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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提出已有20个年头，由于我国合作社变异历史以及目前社会信用的缺失，导致合作组织的发展举步维艰，很不理想。建立社会信用体系，适时利用农村家族信用，是目前加速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信用障碍；家族信用
一、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改革30年以来，农产品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且随着加入WTO，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开放成为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农民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不仅受到资源与市场的双重约束，而且在直接面对统一的大市场时，还愈来愈受到小规模分散化生产所形成的较低的组织化程度的严重制约，以致难以准确把握必要的市场信息，生产经营活动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而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效对接的重要途径就是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外部市场的内部化，不仅表现为外部收益的内部化，实现了规模经济，而且还表现为将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等外部成本内部化，有效地降低了交易费用。世界农业发展史也表明，农村合作经济不仅构成了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农业发展重要的组织基础，而且已成为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标志。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2004年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提出了鼓励发展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具体政策，理论界同样也是对农民合作组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了非常充分的探讨，并对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的未来发展充满乐观。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设想至今，二十几年的时间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并没有形成大的气候，目前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普遍存在规模不大，覆盖面小，实力薄弱，管理制度不健全和稳定性较差等问题，而最关键的是农民对合作经济组织的参与不够热情，内在动力严重不足。例如，到2005年底山东全省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21126个，数量居于全国首位；入社(会)农户达到460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22%，大大高于全国9. 8%的平均水平［1］。这相比国外近80%以上的农民参加合作组织的比例，覆盖面仍较低，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二、信用缺失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最大障碍
农民合作组织既然是新形势下节约交易费用的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为什么又不能很快地得到推广呢？原因有很多，既可以说是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持，也可以说是政府扶持力度不够，或是农民素质障碍，组织内部缺乏规范制度管理等等，但究其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信用障碍。
1、 信任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的最基础的资源要素
合作组织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主要原因就是将外部成本的内部化，有节约交易成本的利益驱动。但合作组织不同于一般性企业，不是靠权威对下属行使行政命令来组织生产的，而是依靠成员之间的合作，而合作过程中偷懒和搭便车的现象则难以避免，监督将成为最大的问题，倘若成员之间不依靠信任而仅依靠监督，庞大的监督成本就将使交易成本的节约变得毫无意义。因此，Gearg Draheim(1952)曾提出了合作社的双重特征—经济因素和情感因素，其中的情感因素—信任，即是合作社建立与存在的基础性要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了信任的基础，经济因素也成了无本之源，正是信任才导致了集体合作的优势，导致交易费用的节约和规模生产。信任度与合作绩效相辅相成，信任度越高则合作绩效越明显［2］。而目前农村政府信用、社会信用缺失造成的负效应，或增大了农民的交易成本，或让农民从历史的博弈经验中得到不信任的结论，从而抵消了这种组织形式带来的交易成本的节约，农民的内心不能支持这种合作机制，导致了合作组织在目前信用状况下的举步维艰。
2、合作组织变异的历史，使农民不相信合作能带来效益的机制
合作社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名词，早在1956年,我国就有96.3%的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各地也都建立了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合作化运动从保留农民个人对生产资料股权的初级合作社，发展到废止私人所有权的高级合作社，当时合作社的实质其实成为一种剥夺农民入社与退社的自主权，对私有财产进行集体无差别占有的集体经济形式,而后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制度,更是使合作社变异成为一种管理农民的政府机构,这种变异对农民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所以现在的农民受过去合作化运动阴影影响，心有余悸，“恐合”心理严重，认为合作化就是集体化，就是剥夺他们私有财产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在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往往无视农民的意愿和权利，甚至不惜采取强制的手段“逼合”，农民对此更是非常反感，并由此产生“排合”意识，这就进一步加大了合作化的难度。这种农民对政府政策及行为的不信任，也是基于中国农村发展历史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障碍因素。
