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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学语文教学中对作家作品的解读明显滞后于学术界对文学的研究。与学术接轨是中学语文教师解读现代作家作品的基本准备，而保持独立的价值立场是与学术平等对话得以实施的前提。
关键词：中学语文；学术；意义；前提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3）09-0065-03
当下中学语文教学中对作家作品的解读明显滞后于学术界对文学的研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亦未能及时传播到中学语文课堂。中学语文教师接轨学术，既能使学术界不至于在书院研究中过于寂寞，也能使中学语文教师了解文学作品研究的动态发展，最终达成语文教育培育现代学生良好的语文素养和公民素质的总目标。本文拟以中学教材中的现代作家作品为例，谈接轨学术的紧迫性、意义和基本前提。
一、与学术接轨的紧迫性
以鲁迅研究为例：1923年8月，鲁迅的《故乡》和《鸭的喜剧》出现在《新学制国语教科书》中。之后，鲁迅的作品陆续出现在不同年代、不同版本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之中，历时近百年，未有中断。学术界对鲁迅的研究已自成体系，有“鲁学”之称。无论是在教育界还是学术界，鲁迅作品都堪称经典。中学生中却流传着学习语文有“三怕”：“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很明显，中学生对鲁迅作品的接受程度、接受热情与教材编写者、鲁迅研究者对鲁迅作品的关注程度有着巨大的滞差。其中的原因可扩展至社会方面，教学中教师的职责也不容忽略。八十年代，学术界的研究方向已从“主题思想”转至“启蒙”，九十年代，则变更为“现代性”。这两次转向相隔时间不长，可以说，两次转向都没有进入深刻的研究领域，但至少对六七十年代作了彻底的转型。语文教育界却没有能很好地吸收学术界的这些研究成果，致使教师对鲁迅作品的解读明显滞后。
有些教师的《孔乙己》教案给出的教学目标是“理解孔乙己这一形象所揭示的社会意义”，大多数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将这一教学目标窄化为“深刻揭露和控诉了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封建科举制度”、“封建统治阶级”，这些抽象的词汇对初中的学生来说，无论从知识储备还是从社会阅历，都是无法有深切体会的。这样的词汇在鲁迅作品的阐释中出现的频率尤其高。学术界已经历了“人化”鲁迅的过程，而在语文教学过程中，鲁迅仍然是个战士，而非一个作家。而且，《孔乙己》的内涵远远复杂于这简单论定。《孔乙己》有对“封建科举制度”、“封建统治阶级”的愤，更多的却是鲁迅对知识分子心理状态的忧、对整个中国无法对话的忧。咸亨酒店也可以说是偌大一个中国的缩影，孔乙己在咸亨酒店是失语的，他在不识字的短衣帮群体中没有说话的权利，在略微识字的店小二那里也没有说话的权利，孔乙己是如何失去了他言语的权利？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失去了言语的权利？这些都是要思考的。《孔乙己》中对人、文化的关注远远高于对阶级的关注。当然，也不能就此否定了意识形态，人的属性有很多，我们须明白的是阶级性只是人社会属性的一方面，切不能将之视为人的全部，尤其是在语文教育中。因此，现代作家作品的中学语文教学与学术接轨有其刻不容缓性。
二、与学术接轨的意义
教学过程涉及三个基本因素：学生、教师以及课本。目前有关教学如何有效实施的核心词汇大致围绕着新课程改革所提出的自主、合作、探究等，这些核心词汇大多针对教师实施教学活动时的一些建议，于教师的要求而言，则鲜有言及。笔者认为，作为教学活动的实施者，如果教师对自己的要求仍以传统为标准，新课程标准的倡导往往会成为隔靴搔痒，难以获得成效。笔者这里的“与学术接轨”更倾向于教师自身的素质优化。自上而下的灌输，往往导致教师的消化不良，教学过程的实施若仍然以教案为参照依据，效果会不明朗。若从教师自身出发，主动汲取、转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再延伸至具体教育行为，不失为一种比较可行的方法。
“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要有一桶水”，这是中学教师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教师的知识容量比学生丰富，这是基本的要求。对于中学教师而言，这已经不需要质疑，甚至无需再次提出。就目前中学语文教育现状而言，笔者认为，这句话不仅要提，而且要质疑。质疑至少有二：一是教师的知识容量；二是教师的知识力度。教师的知识容量比学生丰富多少才为合格？就人生经历而言，教师的知识容量必然比学生丰富。但，以教师人生经历作为衡量知识容量的标杆是远远不够的。换言之，中学语文教师将知识的来源若仅限定于教师的授课，期待于教科书、教学参考书，中学语文教师授课任务的完成情况也许只会停留在初级的语言技能知识的传授。