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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余华的中篇小说《古典爱情》通常被批评界解读为对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小说叙事的戏拟与颠覆。诸如“揭开历史深处的血腥与暴力”的论述几乎已为这篇小说盖棺定论。若站在今天更广阔的历史与理论背景下考量当年的这篇反叛之作，可以发现《古典爱情》其实是一种历史想象对另一种历史想象的解构，是文本意义无限“延宕”与“替补”链条上的一环。“以真相反叛虚伪”的余华批评思路值得进一步反思。
关键词：余华 《古典爱情》 死亡主题 抽象叙事 解构 替补 延异
《古典爱情》最初发表于1988年《北京文学》第12期，主要讲述书生柳生与小姐“惠”的悲剧爱情与命运，其对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小说进行了戏拟与改写，极大地颠覆了“古典爱情”的美感。其中“人吃人”一节更是将典雅浪漫的叙事传统剖出惨不忍睹的裂痕。纵观相关评论文章，可知学界大都肯定了余华以血腥、暴力和死亡元素对传统文化结构的颠覆以及“极简叙事”的解构意义。在距小说问世已近三十年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跳出80年代末的特殊语境，在更宽广的理论视野下看待这篇小说的解构意义。在法国理论家德里达关于文字和历史的讨论中指出，“能指的踪迹”才是活的历史，笔者试图沿着这个思路阐释其中的历史想象，对以往《古典爱情》的“解构”批评进行再次解构与反思。
一、作为死亡预演的生命叙述
从《李娃传》等唐传奇到元杂剧《西厢记》，再到清初通俗小说《好逑传》，才子佳人的题材和叙事模式屡见不鲜。大多数才子佳人小说不外乎“一见钟情”“私订终身”“家庭阻挠”“终成眷属（常伴随着才子金榜题名）”这套叙事模式。在《牡丹亭》中，女主人公杜丽娘死而复生终成圆满，就是一种中国“大团圆式”传统文化浇灌下的文学想象，同时也是现实生活中情欲的长期压抑在文学中的想象性补偿。这类小说读来“余香满口”，迎合了传统读者的阅读审美心理，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精神上的麻醉剂。《古典爱情》采用了与《牡丹亭》极其相似的故事框架，却无情肢解了《牡丹亭》所代表的“完满”哲学和典雅美学。全篇被死亡气息所笼罩，灾荒年间惠小姐沦为“菜人”的血腥描写将原本的才子佳人叙事彻底变为冷酷的死亡书写。余华对“古典爱情”的颠覆是一种哲学维度的颠覆，如果说杜丽娘的死是“向生而死”，那么《古典爱情》中一以贯之的生死观则是“向死而生”。对于余华小说死亡主题的挖掘是以往余华研究的重要命题。张清华认为，余华童年大量的死亡目睹和记忆是他进入存在与死亡哲学探讨的切入点，“大量地叙述死亡的事件与主题，使余华的作品总是给读者以十分残酷的‘存在的震撼’与警醒”{1}。王德威这样论述《古典爱情》：“在此‘叙事’已完全与重复机制，甚或死亡冲动融合为一。这令我们想到精神分析学里视叙事行为为死亡冲动的预演一说。”{2}何鲤谈道：“余华的杀手锏便是循环往复的死亡叙述……通过普涨的死亡叙述，将死亡日常化、平淡化。”{3}
细读《古典爱情》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在爱情叙事中暗含的、贯穿始终的死亡命题和宿命感。开篇出现的“黄色大道”就是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象征，预示着整个故事的发展都将不遂人愿：“柳生赴京赶考，行走在一条黄色大道上”{4}。“黄色大道”这一意象在小说的展开中频繁出现，且都伴随着悲凉的氛围：“数日前，柳生背井离乡初次踏上这条黄色大道时，内心便涌起无数凄凉”，“三年后，柳生再度赴京赶考，依旧行走在黄色大道上”{5}。“黄色大道”是一条悲剧之路，一步步将故事引向惨无人道的高潮，而柳生与惠小姐的初次幽会看似与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典型设定并无二致：落魄书生和大户小姐一见钟情，难舍难分。但余华的笔调告诉我们，浓情蜜意的幽会只不过是惨剧与死亡的前奏。两人相遇在姹紫嫣红的春天，但时间却在日暮，这显然与言情小说中男女相逢的典型时刻——“午后”的叙述基调不同，浓重的暮色使柳生与惠小姐的情缘从相逢起便蒙上一层不祥的迷雾。