又凸起的鼻梁，宛如暮色的反光下光滑的山脊，这样线条起伏的鼻子真的像哥哥阿吉，可惜不是。
我真的像你的妹妹小菊？
真的。尤其是侧面。
阿加嘴角轻微地笑了下，
心里想你真像我的哥哥阿吉，尤其是鹰钩鼻的侧面。
可惜我不是。
我要是能做你的妹妹就好了。
阿加向着对方鹰钩样的鼻子说，你们记者的鼻子真是狗鼻子样，我们跑这么远，你们都晓得？易海涛说，不是狗鼻子，是有人打电话举报，我们这家都市报影响大得很！不要说深圳和广州，全国各地都有给我们打电话的。当时还真没想到是你们两个，你们两个女娃儿胆子够大的哈！居然中途逃脱。憋出来的哩！阿加听了对方话中有稍许称赞的意思，笑了下说，好不容易过了几天舒坦日子，谁愿意再回那穷山沟里。易海涛木木地看着远处说，与我的想法一样。
你们记者真辛苦，晚上也采访吗？
有时也采访，比方说夜里突发的灾害和事故，洪水、泥石流爆发，煤井、气田、瓦斯爆炸，城市火灾和特大交通事故等。
对方意识到阿加看他的鼻子，就把身子往后仰了仰，脸轻微地偏了偏。
春节前的一个深夜在地铁站，我恍惚看见过你。
不大可能？社会新闻与时政新闻有区别，一般很少深夜在外采访的。时政新闻的记者每逢火灾、洪水、煤矿事故接到指令后三更半夜都要去采访。
阿加心里犯了疑乎，难道是自己深夜脑壳不清醒产生的幻觉。他们的话题从兄妹关系谈到了童工问题。
社会对我们真是不公平，我们是自愿在电子厂打工的，求着老板容留我们打工的，为啥要把我们遣返回去？
因为法律规定，为了保护妇女儿童的健康成长，单位和企业不得使用未满十六周岁的童工。
这不是弄起来扯吗？我们在家里五六岁就洗衣煮饭做家务，带弟弟妹妹，扯猪草、种洋芋、薅玉米草、捡柴背煤，没有做好还要挨阿达的打，咋没有人说我们是童工，咋没有人来管我们，来解救我们。
这是两码子事。
电视台选秀节目里的童星，影视剧里的小影星，马戏团里的杂技演员，他们不一样是未成年人，不一样是劳动，只不过是比较光鲜的表演，选秀唱歌、京剧翻跟斗、杂技走钢丝、铁锤肚子上砸钉板等气功的劳动强度和危险性比我们在电子厂、在餐馆里高多了。
我们记者也思考过这些问题，为什么就没有列为非法使用童工呢！为什么执法部门就不去解救呢？那肯定是家长和影视单位都不愿意解救的。如果依照法律来说，他们也一样是违法使用童工，可大家都心知肚明，没有谁去管这个事情呢？其实，这个世界有许多合理不合法的事大家都心知肚明。
他们这不是吃桃子专挑软的捏吗？我们是穷人，他们是富人嘛！我们挣点钱过点好日子，他们就眼红，就要把我们打回原形。
也不是你这种说法。总的说来法律也是把双刃剑，顾及到了一方面，就顾及不了另一面。像你们就是这方面的受害者。
那制定法律的人为啥不完善呢？为啥不把贫穷列为一个条件，尊重本人的自愿选择呢？ 法律也如这个世界一样永远没有完善的时候，完善了就没有贫富，没有善恶，没有悲惨了。
唉！真是的。咋啥事在你们嘴里都不急不躁似的。
也不是不急不躁，急了躁了又有啥用呢。
唉，不知道我妹妹还活着没有。
不晓得我哥哥在哪里。也不跟家里联系下。
古人说，亲切莫过于他乡遇故人，虽然阿加遇到的仅仅是一个像他哥哥阿吉的人，对方也仅仅将她视为像自己妹妹小菊的人。这就有着情感上的非同一般了，况且对方还对执法人员说是他的妹妹，执法人员也大而化之地同意他行使监护权，这就有些假作真来假亦真了。双方都沉浸在这种疑似的兄妹情感里，确切的说，是在彼此的倾述里。
阿加掏心窝子，是自己的小秘密，包里的小木虎与欧普（祖爷）、阿普（爷爷）的故事。易记者拿着反复地看，还对着小木虎的几根虎须故作惊恐状哇哇地叫，从上至下仔细端详着小木虎，说，确实是件古董，雕刻确实与凉山和云南彝族老虎木刻纪念品大不一样，尤其是这个小木虎的雕刻工艺注重神似，介于像与不像、实与虚之间，充分利用木块的自然纹理，巧妙漆制为虎身的斑纹，包括虎头与虎爪的距离都恰似民间版画和中国水墨的留白，令人产生许多想象。
