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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向来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和处世态度闻名,并被选入人教版、苏教版等多个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之中。但是作为教学文本,教参对它的解读往往集中于从文本自身出发进行名句鉴赏与主旨探微,忽略了作者范仲淹的人生经历与文章创作背景所带来的文化观照方面的内蕴。笔者以为,如果从知人论世角度出发去探索《岳阳楼记》的文化内涵,必然会对文本的解读和学生的学习领悟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一、论世:迁客骚人多会于斯
王振复在《中国艺术结构论》的序中写道:“一般而言,一切事物、现象的结构,指其系统、整体内外部、深浅层次及其与他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具体存在与相互作用的方式,是一切事物、现象之系统、整体有序或无序化、组织化的重要标志。结构具有时间性与空间性,因此,任何事物、现象的结构都是其时间结构与空间结构的统一。”[1]笔者认为,这一点亦可用来解释贬谪文学的发展史。每一种文学的存在都必定不是偶然,它的由来与衍生都受其文化环境与作者感发影响,其本质是具有时间性与空间性的结构而可解析的。《岳阳楼记》从表面上看是一篇摹山范水之作,但在知人论世之后,便可发现此文是一篇具有时空结构性的贬谪文学的经典作品。它既把范仲淹的少时经历潜在地投射入文字之中,更是寄寓了范仲淹入仕以来的感慨与情思。
在传统士大夫文化的浸染下,中国古代士人素来砥砺节操,铭记先辈“济天下”的训导。然而,由于时代与自身所厄,中国古代的部分士人虽有一腔报君治国的赤子之忱,却难以有所作为,甚至仕途坎坷,屡遭贬谪而有性命之忧。也正因此,报国无计的士大夫群体逐渐将焦点从政治转至文学,创作出了一系列與自身贬谪遭遇息息相关的文学作品。这一类特殊的文学作品便是贬谪文学,它往往能折射出文学主体矛盾的精神与心理;同时,文学主体本身也能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全新地诠释贬谪的“穷”“恶”。譬如唐宋八大家多半皆曾遭贬谪,他们的大部分现实主义作品也可归属于贬谪文学范畴之内。北宋名家范仲淹也曾直接与间接地创作了许多贬谪文学,并流传千古。范仲淹其人方正清傲,“仁宗庆历初,范仲淹因为在朝廷主持推行新政受到权贵们的攻击,被罢去参知政事职,于庆历五年降职邓州”[2]。而此时,范仲淹的同僚兼好友“滕宗谅因被人诬陷在泾州滥用公款被贬岳州”[3]。由于湘楚之地多瘴疠,因此古来贬谪之地首选尤以湘楚为多,滕宗谅被贬之岳州正位于湘楚。但滕宗谅到岳州后并没有因为艰苦的环境和痛苦的心境而自暴自弃,反而很有作为。其最为有名的举措便是修缮了中国四大名楼之一的岳阳楼。庆历六年,岳阳楼修复工程告竣,滕子京致信范仲淹,并附《洞庭晚秋图》一幅,请他在欣赏画中的洞庭楼景之后,为重修后的岳阳楼作记。
因此,现在入选人教版与苏教版等多个版本语文教材的名篇《岳阳楼记》,实质是范仲淹在被贬河南邓州之时应好友滕宗谅邀请所作的。虽然内容描写的是湘楚之风物人情,但范仲淹的创作地点并不是在湘楚,且范仲淹并不是在亲自游览过重修后的岳阳楼后创作。从这个角度上看,这篇《岳阳楼记》其实是“名不副实”的。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范仲淹此篇是真正为湘楚所作。因为《岳阳楼记》既接受了湘楚文化各个方面的影响,也成了湘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成了对湘楚文化的另一种诠释。事实上,很多一线教师在向学生讲解此篇课文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写作背景对文本本身理解的重要性,便也没有将这一写作背景对学生加以仔细说明,且仅观此文序,学生也难以窥得范仲淹创作之全部缘由,所以必须做到知人论世,才能更好地理解范仲淹的笔下之绪,探索文本主旨。
二、知人:洞庭晚秋恋巴陵
如果教师不向学生说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仅凭欣赏好友滕宗谅的一幅《洞庭晚秋图》所作的,恐怕学生是难以相信如此磅礴大气的文辞竟是“虚构”所生的。诚然,在这一令人惊叹的写作背景下,范仲淹此文依然刻画了可亲可爱的洞庭美景,涌动着绝对真实的思恋之情。因为他幼年的求学经历和入湘游历使笔者相信,少时的湘楚游历必能引起后来范仲淹的浓浓思恋,这也是范仲淹能写成这篇名记中美景的重要原因。