之后诸如此类的暗示与美好爱情的进展如影随形，如绣楼上的小姐发现柳生时的惊叫“就如弦断一般，吟哦之声戛然而止”{6}；柳生无意间发出“今日一别，难再相逢”的感叹。甜蜜的幽会之下始终有凄楚的暗流涌动。作别时小姐一句：“公子切记，不管榜上有无功名，都请早去早回”{7}如同谶语，竟不知再见时是何等情状。虽说古典言情小说中的离别场面都渲染得十分悲凄，但情绪多是缠绵不舍，不似这般凄楚莫测。这样的暗示将故事推向之后“人吃人”的高潮：惠小姐沦落为菜人，而柳生竟成为亲手了结她生命的人。早先难辨的凄楚被彻底揭开，变成了血淋淋的人体肢解和吃人现场。
由此可见，《古典爱情》的死亡叙事绝不仅仅体现为惠小姐的惨剧，全篇都脱不开死亡的命题。余华的写作让我们意识到，即便在良辰美景时，死亡、消失、幻灭也从未缺席。这样的写作经验深刻地印证着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认知。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之一，雅思贝尔斯认为只有死亡才是生存得以实现的条件，是一种一直渗透到现实里来的势力。而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用很大的篇幅讨论死亡问题，他认为“此在在本质上总是它的可能性”，而死亡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8}，同时，死亡又是此在之不可能的可能性，作为此在的生存方式，死亡的基本意涵在于此在的“向终结存在”。这种向死而生的存在主义哲学观在《古典爱情》中，是颠覆古典言情小说世界观的利器——死亡不仅仅是“人吃人”惨剧中死去的生命表象，而且是生命此在的一种展开方式。余华相信死亡的与生俱来，他在《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一文中谈道：“鲁迅和博尔赫斯似乎都怀疑岁月会抚平伤疼，因此他们笔下的人物只会在自己的厄运里越走越远……消失成了他们共同的命运。”{9}而余华笔下的人物，消失即是他们的存在方式。
二、“共时”的形式抽绎与颠覆
如果说存在主义的死亡意识是《古典爱情》对传统哲学和审美价值的解构，那么《古典爱情》的形式结构本身就已经实现了对古典言情小说的解构。关于余华小说高度形式化及其解构价值的论述亦不乏有价值的成果，张清华在《文学的减法》中谈道：“余华正是把小说所负载的经验和小说所依赖的叙述形式都做了‘提纯的简化’”{10}，这种经验与形式的抽绎恰恰更容易勾连与唤起读者繁杂的经验世界。《古典爱情》在叙事形式与结构上的解构意义颇值得探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它是对古典言情小说的戏仿之作，而应看到余华在共时维度上抽绎结构的惊人能力。他巧妙地将古典才子佳人小说和鬼魅述异小说中经典的情节元素和表达方式高度地抽绎和概括在一起，在篇幅并不算长、情节并不算太复杂的中篇小说中有机地组成完整的叙事序列。这种叙事方式本身就足以连缀和唤起无数的古典小说阅读经验：当我们读到柳生的外貌家世时，各色清贫俊秀的白面书生形象便跃然纸上。当小姐所居深宅大院映入眼帘，承载着无数私情的后花园景象便活跃在我们的脑海中。惠小姐死后，魂灵深夜与柳生复成好事的情节更是能让我们想到“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杜丽娘以及《聊斋志异》中的各色女鬼故事。 结构人类学对于神话叙事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余华高度抽绎的叙事方式。受到索绪尔语言学共时分析方式的影响，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中将神话作为“语言”来进行研究，通过系统的结构分析，“把一个神话故事的所有已知讲法组成一个系列，形成一种置换群，处在这一置换群两极的讲法形成颠倒的对称关系”{11}。也就是说，结构主义者关注的并不是一个个具体叙事元素在组合轴上的多种变化和积累，而是在共时的维度下，将神话中同一类的叙事元素归纳于聚合轴当中，并且关注纷繁复杂的言语中共同的语法和逻辑规则。而余华的《古典爱情》以小说的创作践行了结构主义的共时思维模式，将中国古典小说组合轴上形形色色的故事情节和叙事元素进行高度的归纳，抽绎出一条涵盖这些类型元素的叙事线条。当然，《古典爱情》的要义并不在于叙事序列的提炼，而是在于提炼之后的解构与破坏。在才子佳人与死者还魂的叙事线中，“人吃人”的惨剧无疑是断裂的一环。惠小姐沦为“菜人”遭到残害的情节显然不在以上所述的古典小说故事范畴之内，“古典爱情”的叙事元素被余华精妙地抽绎呈现后，又残忍地遭受肢解。这正是《古典爱情》在结构上的颠覆意义所在。