然而，这有着依赖和慰藉的亲情却是相当得短，很快就被现实锋利的刀刃割开了口子。确切地说，阿加和伍呷只与易记者呆了一个晚上就觉得心里很歉疚，再这样下去就拖累人家了，何况对方也不是自己的哥哥。觉得成为了人家的拖累对不起人家，心里很歉疚，尤其是在向对方掏了心窝子后。
易海涛说当记者也恼火得很，尤其是刚端上这碗饭，碗还没端稳的时候，每个月都要实行末尾淘汰，有啥办法呢！新手有那么多，必须优胜劣汰，自己已经两个月不合格了，部主任说，这个月再不合格自己都无脸面呆下去了。每天报纸的用稿量只有那么大的版面，正式记者的稿子优先，然后才是实习记者的。当然记者都是先报选题，主任记者或主任编辑觉得有新闻价值，同意你去采访你才能去，当遇到正式记者采回的稿子多，主任编辑就只有随便找个理由，比方说角度不对、标题不新颖、采访不深入等不用新手的稿子。精灵的实习记者先都是跟着老记跑，名字虽然巴在老记后面，分值很低，毕竟见报了。一旦转为正式记者就月月考核，末位就要被淘汰。
难怪我每次遇见你，我的运气就会转好。他对阿加说，原来你是我的福星，你与我妹妹长得太像了。一年前我刚来这家报社实习，三个月转正，头两个月跟着记者跑分值虽然低，但达到了考核的平均分值。第三个月我单干，为什么呢？一是老记者把实习生当牛使唤，斟茶倒水抹灰，打扫卫生就不说了，他还在人前人后的吼你，买烟递火机动作稍微迟了还黑嘴红脸的。迟早要单干的，我就扯了出来。不光是外国有种族歧视，每个地方都欺生，都排外，更不要说老记者与新来的实习记者了，那种等级滋味只有当过实习记者的才晓得。你要冒尖尖，人家就要趁你还没冒出来把你掐掉，以免将来笋子长成了竹子，出了林掐不动了。那是我第一个月扯出来单干，可把我憋惨了，大策划、大稿子主任都不满意，就发了几条小稿子，眼看月底了，考核就数末位了，全报社要看你想单干冒尖尖的笑话了。本想去一个小超市逛逛，看能不能逮住商家的一点纰漏，无意间你们却救了我，我听到了两个彝族女娃的对话，我由此发现了电子厂大规模使用童工的新闻，仅这一条新闻就保住了我的分值，被全国一百多家媒体转载，部主任给我打了当月最高分，评为了优秀稿，我的见报名字头衔由此去掉了“实习”二字，成为了记者，跨入了“无冕之王”行列。可是呢，还是有许多同事不服，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挤兑我，甚至把我在成都媒体的啤酒与死耗子也拿来说事，在QQ上传。这世上真是没有秘密，也不知他们是从哪晓得的。我最近这两个月公分考核又落后了，被主任批评，说解救电子厂童工的干劲哪去了。
唉！我想这次可能没有上次幸运了，多半要末位淘汰了。人啊！最悲伤的不是走投无路，而是有路莫法走。易海涛说到这里时，阿加觉得这话这样耳熟，是在哪里听过，却又想不起来了。她想起了半年前自己在被遣返的火车上用这句话描述过当时的心情。当时想起这句话后她就绝处逢生，她和伍呷从火车上逃脱了。易海涛说了这句最可怜的话后老天同样给了他绝处逢生的机会。因为他接着说，哪晓得，天不灭我啊！天老爷还要叫我在记者这个行业干下去。那天恰好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就接到了爆料电话，我就坐快铁狗样的赶了来，原来还是你们，还是电子厂的彝族童工，稿子已发回去了，主编说，好得很！遣返的童工没有回到家乡，执法人员不作为，明日头条。谢谢你们啊！想不到我两次有路莫法走的时候都是你们给我的机会，像我妹妹小菊一样的你给了我机会。你真是我的福星呢！我这辈子真是对不住你们。可这条新闻现在已经不是我说发稿不发稿的问题了，它的新闻价值不是我所掌控得了的了。明天新闻一见报，我与你的兄妹关系就将被戳穿，瞒得了劳动执法队，却瞒不了猴精的记者。我该咋办呢？说着，他就双手捧住了头，继而一只手抓抠着头发，一副痛苦状。
