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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地制宜、审时度势,坚持走以特色效益农业为核心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子。”市委书记孙政才说,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不断延伸产业链,促进产业发展、农民增收,把特色效益农业发展的红利更多地留在当地、留给百姓。
将更多红利留给农民——这正是效益农业的最大效益。
在这种农业业态中,哪些环节能产生利润?这些利润又如何才能留给农民?
“无本生利”
——和其他现代产业一样,特色效益农业需要投入“本钱”。对势单力弱的农民而言,“本钱”成了阻挡他们追逐利润的第一个门槛。
2008年底,丰都县抛出一项大计划:打造西部肉牛之都。
消息很快传遍全县。
“我想养肉牛卖钱,但没本钱。”贫困户陈德华叹道。
“我想养母牛卖牛犊,但没本钱。”特困户王达英叹道。
…………
声声叹息,揭示出农民增收一大瓶颈——面对效益农业,不少农民被资金、技术、人工成本等“进入门槛”挡住。
如何让农户“无本生利”?
2012年初的一天,丰都县虎威镇香岩村。
一间牛场大门上,挂着一块“第12托牛所”的牌子。
牛场里,约40头肉牛低头吃草。旁边,专业饲养员正在添加草料。
“那两头牛是我的!”陈德华指着牛舍说,“肉牛托养模式让我圆了梦!”
肉牛托养模式——这是丰都“无本生利”的第一个答案:“春天赊牛、秋冬还账,赊瘦还肥、赊小还大。”
与此同时,丰都县暨龙镇乌羊坝村。
一间牛舍里,两头母牛已经配了种,肚子一天天变鼓。
牛舍旁,王达英像看孩子一样看着牛。
“去年11月,我领养了两头母牛。今年2月,两头母牛配了种,9月就生产了。”王达英说,“牛犊归我,母牛还给合作社——多亏了母牛领养模式,我能挣6000元。”
母牛领养模式——这是丰都“无本生利”的第二个答案:“企业购牛、农户领养、回收母牛、牛犊归户。”
通过两种模式,丰都帮助农民跨越了行业进入门槛,实现了“无本生利”——到2012年底,丰都县肉牛存栏量达到31.5万头,成为西南地区肉牛产业第一县,全县45%的农民参与其中,为当地141个贫困村带来了年人均2400元的利润。
“颗粒归仓”
——在传统农业生产中,农户全程参与各项农事,一切所需全由自己独立保障,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生产成本和潜在风险,削弱了农业利润。
2011年11月,大足县(现大足区)拾万镇。
漫步八埝村道边,秋风过处,但见稻浪滚滚。
丰收在即,种稻大户谷达富喜笑颜开。
“经测产,今年每亩有效穗有15.87万穗,平均亩产771.61公斤,创了历史新高!”
“这么多谷子,光靠你家怎么收?”有人发问。
这一问,难住了很多种养殖户——近年来,随着新型种养殖业推广,粮食产量和禽畜存栏量激增,对生产经营各环节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仅靠农户一家一户之力,难以全面保障育种、配种、防疫、收割、运输等各个环节;若是雇人帮工,又会使生产成本激增,导致利润骤减。
这个“结”如何解开?
“农机服务队进村了!”