三、同处“延异”当中的历史想象
上面我们讨论了《古典爱情》这篇小说在思想主题和叙事结构两个层面的解构意义，并关注到余华的解构创作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和结构人类学的可能关联。接下来我们将探讨文中余华对历史的观照。可以肯定的是，余华的颠覆性创作不仅仅是嘲讽古典言情小说本身，而是对其中历史想象的怀疑和反叛。花前月下的情意终究敌不过灾难对人性的异化。人类的动物性在这种极端状况下暴露无遗，文中的惠小姐家道败落，在灾荒年间被卖到餐馆，成为“菜人”：“在此遭宰的菜人已经无数了……柳生行至屋内，见一女子仰躺在地，头发散乱，一条腿劫后余生，微微弯曲，另一条腿已消失，断处血肉模糊……柳生仔细辨认，认出来正是小姐惠。”{12}小说至此，完全颠覆了之前两情相悦的美妙和世事无常的悲慨，将一幕在灾荒年月中的人间惨剧暴露在观者面前，形成难以言表的震惊。在中国古代的荒年，常有“人吃人”的现象，在《左传·宣公十五年》中即有“易子而食”的记载。这种行为在西方世界中同样存在，20世纪80年代，雅典的考古学家发现了克里特岛人在公元前1450年左右有吃人肉的习性。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对这一现象进行过解释，他谈到吃人的风气在人类的蒙昧时代是普遍流行的，在食物没有保证的渔猎时代不可避免，直到出现家畜的饲养和稳定的淀粉食物后，这种现象才消失。因此在进入农耕文明后，“人吃人”被视作极不道德、违背人性的。而《古典爱情》中的食人现象意味着在文明时代里，人类的道德约束在饥饿面前也不堪一击。如果生存难以为继，人类行为瞬间便回到蛮荒时代。如果说古典言情小说中包含着传统文人对于历史的想象性书写，那么余华则试图揭穿这种历史想象的虚伪，呈现历史的另一面。樊星谈道：“他将人性中最黑暗，最丑恶，最残忍的一面暴露在文坛上。”{13}耿传明则认为余华的创作中具有后人道主义倾向，以去道德化的立场在文学作品中“集中描写了人的生活中最粗鄙、最远离理性的区域”{14}。这类评论为数甚多，“揭开历史深处的血腥与暴力”“反思中国文化结构中的暴力症结”等话语大概是批评界对于余华小说解构意义的共同认知。
余华擅于在作品中再现历史与人性中的非理性因子，这代表着他及其同时代人特殊的现实经验与历史记忆。作为1960年生人，余华的童年和少年在极度混乱的“文革”中度过，在一个人刚刚开始对世界进行感受和认知的年纪，便目睹了非理性的社会情状。余华在文章《虚伪的作品》中谈道：“秩序总是要遭受混乱的捉弄。因此我们置身文明秩序中的安全也就不再真实可信。”{15}这表达出他对秩序、道德等所谓人类高级文明产物的深切怀疑。《古典爱情》中，他以自身对“历史真实”的感受去颠覆传统的历史想象，在当时具有发人深省的先锋价值。但如果跳出80年代末的特殊历史语境看这篇小说，似乎可以对之前关于余华写作的“解构批评”做一个再解构。
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思考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问题。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试图通过颠覆欧洲“语音中心主义”的传统来解构西方哲学中“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消解二元对立的封闭结构。他的解构不是用一物去颠覆另一物，而是全面消解充满对立的哲学系统。德里达在驳斥“语言第一性”的传统时运用了“延异”和“替补”这两个重要的概念。文字对言语的再现是不完备的，其间必然存在意义的“延宕”或称“延异”，这样的特性使得文字成为言语的“替补”或称“增补”，写作往往就是对缺席言语的替补，形成“能指的痕迹”。这样的思考方式彻底将处于等级和对立关系的事物置于一个差异系统当中。德里达对历史的认知处于同样的思维逻辑当中：历史也同样是“能指的痕迹”，“理解事物不可避免就会有历史发生，不能把历史绝对化……它是符号意指和替代的过程”{16}。