阿加虽然还不到十五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人的心事不需要表述只要看其脸色她也能晓得个八九不离十。何况对方这样一说，她已从疑是的兄妹情中醒转来，用清醒的眼光去看对面这个人，就不像自己的哥哥阿吉了。不光是哥哥不戴撮撮帽和眼镜，就连先前觉得很像的鹰钩鼻也不像了，哥哥的鹰钩鼻比他的还要挺些，鼻梁的起伏度还要大些，鼻尖的鹰钩还要分明些。那眼睛和撮撮帽下的神情就没有了先前的真诚，是假惺惺的。
打死我都不愿意再回则莫沟了。阿加这句话实际上是对着伍呷说的，你走吧！我们不会连累你。伍呷说，我们还该谢谢你才是。要不是你，我们这阵都在遣返回去的火车上了。对方从包里掏出了两百块放在小桌上，说，你们一路珍重，算是告别了。阿加把钱推过去，说我们也在餐馆干了半年了，我们也领了工资的，你当记者挣那点公分比我们还惨。
易海涛收钱也不是，不收钱也不是，陷入两难境地。恰好这时手机响了，他说了声对不起，起身走向茶座外。阿加匆匆付了茶钱，给女老板招呼了下，那位记者过来你叫他把这钱收好，我们有事先走了。别看阿加人小，世事艰险已使她懂得面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她知道说出对方是记者，茶老板就不敢见财起意，把桌上的两百元钱吃了，或者起二黄篾，再从易记者手里收一次茶钱。记者要曝光呢！这个社会许多人黑的红的都不怕，就怕曝光哩！ 走倒是走了，阿加和伍呷再次陷入了迷茫。但不走又怎样，易记者本身就过得艰难，尤其是他的妹妹失踪的事如哥哥阿吉无音信一样令阿加揪心，素不相识怎么好去给人家添堵。但这次的走比上次有了底气，上次是两个人身上都只有几十元钱，这次身上各有几千元和一张老板在派出所办的暂住证。至少万不得已旅馆是可以登记住宿的。暂住证是派出所收钱的一个渠道，外来打工人员多，都是由老板自己说，交了钱就领证，派出所的也不会核实，如被查到罚款就多了，所以老板们一般都不会隐瞒人数。老板一般都不会把暂住证发给员工，说不定派出所的哪天检查就要拿出来看一下，还有就是可恶的私欲，总觉得老板把员工的一切都管完了的，员工就是奴才。伍呷见老板胡乱扔在抽屉里的暂住证，趁没人注意时就揣进了包里，当时心里只是对老板不满，有股子气，现在就派上了用场。伍呷与阿加不同，天生烈性子，有一天还为坏了两个碗与老板发生了争执，中年妇女都说算了，秃顶老板说要从她工资里扣。她说那两个碗本来就用了好些年了，都崩了口，只是装着面不轻易发觉而已。老板却不依，说反正是在你手里洗烂的。阿加说，人家是老板，少说两句。伍呷起了火，说他在这烂餐馆里是老板，出去了球都不是。幸好秃顶已进了里间，要是听见了，撵她们走又能去哪儿。这个伍呷！阿加由此相信伍呷在家里是不会受人摆布的。
辛苦找来的钱用着心疼。两个人只在广州火车站边上的小旅馆住了一晚，就再也不愿意住下去了。小旅馆里很冷，电热毯大半夜都没有热起来，阿加怀疑老板节约电费故意把电热毯的线路弄坏的，懒得去找服务员说聊斋。迷迷糊糊睡着后，响起了笃笃的敲门声。她刨了刨伍呷，伍呷睡得猪样。阿加想会不会是来换电热毯的服务员，可能她们大意了，这阵想起了有些惭愧吧。换了也好，可以睡个暖和觉。她就起身开门，这一开就惊叫出了声——阿普（爷爷）。阿普顶着一头雪花，木木地站着，连胡子和眉眼上都是雪花儿。阿加赶紧拉着阿普进到房间里。她惊奇阿普怎么会找到旅馆里来了，则莫沟到广州少说也有两千多公里，八十几高龄的阿普是怎走过来的，自己没有告诉过家里人现在的处境，没有个着落咋告诉哩！