而在此期间,他也必定登览过岳阳楼景,游赏过洞庭湖色。这从其壮年《新定感兴五首》“去国三千里,风波岂不赊。回思洞庭险,无限胜长沙”与《送韩渎殿院出守岳阳》“岳阳楼上月,清赏浩无边”等带有回忆感怀色彩的诗文中可见一斑。其实可以推测,没有真正见过修复之后岳阳楼的范仲淹,其《岳阳楼记》中的“皓月千里,浮光跃金”之句,恐也源出于此,因为这类诗文不论是用语还是意境都是如此相似,直指少年之时的范仲淹。这也有利于学生对具体诗文的源流把握和学习。
中国古代文人常在诗文中有所寄托,但这种寄托无论是由心及物抑或是由物及心,都是作者对“美”的一种诠释。此中的“美”,不仅仅是作者笔下秀丽的物象美或是可爱的事象美,更是一种对人生追求的喻象美,因为写作是一种带着主体意识的活动。范仲淹眼中的美,不仅仅是滕宗谅派人送来的一幅极具神韵的《洞庭晚秋图》,更应该是他年少于湘楚之地求学时登临岳阳楼所见所闻所感的回忆,是对当时报国壮志初心的回念与反省。
因此,在这双重的背景认知下,在知人论世之学的完善中,需要学生领略的范仲淹之思才显得更为明了。这篇带有怀恋异乡意味的名篇,要教给学生的不仅仅是那几句家喻户晓的名言警句,而是字里行间范仲淹所要剖白的内心——少年意气之执念,暮年赤子仍拳拳。无论是怎样的窘迫与失意,良善的报国之志绝不更改。也只有基于此,才能让学生反过来更好地了解范仲淹的贬谪经历与情感发展线索。这对于学生自主学习文人个例或进行群体研究有极大的裨益。因为文人之所恋所书绝非风物之表象,亦与社会时代相勾连。这也是知人论世的重点。
三、观照:微斯人吾谁与归
文学对于人生的观照在传统文化上是有所体现的,比如文学作品中的风俗人情与传统道德等方面。对于中国古代贬谪文学来讲,其大多发源于环境艰苦但文化积淀深厚的贬谪之地,从而呈现出贬谪文人人格的孤洁性和崇高性——在困苦面前仍保有气节与情操。 1.地理风俗
湘楚之地多为古代士官被贬的首选之地。其地多瘴疠,使得很多南下的文人饱受病痛折磨,甚至死亡。历史上有不在少数的文人叹息着自己被贬的哀怨与愁苦、失意与愤怒,但依然也有许多文人能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自得其乐,游山玩水而抒情自适,譬如苏轼、欧阳修。在这种困乏的地理环境中所历练出的乐观气性便会化为文字,自然地流淌在文人的笔下。此篇《岳阳楼记》便是很好的证明。虽然其创作地点不是多瘴疠的湘楚,但综观全文与笔者上文分析,明显可以看出它也与湘楚有着密切联系——同为穷山恶水之地。范仲淹此文中所流露的不屈气性,便是对其曾游历之地与被贬谪之地文化的观照。
此外,楚地好歌舞,人民性格豁达,受巫文化影响,万物有灵的观念浓郁。范仲淹写文少有消极一面,虽不能说绝对,但其年少时曾游历岳阳的经历也会对其创作产生影响。湘楚人民这种豁达开放、享受自然的观念会使其少有消极心境出现。《岳阳楼记》全篇浩浩汤汤,诉说着作者内心的追求,但无呈现消极的失意之感,湘楚文化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见一斑。
2.先辈贤仁
从范仲淹所述的巴陵胜状中可以探知,其文化观照即为湘楚古仁屈贾之意。湘楚古仁多刚毅方正,屈原、贾谊可领风骚。其二人都曾被贬入湘,却仍砥砺节操,一生理想不过为民始终,至死不悔,故而“贤臣”“仁人”之名历代不变。而其“忧国忧民”的民本思想也广为传颂,成为湘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历经多代文人晕染的文学观照,则更能带领学生对《岳阳楼记》这篇文本本身,甚至举一反三地对多个经典文人个案进行通代学习。孔丘所言“温故而知新”,亦可观之。
据《清安乡县志》,少时范仲淹曾入湘于安乡学习了四年[4],可以推测,在这四年中,湘楚文化中的精华——民本思想——必然对范仲淹的入仕之途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就像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提到的,其实将文学的某种创新放置在历史的纵向,作者自身是处于接受状态的,因为任何一种原创性都是在前驱的基础上进行修正、误读和回归的。任何作者都不得不承认前驱们对其有意识与无意识的引导,无论他是主动抑或是被动地接受。战国屈子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慨叹生民之苦;西汉贾谊言“夫忧民之忧者,民必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5],深谙民本之道;而北宋范仲淹则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独白“予尝求古仁人之心”。如此渊源,于学生所习得的古仁人之心,便是承继屈贾忧思,并和范氏喟叹的思民之本。