如果我们用德里达的解构思维去看待《古典爱情》的写作，就会发现余华的颠覆事实上是一种历史想象对另一种历史想象的替补。这两种历史想象并不能简单地用真实和虚伪来划分，也无所谓究竟是谁否定与颠覆了谁，它们都是文本意义无限“延异”过程中的一环。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大团圆”式叙事是对完满爱情长期缺席的文本增补，其中无辜而专情的书生形象正是对士人阶层中婚恋道德观缺席的替补与想象性修复。也就是说，这一类小说的创作本身就处在文本与言语意义的延宕当中。而余华则基于自身的历史记忆，发现了这类小说叙事中暴力与非理性的缺席，进而通过《古典爱情》的书写完成对这一意义缺席的增补。
因此，与其说余华的《古典爱情》是对“古典爱情”的颠覆，不如说《古典爱情》与“古典爱情”之间构成了文本意义和历史想象的延宕。如此看来，众多对《古典爱情》解构意义的批评话语存在着当时历史语境的局限，这种批评貌似处在解构主义的视角当中，实则仍然落入了将事物置于等级和对立关系下的本质主义思维逻辑当中。 四、结语
从才子佳人到刀下菜人，余华的《古典爱情》无情地撕下了古典文学想象的温情面纱，直指人类的动物性和非理性。其中深刻的存在主义死亡主题和共时的抽绎与破坏是余华解构“古典爱情”的尖刀利刃。这是否意味着《古典爱情》剖开了历史的表层，披露了历史的血腥真相？关注“差异系统”的德里达解构思路提醒我们，《古典爱情》是一种历史记忆对另一种历史记忆的增补，是文本意义替补之链上的一环。余华的解构同样是文字与言语之间意义的延宕，而非压倒性的等级颠覆。在古典与先锋之间，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的解蔽有时恰恰是另一种形式的遮蔽，这是对《古典爱情》及其解构主义批评的再反思。
{1} 张清华：《死亡之象与迷幻之境──先锋小说中的存在/死亡主题研究》，《小说评论》1999年第1期。
{2} 王德威：《魂兮归来》，《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
{3} 何鲤：《论余华的叙事循环》，吴义勤主编，王金胜、胡健玲编选：《余华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4}⑤⑥⑦{12} 余华：《鲜血梅花》，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第23页，第27页，第33页，第47页。
{8}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15页。
{9} 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读书》1999年第7期。
{10} 张清华：《文学的减法》，吴义勤主编，王金胜、胡健玲编选：《余华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64页。
{11} [法]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 巫术·宗教·艺术·神话》，陆晓禾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
{13} 樊星：《人性恶的证明》，吴义勤主编，王金胜、胡健玲编选：《余华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14} 耿传明：《试论余华小说中的后人道主义倾向及其对鲁迅启蒙话语的解构》，吴义勤主编，王金胜、胡健玲编选：《余华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页。
{15} 余华：《虚伪的作品》，吴义勤主编，王金胜、胡健玲编选：《余华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16} 陈晓明：《德里达拒绝历史吗》，陈晓明：《不死的纯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参考文献：