又怕漏了风声被解救遣返。这一路阿普是怎么找来的，一定费尽了不少周折啦！阿普蹒跚着被她拉进了房间，叫他坐他也不应声，只是木木地盯着她，眼圈和胡子上的雪花早就结成了冰凌。真是奇怪，这个季节怎么会下雪结冰呢？阿加哭着喊着阿普，阿普把双手摊到他眼前，手掌上是个红亮的盒子，那是家里神龛上供着的盒子，是装着一对红漆小木虎木雕的盒子。阿加看见那盒子打开着，里面空空的。想盒子里的一只被出走的哥哥带走了，一只阿普送给了自己当然是空的。伸手去接，盒子落在地上啪嗒一声。
阿加一下子惊醒过来，伍呷正拍着她，说你又哭又闹的，做啥梦哩？她就此睡不着了，一头雪花的阿普在眼前挥之不去。她想给新疆打工的阿达打电话，又不知道小旅馆里有没有长途电话，即使有，已经深夜了，服务人员都睡熟了，惊扰了大家不好。还有，深夜老阿达不一定开机。天一亮，下一步如何生计占据了她和伍呷紧绷的神经，她没有心思想昨晚的梦以及打电话的事了。况且阿达远在新疆，一个梦是多大个事情。
找钱犹如针挑土，用钱好似水推沙。从小县城到广州大巴票加吃住包括如厕费，俭省得不能再俭省了，都用了半个多月工资，如不尽快找事做，包里的钱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掏空。这世界四处都伸着饿牢饿虾的手抢钱，八方都张着血盆大口吃钱，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它们就会如同全身长满吸钱磁铁的怪兽样把你身上的钱尽数吸光。
她们逛到了汽车站。汽车站旁边有几家职介所，天下的职介所大多在汽车站或火车站旁边。阿加和伍呷眼睛一亮就朝里走，她们从大凉山则莫沟去深圳那家电子厂就是职介所介绍的，所以晓得向做职介的交钱就能找到工作，虽然曾听那位易记者讲过职介所好多都是骗钱的，骗你一两百元，你去做一两个月就被用工方辞退，或超强度超时间上班让你自己吃不消走人。之所以到广州是因为广州与深圳一样是大城市，就业机会多。卷帘门内是只有一张桌子大小门面的职介所。脚走得酸痛的阿加和伍呷挤坐在一张四脚凳上，女人鼓胀的胸脯趴在桌沿上，声音干涩，没有身份证企业可不敢接招哦？阿加以为没戏了，伍呷却没动，说，老板你行行好，好人有好报。说老实话，我们俩都未满十六岁，哪来的身份证，从凉山到广州身上的钱早已用光了，不找事做，莫法过。没有钱，哪去找事做？伍呷还要说什么，阿加拉了她的衣角。两个人起了身，蹒跚地下了街沿。女人也是辛苦人，或许是他们疲惫的脚步动了她的柔软之心，她站起来朝她俩喊，话还没说完，你们走啥？两人又回转来。有两个职位，不知你们愿意不？女人说，如果确实身上没钱的话，中介费可以由东家从你们工资中扣除代交。有这样的好事，阿加和伍呷当然愿意。这样的结果是伍呷主动选择去了水疗馆当保洁员，阿加去了郭老师家做保姆。
抱着有事做比没事做的心情去了后，阿加才晓得那个女职介没有骗她们，她每天做的就是替郭老师两口子接送上幼儿园的男娃儿州州，送了州州后去附近的菜市买点菜，晚上煮顿饭，包吃住，夏冬两套衣服，月工资两千元，与在宝安电子厂的工资差不多了，但比电子厂手忙脚乱的十二个小时轻松得多。还有就是做保姆没有人来查童工与不童工的，郭老师两口子与她交代过，有人问就说是李老师的外侄女，李老师你喊三嬢，我自然就是姑爷了。阿加想起隔着几座山给自己送线衣线裤和旧羽绒服的二莫尼，按彝人这个叫三莫尼，郭老师自己应该叫李老师三莫爷。应该是好人。相处久了发现也的确是好人。被所谓的解救遣返整怕了的阿加开始送州州上幼儿园时，走路过街头都是尽量低着，天晴下雨她都打把伞。在郭老师和李老师眼里这个叫莫色阿加的彝族席乃做事上心，天晴下雨都打把伞，下雨既淋不着儿子州州，大太阳也晒不着。