收割开始当天,八埝村乡亲奔走相告。
一支小型收割机服务队,开进了谷达富的稻田。
很快,拾万镇3.16万亩稻田全部颗粒归仓。
2011年以来,一系列农业服务创新在大足遍地开花——
拾万镇建立了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和农机专业合作社,承担了集中育秧、病虫害防治、施肥等农事活动,社员按60元/亩交纳服务费,并享受部分农业专项补贴。
三驱镇在农业基地内组建服务专业合作社,下设六个专业服务队,对主要农事活动进行承包,服务费由投资企业支付。
中敖镇组织农机能手组建“专业农机服务队”,为农户提供集中育秧、农机作业等服务,集中育秧费30元/亩(种子农户自筹)、机械栽秧作业费50元/亩。
…………
享受这些专业服务,农民支付的服务费均低于市场价格。
“完善的农业服务,是助农增收的重要保障。”大足区农机专家肖方国说——通过建立专业服务机构,将专业性强、成本较高的农事活动交给市场,以此降低农户成本和风险,实现农民利润最大化。
“广开财源”
——在传统农业形态下,农产品只产生单一收入;而特色效益农业不断扩展产业附加值,能让农民享受多重价值。
1994年,万盛区(现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黑山镇南门村。
结婚后,张体学搬了家,成了南门村民。
到新家的头些年,他很郁闷——当地山势崎岖,耕地狭窄,产出的庄稼只够口粮;由于交通不便,村里种植的猕猴桃卖不出去,经常烂在果园里。
为了糊口,张体学当了伐木工。
直到今天,张体学的郁闷,仍然困扰着众多乡亲——由于传统农业收入单一,农民仅靠农业收入难以养家糊口。
转机,在2002年出现。
2002年,为增加农民收入渠道,万盛区开放了黑山谷景区,开始打造特色旅游农业。
张体学决定“不务正业”:他借来30万元,开了一家农家乐。
从此,农家乐的收入成了张体学的主要收入。
2006年,政府对农家乐进行统一规划。张体学搬进了规划区。
旅游业蒸蒸日上之际,张体学和乡亲们却开始“回归正业”。
近年来,万盛建设了黑山精品农业区——一个集自然生态游、现代农业休闲游、特色效益农业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基地,在南门村崛起。 2013年5月1日,黑山精品农业园。
游客体验园内,游人如织,摩肩接踵。
张体学一直在笑——三天小长假,农家乐的14个房间全部爆满。
“农业带动了旅游,旅游也让农业增加了利润。”南门村村委会一位干部说,村里没搞旅游前,村里的猕猴桃才卖八元一公斤。而随着游客增多,猕猴桃的价格能卖到56元一公斤。
到2013年,南门村体验式农业已经初见成效:猕猴桃产值达到2000万元,实现农民年人均增收3000元左右;方竹笋年产5000吨,产值4000万元,实现农民年人均增收1500元左右。
优化“细胞”
——农村家庭是农业的“细胞”。增强“细胞”的内生盈利能力,是将红利留给农民的“王道”。
2010年6月3日,大巴山脉。
张秀梅一手牵孩子,一手提行李,走出家门。
她身后,丈夫李同美合上家门,紧步跟上。
家,在身后越来越远。
结婚18年,为照顾孩子、老人,夫妇俩一直在种地,有时种玉米,有时种花椒。
“种田只能糊口。”张秀梅说,“现在孩子大了,我们要出去打工挣钱。”
“传统农业只能算是‘糊口经济’。”对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表示赞同——传统农业以家庭为单位,以自给自足为目标,商业化程度低,位于农业产业链底层,由此导致红利微薄。
“家庭经济,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攻克的‘堡垒’。”有人这样形容。
张秀梅举家弃农之时,张泽城却反向行之。
2013年春节前,张泽城的身份是农民工。
南下打工十年,他颇感疲惫。
2013年春节,张泽城回故乡万州过年。
他听说政府正在鼓励兴办微型企业,于是向工商部门提交了申请。
张泽城没有想到,他即将成为当地一项创新的先锋。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家庭农场”概念。这种生产形态沿袭了小农经济重视“细胞”——家庭这一理念,但同时又强调了农产品的商品属性。
“家庭农场的重要特点就是商品化。”徐勇说。市场需要什么,农场就生产什么——这让“黄土”变“黄金”成为可能。
针对这一契机,万州区整合了微企和效益农业两大政策资源,推出了“微型企业家庭农场”这一新型农业业态,并给以了相应政策优惠。
2013年2月21日,张泽城成为全市首位进行工商登记的家庭农场主。
“农场有政策支持,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以机械化和有机技术为生产优势。”张泽城说,“月收益预计将上万元。”
张泽城农场开张之时,万州区的进一步调研也渐次展开——向“堡垒”的新一轮进攻,即将展开。
将更多红利留给农民——这正是效益农业的最大效益。
在这种农业业态中,哪些环节能产生利润?这些利润又如何才能留给农民?