3、社会整体的信用缺失，使农民与合作组织管理者之间不信任
中国目前整个社会信用缺失现象十分严重，农村亦无可避免，企业与农户之间存在合同协议履约难，股份合作分红兑现难的现象比比皆是，据统计，目前农产品商品合同履约率不到20%。而目前由于《合作社法》的缺失，对合作组织的法人地位，以及组织内部的产权形式、管理制度、分配制度都没有原则性的界定和保护，一些以企业或大户支撑、由企业或大户主导和控制的合作社就有可能不再是服务小农户的机构，而成为企业、大户损害农民利益的手段，因此，合作组织中出现的大户吃小户的现象屡见不鲜，而因商贩哄抬收购价导致社员不履行合作协议的事情也很常见。这种种的前车之鉴更加深了农户与合作组织管理者之间的不信任，即使有严密的内部管理制度，这种不信任依然会使合作组织的运作成本很高，从而导致合作绩效的低下，甚至组织的解体，同时也使更多的农民从历史重复博弈的经验中得到不信任的结论，因此而丧失了加入合作组织的积极性，阻止了合作组织的快速发展。
三、面对农村当前低信任度的社会结构，合作组织应首先利用家族信用关系起步
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要使农民由“不信任”转为“信任”，亦不是很快就能达到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在社会信用缺失的现状下，农村的家族信用正取而代之，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信用程度高，信息失真小。因此，在农村当前状况下，发展合作组织，应该充分利用家族信用关系起步，这样能使合作组织的资金、劳动力以更低的交易费用取得，同时维持组织运转的监督成本也会低，这也是目前突破“囚徒困境”的一条捷径。
在东西方社会制度结构中，家庭制度的地位和作用有很大不同。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差序格局”一文中所论述的，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在这种团体格局下，首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强调个人的独立和平等，是个人主义的社会结构，因而家庭的概念和含义较为简单，这种家庭以生育为主要功能，是暂时性的。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及家族利益和声誉远远高于其他
组织［3］。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差序格局的，人与人关系的亲疏远近是以自我为中心所形成的同心圆束，与别人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薄，也愈推愈远［4］。这种社会格局下家的概念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可以根据需要沿着差续向外扩大。因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家在结构上是一个氏族，它不仅仅限于生育功能，而是一个事业组织，而且这个意义上的家不仅仅限于亲子所构成的小组合，而是依着需要扩大的、长期的、连续性的动态之家。正是因为中国传统伦理的中心是“推己及人”中的自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所有的关系都是自己的关系。因而，人们之间的社会信任也以家族主义和泛家族主义为衡量标准，形成了对家族内部的高信任度和对外人的低信任度。人际信任可分为一般信任与特殊信任，所谓一般信任是指对一般人的信任，特殊信任是对有共同经历、相互熟悉或有特殊关系的人的信任。特殊信任限制了一般信任的发展，而一般信任是构成一国社会资本的主要因素。美籍日本学者福山认为，企业的发展要依靠三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其中社会资本的影响超过前两种资本。所谓社会资本，按照科曼的说法，就是指人们在一个组织中为了共同的目的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能力。通常社会信任的出现和传递，主要通过文化机制，如传统、宗教、历史、习俗以及种族的价值观等的渐进演变。同时经济的发展和政府的理性行为也可以增强人际信任,从而增加社会资本的供给。美国学者韦伯也区分了两种信任方式：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这与上述特殊信任与一般信任的分法是一致的，前者是以血缘、亲缘为基础,建立在私人关系和家族或准家族关系上，后者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同时基于法律、法规和市场的完善。基于以上分析，在西方社会，基督教形成了人们的信仰共同体，法律、法规和市场发育的成熟形成了完善的契约制度，因而形成了较高的一般信任。而在我国，由于传统家族制度、家族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以私人关系和家族或准家族关系为主的特殊信任，而以契约制度的完善为衡量的一般信任则极为不足，因而构成了中国的特殊主义传统，及对家人、亲戚朋友等熟悉的人以较高的信任，对一般人一般不信任。这种低信任度的导致了对我国企业成长至为重要的社会资本的先天不足，私营企业在创业过程中主要依靠家人、亲戚和朋友，私营企业从其诞生就具有家族痕迹。
四、家族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减少企业的协调成本
从家族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所形成的制度背景看，东西方的家族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都形成于市场经济初创阶段，如果根据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的研究，当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生产技术、市场和管理(组织)等方面的条件具备后，意味着企业进行制度创新的时机已经成熟，家族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就会自然向现代的经理式企业制度过渡。但是，家族制在中国既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历史、文化范畴，中国传统家族制度、家族文化的长期渗透和影响，再加上由此所导致的社会资本的先天不足，致使我国的家族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并不会像西方的家族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那样顺利的向现代企业转变，而是要由一个长期、漫长的演变过程。