[1] 王达敏.余华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 [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M].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3] [美]乔纳森·卡勒.论解构 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M].陆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关键词：余华 《古典爱情》 死亡主题 抽象叙事 解构 替补 延异
《古典爱情》最初发表于1988年《北京文学》第12期，主要讲述书生柳生与小姐“惠”的悲剧爱情与命运，其对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小说进行了戏拟与改写，极大地颠覆了“古典爱情”的美感。其中“人吃人”一节更是将典雅浪漫的叙事传统剖出惨不忍睹的裂痕。纵观相关评论文章，可知学界大都肯定了余华以血腥、暴力和死亡元素对传统文化结构的颠覆以及“极简叙事”的解构意义。在距小说问世已近三十年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跳出80年代末的特殊语境，在更宽广的理论视野下看待这篇小说的解构意义。在法国理论家德里达关于文字和历史的讨论中指出，“能指的踪迹”才是活的历史，笔者试图沿着这个思路阐释其中的历史想象，对以往《古典爱情》的“解构”批评进行再次解构与反思。
一、作为死亡预演的生命叙述
从《李娃传》等唐传奇到元杂剧《西厢记》，再到清初通俗小说《好逑传》，才子佳人的题材和叙事模式屡见不鲜。大多数才子佳人小说不外乎“一见钟情”“私订终身”“家庭阻挠”“终成眷属（常伴随着才子金榜题名）”这套叙事模式。在《牡丹亭》中，女主人公杜丽娘死而复生终成圆满，就是一种中国“大团圆式”传统文化浇灌下的文学想象，同时也是现实生活中情欲的长期压抑在文学中的想象性补偿。这类小说读来“余香满口”，迎合了传统读者的阅读审美心理，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精神上的麻醉剂。《古典爱情》采用了与《牡丹亭》极其相似的故事框架，却无情肢解了《牡丹亭》所代表的“完满”哲学和典雅美学。全篇被死亡气息所笼罩，灾荒年间惠小姐沦为“菜人”的血腥描写将原本的才子佳人叙事彻底变为冷酷的死亡书写。余华对“古典爱情”的颠覆是一种哲学维度的颠覆，如果说杜丽娘的死是“向生而死”，那么《古典爱情》中一以贯之的生死观则是“向死而生”。对于余华小说死亡主题的挖掘是以往余华研究的重要命题。张清华认为，余华童年大量的死亡目睹和记忆是他进入存在与死亡哲学探讨的切入点，“大量地叙述死亡的事件与主题，使余华的作品总是给读者以十分残酷的‘存在的震撼’与警醒”{1}。王德威这样论述《古典爱情》：“在此‘叙事’已完全与重复机制，甚或死亡冲动融合为一。这令我们想到精神分析学里视叙事行为为死亡冲动的预演一说。”{2}何鲤谈道：“余华的杀手锏便是循环往复的死亡叙述……通过普涨的死亡叙述，将死亡日常化、平淡化。”{3}
细读《古典爱情》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在爱情叙事中暗含的、贯穿始终的死亡命题和宿命感。开篇出现的“黄色大道”就是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象征，预示着整个故事的发展都将不遂人愿：“柳生赴京赶考，行走在一条黄色大道上”{4}。“黄色大道”这一意象在小说的展开中频繁出现，且都伴随着悲凉的氛围：“数日前，柳生背井离乡初次踏上这条黄色大道时，内心便涌起无数凄凉”，“三年后，柳生再度赴京赶考，依旧行走在黄色大道上”{5}。“黄色大道”是一条悲剧之路，一步步将故事引向惨无人道的高潮，而柳生与惠小姐的初次幽会看似与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典型设定并无二致：落魄书生和大户小姐一见钟情，难舍难分。但余华的笔调告诉我们，浓情蜜意的幽会只不过是惨剧与死亡的前奏。两人相遇在姹紫嫣红的春天，但时间却在日暮，这显然与言情小说中男女相逢的典型时刻——“午后”的叙述基调不同，浓重的暮色使柳生与惠小姐的情缘从相逢起便蒙上一层不祥的迷雾。之后诸如此类的暗示与美好爱情的进展如影随形，如绣楼上的小姐发现柳生时的惊叫“就如弦断一般，吟哦之声戛然而止”{6}；柳生无意间发出“今日一别，难再相逢”的感叹。甜蜜的幽会之下始终有凄楚的暗流涌动。作别时小姐一句：“公子切记，不管榜上有无功名，都请早去早回”{7}如同谶语，竟不知再见时是何等情状。虽说古典言情小说中的离别场面都渲染得十分悲凄，但情绪多是缠绵不舍，不似这般凄楚莫测。这样的暗示将故事推向之后“人吃人”的高潮：惠小姐沦落为菜人，而柳生竟成为亲手了结她生命的人。早先难辨的凄楚被彻底揭开，变成了血淋淋的人体肢解和吃人现场。