他们不知道阿加也是为自己，尽量避免不让那比狗嗅觉灵的记者看到，自己的这份工作来之不易。满了一个月，李老师给了她一张农行卡，说存取两便，你自己去自动取款机上改个密码。第二天送了州州，她去对面的农行柜机上发现原原本本的两千元，就想起女职介说的话，晚上掏出两百元中介费递给李老师，李老师却说小莫算了，郭老师已给了。你把州州照看好就行了。阿加塞了几下，对方不要。改天阿加就给州州买了一只笨笨熊，电动的，把州州喜欢得趴在客厅里围着转动的笨笨熊喀喀喀笑。郭老师两口子就觉得阿加心眼实，哪像先前那位四十几的保姆，买的菜价比超市还高，娃儿的东西老是洗不干净，晚上李老师两口子从学院回来了才在他们眼皮底下七吭八吭的做卫生，星期天还去楼下与小区的保姆聊东家长西家短。有一个星期天下午，郭老师两口子带着州州从流花湖公园里回来，家里冷锅冷灶的，没有保姆人影，一问门卫，她还去小区娱乐室与几个保姆打麻将了。李老师一气之下就把她辞了。这也是阿加的运气，也是郭老师两口子找职介急于请保姆的原因。两相一对比，先前保姆的不好比出了阿加的好。而阿加后来晓得这些以后，就不止一次地捧着小木虎喃喃，虔诚里充满了对祖宗的感恩。但她往往在这虔诚里忘不了希望见到哥哥阿吉的祈祷。 伍呷呢！却不似阿加这么如意。说是水疗馆，那是老板取的新名词，蒙人的，实际就是洗脚房，端木盆、兑药包，捧着对方的臭脚又摸又捏又抠又刮又洗，还要拿捏轻重。如客人要按摩，还得在按摩床上从客人的头部开始按到全身，客人消费高，自己提成就要高一些。那是贵宾间，胆子大的伍呷想做，老板却不敢要她做，原因是她还未满十六岁。伍呷说自己满了，下个月就满了。老板说满了怎么连身份证都没有，翻了船不光是非法使用童工问题，支使未成年少女从事色情服务可是要判刑的。伍呷后来在阿加面前就流露出当初自己不该鸡刨刨就选了水疗馆的意思，听着好听，实则没有做保姆单纯实在。
阿加在教育路，伍呷在汽车客运站，中间隔着几条大道，两个大公园。平时两个人都忙，打打公用电话，说说彼此的情况，根本没时间聚在一起。有时星期天伍呷会转几路公交车到阿加这边来，好在郭老师两口子出去了，屋里就成了两个人的乐园，东摆摆西摆摆，时间不知不觉间就过去了。伍呷没有闲着，边与阿加摆着条边做着家务。彝语“摆条”就是说话。郭老师两口子带着州州回来，见伍呷帮着阿加做家务，不是在洗衣机前，就是躬着背在用拖布擦地板，抹桌椅沙发上的灰。时间已经是中午了，伍呷就要走，阿加起身欲送下楼。李老师热情地说吃了饭再走，听小莫讲过，你们是一起从大凉山出来的，小莫的客人就是我们的客人，吃点便饭，不要见外。阿加不吱声，伍呷却哎哎地答应了，并跟着拴了围裙的阿加进了厨房。后来两个人在一起时，嘴快的伍呷对阿加说，我莫有白吃他们哩！又做家务又煮饭炒菜，他们还该给我发工资哩。阿加说要不要哇，我给你发。伍呷伸出手，拿来哇。阿加使劲在她手上打了下，两个人喀喀地笑。久了伍呷没去找阿加，李老师还在饭桌上问起这么久了没有见着你那凉山妹。阿加心里想的怕打搅了主人家，嘴上却说她可能忙着，有时星期天顾客也多。李老师觉得那妹子话比阿加多，人跳颤，不光是来义务劳动，家里还有了活泼的气氛。
歇了很久没来的伍呷有一天来了，不是星期天，是星期五，郭老师两口子在学院，阿加一个人在家。伍呷坐下就惊爪爪地说，有一个人，胸前挂着个与你一样的木虎。阿加脸色一下子变了，真的，长得啥样？瘦茄子脸，鹰钩鼻，二十来岁。咹——阿加惊叫起来——哥哥阿吉，带我去看。我带你去哪看，人家洗了脚就走了。我当时忙着，没有想到是你的哥哥，只觉得那木虎有些眼熟。后来我才想起你也有一个，想起你讲过的你出来打工无音信的哥哥。