另外，家庭是中国传统小工业、小商业的社会组织基础。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农业自然经济社会。为了维护农业自然经济的社会细胞，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观念体系来约束父子、夫妇、兄弟及其他亲属的关系,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倡导“孝”、“忠”的儒家政治伦理学说。在经济生活中，家庭成员的男女老少把生产劳动与生活劳动、户外劳动与户内劳动、主要劳动与辅助劳动、农业劳动与手工劳动等密切的结合在一起，可以最充分地发挥和协调家庭成员的功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中国传统社会精耕细作高度集约化的农业就是以这种小家庭为单位承担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手工业和商业长期也是以“夫妻型”、“父子型”的家庭手工业和小商贩的形式出现的，仍然是以家庭为单位，不过是将其生产功能移农于工、移农于商而已。传统家族制度中的等级制度和“尊上”、“忠信”、“服从”的观念以及家庭成员彼此高度的认同感和一体感，在私营企业中形成的家长制权威，以及相应地采取的“人治”管理方法，有利于组织和领导，减少企业内耗，增强企业凝聚力，降低管理控制难度和成本。家庭内部的凝聚力使家庭成员能够不辞辛苦、不计报酬地勤奋工作，在创业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以家族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确立起一种信任关系，对于降低经营风险起着重要的作用。家庭、家族及其扩展的地缘、朋友关系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家熟悉的制度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每个人的秉性、爱好都彼此熟悉，由此可以减低管理磨合的成本，使家庭成为中国传统小工业、小商业的社会组织基础。
如果说企业的成功取决于管理之道，而管理的核心是在企业中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建立在家族血缘、亲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企业利益就是家族利益，家族成员就是企业员工，员工在心理上对企业高度认同，互有归属感。这一层亲情的粘合剂容易使员工与领导之间更为融洽，思想上更容易相通，行动上更趋一致，从而大大降低了协调成本。家族成员之间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深厚感情和默契关系，也有助于化解企业内部的矛盾，使决策能够迅速贯彻。
不过家族信用仍然有它的局限性，特别是当组织规模很大时，家族成员很难再满足组织的需要，因此不能死守住家族信用，最终依然有赖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
参考文献：
［1］ 李红兵.山东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问题研究［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2］李昆.重释农业合作社存在与发展的内在动因［J］.农业经济,2004,(1).
［3］ 卢现祥.论华人企业的家族式管理［J］.华东经济管理,2000(1).
［4］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9.
(作者通讯地址:西安财经学院陕西 西安710061)
关键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信用障碍；家族信用
一、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改革30年以来，农产品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且随着加入WTO，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开放成为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农民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不仅受到资源与市场的双重约束，而且在直接面对统一的大市场时，还愈来愈受到小规模分散化生产所形成的较低的组织化程度的严重制约，以致难以准确把握必要的市场信息，生产经营活动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而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效对接的重要途径就是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外部市场的内部化，不仅表现为外部收益的内部化，实现了规模经济，而且还表现为将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等外部成本内部化，有效地降低了交易费用。世界农业发展史也表明，农村合作经济不仅构成了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农业发展重要的组织基础，而且已成为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标志。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2004年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提出了鼓励发展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具体政策，理论界同样也是对农民合作组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了非常充分的探讨，并对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的未来发展充满乐观。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设想至今，二十几年的时间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并没有形成大的气候，目前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普遍存在规模不大，覆盖面小，实力薄弱，管理制度不健全和稳定性较差等问题，而最关键的是农民对合作经济组织的参与不够热情，内在动力严重不足。例如，到2005年底山东全省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21126个，数量居于全国首位；入社(会)农户达到460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22%，大大高于全国9. 8%的平均水平［1］。这相比国外近80%以上的农民参加合作组织的比例，覆盖面仍较低，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二、信用缺失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最大障碍