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文化观照大多源自湘楚之风土人情与先辈绪业。可以说湘楚之地作为媒介本身,既把寄寓在自身的文化底蕴与风俗人情传递给了范仲淹,融入了《岳阳楼记》这一名篇中,更是使得《岳阳楼记》广为流传,成为湘楚绝佳的传播媒介。这也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时刻关注文学文本与实地实物的互动联系。
综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作为多个版本语文教材中的名篇,其对于学生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一则,在教学实践中,知人论世,较为全面地了解所学作品的社会时代背景对于更为深刻地探知文本的内涵是不可或缺的,否则极易忽略甚至误读作者及作品本身的情感意蕴。二则,对于贬谪文学的教学,从范仲淹《岳阳楼记》这一案例中可知,由点到面,从知人论世到文化观照,有利于更好地传承文学经典,使学生进行交叉、互动与通代学习,从而对文学的认知更加全面、连续。三则,从范仲淹《岳阳楼记》本身来看,从知人论世到文化观照其实是一个线性的角度,但这个角度有所创新,能使学习者更好地透析范仲淹的内心独白,警示我们学习古仁人之意,追溯那些传统文化的精粹,这才是当今语文教学更应该关注的。
参考文献
[1]赵建军.中国艺术结构论[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5:3.
[2][3]黄岳州.中国古代文学名篇鉴赏辞典[M].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13:923.
[4]王基巩,张绰主修,应国斌,刘靜辑校.清安乡县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285.
[5]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179.
【本文系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项目编号:KYCX18_1894)阶段性成果】
一、论世:迁客骚人多会于斯
王振复在《中国艺术结构论》的序中写道:“一般而言,一切事物、现象的结构,指其系统、整体内外部、深浅层次及其与他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具体存在与相互作用的方式,是一切事物、现象之系统、整体有序或无序化、组织化的重要标志。结构具有时间性与空间性,因此,任何事物、现象的结构都是其时间结构与空间结构的统一。”[1]笔者认为,这一点亦可用来解释贬谪文学的发展史。每一种文学的存在都必定不是偶然,它的由来与衍生都受其文化环境与作者感发影响,其本质是具有时间性与空间性的结构而可解析的。《岳阳楼记》从表面上看是一篇摹山范水之作,但在知人论世之后,便可发现此文是一篇具有时空结构性的贬谪文学的经典作品。它既把范仲淹的少时经历潜在地投射入文字之中,更是寄寓了范仲淹入仕以来的感慨与情思。
在传统士大夫文化的浸染下,中国古代士人素来砥砺节操,铭记先辈“济天下”的训导。然而,由于时代与自身所厄,中国古代的部分士人虽有一腔报君治国的赤子之忱,却难以有所作为,甚至仕途坎坷,屡遭贬谪而有性命之忧。也正因此,报国无计的士大夫群体逐渐将焦点从政治转至文学,创作出了一系列與自身贬谪遭遇息息相关的文学作品。这一类特殊的文学作品便是贬谪文学,它往往能折射出文学主体矛盾的精神与心理;同时,文学主体本身也能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全新地诠释贬谪的“穷”“恶”。譬如唐宋八大家多半皆曾遭贬谪,他们的大部分现实主义作品也可归属于贬谪文学范畴之内。北宋名家范仲淹也曾直接与间接地创作了许多贬谪文学,并流传千古。范仲淹其人方正清傲,“仁宗庆历初,范仲淹因为在朝廷主持推行新政受到权贵们的攻击,被罢去参知政事职,于庆历五年降职邓州”[2]。而此时,范仲淹的同僚兼好友“滕宗谅因被人诬陷在泾州滥用公款被贬岳州”[3]。由于湘楚之地多瘴疠,因此古来贬谪之地首选尤以湘楚为多,滕宗谅被贬之岳州正位于湘楚。但滕宗谅到岳州后并没有因为艰苦的环境和痛苦的心境而自暴自弃,反而很有作为。其最为有名的举措便是修缮了中国四大名楼之一的岳阳楼。庆历六年,岳阳楼修复工程告竣,滕子京致信范仲淹,并附《洞庭晚秋图》一幅,请他在欣赏画中的洞庭楼景之后,为重修后的岳阳楼作记。