由此可见，《古典爱情》的死亡叙事绝不仅仅体现为惠小姐的惨剧，全篇都脱不开死亡的命题。余华的写作让我们意识到，即便在良辰美景时，死亡、消失、幻灭也从未缺席。这样的写作经验深刻地印证着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认知。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之一，雅思贝尔斯认为只有死亡才是生存得以实现的条件，是一种一直渗透到现实里来的势力。而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用很大的篇幅讨论死亡问题，他认为“此在在本质上总是它的可能性”，而死亡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8}，同时，死亡又是此在之不可能的可能性，作为此在的生存方式，死亡的基本意涵在于此在的“向终结存在”。这种向死而生的存在主义哲学观在《古典爱情》中，是颠覆古典言情小说世界观的利器——死亡不仅仅是“人吃人”惨剧中死去的生命表象，而且是生命此在的一种展开方式。余华相信死亡的与生俱来，他在《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一文中谈道：“鲁迅和博尔赫斯似乎都怀疑岁月会抚平伤疼，因此他们笔下的人物只会在自己的厄运里越走越远……消失成了他们共同的命运。”{9}而余华笔下的人物，消失即是他们的存在方式。
二、“共时”的形式抽绎与颠覆
如果说存在主义的死亡意识是《古典爱情》对传统哲学和审美价值的解构，那么《古典爱情》的形式结构本身就已经实现了对古典言情小说的解构。关于余华小说高度形式化及其解构价值的论述亦不乏有价值的成果，张清华在《文学的减法》中谈道：“余华正是把小说所负载的经验和小说所依赖的叙述形式都做了‘提纯的简化’”{10}，这种经验与形式的抽绎恰恰更容易勾连与唤起读者繁杂的经验世界。《古典爱情》在叙事形式与结构上的解构意义颇值得探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它是对古典言情小说的戏仿之作，而应看到余华在共时维度上抽绎结构的惊人能力。他巧妙地将古典才子佳人小说和鬼魅述异小说中经典的情节元素和表达方式高度地抽绎和概括在一起，在篇幅并不算长、情节并不算太复杂的中篇小说中有机地组成完整的叙事序列。这种叙事方式本身就足以连缀和唤起无数的古典小说阅读经验：当我们读到柳生的外貌家世时，各色清贫俊秀的白面书生形象便跃然纸上。当小姐所居深宅大院映入眼帘，承载着无数私情的后花园景象便活跃在我们的脑海中。惠小姐死后，魂灵深夜与柳生复成好事的情节更是能让我们想到“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杜丽娘以及《聊斋志异》中的各色女鬼故事。 结构人类学对于神话叙事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余华高度抽绎的叙事方式。受到索绪尔语言学共时分析方式的影响，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中将神话作为“语言”来进行研究，通过系统的结构分析，“把一个神话故事的所有已知讲法组成一个系列，形成一种置换群，处在这一置换群两极的讲法形成颠倒的对称关系”{11}。也就是说，结构主义者关注的并不是一个个具体叙事元素在组合轴上的多种变化和积累，而是在共时的维度下，将神话中同一类的叙事元素归纳于聚合轴当中，并且关注纷繁复杂的言语中共同的语法和逻辑规则。而余华的《古典爱情》以小说的创作践行了结构主义的共时思维模式，将中国古典小说组合轴上形形色色的故事情节和叙事元素进行高度的归纳，抽绎出一条涵盖这些类型元素的叙事线条。当然，《古典爱情》的要义并不在于叙事序列的提炼，而是在于提炼之后的解构与破坏。在才子佳人与死者还魂的叙事线中，“人吃人”的惨剧无疑是断裂的一环。惠小姐沦为“菜人”遭到残害的情节显然不在以上所述的古典小说故事范畴之内，“古典爱情”的叙事元素被余华精妙地抽绎呈现后，又残忍地遭受肢解。这正是《古典爱情》在结构上的颠覆意义所在。