农民合作组织既然是新形势下节约交易费用的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为什么又不能很快地得到推广呢？原因有很多，既可以说是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持，也可以说是政府扶持力度不够，或是农民素质障碍，组织内部缺乏规范制度管理等等，但究其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信用障碍。
1、 信任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的最基础的资源要素
合作组织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主要原因就是将外部成本的内部化，有节约交易成本的利益驱动。但合作组织不同于一般性企业，不是靠权威对下属行使行政命令来组织生产的，而是依靠成员之间的合作，而合作过程中偷懒和搭便车的现象则难以避免，监督将成为最大的问题，倘若成员之间不依靠信任而仅依靠监督，庞大的监督成本就将使交易成本的节约变得毫无意义。因此，Gearg Draheim(1952)曾提出了合作社的双重特征—经济因素和情感因素，其中的情感因素—信任，即是合作社建立与存在的基础性要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了信任的基础，经济因素也成了无本之源，正是信任才导致了集体合作的优势，导致交易费用的节约和规模生产。信任度与合作绩效相辅相成，信任度越高则合作绩效越明显［2］。而目前农村政府信用、社会信用缺失造成的负效应，或增大了农民的交易成本，或让农民从历史的博弈经验中得到不信任的结论，从而抵消了这种组织形式带来的交易成本的节约，农民的内心不能支持这种合作机制，导致了合作组织在目前信用状况下的举步维艰。
2、合作组织变异的历史，使农民不相信合作能带来效益的机制
合作社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名词，早在1956年,我国就有96.3%的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各地也都建立了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合作化运动从保留农民个人对生产资料股权的初级合作社，发展到废止私人所有权的高级合作社，当时合作社的实质其实成为一种剥夺农民入社与退社的自主权，对私有财产进行集体无差别占有的集体经济形式,而后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制度,更是使合作社变异成为一种管理农民的政府机构,这种变异对农民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所以现在的农民受过去合作化运动阴影影响，心有余悸，“恐合”心理严重，认为合作化就是集体化，就是剥夺他们私有财产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在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往往无视农民的意愿和权利，甚至不惜采取强制的手段“逼合”，农民对此更是非常反感，并由此产生“排合”意识，这就进一步加大了合作化的难度。这种农民对政府政策及行为的不信任，也是基于中国农村发展历史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障碍因素。
3、社会整体的信用缺失，使农民与合作组织管理者之间不信任
中国目前整个社会信用缺失现象十分严重，农村亦无可避免，企业与农户之间存在合同协议履约难，股份合作分红兑现难的现象比比皆是，据统计，目前农产品商品合同履约率不到20%。而目前由于《合作社法》的缺失，对合作组织的法人地位，以及组织内部的产权形式、管理制度、分配制度都没有原则性的界定和保护，一些以企业或大户支撑、由企业或大户主导和控制的合作社就有可能不再是服务小农户的机构，而成为企业、大户损害农民利益的手段，因此，合作组织中出现的大户吃小户的现象屡见不鲜，而因商贩哄抬收购价导致社员不履行合作协议的事情也很常见。这种种的前车之鉴更加深了农户与合作组织管理者之间的不信任，即使有严密的内部管理制度，这种不信任依然会使合作组织的运作成本很高，从而导致合作绩效的低下，甚至组织的解体，同时也使更多的农民从历史重复博弈的经验中得到不信任的结论，因此而丧失了加入合作组织的积极性，阻止了合作组织的快速发展。
三、面对农村当前低信任度的社会结构，合作组织应首先利用家族信用关系起步
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要使农民由“不信任”转为“信任”，亦不是很快就能达到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在社会信用缺失的现状下，农村的家族信用正取而代之，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信用程度高，信息失真小。因此，在农村当前状况下，发展合作组织，应该充分利用家族信用关系起步，这样能使合作组织的资金、劳动力以更低的交易费用取得，同时维持组织运转的监督成本也会低，这也是目前突破“囚徒困境”的一条捷径。
在东西方社会制度结构中，家庭制度的地位和作用有很大不同。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差序格局”一文中所论述的，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在这种团体格局下，首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强调个人的独立和平等，是个人主义的社会结构，因而家庭的概念和含义较为简单，这种家庭以生育为主要功能，是暂时性的。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及家族利益和声誉远远高于其他