“无本生利”
——和其他现代产业一样,特色效益农业需要投入“本钱”。对势单力弱的农民而言,“本钱”成了阻挡他们追逐利润的第一个门槛。
2008年底,丰都县抛出一项大计划:打造西部肉牛之都。
消息很快传遍全县。
“我想养肉牛卖钱,但没本钱。”贫困户陈德华叹道。
“我想养母牛卖牛犊,但没本钱。”特困户王达英叹道。
…………
声声叹息,揭示出农民增收一大瓶颈——面对效益农业,不少农民被资金、技术、人工成本等“进入门槛”挡住。
如何让农户“无本生利”?
2012年初的一天,丰都县虎威镇香岩村。
一间牛场大门上,挂着一块“第12托牛所”的牌子。
牛场里,约40头肉牛低头吃草。旁边,专业饲养员正在添加草料。
“那两头牛是我的!”陈德华指着牛舍说,“肉牛托养模式让我圆了梦!”
肉牛托养模式——这是丰都“无本生利”的第一个答案:“春天赊牛、秋冬还账,赊瘦还肥、赊小还大。”
与此同时,丰都县暨龙镇乌羊坝村。
一间牛舍里,两头母牛已经配了种,肚子一天天变鼓。
牛舍旁,王达英像看孩子一样看着牛。
“去年11月,我领养了两头母牛。今年2月,两头母牛配了种,9月就生产了。”王达英说,“牛犊归我,母牛还给合作社——多亏了母牛领养模式,我能挣6000元。”
母牛领养模式——这是丰都“无本生利”的第二个答案:“企业购牛、农户领养、回收母牛、牛犊归户。”
通过两种模式,丰都帮助农民跨越了行业进入门槛,实现了“无本生利”——到2012年底,丰都县肉牛存栏量达到31.5万头,成为西南地区肉牛产业第一县,全县45%的农民参与其中,为当地141个贫困村带来了年人均2400元的利润。
“颗粒归仓”
——在传统农业生产中,农户全程参与各项农事,一切所需全由自己独立保障,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生产成本和潜在风险,削弱了农业利润。
2011年11月,大足县(现大足区)拾万镇。
漫步八埝村道边,秋风过处,但见稻浪滚滚。
丰收在即,种稻大户谷达富喜笑颜开。
“经测产,今年每亩有效穗有15.87万穗,平均亩产771.61公斤,创了历史新高!”
“这么多谷子,光靠你家怎么收?”有人发问。
这一问,难住了很多种养殖户——近年来,随着新型种养殖业推广,粮食产量和禽畜存栏量激增,对生产经营各环节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仅靠农户一家一户之力,难以全面保障育种、配种、防疫、收割、运输等各个环节;若是雇人帮工,又会使生产成本激增,导致利润骤减。
这个“结”如何解开?
“农机服务队进村了!”
