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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起，网络文学从滥觞发展至蔚为大观，以庞大的创作与閱读体量，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成为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然而，网络文学在传统的文学标准下，缺乏足够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似乎难登大雅之堂。网络写作深受媒介技术革新影响，呈现出开放性、互动性等新特质，以传统的文学理论处理网络文学，也不免有无处用力的踏空之感。意义的缺失和理论的匮乏，使网络文学研究成为当代文学学科大厦上一朵调皮的“乌云”，成为摆在学术界面前一个崭新而棘手的课题。近年来，安徽大学特聘教授周志雄先生一直致力于网络文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在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建构研究》立项后不久，他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文化视域中的网络文学研究》又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一先一后的两个项目，实际上折射出他对网络文学研究“两步走”的战略，那就是在建构网络文学理论体系之前，先确定网络文学的文化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文化视域中的网络文学研究》共分导论、上下两篇和余论。在导论《网络叙事与文化建构》里，周志雄先生通过网络语汇与叙述文体、网络叙事的审美表达、感性解放与叙事的个体经验来分析网络叙事如何参与时代文化建构。上篇《文化视野·文学类型》撷取网络都市言情小说、网络武侠小说、网络侦探小说等类型，放置于后现代文化、视觉文化、亚文化、性别文化、通俗文化的视域下加以考察。下篇《生产机制·文化空间》从文化产业、商业机制、IP产业等角度阐释网络文学的制度基础与艺术规律。总的来说，文化与类型是这本专著的研究视域，而经由文化发现文学、经由类型发现先锋是这本专著的研究路径。
在文化视域中研究网络文学，或者说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考察网络文学，既是一种必须，也是一种策略。网络文学研究基础薄弱，所涉场域复杂，和政治、社会、经济、媒介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及正在进行中的蓬勃发展，使得单一学科、传统批评、静态理论很难对其全面系统地把握。而且，在面向“以读者为中心”的网络文学时，“文化产品的效果不能从为消费者所生产的内容中直接地‘读出’或推演出来，因为要发生任何有深度的‘社会效果’，它们就必须进入，就必须积极地协商于一个业已充分阐释的社会文化世界”（斯图亚特·霍尔语）。周志雄先生在《文化视域中的网络文学研究》中，将网络文学放置于更广泛的文化语境、绳之于多重谱系之间考察，以开放、在场的姿态介入到鲜活的网络文学现实场域，以系统、跨学科的文化视野游走于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不仅关注文本产生的自律意义，而且重视文本的他律性，深入到文本产生的文化形态中，深入到网络文学的生产、传播机制以及产业化运行的各个环节中，分析网络文学文本意义生成模式，有利于更为客观全面地评估网络文学的文化价值。南帆先生指出：“理论描述的关系网络愈密集，文学呈现的分辨率愈高。”正是以文化研究对网络文学隐藏关系的多谱系繁复考察，加深了我们对网络文学本体的认识和定位。
文学作品、流派、现象的文学史意义和文化价值，一般通过先锋性与陌生化来衡量。和西方“超文本”实验的网络文学不同，中国的网络文学大多是通俗的类型小说。在一些偏见中，这些网络类型小说仅仅是传统通俗文学在发表平台与传播媒介的迁移，毫无文学创新可言。陈思和先生曾用“先锋与常态”理论来辩证诠释通俗文学常态的先锋性，先锋性造成通俗文学常态断裂后，会形成通俗文学新的常态。实际上，网络文学在“投互联网之胎，转通俗文学之世”（李敬泽先生语）的过程中，已经是经过先锋性打断旧常态后形成的新常态文学。2013年获得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的网络作家阿菩指出：“网络文学驳接上了中国旧小说的传统， 沿着变文、评书、明清小说、民国鸳鸯蝴蝶派和近世以金庸、琼瑶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的轨迹一路走来， 并嫁接了日本的动漫、英美奇幻电影、欧日侦探小说等多种元素。就渊源之深远复杂而论， 其实并不在严肃文学之下。”故而，在这种深远复杂中研究提炼出先锋性，成为评价网络文学文学史意义的关键。
类型研究成为周志雄先生提炼先锋性的聚焦点。类型小说被普遍视为具有基本相同的结构模式、功能元素、情节发展等，可以说是套路明显、缺乏个性。然而，陈平原先生在治小说史研究时，曾借用法国学者基亚之言，指出类型小说的艺术成规“与其说是缩小了作者独创性，不如说是帮助说明了独创性。”周志雄先生从网络小说的类型出发，沿着“冯梦龙们—鸳鸯蝴蝶派—网络类型小说”这一中国古今“市民大众文学链”（范伯群、刘小源先生语），从类型小说的叙事仪式系统和文化母体中考察流变与互文，在传统的脉络中去估价它的先锋性与创造性，精准地为网络类型小说找到文学史定位，研究的高度与深度、清晰度与信服度兼备。