因此,现在入选人教版与苏教版等多个版本语文教材的名篇《岳阳楼记》,实质是范仲淹在被贬河南邓州之时应好友滕宗谅邀请所作的。虽然内容描写的是湘楚之风物人情,但范仲淹的创作地点并不是在湘楚,且范仲淹并不是在亲自游览过重修后的岳阳楼后创作。从这个角度上看,这篇《岳阳楼记》其实是“名不副实”的。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范仲淹此篇是真正为湘楚所作。因为《岳阳楼记》既接受了湘楚文化各个方面的影响,也成了湘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成了对湘楚文化的另一种诠释。事实上,很多一线教师在向学生讲解此篇课文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写作背景对文本本身理解的重要性,便也没有将这一写作背景对学生加以仔细说明,且仅观此文序,学生也难以窥得范仲淹创作之全部缘由,所以必须做到知人论世,才能更好地理解范仲淹的笔下之绪,探索文本主旨。
二、知人:洞庭晚秋恋巴陵
如果教师不向学生说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仅凭欣赏好友滕宗谅的一幅《洞庭晚秋图》所作的,恐怕学生是难以相信如此磅礴大气的文辞竟是“虚构”所生的。诚然,在这一令人惊叹的写作背景下,范仲淹此文依然刻画了可亲可爱的洞庭美景,涌动着绝对真实的思恋之情。因为他幼年的求学经历和入湘游历使笔者相信,少时的湘楚游历必能引起后来范仲淹的浓浓思恋,这也是范仲淹能写成这篇名记中美景的重要原因。
而在此期间,他也必定登览过岳阳楼景,游赏过洞庭湖色。这从其壮年《新定感兴五首》“去国三千里,风波岂不赊。回思洞庭险,无限胜长沙”与《送韩渎殿院出守岳阳》“岳阳楼上月,清赏浩无边”等带有回忆感怀色彩的诗文中可见一斑。其实可以推测,没有真正见过修复之后岳阳楼的范仲淹,其《岳阳楼记》中的“皓月千里,浮光跃金”之句,恐也源出于此,因为这类诗文不论是用语还是意境都是如此相似,直指少年之时的范仲淹。这也有利于学生对具体诗文的源流把握和学习。
中国古代文人常在诗文中有所寄托,但这种寄托无论是由心及物抑或是由物及心,都是作者对“美”的一种诠释。此中的“美”,不仅仅是作者笔下秀丽的物象美或是可爱的事象美,更是一种对人生追求的喻象美,因为写作是一种带着主体意识的活动。范仲淹眼中的美,不仅仅是滕宗谅派人送来的一幅极具神韵的《洞庭晚秋图》,更应该是他年少于湘楚之地求学时登临岳阳楼所见所闻所感的回忆,是对当时报国壮志初心的回念与反省。
因此,在这双重的背景认知下,在知人论世之学的完善中,需要学生领略的范仲淹之思才显得更为明了。这篇带有怀恋异乡意味的名篇,要教给学生的不仅仅是那几句家喻户晓的名言警句,而是字里行间范仲淹所要剖白的内心——少年意气之执念,暮年赤子仍拳拳。无论是怎样的窘迫与失意,良善的报国之志绝不更改。也只有基于此,才能让学生反过来更好地了解范仲淹的贬谪经历与情感发展线索。这对于学生自主学习文人个例或进行群体研究有极大的裨益。因为文人之所恋所书绝非风物之表象,亦与社会时代相勾连。这也是知人论世的重点。
三、观照:微斯人吾谁与归
文学对于人生的观照在传统文化上是有所体现的,比如文学作品中的风俗人情与传统道德等方面。对于中国古代贬谪文学来讲,其大多发源于环境艰苦但文化积淀深厚的贬谪之地,从而呈现出贬谪文人人格的孤洁性和崇高性——在困苦面前仍保有气节与情操。 1.地理风俗
湘楚之地多为古代士官被贬的首选之地。其地多瘴疠,使得很多南下的文人饱受病痛折磨,甚至死亡。历史上有不在少数的文人叹息着自己被贬的哀怨与愁苦、失意与愤怒,但依然也有许多文人能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自得其乐,游山玩水而抒情自适,譬如苏轼、欧阳修。在这种困乏的地理环境中所历练出的乐观气性便会化为文字,自然地流淌在文人的笔下。此篇《岳阳楼记》便是很好的证明。虽然其创作地点不是多瘴疠的湘楚,但综观全文与笔者上文分析,明显可以看出它也与湘楚有着密切联系——同为穷山恶水之地。范仲淹此文中所流露的不屈气性,便是对其曾游历之地与被贬谪之地文化的观照。