那一晚，阿加大半夜没睡着，小时候的事情老是在脑子里翻腾。喜德县是国家贫困县，则莫沟是贫困县中的最贫困地之一，木头砖瓦房是奢侈，有草皮房住就知足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西北的一些贫困区已脱贫了，可是则莫沟没有，除了高家和极少数有女娃家的富了起来，大多还是种玉米红苕。高家开采水泥矿，一座山都挖脱了一半，连支书和村主任逢年过节都要请高老板吃酒。因为谁当村长都要高老板同意，如果高老板瘪嘴，多半就当不成。阿加有时候有点想不通，伍呷为啥不同意与高家那瞎娃耍对象呢？高家那娃子未必就是大家说的那样坏，只要成了高家的人，不仅自己从糠窝窝跳进了米窝窝，一家人甚至亲戚都会跟着沾光。但多想一会儿，又想通了，伍呷之所以不愿意甚至逃婚有伍呷的想法。
以前的则莫沟人为了生男娃，躲避计生政策，讨口要饭都要出去生了男娃才回来。二莫尼和二莫爷就是这样的。可是近些年来，观念却像季节样变了，看着山沟里走出去的打工女娃都比出去时还风光地回到山里，不仅是自己变得花枝招展仙女一般，给家里大包小包地买东西回来，给侄儿侄女近亲远戚大把大把地撒钱，而且祖祖辈辈的草皮屋，穿斗屋说变就变了，红砖楼房，玻璃窗子，油漆大门，让山沟里的人眼红死了。可是男的呢！先前青冈树一样蓬勃出去的娃子，回来已不是原来的娃子了，连眼神和气色都变蔫萎了，外面的世界像个妖怪似的把他们的精气神全吸干了，有的还少了胳膊缺了腿。外面的人咋就对男娃这样不公呢！洛巴村的一个娃子原来在家里对父母乡亲孝顺得很，碰见熟人老远就笑兮兮招呼的，回来却变了样，自己不仅没挣着钱，把开小店的妇女抢了搞了不说，还把人家勒死了。当武警和民兵搜山抓着他时，他母亲跪在木呆的儿子面前说，鬼迷心窍呐！我儿子原来不是这样的呐！所以，则莫沟的人就开始喜欢女娃了，他们认为家里只要有女娃在山外打工，家里就有了提款机，光宗耀祖、致富脱贫就有了希望了。现在的则莫沟人就有些女尊男卑、重女轻男了。阿加的阿达从外面的建筑工地回来就唉声叹气，世道变了，世道变了，男娃成了赔钱货了。有的则莫沟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四处打工或讨口，还是躲避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为了生女娃。
阿加想到这里，觉得不管男娃还是女娃，不管再苦再累，只要活着，只要晓得在干什么，晓得还平安心里就踏实，一家人的日子就有个盼头，噩梦醒来是黎明。不像哥哥阿吉出去了就连一点点音信也莫有，有的说在这，有的说在那，阿达也去找过，或托人去问过，却没有这个人。有一次阿达觉得可能要找着了，因为对方讲的工地上的那个小伙子确实像阿吉。走拢了，包工头说前几天结了账走了，但名字却不叫阿吉。
阿加给伍呷打了招呼，如果下次看见那个脖子上戴木虎的人，立刻给自己打电话，或者要个对方的联系方式。伍呷说当然，你不说我也晓得，我又不是笨笨熊。她与阿加边拆菜边拿电视里的动画片笨笨熊打了个比方。想到哥哥阿吉终于有了下落，拆菜的阿加脸上洋溢起了从来未有过的笑。然而，三个月过去，伍呷说的那个人却没有再出现过，这让阿加很是失落，想起就揪心。
更揪心的是伍呷再次被劳动监察大队遣返，发现她的还是寻找新闻线索的记者，只不过这次不是易记者，而是另一个媒体的记者。劳动执法部门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上一次深圳的劳动部门被媒体曝光不作为，被解救女童还在小餐馆打工的事是被劳动保障系统通报批评的，这次执法的是广州市某区劳动执法部门，他们对前来遣返接人的四川某劳动部门人员再三叮嘱不能再让人跑了。对方说，我们三个看一个应该不会。嘴牢的伍呷，不管执法人员怎么问，她都咬着牙没有出卖阿加；可怜的伍呷，无论怎样说已年满十六周岁了，执法人员就是不信，说只要没有身份证就要遣返。