三、同处“延异”当中的历史想象
上面我们讨论了《古典爱情》这篇小说在思想主题和叙事结构两个层面的解构意义，并关注到余华的解构创作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和结构人类学的可能关联。接下来我们将探讨文中余华对历史的观照。可以肯定的是，余华的颠覆性创作不仅仅是嘲讽古典言情小说本身，而是对其中历史想象的怀疑和反叛。花前月下的情意终究敌不过灾难对人性的异化。人类的动物性在这种极端状况下暴露无遗，文中的惠小姐家道败落，在灾荒年间被卖到餐馆，成为“菜人”：“在此遭宰的菜人已经无数了……柳生行至屋内，见一女子仰躺在地，头发散乱，一条腿劫后余生，微微弯曲，另一条腿已消失，断处血肉模糊……柳生仔细辨认，认出来正是小姐惠。”{12}小说至此，完全颠覆了之前两情相悦的美妙和世事无常的悲慨，将一幕在灾荒年月中的人间惨剧暴露在观者面前，形成难以言表的震惊。在中国古代的荒年，常有“人吃人”的现象，在《左传·宣公十五年》中即有“易子而食”的记载。这种行为在西方世界中同样存在，20世纪80年代，雅典的考古学家发现了克里特岛人在公元前1450年左右有吃人肉的习性。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对这一现象进行过解释，他谈到吃人的风气在人类的蒙昧时代是普遍流行的，在食物没有保证的渔猎时代不可避免，直到出现家畜的饲养和稳定的淀粉食物后，这种现象才消失。因此在进入农耕文明后，“人吃人”被视作极不道德、违背人性的。而《古典爱情》中的食人现象意味着在文明时代里，人类的道德约束在饥饿面前也不堪一击。如果生存难以为继，人类行为瞬间便回到蛮荒时代。如果说古典言情小说中包含着传统文人对于历史的想象性书写，那么余华则试图揭穿这种历史想象的虚伪，呈现历史的另一面。樊星谈道：“他将人性中最黑暗，最丑恶，最残忍的一面暴露在文坛上。”{13}耿传明则认为余华的创作中具有后人道主义倾向，以去道德化的立场在文学作品中“集中描写了人的生活中最粗鄙、最远离理性的区域”{14}。这类评论为数甚多，“揭开历史深处的血腥与暴力”“反思中国文化结构中的暴力症结”等话语大概是批评界对于余华小说解构意义的共同认知。
余华擅于在作品中再现历史与人性中的非理性因子，这代表着他及其同时代人特殊的现实经验与历史记忆。作为1960年生人，余华的童年和少年在极度混乱的“文革”中度过，在一个人刚刚开始对世界进行感受和认知的年纪，便目睹了非理性的社会情状。余华在文章《虚伪的作品》中谈道：“秩序总是要遭受混乱的捉弄。因此我们置身文明秩序中的安全也就不再真实可信。”{15}这表达出他对秩序、道德等所谓人类高级文明产物的深切怀疑。《古典爱情》中，他以自身对“历史真实”的感受去颠覆传统的历史想象，在当时具有发人深省的先锋价值。但如果跳出80年代末的特殊历史语境看这篇小说，似乎可以对之前关于余华写作的“解构批评”做一个再解构。
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思考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问题。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试图通过颠覆欧洲“语音中心主义”的传统来解构西方哲学中“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消解二元对立的封闭结构。他的解构不是用一物去颠覆另一物，而是全面消解充满对立的哲学系统。德里达在驳斥“语言第一性”的传统时运用了“延异”和“替补”这两个重要的概念。文字对言语的再现是不完备的，其间必然存在意义的“延宕”或称“延异”，这样的特性使得文字成为言语的“替补”或称“增补”，写作往往就是对缺席言语的替补，形成“能指的痕迹”。这样的思考方式彻底将处于等级和对立关系的事物置于一个差异系统当中。德里达对历史的认知处于同样的思维逻辑当中：历史也同样是“能指的痕迹”，“理解事物不可避免就会有历史发生，不能把历史绝对化……它是符号意指和替代的过程”{16}。如果我们用德里达的解构思维去看待《古典爱情》的写作，就会发现余华的颠覆事实上是一种历史想象对另一种历史想象的替补。这两种历史想象并不能简单地用真实和虚伪来划分，也无所谓究竟是谁否定与颠覆了谁，它们都是文本意义无限“延异”过程中的一环。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大团圆”式叙事是对完满爱情长期缺席的文本增补，其中无辜而专情的书生形象正是对士人阶层中婚恋道德观缺席的替补与想象性修复。也就是说，这一类小说的创作本身就处在文本与言语意义的延宕当中。而余华则基于自身的历史记忆，发现了这类小说叙事中暴力与非理性的缺席，进而通过《古典爱情》的书写完成对这一意义缺席的增补。