“在语言课中，我们应当做的是教人们一种语言，而不是教给他们关于语言的知识”。[1]也就是说，中学语文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仅要使学生掌握扎实的语言基础知识，而且要训练学生审美的能力。教学《荷塘月色》中所用的“通感”艺术手法时，介绍何谓“通感”很重要，或许更重要的是，需让学生知晓朱自清此处为何选择用“通感”，领悟“通感”在文中所引发的艺术魅力。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与掌握语言基础知识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学生一旦体会到“通感”手法的运用所引发的感官愉悦，自然会领悟“通感”的用法。如何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于中学语文教师而言，需借助学术界拓宽自身的知识结构，形成开放的教学理念。知识力度，主要是指教师对教材中所选的文学作品的历史沉淀有所把握，即了解课文的前世、今生，从而使自己的课堂教学更有厚重的质感。“不同的历史时代为了自己的目的构造了‘不同’的荷马和莎士比亚，并在这些作品中发现种种可加以重视或贬斥的成分，尽管这些成分不一定相同。换言之，一切文学作品都被阅读它们的社会所‘改写’，即使仅仅是无意识地改写。的确，任何作品的阅读同时都是一种‘改写’。没有任何一部作品，也没有任何一种关于这部作品的当时评价，可以被直截了当地传给新的人群而不在其过程中发生改变，虽然这种改变也许几乎是不被察觉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那被当做文学的乃是一个极不稳定的东西的原因之一”。[2]也就是说，教师在面对一篇课文时，需将之还原为一篇文学作品。不同的时代对现代文学作品的解释是不一样的。教育界虽然滞后于学术界，对课文的解读大致上却沿着学术界的步伐往前迈。沈从文的作品是未出现在解放后到八十年代期间的语文课本之中的。在这期间，社会对鲁迅作品的解读也倾向于革命、反封建。八十年代之后，沈从文、郁达夫等作家的作品被学术界所认可，也走入了语文课本之中。教师需明晰的另外一点是课文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差异性。沈从文的《边城》置于其全集中与课本中，虽然文字没有变化，意义却是不一样的。教科书的编写部门从沈从文的全集中选取《边城》作为教材的一部分，至少可以传达这样的信息，《边城》在某种程度上与教育部门对理想教材的要求相吻合。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只有对课文有着这样俯瞰式的把握，才能将知识讲深、讲透，才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
关键词：中学语文；学术；意义；前提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3）09-0065-03
当下中学语文教学中对作家作品的解读明显滞后于学术界对文学的研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亦未能及时传播到中学语文课堂。中学语文教师接轨学术，既能使学术界不至于在书院研究中过于寂寞，也能使中学语文教师了解文学作品研究的动态发展，最终达成语文教育培育现代学生良好的语文素养和公民素质的总目标。本文拟以中学教材中的现代作家作品为例，谈接轨学术的紧迫性、意义和基本前提。
一、与学术接轨的紧迫性
以鲁迅研究为例：1923年8月，鲁迅的《故乡》和《鸭的喜剧》出现在《新学制国语教科书》中。之后，鲁迅的作品陆续出现在不同年代、不同版本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之中，历时近百年，未有中断。学术界对鲁迅的研究已自成体系，有“鲁学”之称。无论是在教育界还是学术界，鲁迅作品都堪称经典。中学生中却流传着学习语文有“三怕”：“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很明显，中学生对鲁迅作品的接受程度、接受热情与教材编写者、鲁迅研究者对鲁迅作品的关注程度有着巨大的滞差。其中的原因可扩展至社会方面，教学中教师的职责也不容忽略。八十年代，学术界的研究方向已从“主题思想”转至“启蒙”，九十年代，则变更为“现代性”。这两次转向相隔时间不长，可以说，两次转向都没有进入深刻的研究领域，但至少对六七十年代作了彻底的转型。语文教育界却没有能很好地吸收学术界的这些研究成果，致使教师对鲁迅作品的解读明显滞后。
