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个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征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
　　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写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
　　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splendour”（光彩壮丽、显赫、杰出）、“melancholy”（忧郁），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广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增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
　　“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

　　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
　　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
　　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出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苏格兰风笛），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
　　可是我一天也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选自《张爱玲散文》，有改动）

【赏析】

　　张爱玲写作《天才梦》时年仅二十岁，这个青春年少的女孩一登上文坛便不同凡响，文章构思奇特、幽默生动而文采斐然，洋溢着一种蓬勃的生命力。
　　张爱玲就是这样，在艺术领域有着敏锐的触角和聰慧的头脑，是一个天才。但在生活中，又有极其失败的一面，可以说是一个低能者。
　　张爱玲就是这样，在日常生活的家长里短中记录传奇，在曲折有致的传奇中流泻坦诚，在独特的心灵和精致的融汇中，一篇小文也变得活色生香，韵味无穷。
　　（邹永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