因此，与其说余华的《古典爱情》是对“古典爱情”的颠覆，不如说《古典爱情》与“古典爱情”之间构成了文本意义和历史想象的延宕。如此看来，众多对《古典爱情》解构意义的批评话语存在着当时历史语境的局限，这种批评貌似处在解构主义的视角当中，实则仍然落入了将事物置于等级和对立关系下的本质主义思维逻辑当中。 四、结语
从才子佳人到刀下菜人，余华的《古典爱情》无情地撕下了古典文学想象的温情面纱，直指人类的动物性和非理性。其中深刻的存在主义死亡主题和共时的抽绎与破坏是余华解构“古典爱情”的尖刀利刃。这是否意味着《古典爱情》剖开了历史的表层，披露了历史的血腥真相？关注“差异系统”的德里达解构思路提醒我们，《古典爱情》是一种历史记忆对另一种历史记忆的增补，是文本意义替补之链上的一环。余华的解构同样是文字与言语之间意义的延宕，而非压倒性的等级颠覆。在古典与先锋之间，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的解蔽有时恰恰是另一种形式的遮蔽，这是对《古典爱情》及其解构主义批评的再反思。
{1} 张清华：《死亡之象与迷幻之境──先锋小说中的存在/死亡主题研究》，《小说评论》1999年第1期。
{2} 王德威：《魂兮归来》，《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
{3} 何鲤：《论余华的叙事循环》，吴义勤主编，王金胜、胡健玲编选：《余华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4}⑤⑥⑦{12} 余华：《鲜血梅花》，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第23页，第27页，第33页，第47页。
{8}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15页。
{9} 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读书》1999年第7期。
{10} 张清华：《文学的减法》，吴义勤主编，王金胜、胡健玲编选：《余华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64页。
{11} [法]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 巫术·宗教·艺术·神话》，陆晓禾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
{13} 樊星：《人性恶的证明》，吴义勤主编，王金胜、胡健玲编选：《余华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14} 耿传明：《试论余华小说中的后人道主义倾向及其对鲁迅启蒙话语的解构》，吴义勤主编，王金胜、胡健玲编选：《余华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页。
{15} 余华：《虚伪的作品》，吴义勤主编，王金胜、胡健玲编选：《余华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16} 陈晓明：《德里达拒绝历史吗》，陈晓明：《不死的纯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参考文献：
[1] 王达敏.余华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 [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M].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3] [美]乔纳森·卡勒.论解构 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M].陆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