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反法西斯同盟在总结国际联盟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联合国宪章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权力集中于安理会，只有在五大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有权作出全体会员国都有义务接受并执行的强制性决议。“大国一致”原则剥去了理想主义的粉饰，直接体现了现实主义的逻辑。
　　更为现实的是，战胜国对战败国实行了分区占领，在远东，决定把日本一分为四，分别由美、苏、中、英实施占领。英国自顾不暇，而中国因国内问题拒绝了美国的邀请。美国以中、英两国相继放弃占领日本的决定为由，决定对战败国日本单独占领和管制。美国把日本作为“遏制共产主义”的同盟政治工具的同时，苏联则与“一边倒”的中国结盟形成对抗美日之势。
　　进而，美国单独对日媾和，建立美日军事同盟，并与包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台湾等国家（地区）签署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条约，开启了二战后美国在东亚地区构建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旧金山体系”，将中国、苏联的军事力量封锁在大陆地区，防止其向海上延伸，最终形成了东亚大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美中、美苏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彼此割裂、尖锐对立，一种“陆海分离型”的战后东亚秩序。尽管两大阵营在朝鲜战争及越南战争中激烈地对抗，但始终未改变这种东亚基本秩序与格局。
　　但是这种陆海分离型秩序正在松动或瓦解。最大的变局来自朝鲜半岛。美国以朝鲜核威胁为由，在朝鲜半岛部署末端高空防御体系统（THAAD，简称萨德）。随着美国反导系统在东亚地区扩散，必然将导致地区军备平衡被破坏，对中国等周边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
　　不仅如此，随着平壤当局不断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技术，美国本土日益受到核威胁，这也逼近美国对朝动武的底线。若美国决意动手，朝鲜半岛将走向统一。届时，中国不仅面临过去美国在海空上优势与威胁，而且将面临陆地与美军的直接对抗。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正在推进“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以阻止、切断美国等海上强国的挑衅与威胁，而中美陆海空全方位对抗，至少会延缓中国军队的转型。
　　日本也正频频挑战二战后的东亚秩序。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战后，美国为日本草议的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的权利。但2016年3月29日零时起实施的日本新安保法，正式解禁集体自卫权。新安保法包括增设《国际和平支援法》及十个修正法，一旦美国等盟友受到武力攻击，当日本处于存亡危机事态，可派遣自卫队提供后方支援。
　　日美军事一体化加速的同时，日本最终以何种方式——战争还是美国的恩准，获得正式大国地位值得思考与观察。不过，传统意义上的东亚中美俄三国演义继续的同时，在不远未来另一场中日韩的角逐也日益迫近，这将是东亚地区秩序新风景线。
　　最后，中国也要面临着周边国家关系的应对和挑战。随着中国持续的快速发展，中国从较长时间看面临着“四重挑战”：第一重挑战是菲、越等南海当事国；第二重是菲、越等南海当事国，联合东盟，从规则上对中国的挑战；第三重是日本试图建立起的“价值观同盟”；第四重是美国主导的、与其盟友及伙伴组成的亚洲版的北约。这“四重挑战”的当事国既相互联系，亦有各自的战略重点，但都会对中国的发展带来或多或少的麻烦。
　　从当前看，尽管中国对美特朗普政府、菲杜特尔特政府的外交棋高一着，暂缓了周边的激烈竞争，但从更长时间段观察，美国国内保守力量对中国遏制、围堵的声音不断。东亚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大格局短时间内仍難以变化，东亚新的区域秩序正在酝酿、形塑之中。我们宜有长远的思考与应对策略。
　　总而言之，且不论中国如何巧妙、机智地应对，但有一点当前可以肯定的是，东亚战后秩序颠覆性时刻正在迫近，我们对此需要心知肚明及未雨绸缪。
　　（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