网络文学相对于传统文学，既不能视为一种线性的延伸，也不能看作是简单的变革与突破，实际上它是在复杂文化场域下爆破而出的新空间。长期以来，周志雄先生带领研究生们通过体验阅读、访谈作家、实地调研等方式，深入到这一新空间的现场，这种接近于“民族志研究”的方法有效地还原了网络文学真相、探寻了网络文学价值。而这一空间自身的理论还依然是很薄弱的。在余论《多维度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及构建路径》里，周志雄先生又详细分析了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建立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阐明应从文化、审美、商业、理论等维度系统考评网络文学，并指明构建这一体系的路径。这是周志雄先生自己的下一步学术方向，当然也应该是整个网络文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陈进，供职于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文化视域中的网络文学研究》共分导论、上下两篇和余论。在导论《网络叙事与文化建构》里，周志雄先生通过网络语汇与叙述文体、网络叙事的审美表达、感性解放与叙事的个体经验来分析网络叙事如何参与时代文化建构。上篇《文化视野·文学类型》撷取网络都市言情小说、网络武侠小说、网络侦探小说等类型，放置于后现代文化、视觉文化、亚文化、性别文化、通俗文化的视域下加以考察。下篇《生产机制·文化空间》从文化产业、商业机制、IP产业等角度阐释网络文学的制度基础与艺术规律。总的来说，文化与类型是这本专著的研究视域，而经由文化发现文学、经由类型发现先锋是这本专著的研究路径。
在文化视域中研究网络文学，或者说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考察网络文学，既是一种必须，也是一种策略。网络文学研究基础薄弱，所涉场域复杂，和政治、社会、经济、媒介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及正在进行中的蓬勃发展，使得单一学科、传统批评、静态理论很难对其全面系统地把握。而且，在面向“以读者为中心”的网络文学时，“文化产品的效果不能从为消费者所生产的内容中直接地‘读出’或推演出来，因为要发生任何有深度的‘社会效果’，它们就必须进入，就必须积极地协商于一个业已充分阐释的社会文化世界”（斯图亚特·霍尔语）。周志雄先生在《文化视域中的网络文学研究》中，将网络文学放置于更广泛的文化语境、绳之于多重谱系之间考察，以开放、在场的姿态介入到鲜活的网络文学现实场域，以系统、跨学科的文化视野游走于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不仅关注文本产生的自律意义，而且重视文本的他律性，深入到文本产生的文化形态中，深入到网络文学的生产、传播机制以及产业化运行的各个环节中，分析网络文学文本意义生成模式，有利于更为客观全面地评估网络文学的文化价值。南帆先生指出：“理论描述的关系网络愈密集，文学呈现的分辨率愈高。”正是以文化研究对网络文学隐藏关系的多谱系繁复考察，加深了我们对网络文学本体的认识和定位。
文学作品、流派、现象的文学史意义和文化价值，一般通过先锋性与陌生化来衡量。和西方“超文本”实验的网络文学不同，中国的网络文学大多是通俗的类型小说。在一些偏见中，这些网络类型小说仅仅是传统通俗文学在发表平台与传播媒介的迁移，毫无文学创新可言。陈思和先生曾用“先锋与常态”理论来辩证诠释通俗文学常态的先锋性，先锋性造成通俗文学常态断裂后，会形成通俗文学新的常态。实际上，网络文学在“投互联网之胎，转通俗文学之世”（李敬泽先生语）的过程中，已经是经过先锋性打断旧常态后形成的新常态文学。2013年获得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的网络作家阿菩指出：“网络文学驳接上了中国旧小说的传统， 沿着变文、评书、明清小说、民国鸳鸯蝴蝶派和近世以金庸、琼瑶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的轨迹一路走来， 并嫁接了日本的动漫、英美奇幻电影、欧日侦探小说等多种元素。就渊源之深远复杂而论， 其实并不在严肃文学之下。”故而，在这种深远复杂中研究提炼出先锋性，成为评价网络文学文学史意义的关键。
类型研究成为周志雄先生提炼先锋性的聚焦点。类型小说被普遍视为具有基本相同的结构模式、功能元素、情节发展等，可以说是套路明显、缺乏个性。然而，陈平原先生在治小说史研究时，曾借用法国学者基亚之言，指出类型小说的艺术成规“与其说是缩小了作者独创性，不如说是帮助说明了独创性。”周志雄先生从网络小说的类型出发，沿着“冯梦龙们—鸳鸯蝴蝶派—网络类型小说”这一中国古今“市民大众文学链”（范伯群、刘小源先生语），从类型小说的叙事仪式系统和文化母体中考察流变与互文，在传统的脉络中去估价它的先锋性与创造性，精准地为网络类型小说找到文学史定位，研究的高度与深度、清晰度与信服度兼备。
网络文学相对于传统文学，既不能视为一种线性的延伸，也不能看作是简单的变革与突破，实际上它是在复杂文化场域下爆破而出的新空间。长期以来，周志雄先生带领研究生们通过体验阅读、访谈作家、实地调研等方式，深入到这一新空间的现场，这种接近于“民族志研究”的方法有效地还原了网络文学真相、探寻了网络文学价值。而这一空间自身的理论还依然是很薄弱的。在余论《多维度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及构建路径》里，周志雄先生又详细分析了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建立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阐明应从文化、审美、商业、理论等维度系统考评网络文学，并指明构建这一体系的路径。这是周志雄先生自己的下一步学术方向，当然也应该是整个网络文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陈进，供职于安徽警官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