此外,楚地好歌舞,人民性格豁达,受巫文化影响,万物有灵的观念浓郁。范仲淹写文少有消极一面,虽不能说绝对,但其年少时曾游历岳阳的经历也会对其创作产生影响。湘楚人民这种豁达开放、享受自然的观念会使其少有消极心境出现。《岳阳楼记》全篇浩浩汤汤,诉说着作者内心的追求,但无呈现消极的失意之感,湘楚文化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见一斑。
2.先辈贤仁
从范仲淹所述的巴陵胜状中可以探知,其文化观照即为湘楚古仁屈贾之意。湘楚古仁多刚毅方正,屈原、贾谊可领风骚。其二人都曾被贬入湘,却仍砥砺节操,一生理想不过为民始终,至死不悔,故而“贤臣”“仁人”之名历代不变。而其“忧国忧民”的民本思想也广为传颂,成为湘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历经多代文人晕染的文学观照,则更能带领学生对《岳阳楼记》这篇文本本身,甚至举一反三地对多个经典文人个案进行通代学习。孔丘所言“温故而知新”,亦可观之。
据《清安乡县志》,少时范仲淹曾入湘于安乡学习了四年[4],可以推测,在这四年中,湘楚文化中的精华——民本思想——必然对范仲淹的入仕之途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就像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提到的,其实将文学的某种创新放置在历史的纵向,作者自身是处于接受状态的,因为任何一种原创性都是在前驱的基础上进行修正、误读和回归的。任何作者都不得不承认前驱们对其有意识与无意识的引导,无论他是主动抑或是被动地接受。战国屈子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慨叹生民之苦;西汉贾谊言“夫忧民之忧者,民必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5],深谙民本之道;而北宋范仲淹则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独白“予尝求古仁人之心”。如此渊源,于学生所习得的古仁人之心,便是承继屈贾忧思,并和范氏喟叹的思民之本。
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文化观照大多源自湘楚之风土人情与先辈绪业。可以说湘楚之地作为媒介本身,既把寄寓在自身的文化底蕴与风俗人情传递给了范仲淹,融入了《岳阳楼记》这一名篇中,更是使得《岳阳楼记》广为流传,成为湘楚绝佳的传播媒介。这也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时刻关注文学文本与实地实物的互动联系。
综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作为多个版本语文教材中的名篇,其对于学生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一则,在教学实践中,知人论世,较为全面地了解所学作品的社会时代背景对于更为深刻地探知文本的内涵是不可或缺的,否则极易忽略甚至误读作者及作品本身的情感意蕴。二则,对于贬谪文学的教学,从范仲淹《岳阳楼记》这一案例中可知,由点到面,从知人论世到文化观照,有利于更好地传承文学经典,使学生进行交叉、互动与通代学习,从而对文学的认知更加全面、连续。三则,从范仲淹《岳阳楼记》本身来看,从知人论世到文化观照其实是一个线性的角度,但这个角度有所创新,能使学习者更好地透析范仲淹的内心独白,警示我们学习古仁人之意,追溯那些传统文化的精粹,这才是当今语文教学更应该关注的。
参考文献
[1]赵建军.中国艺术结构论[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5:3.
[2][3]黄岳州.中国古代文学名篇鉴赏辞典[M].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13:923.
[4]王基巩,张绰主修,应国斌,刘靜辑校.清安乡县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285.
[5]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179.
【本文系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项目编号:KYCX18_189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