精灵的伍呷，这次真的没有逃脱，被三个人三双眼睛昼夜轮换盯着，连上厕所都盯着，终于送回了则莫沟。那是个黎明，劳动监察人员前脚刚走，坐了几天火车疲倦至极的伍呷后脚就离开了半山腰上的家，家里人后来只晓得她去了趟派出所，就再也没有了下落。半年多以来，阿加也没有她任何音信，就如自己的哥哥阿吉一样。原来哥哥无音信，心里那个部分尽管有块石头压着，但是没动；现在有一点点音信了，那块石头动了，恍惚见着水中的游鱼了，可只是闪了下却不见了。不见了的还有与自己那样划得来的，一起出来又被遣送回去的伍呷。 稳定下来，阿加给新疆打工的阿达去电话，告知现在的情况，当然也说了被媒体曝光遣返回家逃脱的事和伍呷遇见像哥哥的那个人。阿达说看不出在家里你比其她席乃胆子都小，在外面你胆子却大；你逃脱是对的，回来不仅莫前途，我们还巴着你受窝囊气，在人前抬不起头。如果你不胆大，就莫有今天雇你的好人家，莫有你现在的两千块月工资，你就在家喂猪、煮饭、种玉米洋芋了，可莫有谁给你一分钱。保姆虽然不好听，但保姆不日晒雨淋，你的两千元工资是净落哩！她是用手机打的，手机是李老师换了新手机送给她的，老版的“苹果”。她不要，李老师说有个好，有时你在菜市场或接送州州的路上，我们找你也方便，接听用不了几个钱。但是阿加才不会用李老师家里的座机呢！她给自己的手机充了五十元，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阿达的。她在手机上说今年春节自己打算回家，阿达说要得，我们腊月十几也就回去了，两年莫见着了，一家人终于可以在一起吃个团圆饭了。阿达这话说得太美了些，阿加想，哥哥阿吉没回来咋能算一家人吃团圆饭哩！伍呷被遣送回去，没在家里过夜就又出逃了的事就是阿达在电话上讲给她的。
家还是那个家，则莫沟的土坎边，几间黑黢黢的穿斗房。山里人家的房屋大多是这样，难得找到平坦之地，大片的坦地是出庄稼的地呢！咋舍得用来修房子？大凉山的彝族人几乎已经被同化得找不到彝族的明显印记了，服饰和生活习性几乎完全汉化了。唯有从强烈阳光造就的黝黑皮肤、那鹰鼻和干硬的口语里还能感到与他人的些微不同。阿达已早于阿加一周回家了，但他没有阿加盼望中的喜形于色，原因是他打工的钱只拿到了很少一部分，阿莫（母亲）与他大吵了一架，修房子的泥水匠都请好了，等着阿达的钱买钢筋水泥。阿莫说电视里这段时间天天都在讲不能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监督部门，咋会拖欠呢？阿达的解释是老板豪赌输了跑了。一年后，阿加才从与阿达一起打工的则莫沟的人口里得知，不是阿达说的老板豪赌输了，是阿达染上赌瘾输了。阿加想不通，这人咋会如春天不暖冬天不冷的季节样也在变哩。连阿达这么老实的人也在变。彝人真的是出不得山，出不得大凉山么？阿加对自己说，无论社会怎么变，季节怎么变，我一定不能变啊！
阿加进门把东西放下就眨巴着眼珠子四处搜寻，总觉得眼睛里少了啥。她笑了下，自己是脑壳转不过弯了，是想看见亲爱的阿普（爷爷）哩！她就问阿莫，阿普哩？阿莫眼圈一下子就红了。阿达无所谓的样子说在房后的山坡上。阿加还真以为是在房后的山坡上捡柴扯草药啥的。见女儿疑乎，阿达说，走了，埋在房后的山坡上。阿加眼流水就止不住，抬起衣袖去揩。两娘母就都边揩眼泪水边抽咽着说老人的好。阿加想起去年夏天在广州小旅馆的那个梦，就问阿莫是什么时候走的？六月初六。阿莫说头天晚上他还在神龛上敬香，坐了好一阵子，手抚着装木虎的空盒子，左看看，右看看，香火映着他蠕动着的干瘪的嘴，晚上都好端端的，第二天清早起来，就坐在木椅上一动不动了，随便咋个喊都不动了，僵硬的手上还摊着红得发亮的木虎盒子。阿加呐！你阿普去了还放不下你们，尤其是放不下你这个席乃呐！阿加想起梦里阿普的样子和手里吧嗒掉在地上的木虎盒子，十有八九阿普就是那天晚上走的，阿普是丢不下自己来给自己告别哩。