有些教师的《孔乙己》教案给出的教学目标是“理解孔乙己这一形象所揭示的社会意义”，大多数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将这一教学目标窄化为“深刻揭露和控诉了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封建科举制度”、“封建统治阶级”，这些抽象的词汇对初中的学生来说，无论从知识储备还是从社会阅历，都是无法有深切体会的。这样的词汇在鲁迅作品的阐释中出现的频率尤其高。学术界已经历了“人化”鲁迅的过程，而在语文教学过程中，鲁迅仍然是个战士，而非一个作家。而且，《孔乙己》的内涵远远复杂于这简单论定。《孔乙己》有对“封建科举制度”、“封建统治阶级”的愤，更多的却是鲁迅对知识分子心理状态的忧、对整个中国无法对话的忧。咸亨酒店也可以说是偌大一个中国的缩影，孔乙己在咸亨酒店是失语的，他在不识字的短衣帮群体中没有说话的权利，在略微识字的店小二那里也没有说话的权利，孔乙己是如何失去了他言语的权利？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失去了言语的权利？这些都是要思考的。《孔乙己》中对人、文化的关注远远高于对阶级的关注。当然，也不能就此否定了意识形态，人的属性有很多，我们须明白的是阶级性只是人社会属性的一方面，切不能将之视为人的全部，尤其是在语文教育中。因此，现代作家作品的中学语文教学与学术接轨有其刻不容缓性。
二、与学术接轨的意义
教学过程涉及三个基本因素：学生、教师以及课本。目前有关教学如何有效实施的核心词汇大致围绕着新课程改革所提出的自主、合作、探究等，这些核心词汇大多针对教师实施教学活动时的一些建议，于教师的要求而言，则鲜有言及。笔者认为，作为教学活动的实施者，如果教师对自己的要求仍以传统为标准，新课程标准的倡导往往会成为隔靴搔痒，难以获得成效。笔者这里的“与学术接轨”更倾向于教师自身的素质优化。自上而下的灌输，往往导致教师的消化不良，教学过程的实施若仍然以教案为参照依据，效果会不明朗。若从教师自身出发，主动汲取、转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再延伸至具体教育行为，不失为一种比较可行的方法。
“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要有一桶水”，这是中学教师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教师的知识容量比学生丰富，这是基本的要求。对于中学教师而言，这已经不需要质疑，甚至无需再次提出。就目前中学语文教育现状而言，笔者认为，这句话不仅要提，而且要质疑。质疑至少有二：一是教师的知识容量；二是教师的知识力度。教师的知识容量比学生丰富多少才为合格？就人生经历而言，教师的知识容量必然比学生丰富。但，以教师人生经历作为衡量知识容量的标杆是远远不够的。换言之，中学语文教师将知识的来源若仅限定于教师的授课，期待于教科书、教学参考书，中学语文教师授课任务的完成情况也许只会停留在初级的语言技能知识的传授。“在语言课中，我们应当做的是教人们一种语言，而不是教给他们关于语言的知识”。[1]也就是说，中学语文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仅要使学生掌握扎实的语言基础知识，而且要训练学生审美的能力。教学《荷塘月色》中所用的“通感”艺术手法时，介绍何谓“通感”很重要，或许更重要的是，需让学生知晓朱自清此处为何选择用“通感”，领悟“通感”在文中所引发的艺术魅力。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与掌握语言基础知识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学生一旦体会到“通感”手法的运用所引发的感官愉悦，自然会领悟“通感”的用法。如何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于中学语文教师而言，需借助学术界拓宽自身的知识结构，形成开放的教学理念。知识力度，主要是指教师对教材中所选的文学作品的历史沉淀有所把握，即了解课文的前世、今生，从而使自己的课堂教学更有厚重的质感。“不同的历史时代为了自己的目的构造了‘不同’的荷马和莎士比亚，并在这些作品中发现种种可加以重视或贬斥的成分，尽管这些成分不一定相同。换言之，一切文学作品都被阅读它们的社会所‘改写’，即使仅仅是无意识地改写。的确，任何作品的阅读同时都是一种‘改写’。没有任何一部作品，也没有任何一种关于这部作品的当时评价，可以被直截了当地传给新的人群而不在其过程中发生改变，虽然这种改变也许几乎是不被察觉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那被当做文学的乃是一个极不稳定的东西的原因之一”。[2]也就是说，教师在面对一篇课文时，需将之还原为一篇文学作品。不同的时代对现代文学作品的解释是不一样的。教育界虽然滞后于学术界，对课文的解读大致上却沿着学术界的步伐往前迈。沈从文的作品是未出现在解放后到八十年代期间的语文课本之中的。在这期间，社会对鲁迅作品的解读也倾向于革命、反封建。八十年代之后，沈从文、郁达夫等作家的作品被学术界所认可，也走入了语文课本之中。教师需明晰的另外一点是课文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差异性。沈从文的《边城》置于其全集中与课本中，虽然文字没有变化，意义却是不一样的。教科书的编写部门从沈从文的全集中选取《边城》作为教材的一部分，至少可以传达这样的信息，《边城》在某种程度上与教育部门对理想教材的要求相吻合。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只有对课文有着这样俯瞰式的把握，才能将知识讲深、讲透，才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