组织［3］。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差序格局的，人与人关系的亲疏远近是以自我为中心所形成的同心圆束，与别人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薄，也愈推愈远［4］。这种社会格局下家的概念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可以根据需要沿着差续向外扩大。因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家在结构上是一个氏族，它不仅仅限于生育功能，而是一个事业组织，而且这个意义上的家不仅仅限于亲子所构成的小组合，而是依着需要扩大的、长期的、连续性的动态之家。正是因为中国传统伦理的中心是“推己及人”中的自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所有的关系都是自己的关系。因而，人们之间的社会信任也以家族主义和泛家族主义为衡量标准，形成了对家族内部的高信任度和对外人的低信任度。人际信任可分为一般信任与特殊信任，所谓一般信任是指对一般人的信任，特殊信任是对有共同经历、相互熟悉或有特殊关系的人的信任。特殊信任限制了一般信任的发展，而一般信任是构成一国社会资本的主要因素。美籍日本学者福山认为，企业的发展要依靠三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其中社会资本的影响超过前两种资本。所谓社会资本，按照科曼的说法，就是指人们在一个组织中为了共同的目的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能力。通常社会信任的出现和传递，主要通过文化机制，如传统、宗教、历史、习俗以及种族的价值观等的渐进演变。同时经济的发展和政府的理性行为也可以增强人际信任,从而增加社会资本的供给。美国学者韦伯也区分了两种信任方式：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这与上述特殊信任与一般信任的分法是一致的，前者是以血缘、亲缘为基础,建立在私人关系和家族或准家族关系上，后者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同时基于法律、法规和市场的完善。基于以上分析，在西方社会，基督教形成了人们的信仰共同体，法律、法规和市场发育的成熟形成了完善的契约制度，因而形成了较高的一般信任。而在我国，由于传统家族制度、家族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以私人关系和家族或准家族关系为主的特殊信任，而以契约制度的完善为衡量的一般信任则极为不足，因而构成了中国的特殊主义传统，及对家人、亲戚朋友等熟悉的人以较高的信任，对一般人一般不信任。这种低信任度的导致了对我国企业成长至为重要的社会资本的先天不足，私营企业在创业过程中主要依靠家人、亲戚和朋友，私营企业从其诞生就具有家族痕迹。
四、家族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减少企业的协调成本
从家族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所形成的制度背景看，东西方的家族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都形成于市场经济初创阶段，如果根据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的研究，当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生产技术、市场和管理(组织)等方面的条件具备后，意味着企业进行制度创新的时机已经成熟，家族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就会自然向现代的经理式企业制度过渡。但是，家族制在中国既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历史、文化范畴，中国传统家族制度、家族文化的长期渗透和影响，再加上由此所导致的社会资本的先天不足，致使我国的家族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并不会像西方的家族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那样顺利的向现代企业转变，而是要由一个长期、漫长的演变过程。另外，家庭是中国传统小工业、小商业的社会组织基础。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农业自然经济社会。为了维护农业自然经济的社会细胞，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观念体系来约束父子、夫妇、兄弟及其他亲属的关系,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倡导“孝”、“忠”的儒家政治伦理学说。在经济生活中，家庭成员的男女老少把生产劳动与生活劳动、户外劳动与户内劳动、主要劳动与辅助劳动、农业劳动与手工劳动等密切的结合在一起，可以最充分地发挥和协调家庭成员的功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中国传统社会精耕细作高度集约化的农业就是以这种小家庭为单位承担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手工业和商业长期也是以“夫妻型”、“父子型”的家庭手工业和小商贩的形式出现的，仍然是以家庭为单位，不过是将其生产功能移农于工、移农于商而已。传统家族制度中的等级制度和“尊上”、“忠信”、“服从”的观念以及家庭成员彼此高度的认同感和一体感，在私营企业中形成的家长制权威，以及相应地采取的“人治”管理方法，有利于组织和领导，减少企业内耗，增强企业凝聚力，降低管理控制难度和成本。家庭内部的凝聚力使家庭成员能够不辞辛苦、不计报酬地勤奋工作，在创业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以家族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确立起一种信任关系，对于降低经营风险起着重要的作用。家庭、家族及其扩展的地缘、朋友关系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家熟悉的制度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每个人的秉性、爱好都彼此熟悉，由此可以减低管理磨合的成本，使家庭成为中国传统小工业、小商业的社会组织基础。
如果说企业的成功取决于管理之道，而管理的核心是在企业中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建立在家族血缘、亲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企业利益就是家族利益，家族成员就是企业员工，员工在心理上对企业高度认同，互有归属感。这一层亲情的粘合剂容易使员工与领导之间更为融洽，思想上更容易相通，行动上更趋一致，从而大大降低了协调成本。家族成员之间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深厚感情和默契关系，也有助于化解企业内部的矛盾，使决策能够迅速贯彻。
不过家族信用仍然有它的局限性，特别是当组织规模很大时，家族成员很难再满足组织的需要，因此不能死守住家族信用，最终依然有赖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
参考文献：
［1］ 李红兵.山东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问题研究［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2］李昆.重释农业合作社存在与发展的内在动因［J］.农业经济,2004,(1).
［3］ 卢现祥.论华人企业的家族式管理［J］.华东经济管理,2000(1).
［4］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9.
(作者通讯地址:西安财经学院陕西 西安71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