阿达正月初七就离开家了，是几个已不习惯在家呆着的彝人来叫他走的。阿加想，他离开好，免得阿莫天天与他吵，就差莫有摔碗拌瓢了。额上又添了几根皱纹的阿莫说，不看着他我心里还清静些好受些，看着他我心里就起火。阿加晓得这是阿莫说的气话，有男人在家里好歹有个帮手，少是夫妻老是伴。她气的是阿达在外面不冲火。不冲火是彝语，意即不安分不学好。夫妻之间有些事不用说都是能感觉到的。
阿加推迟去广州当然是李老师同意的。她想与阿莫多呆些时间，想去看看二莫尼，想当初自己去电子厂打工二莫尼给她送的棉毛衣裤，让她与伍呷在车站和立交桥洞子里度过的寒夜；还想去喜德县公安局照标准照办身份证。正月初八单位就上班了，过几天她就年满十六周岁了，派出所说外出打工人员办身份证可以提前照相登记，身份证办好后，派出所会按自己写的地址寄过来。与阿莫去尼波镇看二莫尼的路上，伍呷的阿莫碰见她，骂她，你倒整对了，我们的伍呷本来是有个好结果，却被你骗出去打工莫着落。骂完竟哭起来。阿莫拉着阿加边走边说，咋会怪我们的席乃呢？要怪怪自己的席乃吧！送回来都跑了，怪得了我们阿加吗？
正月十六阿加就满十六周岁了，又是一个朝霞映红孙水河的黎明，阿加又一次坐在南下的火车上，曙光还是那个曙光，却又有些不同，透过火车窗玻璃映在她脸上，那红润的光如她的心情，如她脸上抑制不住的笑。再也没有谁说自己是童工了，再也没有谁以解救来剥夺自己追求美好生活的权益了。那笑里还有内心的虔诚和对未来的向往及沉着。
昨天是正月十五，她给房后土堆里的阿普敬了炷香，给神龛上的祖宗和彝族的黑虎神敬了炷香，她双手合十祈求他们保佑一家人和自己都平安，保佑新的一年里能有哥哥阿吉的消息。她之所以选择正月十六上路，除了今天是自己年满十六岁的生日外，还有就是昨天那个庄重的日子，在她的单纯而稚嫩的心里，仿佛今天这个不同寻常的黎明是她的新生活的开始，是昨天那个神圣的日子催生的。
呜地一声，汽笛打断了她的心思，一列火车轰隆隆开进站台。她身下的火车缓缓启动，对面的火车擦着她乘坐的这列火车开过来，车窗对着车窗，窗里的男女乘客站起身伸长胳膊取铺上的行李。突然，正对着自己的一个窗口上，一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茄子脸、凹眼窝、鹰钩鼻、瘦削但有轮有廓的下巴吸引了她的目光，皮肤虽然黄了些，面容虽然老沉了些，但是，他逃不过阿加的眼睛。再加上他趴在窗口上，脖子上的一根细线坠了下来，下坠处一个黑色饰物在曙色里闪着光亮，连那小黑点上的虎须也像在光亮里轻微地颤动。那凹形眼窝里闪亮的眼睛仿佛也正看向她。车窗驰过，窗口上还闪出一张麦肤色的脸，紧挨着阿吉，有些像伍呷。阿加禁不住大声喊起来。
然而，喊声却被迎面拂来的山风吞噬了。
阿加脸上激动的眼泪啪嗒掉下。
责任编辑 高 鹏
钟正林：2006年起先后在《北京文学》《中国作家》《人民文学》《当代》《钟山》《长城》《广州文艺》《作品》《红岩》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多部（篇），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文学报》《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选载，并编入部分小说年选。出版有长篇小说《山命》，中短篇小说集《鹰无泪》获第七届四川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