收割开始当天,八埝村乡亲奔走相告。
一支小型收割机服务队,开进了谷达富的稻田。
很快,拾万镇3.16万亩稻田全部颗粒归仓。
2011年以来,一系列农业服务创新在大足遍地开花——
拾万镇建立了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和农机专业合作社,承担了集中育秧、病虫害防治、施肥等农事活动,社员按60元/亩交纳服务费,并享受部分农业专项补贴。
三驱镇在农业基地内组建服务专业合作社,下设六个专业服务队,对主要农事活动进行承包,服务费由投资企业支付。
中敖镇组织农机能手组建“专业农机服务队”,为农户提供集中育秧、农机作业等服务,集中育秧费30元/亩(种子农户自筹)、机械栽秧作业费50元/亩。
…………
享受这些专业服务,农民支付的服务费均低于市场价格。
“完善的农业服务,是助农增收的重要保障。”大足区农机专家肖方国说——通过建立专业服务机构,将专业性强、成本较高的农事活动交给市场,以此降低农户成本和风险,实现农民利润最大化。
“广开财源”
——在传统农业形态下,农产品只产生单一收入;而特色效益农业不断扩展产业附加值,能让农民享受多重价值。
1994年,万盛区(现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黑山镇南门村。
结婚后,张体学搬了家,成了南门村民。
到新家的头些年,他很郁闷——当地山势崎岖,耕地狭窄,产出的庄稼只够口粮;由于交通不便,村里种植的猕猴桃卖不出去,经常烂在果园里。
为了糊口,张体学当了伐木工。
直到今天,张体学的郁闷,仍然困扰着众多乡亲——由于传统农业收入单一,农民仅靠农业收入难以养家糊口。
转机,在2002年出现。
2002年,为增加农民收入渠道,万盛区开放了黑山谷景区,开始打造特色旅游农业。
张体学决定“不务正业”:他借来30万元,开了一家农家乐。
从此,农家乐的收入成了张体学的主要收入。
2006年,政府对农家乐进行统一规划。张体学搬进了规划区。
旅游业蒸蒸日上之际,张体学和乡亲们却开始“回归正业”。
近年来,万盛建设了黑山精品农业区——一个集自然生态游、现代农业休闲游、特色效益农业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基地,在南门村崛起。 2013年5月1日,黑山精品农业园。
游客体验园内,游人如织,摩肩接踵。
张体学一直在笑——三天小长假,农家乐的14个房间全部爆满。
“农业带动了旅游,旅游也让农业增加了利润。”南门村村委会一位干部说,村里没搞旅游前,村里的猕猴桃才卖八元一公斤。而随着游客增多,猕猴桃的价格能卖到56元一公斤。
到2013年,南门村体验式农业已经初见成效:猕猴桃产值达到2000万元,实现农民年人均增收3000元左右;方竹笋年产5000吨,产值4000万元,实现农民年人均增收1500元左右。
优化“细胞”
——农村家庭是农业的“细胞”。增强“细胞”的内生盈利能力,是将红利留给农民的“王道”。
2010年6月3日,大巴山脉。
张秀梅一手牵孩子,一手提行李,走出家门。
她身后,丈夫李同美合上家门,紧步跟上。
家,在身后越来越远。
结婚18年,为照顾孩子、老人,夫妇俩一直在种地,有时种玉米,有时种花椒。
“种田只能糊口。”张秀梅说,“现在孩子大了,我们要出去打工挣钱。”
“传统农业只能算是‘糊口经济’。”对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表示赞同——传统农业以家庭为单位,以自给自足为目标,商业化程度低,位于农业产业链底层,由此导致红利微薄。
“家庭经济,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攻克的‘堡垒’。”有人这样形容。
张秀梅举家弃农之时,张泽城却反向行之。
2013年春节前,张泽城的身份是农民工。
南下打工十年,他颇感疲惫。
2013年春节,张泽城回故乡万州过年。
他听说政府正在鼓励兴办微型企业,于是向工商部门提交了申请。
张泽城没有想到,他即将成为当地一项创新的先锋。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家庭农场”概念。这种生产形态沿袭了小农经济重视“细胞”——家庭这一理念,但同时又强调了农产品的商品属性。
“家庭农场的重要特点就是商品化。”徐勇说。市场需要什么,农场就生产什么——这让“黄土”变“黄金”成为可能。
针对这一契机,万州区整合了微企和效益农业两大政策资源,推出了“微型企业家庭农场”这一新型农业业态,并给以了相应政策优惠。
2013年2月21日,张泽城成为全市首位进行工商登记的家庭农场主。
“农场有政策支持,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以机械化和有机技术为生产优势。”张泽城说,“月收益预计将上万元。”
张泽城农场开张之时,万州区的进一步调研也渐次展开——向“堡垒”的新一轮进攻,即将展开。